摘要：贞观二年（628 年）春，长安太极殿的早朝散去后，太宗李世民并未返回后宫，而是召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留殿议事。彼时的大唐，虽已结束隋末战乱，却仍面临 “田地荒芜、百姓贫苦” 的困境 —— 历经多年兵灾，关中地区不少农户流离失所，国库储备仅够支撑日常开支。李世民

贞观二年（628 年）春，长安太极殿的早朝散去后，太宗李世民并未返回后宫，而是召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留殿议事。彼时的大唐，虽已结束隋末战乱，却仍面临 “田地荒芜、百姓贫苦” 的困境 —— 历经多年兵灾，关中地区不少农户流离失所，国库储备仅够支撑日常开支。李世民望着案上各地呈报的 “民生疾苦疏”，眉头紧锁，向萧瑀问道：“朕登基已两年，虽推行轻徭薄赋，却仍有百姓温饱难继。先生久历隋唐两朝，深谙治国之道，当为朕指一条富民兴邦之路。”

面对帝王的恳切问询，萧瑀躬身作答，一句 “节俭则民富，勤政则国兴”，不仅道破了治国的核心要义，更开启了贞观年间 “戒奢崇俭、君主勤政” 的治理序幕。这位出身名门、以刚正著称的大臣，用简洁有力的主张，为初唐的治世蓝图添上了关键一笔；而李世民虚心采纳、躬身践行的举动，则让 “节俭勤政” 从朝堂言论，化作惠及万民的实际政策。

萧瑀能成为李世民倚重的 “治国顾问”，源于他独特的人生阅历与刚正不阿的品性。他出身南朝梁皇室，是梁武帝萧衍的后代，隋时便以 “明达政体、直言敢谏” 闻名，曾任隋内史侍郎，深度参与过隋朝的政务决策。隋末大乱时，萧瑀因不满隋炀帝的奢侈暴政，辞官归隐，直至武德元年（618 年）唐朝建立，才应李渊征召出山，任内史令，成为唐初中枢重臣。

李世民即位后，深知萧瑀 “历经隋亡，洞悉兴衰” 的优势 —— 他见证过隋文帝 “开皇之治” 的节俭兴邦，也亲历了隋炀帝 “大兴土木、穷奢极欲” 导致的王朝崩塌，这份对 “奢与俭、勤与怠” 关乎国运的认知，远非其他大臣可比。更重要的是，萧瑀性格刚直，从不因帝王权威而隐瞒观点，即便面对李世民，也敢直言朝政弊端。贞观元年（627 年），有大臣提议为李世民修建豪华行宫，萧瑀当即反对：“隋炀帝都洛阳，建西苑、修龙舟，耗尽民力，终致天下大乱。今百姓尚未安居，陛下若先兴土木，恐失民心。” 这番话虽直切，却让李世民更加信任他，将其提拔为尚书左仆射，让其参与核心政务决策。

正是基于这份 “知史、敢言、可信” 的特质，当李世民为民生问题忧虑时，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萧瑀。而萧瑀的回答，也并非空泛的理论，而是结合隋亡教训与唐初实际的肺腑之言。

那日留殿议事时，萧瑀面对李世民的问询，并未急于罗列繁杂的政策，而是先从隋亡的教训说起：“陛下可知隋为何亡？并非无粮无兵，而是隋炀帝奢侈无度 —— 建东都、开运河、征高句丽，每一项都耗银数百万，赋税徭役压得百姓喘不过气，终至民变四起。反观隋文帝，在位时躬行节俭，宫室简陋，禁止地方进贡珍奇，百姓才得以休养生息，才有‘开皇之治’的富足。”

他话锋一转，直指唐初现状：“如今我大唐，百姓刚从战乱中安定，田地需开垦，家园需重建，国库亦不充盈。此时若陛下追求宫廷奢华，必然会让地方官效仿，向百姓索取贡品，加重赋税；唯有陛下带头节俭，减少宫廷开支，才能让百姓有更多财力耕种，积累财富 —— 此乃‘节俭则民富’。”

谈及 “勤政”，萧瑀进一步说道：“君主勤政，并非仅指每日上朝，更要‘知民情、察吏治’。隋炀帝都扬州，常年不问政务，地方官贪腐横行却无人管束，百姓疾苦难以上达。陛下若能常召地方官问询民生，亲自批阅奏章，及时纠正弊政，官员便不敢懈怠，政策才能真正惠及百姓 —— 此乃‘勤政则国兴’。”

萧瑀的话，字字切中要害。李世民听完，沉默良久，随后起身走到萧瑀面前，深施一礼：“先生所言，如警钟在耳。朕此前虽知节俭重要，却未想到其与民生关联如此紧密；虽勤勉理政，却仍有疏漏之处。若非先生点醒，朕恐难真正做到富民兴邦。” 他当即决定，以萧瑀的主张为准则，推行两项关键举措：一是下令减少宫廷开支，戒除奢侈；二是增加亲政频次，深入了解民情。

贞观二年三月，李世民正式下旨，从宫廷开支入手，推行节俭政策。第一道诏令便是 “罢四方贡献”—— 此前，各地为讨好皇室，常进贡珍奇珠宝、名贵药材、稀有鸟兽，不仅耗费百姓财力，还需大量人力运输。诏令明确规定，除必要的粮食、布匹等物资外，禁止地方官进贡任何奢侈品，已在运输途中的贡品，一律就地变卖，所得钱款用于赈济当地贫苦百姓。

紧接着，李世民对宫廷内部进行 “精简”：下令削减宫中膳食种类，废除 “每日三餐皆有山珍海味” 的旧例，改为 “荤素搭配、够用即可”，禁止浪费；精简宫女与太监数量，将宫中冗余的三百余名宫女放出宫，允许她们返乡嫁人或与家人团聚，既减少了宫廷用度，又让这些女子回归正常生活；对于正在规划中的 “洛阳行宫”，李世民直接下令停建，理由是 “今百姓尚未温饱，朕岂能先享安逸？”

这些举措推行之初，宫中有些旧臣颇有微词，认为 “帝王当有威仪，过于节俭恐失体面”。李世民听闻后，在朝会上公开回应：“帝王的威仪，不在于宫室奢华、服饰精美，而在于百姓是否安居乐业。若朕身着锦绣，却见百姓衣不蔽体；朕享用美食，却见百姓食不果腹，这样的‘威仪’，朕不屑为之！” 他还以萧瑀为例，说：“萧尚书身居高位，却常年穿粗布衣裳，食简单膳食，难道无人敬重他吗？相反，朝野上下都赞他清廉正直。可见，真正的威仪，源于品德与政绩，而非奢侈。”

李世民的以身作则，让节俭之风很快在宫廷乃至朝堂蔓延。宰相房玄龄主动削减府中用度，将节省的钱财用于资助寒门学子；魏徵更是将家中多余的房屋变卖，所得钱款捐赠给灾区。而政策的实效也很快显现：贞观二年年末，关中地区的农户因赋税减轻、无需缴纳贡品，粮食积累比上年增加三成；不少流离失所的百姓，也因朝廷停建工程、减少徭役，得以返乡开垦田地，全国登记在册的农户数量，较贞观元年增加了十余万户。

在推行节俭政策的同时，李世民也践行 “勤政” 的承诺。他将每日的早朝时间提前，增加 “午朝”，以便能更充分地与大臣商议政务；每月固定两次召见地方刺史、县令，亲自询问当地的收成、赋税、百姓疾苦，对回答详实、政绩突出的官员予以表彰，对敷衍塞责、不察民情的官员加以训斥。

贞观二年夏，关中地区遭遇旱灾，李世民不仅下令开仓放粮，还亲自前往灾区巡查。在华州（今陕西华县），他看到农户因缺水无法灌溉庄稼，当即与萧瑀、房玄龄商议，决定征调附近军队，协助百姓开挖水渠，引渭水灌溉农田。十余日后，水渠建成，缓解了旱情，百姓们纷纷跪地致谢，李世民却扶起他们说：“这不是朕一人之功，是萧尚书‘勤政则国兴’的建议提醒了朕 —— 唯有知民情、解民忧，才算得上合格的君主。”

萧瑀见李世民如此践行自己的主张，也更加用心辅佐。他主动牵头修订《唐律》中关于 “官员奢侈” 的条款，规定官员若因私人用途挪用公款、修建豪宅，将予以严惩；同时建议李世民建立 “勤政记录制度”，要求大臣每日记录所办政务，每月汇总上报，确保政务不拖沓、不遗漏。这些建议都被李世民采纳，成为贞观年间政务运行的重要制度保障。

李世民与萧瑀的这次治国对话，以及后续的政策实践，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转折点。“节俭则民富，勤政则国兴” 这八字箴言，不仅成为李世民治国的核心准则，更融入了初唐的政治文化 —— 此后数十年间，贞观君臣始终坚守这一理念，即便到了贞观后期，国力已大幅提升，李世民仍未放松节俭，曾多次拒绝大臣修建宫殿的提议，还在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丧事从简，避免劳民伤财。

而萧瑀也因这次进言，更受李世民信任，虽此后因性格刚直与其他大臣产生过矛盾，却始终被李世民视为 “治国良臣”，先后担任过司空、太子太保等要职，其画像也被列入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贞观十七年（643 年）萧瑀病逝时，李世民亲自前往吊唁，哭着说：“先生虽逝，但‘节俭勤政’的教诲，朕会铭记一生，让大唐永远走在富民兴邦的路上。”

从贞观初年的君臣对话，到此后数十年的政策坚守，“节俭则民富，勤政则国兴” 的理念，不仅让唐朝在短短二十余年间从战乱走向繁荣，更成为后世治国者推崇的典范。它告诉世人：一个王朝的兴盛，并非源于帝王的威权或国库的暂时充盈，而是源于君主对 “节俭” 的坚守、对 “勤政” 的践行，以及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关怀。而李世民与萧瑀的这段互动，也成为贞观之治中 “君臣同心、共商国是” 的生动缩影，永远镌刻在中华文明的治国史册中。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