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895年3月，日本马关春帆楼的灯烛彻夜未熄。当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远在天津的海关道盛宣怀正对着案头的奏稿枯坐天明。这位清末洋务派核心人物，早年以李鸿章幕僚身份投身实业，主持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等近代企业，因常年与西方技术、制度打交

1895年3月，日本马关春帆楼的灯烛彻夜未熄。当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下名字的那一刻，远在天津的海关道盛宣怀正对着案头的奏稿枯坐天明。这位清末洋务派核心人物，早年以李鸿章幕僚身份投身实业，主持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等近代企业，因常年与西方技术、制度打交道，深知中国“器不如人”的根源是“才不如人”。这份题为《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的文书，字里行间满是焦灼——甲午战败的噩耗如惊雷炸响，割地赔款的屈辱让他痛彻心扉：“中国之败，非器之劣，实才之乏也。”正是这份在国难中催生的紧迫感，最终催生出中国近代高等工程教育的第一颗种子——北洋大学堂，也就是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

一、国难中的建校：从“自强之叹”到“兴学之举”

19世纪末的中国，早已不是“天朝上国”的旧梦所能遮蔽。两次鸦片战争撕开了国门，洋务运动搞了三十余年，却在甲午一战中被看似“蕞尔小国”的日本打得溃不成军。军舰沉于黄海，炮台毁于辽东，那些从国外买来的坚船利炮，终究没能撑起清廷的国防。盛宣怀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便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一针见血：“练兵、理财，莫先于兴学；兴学之本，必重师范、实务。”

彼时的中国并非没有“学堂”，但传统书院仍在讲授经史子集，洋务派创办的船政学堂、电报学堂多是专科性质的技术学校，培养的是“匠才”而非“通才”。这位手握轮船、电报等实业命脉的官员，早已因缺乏懂技术、通西学的人才屡屡碰壁，他要办的，是一所真正对标西方的“大学”——有预科、有本科，分科设教，既重理论又重实践，能为国家培养“可当大事”的工程、矿务、法律人才。

1895年10月2日，光绪帝朱批“该衙门议奏”，正式准设北洋大学堂。盛宣怀亲自选址天津北运河畔的梁家园，将原有的博文书院旧址改建扩充，又斥资添置西式仪器、图书。他以多年实业办学的经验，亲自拟定《天津中西学堂章程》，明确“头等学堂（本科）四年，二等学堂（预科）四年”的学制，这是中国近代首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学制体系。章程里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办学宗旨，要求学生“不尚空谈，重在实践”，这四个字后来刻进了北洋大学堂的校碑，也成了天津大学百年未改的精神内核。

建校之初的师资组建堪称“中西合璧”。盛宣怀以高薪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为总教习，负责课程设计与教学管理；又从国内招揽饱学之士，如数学家华蘅芳、化学家徐寿的儿子徐建寅等。丁家立曾就读于耶鲁大学，深谙西方高等教育模式，他将工程、矿务、机器、律例四科定为头等学堂核心学科，课程设置完全参照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标准——大一开设微积分、物理、化学等基础课，大二起分专业授课，工程科讲授土木工程、机械制造，矿务科涵盖矿物学、采矿工程，律例科则侧重国际公法、商法。所有课程均用英文教材，课堂讲授也以英语为主，这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堪称“石破天惊”。

二、殊途同归：盛宣怀与丁家立的“中西合谋”

北洋大学堂的初创成功，离不开盛宣怀与丁家立这对“中西搭档”的默契合作。两人初识于1886年，彼时丁家立已在天津创办中西书院，以新式教育理念培养学生，而盛宣怀正为洋务企业缺人发愁，听闻丁家立的办学成效后主动登门拜访。一番深谈后，两个原本轨迹迥异的人，竟在“兴学储才”上达成了惊人共识——盛宣怀懂中国国情、握资源人脉，丁家立通西方教育、晓学科设置，这种互补性让他们成了推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黄金搭档”。

盛宣怀对丁家立给予了近乎“全权委托”的信任。在《天津中西学堂章程》拟定过程中，他主动放弃了传统教育的“经史必修”条款，全盘采纳丁家立提出的“分科教学、实践为重”方案；面对守旧派“用洋人总教习是丧权辱国”的攻讦，盛宣怀直接在奏折中回应：“办学如治病，西医能治沉疴，何惧用之？”他甚至为丁家立特批“遇事可直接禀奏”的特权，让其能绕开繁杂的官僚流程推进教学改革。这种信任并非盲目——盛宣怀深知，丁家立的目标不是“传播西教”，而是真正帮中国建立现代教育体系，这从丁家立拒绝在学堂开设宗教课程便可印证。

丁家立则以“知华、助华”的姿态回报这份信任。他主动降低自己的薪酬，将经费省下来添置实验设备；为了让课程贴合中国需求，他特意走访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根据实业界的反馈调整工程科、矿务科的课程内容，增设“中国矿脉分布”“海河水利治理”等本土化课程。1897年，盛宣怀计划选派学生留洋，丁家立立刻动用耶鲁大学的人脉，为北洋学子争取到“免试入学”的资格，还亲自编写《留洋预备指南》，从语言到礼仪逐一指导。更难得的是，当1899年首届学生毕业时，丁家立主动提议由盛宣怀主持毕业典礼、颁发文凭，自己则站在侧席，他说：“这所学堂是中国的，荣耀理应属于中国人。”

两人的合作也并非毫无分歧。1898年，丁家立提议增设“政治学”科，盛宣怀却坚决反对——他担心这类课程会触动清廷敏感神经，危及学堂生存。最终两人各退一步，将“政治学”内容融入律例科的“国际公法”课程中，既保留了知识内核，又规避了政治风险。这种“求同存异”的智慧，正是北洋大学堂能在清末复杂环境中站稳脚跟的关键。

三、初创期的坚守：在质疑中筑牢“工程根基”

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从一开始就伴随着争议。守旧派官员嘲讽其“舍圣贤之学，逐夷狄之技”，认为教学生“算学、机器”是“本末倒置”；民间也有流言称“洋学堂教的是‘奇技淫巧’，读了会忘本”。但盛宣怀和丁家立不为所动，这位历经实业风雨的洋务重臣，深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们用实打实的教学成果回应质疑。

二等学堂的招生堪称“严苛”。考生需年满13岁，能熟练读写中文，还要通过数学、英语的入门测试。1895年首次招生时，报名者虽有数百人，但最终仅录取30人。学堂实行“淘汰制”，预科每年淘汰率高达20%，本科更是“非最优者不得留”。有学生回忆，当时的物理课要做力学实验，化学课要进实验室操作，工程科的学生还要去天津机器局实习，“每日功课满档，无一刻闲暇，稍有松懈便会落后”。

头等学堂的工程科是当之无愧的“王牌”。1896年，学堂添置了蒸汽发动机、发电机、起重机等西式设备，建成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学实验室。学生不仅要在课堂上学习理论，还要亲手操作机器，绘制工程图纸。1897年，天津附近的开平矿务局出现矿井塌方，北洋大学堂矿务科的师生主动前往勘察，用所学的地质知识提出加固方案，最终成功解决问题。这件事让北洋大学堂“学以致用”的名声传遍京津，连守旧派也不得不承认“此等人才确有用处”。

律例科的设立则体现了盛宣怀的远见。他深知，近代中国与列强打交道屡屡吃亏，根源之一是不懂国际公法。于是，律例科成了头等学堂的四大科之一，课程涵盖《万国公法》《民法》《商法》等。首届律例科学生王宠惠，后来成为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他在北洋打下的法学基础，为其日后留学耶鲁、获颁中国首个耶鲁法学博士学位埋下伏笔。

四、劫后重生：1900年庚子之变后的复课之路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战火蔓延至天津，北洋大学堂遭遇了创办以来最致命的打击。俄军率先占据了梁家园的校舍，将学堂的仪器、图书肆意损毁——价值数万两白银的蒸汽发动机被拆解变卖，英文原版教材被当作燃料焚烧，实验室里的化学试剂被打翻在地，连刻着“实事求是”的校碑都被推倒断裂。当时正在北京述职的盛宣怀得知消息后，急得吐血，在日记中写道：“五年心血，毁于一旦，痛哉！”

此时的丁家立正在天津坚守，他冒着炮火潜入校舍，抢出了少量重要文件和20余名学生的学籍档案。看着满目疮痍的校园，他第一时间给远在上海的盛宣怀发电报：“学堂可毁，学子不可散，愿携生徒南下，续办学业。”盛宣怀接到电报后，立刻动用自己的人脉，联系上海南洋公学（其1896年创办）腾出校舍，又拨付专款作为南下师生的路费和生活费。1900年10月，丁家立带着43名幸存学生，从天津乘船辗转至上海，北洋大学堂的“火种”在南洋公学得以延续。

在上海的三年，是北洋学子最艰难的时光。他们与南洋公学的学生挤在临时教室上课，缺少实验设备，就用手绘图纸代替操作；没有英文教材，就由丁家立口述，学生们轮流记录整理。盛宣怀每月都会从天津赶往上海，查看教学情况，他见学生们衣着单薄，便自掏腰包为每人添置棉衣；得知实验室设备不足，又从轮船招商局调来了两台闲置的小型发动机。1902年，清廷下令恢复北洋大学堂，盛宣怀立刻启动校舍重建——他拒绝了俄军提出的“赔偿修复”，坚持用自己的实业收入重建校园，选址天津西沽武库旧址，比原来的梁家园校舍扩大了三倍。

1903年4月17日，北洋大学堂举行复课典礼。当盛宣怀和丁家立并肩走上讲台时，台下的学生们自发响起掌声。盛宣怀指着新立的“实事求是”校碑，声音沙哑却坚定：“校舍可毁，精神不可毁！今日复课，便是要让世人知道，中国的新学，打不垮、压不倒！”复课当天，就有10余名原校学生从各地赶回，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桥梁专家的茅以升——他当年因战乱中断学业，得知复课消息后，步行三个月从南京赶到天津，只为重归北洋课堂。复课后的北洋大学堂，不仅恢复了原有四科，还增设了铁路工程科，课程设置更贴合国家战后重建的需求，短短一年间，学生人数就从43人增至120人。

五、文凭背后的分量：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份答卷”

1899年的夏天，北洋大学堂迎来了历史性的一刻——首届头等学堂学生毕业。这12名毕业生身着统一的学士服，在“实事求是”的校碑前肃立，从盛宣怀手中接过了烫金文凭。这可不是传统的“功名证书”，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近代大学文凭，证书上印着“钦字第×号”的字样，彰显着朝廷对这批新式人才的认可。

盛宣怀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掷地有声：“诸君今日毕业，非学业之终，乃报国之始。”他亲自为毕业生安排出路：工程科的学生被派往京张铁路、开平矿务局等洋务企业，矿务科的学生奔赴山西、湖南的矿场，律例科的王宠惠则被推荐留学美国。这些毕业生很快在各自领域崭露头角：工程科毕业生陈西林参与修建京张铁路，主持设计了青龙桥车站的“人”字形线路配套工程；矿务科毕业生张轶欧主持整顿山东煤矿，使煤炭产量较此前翻了三倍。他们用实践证明，盛宣怀“兴学储才”的理念没有落空。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大学堂的“淘汰制”虽严苛，却培养出了真正的精英。1900年战乱中被迫中断学业的学生里，有11人后来通过自学考入耶鲁、麻省理工等名校，其中两人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回到北洋大学堂任教，延续着“教学相长”的传统。

六、百年传承：从“北洋”到“天大”的精神延续

盛宣怀或许不会想到，他在甲午国难中播下的这颗“兴学”种子，会在百年后长成参天大树。1912年，北洋大学堂更名为北洋大学校；1951年，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后定名天津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中，虽部分学科被拆分，但工程学科的核心血脉得以保留。如今的天津大学，依然以工科见长，在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领域保持着国内领先地位，“实事求是”的校训，仍在每一届天大学子口中传承。

回望1895年那个焦灼的清晨，盛宣怀在奏稿中写下的“储才必先兴学”，早已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共识。北洋大学堂的诞生，不仅是一所大学的起点，更是中国摆脱传统教育束缚、迈向现代高等教育的标志。它像一盏明灯，在甲午战败的黑暗中点亮了“工程救国”的希望，也为后来的中国高等教育树立了“学以致用”的标杆。

从北洋大学堂到天津大学，改变的是校名，不变的是“兴学强国”的初心。这颗在国难中诞生、在战火中重生的“火种”，历经百年风雨，如今已成为照亮中国工程教育的火炬——而这一切的起点，都源于那位洋务重臣与美国教育家的一次勇敢“合谋”，源于一群学子在乱世中对知识的坚守！

来源：躬耕观史探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