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赵忠（？—189年），安平人，与张让并称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的核心人物。他早年因家贫入宫为宦，凭借对权力规则的精准把握，逐步从底层宦官攀升至“中常侍”高位。
赵忠（？—189年），安平人，与张让并称东汉末年宦官集团“十常侍”的核心人物。他早年因家贫入宫为宦，凭借对权力规则的精准把握，逐步从底层宦官攀升至“中常侍”高位。
关键转折点：
诛杀梁冀的功绩：延熹二年（159年），赵忠参与外戚梁冀的诛杀行动，因功被封为都乡侯。这一事件成为其政治生涯的起点，也奠定了他在宦官集团中的地位。灵帝的绝对信任：汉灵帝继位后，赵忠以“日夜侍奉”的姿态成为其心腹。灵帝曾公开宣称：“赵常侍是我母”，这种信任使其获得干预朝政的合法性。权力跳板：
赵忠通过“大长秋”一职掌控宫廷后勤，借机垄断皇室物资采购权。他利用灵帝对珍禽异兽的痴迷，搜罗名马、奇兽献上，甚至打造镶金驴车博取欢心。这种“投其所好”的策略，使其在灵帝心中地位远超其他宦官。
赵忠深谙“分权制衡”之道，通过以下方式巩固权力网络：
联合同盟：与张让、夏恽等十常侍结成利益集团，形成“宦官铁三角”。他们互相举荐亲属担任州郡要职，如赵忠之弟赵延任城门校尉，张让养子张奉任太医令，构建覆盖全国的宦官网络。打压异己：对威胁到自身地位的官员，赵忠采取“诬陷+清洗”策略。郎中张钧因弹劾十常侍被下狱致死，赵忠等人通过控制廷尉诬陷其“学黄巾道”，成功转移舆论焦点。拉拢士族：对中小地主采取怀柔政策，允许其保留部分土地，换取他们对宦官集团的默许。例如，赵忠曾派弟弟赵延拉拢名将傅燮，虽遭拒绝但仍避免直接冲突。卖官鬻爵制度化：赵忠主导的“西园卖官”制度将官职明码标价，郡太守定价二千万钱，县令四百万钱。买官者需先向“西园”缴纳预付款，上任后加倍搜刮民脂民膏偿还。此举导致官员贪污成风，百姓怨声载道。土地兼并：赵忠家族通过宦官特权强占良田，其弟赵延任野王县令时横征暴敛，引发民变。史载“中常侍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操控税收：南宫火灾后，赵忠建议征收田税每亩十钱修缮宫室，但州郡官员为讨好宦官，实际征收额度远超标准。刺史、太守又私自加派赋税，导致百姓“呼号叹息，装田苦不堪言”。神化灵帝统治：赵忠配合张让制造“天命在黄天”的舆论，宣称汉灵帝是“天命之子”，黄巾起义是“天谴”。同时，他们诬陷党人“图谋不轨”，将张钧等正直官员污名化为“乱党”。控制信息传播：赵忠掌握宫廷奏章传递权，刻意隐瞒民间疾苦。灵帝至死不知黄巾起义已蔓延至河北，正是赵忠信息操控的结果。宗教工具化：利用道教“符箓咒术”强化宦官权威。张让曾命孟佗以二十斛葡萄酒贿赂监奴，借其势力被举荐为凉州刺史，赵忠亦效仿此道拉拢地方豪强。在十常侍集团中，赵忠虽为二号人物，却通过以下策略保持影响力：
互补性分工：张让擅长笼络皇帝，赵忠则精于基层渗透。例如，张让通过“监奴”控制宫廷后勤，赵忠则派亲信担任刺史、郡守，形成“宫内-宫外”权力闭环。危机共担机制：当张让因卖官过甚引发士族反弹时，赵忠主动提议“暂停卖官”，缓解舆论压力。此举既保全集团利益，又避免个人成为众矢之的。继承人培养：赵忠注重提拔亲信子弟，其子赵延、养子赵戒均担任要职。这种“家族化”布局确保权力代际传承，即便赵忠死后，其势力仍能延续。大将军何进因镇压黄巾起义掌握军权，试图铲除宦官集团。赵忠则利用灵帝对何后的信任，策划反制：
假传圣旨：伪造灵帝遗诏，命何进入宫觐见；情报渗透：买通何进侍从，掌握其行动轨迹；心理威慑：派宦官劝说何太后：“将军权重，恐生不测”，分化何进阵营。中平六年（189年），何进在嘉德殿被赵忠等人伏杀。这场政变的关键细节：
时间选择：趁何进与太后争论废立之事时动手；武器伪装：宦官手持宫廷仪仗用的戈矛，伪装成合法处决；舆论操控：事后散布“何进谋反”谣言，为弑君行为洗白。何进部将袁绍率军血洗宫禁，赵忠挟持少帝出逃。逃亡途中：
信任崩塌：尚书卢植率军追击，赵忠自知无路可逃；历史定格：于黄河渡口投水自尽，结束其二十年权宦生涯。东汉“外戚-宦官”制衡机制本质是皇权的自我分裂。当皇帝（如灵帝）无力驾驭外戚时，便转而扶持宦官作为“白手套”。赵忠的崛起，实为汉灵帝对士族集团忌惮的产物。
卖官鬻爵导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黄巾起义爆发后，赵忠仍克扣军费，致使皇甫嵩等将领错失战机。这种“以腐败养权力”的模式，加速了东汉政权崩溃。
赵忠集团通过垄断奏章传递、控制史官笔削，构建了单向信息环境。灵帝至死不知民间疾苦，正是宦官信息操控的恶果。
赵忠的一生，是东汉宦官专权的缩影。他从底层宦官到权倾朝野的“十常侍二号”，既是个人野心的胜利，更是制度性腐败的必然。当他在黄河岸边投水自尽时，带走的不仅是个人性命，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正如《后汉书》所言：“张让、赵忠等窃幸承宠，浊乱海内。”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脱离制衡的权力，终将成为吞噬一切的深渊。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