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现象并非今日始，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普遍化、工具化、常态化。从古希腊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正义借口”的剖析，到当代汉娜·阿伦特对“恶之平庸性”的警示，人类始终在重复着以崇高名义行卑劣之事的悲剧。

当全球都在滥用“恐怖分子、恐怖组织、毒贩、贩毒”等词语为借口打击对手时，人类文明的根基正在被悄然侵蚀。

这种现象并非今日始，但从未像今天这样普遍化、工具化、常态化。从古希腊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正义借口”的剖析，到当代汉娜·阿伦特对“恶之平庸性”的警示，人类始终在重复着以崇高名义行卑劣之事的悲剧。

当“反恐”“禁毒”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万能钥匙，当这些词汇被异化为清除异己的道德武器，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残酷的真相：人类正在集体参与一场精心设计的语言骗局，而这场骗局的最终代价，可能是整个文明秩序的崩塌。

一、历史镜鉴：从“异端审判”到“反恐战争”的话语嬗变

中世纪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将“异端”标签贴在一切挑战教会权威者身上，这种做法与现代“恐怖主义”指控在本质上如出一辙。

西班牙历史学家胡安·马尔克斯的研究显示，15世纪末的西班牙宗教清洗中，超过90%的被指控者实际上是与政治经济利益相关的普通民众。教会通过将特定群体定义为“上帝的敌人”，合法化了对犹太商人、穆斯林学者和基督教改革者的系统性剥夺。这种话语暴力背后，是统治集团对财富、权力和话语权的垄断。

20世纪的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威胁”取代“异端”成为新的万能标签。美国参议院麦卡锡听证会档案揭示，1950年代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同情者”的数千人中，真正与苏联情报机构有关联的不足3%。但这个标签足以摧毁任何人的职业生涯和社会地位。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这种话语机制通过制造“敌人”来强化社会控制，而“敌人”的定义权始终掌握在权力手中。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政治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在《恐怖主义文化》中统计，2001 - 2020年间，全球有超过60个国家以“反恐”名义对他国实施军事干预或制裁，但其中超过70%的行动最终被证明服务于石油利益、地缘战略或国内政治需要。

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便是典型案例——西方以“保护平民免受卡扎菲恐怖统治”为由发动战争，但战后泄露的邮件显示，法国萨科齐政府的主要动机是阻止利比亚创建非洲统一货币，维护法国在非洲的金融霸权。

二、当代乱象：标签武器的全球扩散与异化

在拉丁美洲，“毒贩”标签已成为清除政治对手的利器。墨西哥国家安全档案显示，2006 - 2018年间，被政府定性为“毒枭”的132人中，有87人实际上是地方政治领袖、工会活动家或土地权益倡导者。

哥伦比亚学者阿尔弗雷多·拉诺的研究指出，美国支持的“哥伦比亚计划”名义上打击毒品贸易，实际上系统性地清除了左翼政治力量，为跨国公司掠夺自然资源铺平道路。

当农民合作社被贴上“毒品资助组织”标签，当原住民领袖被诬陷为“贩毒集团成员”，禁毒战争已经异化为资源掠夺的遮羞布。

在中东，“恐怖组织”的定义权争夺尤为激烈。土耳其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同时支持叙利亚的“征服沙姆阵线”（前基地组织分支）；沙特阿拉伯谴责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却向瓦哈比极端思想输出提供资金。这种双重标准背后，是地区霸权争夺的赤裸裸现实。

英国记者帕特里克·科伯恩在《反恐战争》中揭露，2014年美国主导的反ISIS联盟中，多个海湾国家实际上通过秘密渠道向极端组织提供资金和武器，目的是削弱伊朗和叙利亚政府。

在亚洲，南亚国家间的“恐怖主义”相互指责已成常态。印度和巴基斯坦长期将对方支持的克什米尔武装团体称为恐怖组织，同时各自扶持代理人武装。东南亚国家则利用“反恐”加强国内控制，马来西亚2019年《反恐怖主义法》修正案将“批评政府政策”纳入恐怖主义定义范畴。

这种泛化趋势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警示的：当国家将“暴力垄断权”与“道德定义权”结合，民主制度将名存实亡。

三、机制剖析：话语暴力的生产与再生产

标签武器的有效性建立在三个关键机制上。

首先是道德绝对化——通过将对手定义为“邪恶化身”，剥夺其一切合法性。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一旦群体被贴上“危险”标签，普通人也会对其施加残酷行为。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美国政府通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基地组织关联”等指控，成功将萨达姆政权塑造成邪恶帝国，为战争赢得了超过70%的民意支持。

其次是信息不对称——权力方垄断证据生产和传播渠道。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的“符号暴力”理论指出，当特定群体被系统性地剥夺话语权，他们无法反驳强加的标签。美国国防部在阿富汗战争中创造的“敌方战斗人员”概念，绕开了《日内瓦公约》对战俘权利的保护，使得数千人未经审判被长期关押。这种话语创新实质上是法律暴力的延伸。

最后是利益捆绑——通过制造共同威胁，巩固内部团结和外部联盟。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雅典常常通过夸大波斯威胁来维持帝国统治。当代美国则通过“全球反恐战争”构建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同盟体系，2001 - 2021年间，美国国防预算增长超过150%，军工复合体获利超过2万亿美元。这种“威胁 - 安全”的循环逻辑，正如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密特所言：“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状态的能力。”

四、文明危机：当语言失去共识意义

标签武器的滥用正在摧毁人类文明的根基——语言本身。当“恐怖主义”可以指代从自杀式袭击到和平示威的任何行为，当“毒贩”可以涵盖从企业联合组织首领到种植古柯的农民，这些词汇就失去了沟通功能，沦为纯粹的权力工具。

英国哲学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的“新话”正在成为现实：语言被简化为政治口号，思想被压缩为二元对立。

更可怕的是，这种话语暴力正在重塑人类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显示，长期接触标签化宣传会改变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强化杏仁核的威胁反应，削弱前额叶的理性分析能力。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表明，反复观看“恐怖分子”标签化新闻的受试者，对特定族群的偏见增加40%，即使后续提供相反证据也难以改变。这种认知损伤具有代际传递性，形成难以逆转的社会分裂。

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指出，人类文明的独特性在于能够通过“共同想象”进行大规模合作。当“恐怖主义”“毒品威胁”等虚构的“共同敌人”取代了真实的共同利益，当语言从沟通工具变成斗争武器，人类社会的合作基础正在瓦解。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警告的“失范状态”——集体意识崩溃导致的规范真空——正在全球范围内显现。

五、出路何在：重建话语伦理的艰难探索

面对这场文明危机，出路不在于寻找新的标签，而在于重建话语伦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启示我们：真正的对话始于承认无知，而非宣判真理。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2020年尝试将“环境破坏”纳入反人类罪范畴，这种话语创新试图将道德关注从“敌人”转向“伤害”，为超越标签政治提供了可能。

制度层面，需要建立独立的话语监督机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018年成立的“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办公室，虽然权力有限，但开创了国际话语治理的先河。

国内层面，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模式值得借鉴——通过公开对话而非标签定罪，处理历史创伤。这种做法基于非洲哲学的“乌班图”思想：人的尊严在于关系性存在，而非孤立评判。

教育是根本出路。芬兰从2016年起将“媒体素养”纳入基础教育核心课程，教导学生识别宣传技巧和话语陷阱。这种教育不是灌输特定观点，而是培养批判性思维——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交往理性的核心是主体间性，即承认他者作为平等对话伙伴的地位。”

个人层面，我们需要践行“话语节制”。当想要使用“恐怖分子”“毒贩”等标签时，不妨先思考：这个标签基于什么证据？服务于谁的利益？会带来什么后果？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强调“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标签泛滥的时代，恢复语言与现实的对应关系，是每个公民的文明责任。

站在人类文明的长河边，我们看到太多以崇高名义犯下的罪行。从十字军东征到宗教裁判所，从殖民征服到冷战对抗，历史反复证明：当语言成为武器，当道德变成工具，人类离自我毁灭就不远了。

今天，当“反恐”“禁毒”的旗帜下掩盖着地缘博弈、资源掠夺和权力巩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持清醒——不是要否定真实存在的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而是要警惕这些词汇被异化为压迫工具的危险。

德国神学家马丁·尼莫勒在纳粹时期的忏悔发人深省：“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在标签政治盛行的时代，沉默不是中立，而是共谋。唯有坚持话语的诚实与节制，唯有捍卫他者被倾听的权利，人类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在分裂的悬崖边找回团结的可能。

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文明使命！

来源：莫离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