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0年8月22日8时，四川省内江县公安局接到牛桥公社妇女主任陈仙的报案，在牛桥公社二大队四小队，距离公路20多米的稻田角落内发现了一具尸体。刑警队立即赶赴现场，同时向地区公安处和县检察院做了案情汇报，9时许，地区公安处和县检察院派出的6名技侦人员也到达案发

1980年8月22日8时，四川省内江县公安局接到牛桥公社妇女主任陈仙的报案，在牛桥公社二大队四小队，距离公路20多米的稻田角落内发现了一具尸体。刑警队立即赶赴现场，同时向地区公安处和县检察院做了案情汇报，9时许，地区公安处和县检察院派出的6名技侦人员也到达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向南1.5公里是史家街及火车站、向北6公里是资中县工业比较集中的银山镇，南北均靠铁路、公路和沱江沿岸。以案发现场为中心的周围，不到100米内，有大队加工房一座、守山凉棚两个、社员住房两处。在案发现场旁边的公路中心地带，有一滩血迹，血迹内有少许毛发和肌肉组织，血迹处距离陈尸位置26米。

经勘察，案发现场有明显的拖尸擦痕，痕迹中可见毛发和肌肉组织，在拖尸体的轨迹上，有被拉断的棕色皮带一节，二分和五分的硬币各一枚，破旧凉鞋一双，凉鞋长24厘米，还有一个光板鞋鞋印，鞋印长24厘米。尸体俯卧在稻田内，被稻草掩埋，小腿和双脚露在外面。死者为男性，身高1米61，身材健壮，短发，上穿白色涤良长袖衬衫，衬衣内夹有五角纸币一张，内穿印有“韶山”字样和图案的白背心，下穿深灰色涤棉长裤，裤腰上有襄樊红旗服装厂商标，内穿兰色齐腰短裤，皮带断损，裤袋内有5张 “第二铁路工程局四工程处运料单”，面部有大量的血迹，伤口16处，其中骨折四处均是钝器伤痕。经解剖，死者颅骨有两处呈凹陷性块状骨折。死者双手十指均是灰指甲，左手腕上有明显手表痕迹，后脑有生前伤疤一个，腹部右侧有生前手术缝合伤一条。

1980年8月23日，地区公安处领导复查尸体时，切开颈部发现左右甲状软骨结合部及左板骨折，两侧甲状软骨上角根部骨折，气管、食管、粘膜水肿出血。另外，又在案发发现场以北40米处的公路边找到草帽一顶、往东20米处的公路边流水沟内找到一根长约40厘米的断木棒。

经访问，案发当晚在现场附近看守大队加工房和守护山粮的社员陈建义、余华久、 苏能刚及钟德荣等人反映，1980年8月22日5时许，听到公路上有跑动和打击的声音，还听到哎呀声和呻吟声。余华久、 苏能刚二人还发现有手电的光亮，大约10分钟后，就没有声音了。史家街退休工人张俊良反映，案发当天早晨，5时10分，他起床锻练身体，在距离案发现场1公里的公路上，看见一个穿白衬衣、背着挎包的人，往案发现场方向走去，不久，又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其中一人还打着手电，紧跟在前面那个人的后面。

为尽快查明死者是谁，内江县公安局利用有线广播在公社范围内公布死者衣着和面貌特征，发动群众辨认，同时召开了史家区所在机关、学校、厂矿单位负责人会议，适当公布案情。经朱桥公社二大队四小队社员尧淑芳辨认，死者是她的弟弟，名叫尧章正，40岁，在湖北襄樊火车北站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二处一段任调度员，不久前返乡探亲，后来，尧章正去了成都青白江唐家寺酿造厂，其妻子董国英在该厂工作，儿子当时也在那里。内江县公安局经立即联络尧章正的工作单位及唐家寺酿造厂，均证实尧章正已回四川探亲，1980年8月21日下午，他又离开唐家寺，回内江了。

同时，尧章正的工作单位证实，尧章正随身携带有四川粮票230斤、现金20元、装有9斤青油的铁筒1个、带有上海牌手表1块。经搜寻，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这些财物。

根据现场勘察、走访、尸检情况，内江县公安局对案情做了初步分析。从张俊良等群众反映的情况和尸检推断，尧章正的死亡时间应该在1980年8月22日5时30分左右；21日晚间，由成都开往重庆的“421”次普客，到达史家站的时间是5点04分，尧章正应该是在下车后步行至姐家途中被害的，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犯罪分子可能蹲守在附近袭击尧章正、二是犯罪分子可能从火车站跟踪尾随尧章正；现场上留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脚印，以及在发案前10分钟左右发现有一高一矮的两人跟随在死者背后，这说明两个青壮年作案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案情分析，由内江县公安局、县检察院、史家区委、牛桥公社和死者工作单位的保卫部门共同抽调干警39名组成专案组。侦查工作的重点是查劫财杀人的流窜犯，同时，围绕尧章正的社会关系开展调查，从中排查有没有情杀或仇杀的可能性。

专案组辗转成都、重庆等二十余县、市，审查了90多个流窜犯，排查出重点人员10余个。通过排查作案时间、血型、痕迹、赃物等工作后，绝大多数被查否。但在对案发现场附近的进一步走访中，专案组发现了新情况，案发当天，“421”次客车到达史家站停车后，车站值班人员胡新志发现下车的旅客中有一高一矮的两个人，是一男一女，女人的头发烫过，二人往现场方向走去 。“421”次客车在史家站开出不久，车站扳道工张超和汪清和、 罗义全在距车站200米的铁道旁，看见一男一女在问路，女的问：“同志，我记得这里有条公路？”被问的人回答：“那不是公路嘛!”女的又自言自语说：“我们到红阳公社去”。当天5时50分许，内江地区农资公司驾驶员罗先柱从内江开车到银山镇运化肥，在距案发现场约1公里处的公路旁，看见有一高一矮的男女两人好像在等车。

专案组在询问尧章正妻子董国英时，发现了矛盾，董国英交代，1980年8月21日16时，她在唐家寺送走尧章正后，就去了金堂县火盆山清江园艺场的姐姐董素珍家，8月22日上午，她去成都烫头发，下午5时，回到了唐家寺酿造厂。而董素珍及尧章正儿子尧勇交代，董国英并没有去过火盆山。同时，专案组在成都方面也发现了一些可疑情况，董国英作风不好, 曾与他人乱搞男女关系，从1978年以来，董国英一直拒绝与尧章正同房，并经常与尧章正吵闹，但这次尧章正去看她，她不仅没有吵闹，反而还送给尧章正礼物，态度反常。经多方核实，1980年8月21日4时，董国英送走尧章正后，整整一天时间的去向不明。

根据调查情况看，尧章正因家庭纠纷或妻子出轨而被害的可能性上升，专案组随即调整侦破方向，把情杀做为重点。

经进一步调查，尧章正去看望董国英时，他在董国英的室内发现有了一封情书，是写给渡口运输公司赖德元的，尧章正便公开质问董国英，并向董国英的单位和同事揭露了董国英准备与赖结婚的不轨行为。同时，经过专案组在青白江、金堂等地访问职工群众200余人，调查了与董国英来往密切和乱搞男女关系的30余人，均证实董国英所交代24小时内去向全是假话。

专案组对这一情况进行了分析推断，1980年8月21日4时，董国英由唐家寺乘公共汽车到成都，转乘“421”次客车，到史家下车，步行到现场作案后，又乘8月22日7时由重庆开至成都的“422”次客车，再乘公共汽车回到唐家寺，正好接近24小时。因此，董国英勾结他人乘车尾随尧章正，作案后，又返回工作单位的可能性极大。

但这些只是推测，专案组并没有掌握直接证据，因此，专案组决定采取四项侦查措施：一是，以安抚董国英情绪为由，将其留置在内江县县委招待所，并派线人陪伴、观察其动向；二是，对董国英的姐姐、姐夫等亲属做工作，从中发现线索；三是，继续审查与董国英有不正常男女关系的人；四是，加强对唐家寺到史家站铁路区段的访问工作，以发现有关情况及赃物、罪证的去向。

董国英留置在内江后的几天后，她就觉察到公安怀疑她，于是，变得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还假装对专案组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审查呀？搞错了的话，你们是要负责任的。”

1980年9月5日和11日，董国英连续两次给她的姐姐董素珍写信，信中说“姐姐，求你再担一次风险，我有话要给你讲，你来晚了的话，就不好说了”。

专案组还请四名发现过一男一女的职工群众对董国英进行了秘密辨认，其中三人说相似、一人肯定那个女的就是董国英，他不仅列举了发型、身材、高矮与董国英相象，而且还说董国英当天穿的是黄底格衬衣。

1980年9月16日23时，董国英假装入睡，然后从县委招待所溜走，前往车站购买了9月17日3时去成都的火车票。鉴于董国英可能脱逃，专案组于9月17日凌晨，依法对其收容审查。

董国英被收审后，态度沉闷，讯问时答非所问，1980年9月20日，董国英反复试探专案组安插在她身边的线人，而后提出让线人帮她寄信的要求；9月24日，董国英给在金堂县百货门市部工作的老同学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中大有文章，信中夹带了三封信，分别给姐姐、姨侄儿和与其有男女关系的青白江商业局刘朝付。给刘朝付的信，大意是要刘朝付为她编造并证明案发当天晚上和8月22日白天的去向，并要刘朝付专程去城厢娘家观看室内摆设情况，在床头熄灭烟头，伪造吸烟痕迹，证明发案当晚他们在此乱搞关系。

为了顺藤摸瓜，专案组决定让信件正常寄出，刘朝付收到信后，专案组立即对其进行询问。刘朝付交出了信件，并说董国英有三点嫌疑：一是，1980年8月19日中午，董国英到我处他那兑换四川粮票后，不顾天气炎热，非要去城厢；二是，董国英还告诉她那几天不要见面，而恰好那几天她的丈夫被害了；三是，8月22日晚上，董国英找他，告诉他说尧章正在内江被打死了。

董国英见刘朝付迟迟没有回信，便更加着急，1980年10月8日和10日，她又连续给刘朝付发了两封信，主要内容还是要刘朝付为她捏造案发时间的去向。并发誓说，今后再不结婚，要永远和刘朝付好。还说自己已经怀了刘朝付的孩子，如果刘朝付连这点责任都不敢承担，她就自杀。

这些信件可以证明董国英有作案时间和重大嫌疑，但还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因为董国英并没有在信中写自己是否作案。于是，专案组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尧章正遇害前后，董国英同其姨侄儿朱顺强来往密切，专案组随即决定将朱顺强纳入侦察视线。

朱顺强，又名强娃，25岁，身高1米75，玉虹公社玉龙大队一队副队长。因家庭困难，朱顺强常接受姨娘董国英的资助，双方感情较好。

1980年10月16日，专案组找到朱顺强的女友小何，小何交代，1980年8月21日上午，朱顺强向她借去了手表、现金，说要去帮姨娘董国英做什么事情，8月22日17时，朱顺强回来了，他穿着姨娘的灰下装，随后又急忙地把全身衣裤换洗了。

专案组在走访小何的邻居时，邻居说小何曾对她说：“8月22日下午，朱顺强从外面回来时，弄丢了一件工作服，并且衬衣背上也被撕破了”。

经专案组研究认为，朱顺强有参加杀人犯罪的可能。1980年10月18日晚，专案组秘密传讯了朱顺强，在强大的审讯压力下，朱顺强很快供认了参与杀害尧章正的犯罪经过。

1980年8月19日中午，董国英到朱顺强家，说出了尧章正公开她的情书的事，并与朱顺强及其母亲策划，要把尧章正整死，朱顺强和母亲都不同意，但董国英破口大骂：“过去你们一家我帮忙不少，要钱拿钱，要粮拿粮，有病治病，现在我有困难叫你们帮一次忙都不干了，这点事都不敢做！干了，就是杀头，我都不会牵连你们”。朱顺强出于姨娘的关系，答应了董国英的要求。

1980年8月21日16时，朱顺强带上家中的铁锤和两付手套，向未婚妻小何借了手表、现金，乘车到成都站等候，很快，董国英也乘车到了火车站，二人共同搭乘成都至重庆的“421”次客车，尾随在尧章正后面；8月22日5时，到达史家车站,，到站后，又顺公路紧跟着尧章正，在董国英的催促下，朱顺强快步赶上，趁尧章正不备，用铁锤猛击其头部十多下，将尧章正打倒在地，朱顺强怕他不死，又用手猛掐他的喉咙部位，董国英打着手电叫朱顺强把尧章正身上的钱、粮票、证件和手表等物搜光，将尸体拖至稻田内，用稻草掩盖。

杀人后，朱顺强发现全身沾了不少血，就换穿了董国英事先准备好的女下装，二人慌忙逃离现场，搭公共汽车到内江，又乘8月22日7时30分的“422”次客车，返回成都。为掩人耳目，在生产队工分簿上填好8月21日和22日的全天出勤工分。

专案组根据朱顺强的交待，从朱顺强所在生产队的猪圈后面房上和堆放的柴草堆内起获了作案时穿的血衣、手套和劫得尧章正的上海牌手表、230斤粮票等罪证。

至此，经过两个月的巧妙设计、辗转侦查，此案告破。本案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董国英的出轨与人性泯灭、丈夫尧章正公开其情书的过激行为、朱顺强的错误报恩方式，哪一个才是酿成这场家庭悲剧的根本原因呢？

来源：一个人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