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整整二十年，从南方的城中村到北方的棚户区，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像一根拧麻了的绳，在外人眼里是笑话，是谈资，甚至是不堪入目的肮脏。但在我们自己心里，是命。

那两本鲜红的房产证并排放在桌上时，我和秀英谁也没哭。

这东西，是用我二十年的青春，秀英二十年的懵懂，还有王建军二十年的血汗换来的。

整整二十年，从南方的城中村到北方的棚户区，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像一根拧麻了的绳，在外人眼里是笑话，是谈资，甚至是不堪入目的肮脏。但在我们自己心里，是命。

可这一切，都得从二十年前那个潮湿的雨天说起，从我第一次带秀英踏进王建军那间漏水的出租屋开始。

第1章 走投无路

我叫陈秀莲，二十五岁那年，我带着妹妹秀英，从老家那座连雨水都带着泥腥味的小山村，逃到了这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南方城市。

黄金没见到，石头倒是硌得脚底生疼。

父母在一场矿难中都没了，赔偿款被叔叔伯伯们以“代为保管”的名义瓜分干净，只留给我们姐妹俩两间漏雨的土坯房和一身还不清的债。最要命的是，我那个小我五岁的妹妹秀英，小时候发高烧烧坏了脑子，人是长大了，心智却永远停在了七八岁的光景。她看人的眼神总是怯生生的，像只受惊的小鹿，别人大声说句话都能让她抖半天。

村里的人都说，秀英是个傻子，是个累赘。我走了，她一个人活不下去。

所以我背着我们俩全部的家当——两床打了补丁的被子和几件换洗衣服，一只手紧紧攥着秀英，踏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城里的日子比想象中更难。我进了一家电子厂，流水线上每天十二个小时，手指头磨得全是血泡。秀英我不敢让她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就托了同宿舍一个大姐，白天把她锁在屋里，我下了班再把她接出来。

可那间不足十平米，连窗户都没有的“鸽子笼”，怎么锁得住一个对外界充满好奇，又毫无防备心的“孩子”？

那天我提前下班，刚走到巷子口，就看见几个小混混围着秀英，嬉皮笑脸地要把她往黑漆漆的巷子深处拖。秀英吓得哇哇大哭，怀里还紧紧抱着我早上给她买的半个馒头。

我当时脑子里“嗡”的一声，什么都不知道了，抄起墙角的一根木棍就冲了上去，像疯了一样又打又骂。小混混们大概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女人，骂骂咧咧地跑了。

我抱着缩成一团、浑身发抖的秀英，第一次感到了绝望。我能护她一时，怎么护她一世？我上了流水线，谁来看着她？万一哪天我回来晚了，后果我连想都不敢想。

就在我抱着秀英坐在巷口，哭得撕心裂肺的时候，一双沾满水泥灰的解放鞋停在了我面前。

“秀莲？”

我抬起头，看到了一张黝黑、憨厚的脸。是王建军，我们同乡，比我大十四岁，在附近的工地上当小工。在老家时，他就是个出了名的老实人，因为家里穷，快四十了还没娶上媳妇。来城里打工十几年，攒下的钱都寄回家给老娘看病了，自己住的地方比我的“鸽子笼”好不了多少。

他看着我和秀英，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几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软的零钱，塞到我手里：“给娃买点吃的，别哭了，天大的事，也得先填饱肚子。”

那一刻，这个男人粗糙的手掌和朴实的话，像一根救命稻草，忽然就让我生出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荒唐的念头。

几天后，我把秀英安顿好，找到了王建军的住处。

那是一间工棚改的临时房，空气里混杂着汗味、烟味和方便面的味道。王建军正光着膀子，呼噜呼噜地吃着一碗白水煮面，连点菜叶子都没有。

看到我，他有些局促，赶紧抓起一件汗衫套上，“秀莲啊，你咋来了？有事？”

我没绕弯子，把心一横，直接跪在了他面前。

王建军吓了一跳，手里的碗差点摔了，赶紧来扶我：“你这是干啥？有话好好说，快起来！”

我没起，仰着头，一字一句地说：“建军哥，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一个人也难，我想……我想带着秀英，跟你搭伙过日子。”

王建军愣住了，黝黑的脸涨得通红，半天才结结巴巴地问：“搭、搭伙？你……你这是啥意思？”

我咬着牙，把这辈子所有的尊严都踩在了脚下：“我嫁给你。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接受秀英。我得带着她，她离不开我。我们姐妹俩……都跟着你。”

说到最后几个字，我的声音已经细若蚊蝇。我知道这话有多惊世骇俗，多不要脸。这不等于说，让他一个人养我们姐妹两个吗？而且，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个心智不全的累赘。

王建军站在那里，像根木桩子，半天没动静。屋子里只有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敲打着石棉瓦的屋顶，也敲打着我那颗悬在半空的心。

我以为他会骂我痴心妄想，或者直接把我赶出去。

可他沉默了很久，只是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问了一句：“你……想好了？我不嫌弃妹是个累赘，可外人会戳脊梁骨的。你一个年轻姑娘，跟着我这个奔四十的穷打工的，图啥？”

我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不图啥，就图个安稳，图秀英能有个家，图她出门不会再被人欺负。”

他看着我，又看了看门外，仿佛能看到那个怯生生的秀英。最后，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行。”他说，“只要你不嫌我穷，不嫌我这地方破，明天……就搬过来吧。多个人，多双筷子而已。”

他没提“嫁”，也没提“娶”，只说了“搬过来”。

但我知道，从他说出这个“行”字开始，我们三个人的命运，就牢牢地绑在了一起。那一年，我二十五岁，他三十九岁。

第2章 一个屋檐，三个人

搬进王建军的出租屋，并没有想象中的尴尬，更多的是一种……诡异的平静。

屋子不大，一张木板床占了近一半的地方。第一天晚上，怎么睡成了最大的难题。

我把我们姐妹俩的被子铺在地上，对王建军说：“建军哥，你睡床，我和秀英睡这就行。”

秀英不懂这些，她只认我，我睡哪她就跟到哪。

王建军抽着烟，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有些模糊。他猛吸了一口，把烟头摁进一个装满水的罐头瓶里，发出“刺啦”一声。

“那不行。”他声音很闷，“你俩是女的，咋能睡地上？地上潮。”

他站起来，把自己的被子卷了卷，扔到地上：“我一个大老爷们，皮糙肉厚，我睡地上。你俩睡床。”

说完，他也不管我同不同意，就和衣躺下了，翻了个身，背对着我们。

我和秀英躺在那张带着淡淡烟草味的床上，床板很硬，咯得我骨头疼。秀英却很新奇，在床上滚来滚去，小声地笑。我捂住她的嘴，示意她别出声。黑暗中，我能听到王建军粗重的呼吸声，还有他因为不习惯而翻来覆去的声响。

我的心，一半是落地的安稳，一半是说不清的酸楚。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以一种极其古怪的方式，开始了“一家人”的生活。

王建军每天天不亮就去工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带回一身的疲惫和灰尘。他把工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我，只给自己留几块钱的烟钱。他说：“我一个大男人，不会算计，你管着钱，买菜买米，别亏了嘴，尤其要让秀英吃好点。”

我接过了钱，也接过了这个家的责任。

我不再去电子厂了。王建军说，流水线太熬人，让我歇着，最主要的是，得有人在家看着秀英。我找了些手工活，在家里串珠子，糊纸盒，一天也能挣个十几二十块，补贴家用。

日子就像一台生了锈的机器，嘎吱嘎吱地，缓慢而沉重地运转起来。

秀英是这个家里唯一的亮色。她不怕王建军，反而很黏他。每天傍晚，她都会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眼巴巴地等着。一看到王建军那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巷子口，她就会笑着跑过去，拉着他的衣角，含糊不清地喊：“哥……哥……饭……”

王建军会把安全帽摘下来，用那双粗糙的大手摸摸秀英的头，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欸，秀英乖，哥回来了。”

他会从兜里变戏法似的掏出点东西，有时候是一个苹果，有时候是一根烤红薯，有时候，只是一块工地食堂里省下来的白面馒头。可无论是啥，秀英都当成宝贝，先是献宝一样地拿到我面前，看我点了头，才小心翼翼地小口小口吃起来。

我看着他们俩，心里五味杂陈。秀英找到了一个除了我之外，可以依赖的人。而王建军，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也似乎从秀英这里，找到了某种被需要的感觉。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白天，我和秀英是相依为命的姐妹。晚上，王建军回来，他就成了这个家的顶梁柱，是秀英口中的“哥”，是我名义上的“男人”。

但我们之间，清白得像一张白纸。

那张床，依旧是每晚的难题。王建军坚持睡地上，一睡就是小半年。他背上都起了湿疹，痒得不行，晚上总能听到他偷偷抓挠的声音。

我过意不去，几次三番让他睡床，他都梗着脖子拒绝。

直到有一天，秀英半夜发烧，说胡话，哭着喊冷。我抱着她，用自己的身体给她取暖，可她还是抖个不停。

王建军二话不说，从地上一跃而起，背起秀英就往外冲。我们深更半夜跑到社区诊所，医生说是急性肠胃炎，要打点滴。

那一晚，王建军就那么抱着秀英，让她靠在自己宽厚的肩膀上，一动不动地坐了四个小时。我看着他额头上渗出的细密汗珠，和他看着秀英时那份发自内心的担忧，心里某处最柔软的地方，被狠狠地撞了一下。

从诊所回来，天都快亮了。秀英退了烧，睡得很沉。

王建军看着床上只占了一个小角落的秀英，又看看我，瓮声瓮气地说：“秀莲，以后……别睡地上了。床挺大的，一人睡一头，中间隔着秀英，就……就行了。”

他的脸在昏暗的灯光下，红得像块炭。

我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就睡了我们三个人。秀英睡在最中间，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我和王建军，一个睡床头，一个睡床尾，隔着一个人的距离，呼吸着同一片浑浊的空气，却像是隔着千山万水。

我知道，这不正常。邻居们看我们的眼神也越来越奇怪。他们会在背后指指点点，那些闲言碎语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看，就是那家，一个男人带着两个女的。”

“大的那个是婆娘，小的是个傻子，听说是小姨子。”

“啧啧，这叫什么事啊？姐妹俩……伺候一个男人？真不嫌臊得慌！”

每次听到这些，我都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我把头埋得低低的，拉着秀英快步走过，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可我知道，王建军也听见了。他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被人这么在背后戳脊梁骨，比打他一顿还难受。

他开始变得更加沉默，烟抽得更凶了。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会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床边，就着月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整个屋子都弥漫着呛人的味道。

我知道，这个畸形的家，带给他的，除了一个“家”的空壳子，更多的是屈辱和压力。

而我，欠他一句“对不起”，却始终说不出口。因为除了这个家，我和秀英，已经无处可去了。

第3章 风言风语，一把刀

日子在旁人的指指点点和我们三人的沉默中，一天天滑过。

为了避开那些闲言碎语，我们搬了家。从南方的城中村，搬到了更偏僻的城乡结合部。这里的邻居大多是和我们一样的外来务工人员，各扫门前雪，对他人的生活没那么多好奇心。

王建军换了个工地，活更累，但钱也多了一点。我则在附近找了个给小作坊加工服装的活，可以把缝纫机搬回家，一边干活一边看着秀英。

生活似乎有了一点点起色。我们甚至能攒下一点钱，过年的时候，我能给秀英买一件新衣服，给王建军买两条好烟。

秀英在我的教导和王建军的宠溺下，也“长大”了一些。她学会了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饭，甚至能帮我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比如择菜，扫地。她最喜欢做的事，还是给王建军递东西。递毛巾，递茶杯，递筷子，每次王建军夸她一句“秀英真能干”，她就能高兴一整天。

这个家里，秀英的笑声是唯一的音乐。

但平静的水面下，暗流从未停止过涌动。

我们之间，名义上是夫妻，实际上比邻居还要生分。那张床上，秀英是楚河汉界，我们俩谁也不曾越雷池一步。有时候，我能感觉到王建军深夜里投来的目光，灼热、复杂，充满了压抑的欲望和一个男人正常的生理需求。

他是个正常的男人，快四十了，血气方刚。我懂。

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那道坎。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结合，是一场交易。我用我的身体和自由，换取妹妹和我的安身之所。这桩交易从一开始就不光彩，我没办法心安理得地把自己当成他的妻子。

他也懂我的纠结。所以他从不强求，只是默默地忍受。他把所有的精力都发泄在了工地的体力活上，每天回来累得像条死狗，倒头就睡。

这份压抑，像一个密不透风的罩子，把我们三个人都闷在里面，快要窒息。

真正打破这种“死水微澜”的，是一次意外。

那天，王建军工地的老板请客，他被灌了不少酒，回来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他走路摇摇晃晃，满身酒气。

我把他扶到床边，给他擦脸。秀英已经被吵醒了，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地看着我们。

借着酒劲，王建军忽然抓住了我的手。他的手心滚烫，力气大得惊人。

“秀莲……”他含糊不清地喊着我的名字，眼睛里是翻涌的、我看不懂的情绪，“我们……我们像两口子吗？”

我浑身一僵，想把手抽回来，却被他攥得更紧。

“别人家两口子，不是这样的……秀莲，我……我对不起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他喃喃自语，像是在说给我听，又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建军哥，你喝多了。”我低着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我没多！”他忽然提高了音量，把秀英吓得往我身后缩了缩，“我就是心里憋得慌！他们都笑话我，说我王建军没本事，捡了个女人，还带着个拖油瓶！说我们家……脏！”

“脏”这个字，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脏。

我知道他说的“他们”是谁，是工地上那些工友，是那些在背后嚼舌根的人。这些话，他听了多少，又忍了多久？

“秀莲，你告诉我，我们算什么？”他盯着我，眼眶发红，“我是你男人，可我……我连碰你一下都觉得是罪过！我养着你们姐妹俩，我心甘情愿！可我……我也是个男人啊！”

他的吼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秀英被吓哭了，紧紧地抱着我的胳膊。

我看着眼前这个痛苦的男人，心里百感交集。是啊，他也是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男人的尊严。我把他当成避风港，却忽略了他也需要一个妻子的温情，一个家庭的暖意。

我欠他的，太多了。

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哽咽着说：“建军哥，对不起……是我不好。”

我的道歉似乎让他瞬间清醒了一些。他看着哭泣的我和吓坏了的秀英，眼里的狂乱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懊悔和无力。他松开我的手，颓然地坐在床边，双手抱着头，像一头受伤的困兽。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喝多了，胡说八道……”他闷声说。

那一夜，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再睡。王建军在床边坐了一夜，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我和秀英抱着，在床上也睁着眼到天亮。

天亮后，王建军像往常一样，沉默地洗漱，沉默地出门上工。仿佛昨晚的一切，只是一场被酒精催化出来的噩梦。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被打破了。我们之间那层薄如蝉翼的窗户纸，被捅破了。我们再也无法假装相安无事。

这个畸形的家庭，已经走到了一个摇摇欲坠的悬崖边。要么，我们找到一种新的平衡，要么，就一起摔得粉身碎骨。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王建军的话更少了，有时候一整天都说不了三句话。秀英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不再像以前那样黏着他，只是怯生生地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不安。

我心里乱成一团麻。我想过离开，可我能带着秀英去哪里？这个城市这么大，却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处。

就在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把我们所有人都耗干为止的时候，秀英做了一件让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那天晚上，王建军又是很晚才回来。他没喝酒，但脸色比喝了酒还难看。我知道，他又在工地上听了闲话。

他没吃饭，直接躺下了，背对着我们。

半夜，我被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惊醒。睁开眼，我看到秀英正蹑手蹑脚地爬下床。

我以为她要起夜，没在意。可她并没有去门外，而是走到了王建军躺着的地上，学着我平时照顾她的样子，轻轻地、笨拙地，想把王建军掉在地上的被子，往他身上拉。

王建军也被惊醒了，他翻过身，看到了蹲在他面前的秀英。

黑暗中，秀英用她那含糊不清，却异常认真的声音，小声说：“哥……冷……盖……盖被……”

她的话，像一道微弱的光，瞬间照亮了这间屋子里所有的黑暗和压抑。

王建军猛地坐了起来，他看着秀英，这个他一直当成“累赘”和“责任”的女孩，此刻正用她最纯粹、最本能的方式，关心着他。

他一个四十岁的汉子，在工地上流血流汗不吭一声，却在那一刻，眼圈红了。

他伸出粗糙的大手，摸了摸秀英的头，声音沙哑得厉害：“哥……不冷。秀英乖，快回床上去睡。”

秀英听话地爬回床上，躺在我身边，很快就睡着了。

而我和王建军，隔着一个秀英，彻夜无眠。

第二天早上，王建军起床后，做了一个决定。

他站在我面前，眼神异常坚定：“秀莲，我们不能再这么过了。我们……领证去吧。”

第4章 一张证书，一道枷锁

领结婚证的过程，比我想象中要顺利，也比我想象中要屈辱。

民政局的工作人员看着我们，眼神里充满了探究。一个年近四十的粗犷汉子，一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年龄和外貌上的巨大差异，足以引人侧目。

当被问到家庭情况时，我犹豫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秀英的存在。

王建军却很坦然，他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对工作人员说：“俺们情况有点特殊。俺媳妇有个妹妹，脑子……不太好，从小就离不开她姐。以后，就跟俺们一起过。”

工作人员“哦”了一声，拉长了音调，那眼神里的同情就变成了几分了然的轻蔑。我能读懂那眼神背后的潜台词：原来是买来的媳妇，还附赠一个傻子。

我的脸火辣辣地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但王建军却像没看见一样，紧紧握着我的手。他的手心全是汗，却异常有力。他仿佛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别怕，有我。

拿到那本红色的结婚证时，我没有任何喜悦，只觉得手里沉甸甸的，像攥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它合法化了我和王建军的关系，却也像一道无形的枷锁，将我们三个人，更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昭告天下我们的“不正常”。

领了证，王建军似乎卸下了千斤重担。他不再刻意睡在地上，我们依旧是三个人一张床，秀英在中间。但有些东西，到底是不一样了。

他开始叫我“媳妇”，叫得自然而然。他会把工地发的劳保手套带回来给我，让我冬天洗衣服的时候戴着，不冻手。他会记得我的生日，虽然他买不起蛋糕，但会破天荒地去菜市场割二两肉，给我做一碗长寿面。

他用他最笨拙的方式，努力地扮演一个“丈夫”的角色。

而我，也在努力地适应“妻子”这个身份。我开始真正地关心他的冷暖，会给他准备好热饭热水，会给他缝补被磨破的衣裤。

我们的关系，从一场冰冷的交易，慢慢地，有了一丝家的温度。

但这温度，是靠我们三个人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而外界的寒风，却总想从门缝里钻进来，吹熄这微弱的火苗。

我们搬到了北方的一座城市，王建军在一个大型建筑项目上找到了长期稳定的活。我们租住在一个巨大的棚户区里，这里的邻里关系比南方要紧密，也意味着，我们的秘密，更难隐藏。

很快，整个棚户区都知道了王建军家里的“奇特”组合。

那些大妈大婶们，嘴上不说，但眼神里的八卦和鄙夷，藏都藏不住。孩子们更是口无遮拦，他们会跟在秀英身后，拍着手唱：“傻子，傻子，跟着姐夫睡！不知羞，不知羞！”

每次秀英哭着跑回家，我的心都像被刀割一样。我冲出去跟那些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理论，换来的却是更多的白眼和嘲讽。

“自己家什么情况没点数吗？还怕人说？”

“就是，一个屋檐下，姐姐妹妹跟一个男人，谁知道晚上都干些啥龌龊事！”

最恶毒的话，往往来自女人。她们似乎无法容忍我这种“不清不白”的存在，仿佛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她们贞洁和家庭的一种侮辱。

王建军为了这事，跟邻居打过好几次架。他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被逼得像一头好斗的公牛，谁敢说我们一句难听的，他就跟谁拼命。

可打架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让我们的处境更加孤立。

那段时间，我几乎不出门。我怕看到那些异样的眼光，怕听到那些刺耳的闲话。我把自己和秀英关在那个狭小的出租屋里，像两只惊弓之鸟。

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来自一次居委会的“家访”。

那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以“了解外来人口情况”为由，走进了我们家。她们的眼睛像探照灯一样，把我们家每个角落都扫了一遍，最后，目光落在了那张只够三个人挤着睡的通铺上。

其中一个领头的大妈，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审问的口气问我：“你叫陈秀莲？这是你丈夫王建军？”

我点了点头。

“那她是谁？”她指着躲在我身后的秀英。

“是我妹妹，陈秀英。”

“妹多大了？有残疾证吗？为什么一直跟着你们住？”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

我耐着性子解释了秀英的情况。

那个大妈听完，嘴角撇出一丝冷笑：“姐妹俩都成年了，还跟姐夫住一个屋，睡一张床？同志，你知不知道，这叫……有伤风化！”

“有伤风化”四个字，像四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我脸上。

我的血一下子冲到了头顶，积压了多年的委屈、愤怒、羞辱，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我们怎么就有伤风化了？”我几乎是尖叫着喊出来的，“我们一没偷二没抢，靠自己的力气吃饭！我妹妹脑子不好，我这个当姐姐的不照顾她，谁照顾她？让她去死吗？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谁家没个难处？我们只是想活下去，我们碍着谁了？！”

我哭得声嘶力竭，秀英也抱着我嚎啕大哭。

那几个大妈被我的样子吓到了，她们大概没想到，这个平时看起来逆来顺受的女人，会爆发出这么大的能量。她们讪讪地说了几句“我们也是为了你们好”，就灰溜溜地走了。

她们走了，我的力气也像被抽干了一样，瘫坐在地上。

王建军回来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副景象。他什么也没问，只是走过来，把我们姐妹俩紧紧地搂在怀里。

他的怀抱不温暖，甚至带着工地的汗味和尘土，却让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

“媳妇，”他拍着我的背，一字一句地说，“别哭了。这地方，咱不待了。他们看不起咱，咱就走。总有个地方，能让咱安安生生过日子。”

“走？”我抬起泪眼，茫然地看着他，“我们能去哪？”

“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他看着窗外，眼神里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攒钱，买房。买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的房子，就有了根，谁也赶不走我们，谁也管不着我们怎么过日子！”

买房。

这个词，对于我们这种在城市边缘挣扎求生的人来说，遥远得像天上的星星。

但那一刻，看着王建军坚毅的侧脸，我忽然觉得，那颗星星，似乎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

它成了我们这个畸形家庭，在黑暗中航行时，唯一的光。

第5章 血汗钱，救命钱

从那天起，“买房”成了我们家唯一的，也是最高的目标。

这个目标，像一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我们三个人，让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王建军更拼命了。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小工，开始跟着工地的老师傅学技术，学看图纸，学放线。他脑子不笨，又肯下力气，很快就成了工地上技术最好的钢筋工之一。工头看重他，把最难、最累但工钱也最高的活都交给他。

他几乎是把命拴在了裤腰带上。几十米高的脚手架，他爬上去眼都不眨一下。夏天，棚户区的铁皮屋顶能把人烤熟，他就在屋里搭个水盆，彻夜研究那些复杂的建筑图纸。冬天，他手上脚上全是冻疮，裂开的口子像小孩的嘴，他用胶布缠了缠，继续干活。

他的人迅速地苍老下去，不到五十岁的年纪，看起来却像个六十岁的小老头。头发白了大半，背也有些驼了，只有那双眼睛，在提到“我们的房子”时，才会迸发出惊人的光亮。

我也不敢闲着。除了加工服装，我还揽了更多的零活。串珠子，糊纸盒，给小餐馆剥蒜、择菜……只要是能挣钱的活，不管多辛苦，我都干。我的手指因为长时间做手工，关节变得粗大，眼睛也因为熬夜，早早地就花了。

就连秀英，也用她自己的方式，为这个家做着贡献。她会在我做饭的时候，笨拙地帮我烧火。她会把王建军换下来的脏衣服，泡在盆里，学着我的样子，用小小的拳头使劲地捶打。她还把我们捡来的废品，一个个分门别类地码好，等攒多了，就让王建军拉去废品站卖掉。

我们三个人，就像三只勤勤恳恳的蚂蚁，一粒米一粒米地，往我们那个叫“家”的洞里搬运着希望。

钱，一块，十块，一百块地，被我小心翼翼地存进一个铁皮盒子里，藏在床板底下。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把钱拿出来，一张一张地数，那是我和王建军的血汗钱，是我们未来的指望。

日子苦，但心里有盼头，就不觉得那么难熬了。

我们很少跟邻居来往，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渐渐地，那些风言风语也少了。大家看我们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几分敬畏。他们大概想不通，这一家“怪人”，怎么能活得这么拼命，这么有韧劲。

就在我们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下去，直到我们攒够买房的钱时，一场灾难，不期而至。

那天，王建军像往常一样去上工。我正在家里赶活，忽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在喊：“出事了！工地上的架子塌了！砸到人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我疯了一样地冲出去，跟着人群往工地跑。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那个场景。工地上乱成一团，倒塌的脚手架像一堆扭曲的废铁，几个工人满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我一眼就看到了王建军。

他被压在最底下，一条腿被钢管死死地卡住，已经血肉模糊。他脸色惨白，嘴里还在不停地往外冒血，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我的方向。

看到我，他似乎想说什么，一张嘴，涌出的却是更多的血。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世界在我眼前天旋地转。我只记得我撕心裂肺地喊着他的名字，想冲过去，却被人死死拉住。

救护车来了，工友们七手八脚地把他抬上车。我跟着爬上去，紧紧地握着他冰冷的手。他的嘴唇翕动着，我把耳朵凑过去，才勉强听清了几个字。

“钱……盒子……给……给你和秀英……”

我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再也控制不住。

医院的抢救室外，那盏红色的灯，像一只噬人的眼睛，亮了整整一夜。我抱着同样吓得魂不附体的秀英，坐在冰冷的长椅上，一遍遍地祈求满天神佛。

我求他们，不要带走这个男人。他吃了一辈子的苦，还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他还没有住进我们自己的房子里。

老天爷似乎听到了我的祈祷。

第二天早上，医生从抢救室里走出来，疲惫地说：“命保住了。但是……腿废了。”

王建军的左腿，从膝盖以下，被截肢了。

这个用双腿丈量了无数工地，用肩膀扛起了一个家的男人，成了一个残疾人。

后续的赔偿谈判，漫长而艰难。工地老板想赖账，想用最少的钱打发我们。

是我，陈秀莲，这个曾经在人前连头都不敢抬的农村女人，挺身而出。我一次次地去找老板，去劳动部门，去信访办。我不会说大道理，我就一遍遍地重复一句话：“我男人是为了给你干活才没的腿，你得负责！”

我被推搡过，被辱骂过，被威胁过。但我一步也没退。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是躺在病床上的王建军，是离不开我的秀英。我不能倒下。

最后，在一些好心工友的帮助和作证下，我们拿到了一笔赔偿款。二十万。

这笔钱，在别人看来或许不多，但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天文数字。它是王建军用一条腿换来的救命钱。

拿着这笔钱，我的手抖得厉害。

病床上，已经清醒过来的王建军，看着我，虚弱地笑了笑：“媳妇，别哭。咱……咱有钱了。去……去买房吧。”

第6章 两本房产证

王建军出院后，整个人都变了。

他不再是那个沉默但坚毅的顶梁柱，变成了一个敏感、易怒、终日唉声叹气的废人。他无法接受自己残疾的事实，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见天日。

他开始酗酒，喝醉了就发脾气，摔东西，骂我是个扫把星，克了他。有时候，他会指着秀英骂，说她是个累赘，是我们这个家所有不幸的根源。

秀英被他吓得不敢靠近他，只能远远地躲着，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不是真的恨我们。他是在恨自己。恨自己倒下了，不能再为我们遮风挡雨。男人的自尊，有时候比命还重要。

我默默地忍受着他所有的坏脾气。他摔了东西，我一声不吭地收拾好。他骂我，我就当没听见。他喝醉了吐得到处都是，我端水拿毛巾，细心地给他擦洗。

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就像当初我们一起熬过那些风言风语一样。

除了照顾他，我开始疯狂地看房。

拿着那笔赔偿款，加上我们这些年攒下的血汗钱，总共有二十五万多。在当时，这笔钱在城市的中心买不起房，但在我们住的这个棚户区附近，一些老旧的、即将拆迁的家属楼，我们踮踮脚，能够得着。

我看中了一个小区，楼是八十年代的，很旧，没有电梯。但胜在价格便宜，而且，那里有两套挨在一起的小户型正在出售。

一套在二楼，一室一厅，三十五平。另一套，就在它的正上方，三楼，也是一样的户型。

一个念头，在我心里疯狂地滋生。

我跑回家，把我的想法告诉了王建军。他当时正喝得半醉，眼神迷离。

“建军，我想好了。”我蹲在他面前，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们买两套房。”

他愣了一下，随即嗤笑出声：“两套？陈秀莲，你疯了吧？我们这点钱，买一套都紧巴巴的，你还想买两套？”

“买得起。”我把我的计划和盘托出，“我们买二楼和三楼那两套。两套加起来，七十平。首付我们够了，剩下的，我们慢慢还。我还能干活，我能挣钱还贷。”

王建军定定地看着我，酒似乎醒了一半：“买两套……干什么？我们三个人，住一套都嫌大。”

我深吸一口气，说出了那个在我心里盘算了很久的决定。

“一套，写你的名字。二楼那套，方便你进出。另一套，三楼那套，写秀英的名字。”

王建军彻底怔住了，他像看一个陌生人一样看着我：“给……给秀英？你……你什么意思？”

“建军，我知道你心里的苦。”我的眼泪掉了下来，“这些年，你为了我们姐妹俩，受了天大的委屈。现在你腿不方便了，心里更不痛快。我知道，你觉得秀英是负担。我们不能再三个人挤在一起了，这对你，对我们，都不公平。”

“我的意思是，我们分开住。你住二楼，我带着秀英住三楼。我每天下来给你做饭，洗衣服，照顾你。我们还是一个家，只是……换一种方式过日子。这样，你心里能清静点，秀英也不用再看你脸色，担惊受怕。”

“最重要的是，”我握住他粗糙的手，“秀英不能跟你一辈子。她总要有个自己的地方。那套房子，是她未来的保障。万一哪天……我不在了，她有套房子，起码饿不死，不会被人赶到大街上。”

屋子里一片死寂。

王建军看着我，眼神复杂到了极点。有震惊，有不解，有感动，还有一丝……愧疚。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同意。

最后，他抬起手，用那只满是老茧的手，轻轻地擦掉了我脸上的泪水。

“秀莲，”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这些年……苦了你了。”

这是出事以来，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软话。

我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我们最终还是买下了那两套房。

签合同，办贷款，过户……一切都像在做梦。当我从房管局的工作人员手里，接过那两本鲜红的房产证时，我的手抖得几乎拿不住。

一本上面，是王建军的名字。

另一本上面，是陈秀英的名字。

没有我的。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失落。我看着那两本证书，就像看到了我们这个家，颠簸了二十年，终于靠了岸。

回到出租屋，我把两本房产证并排放在桌上。秀英不认识字，她只是好奇地用手指戳着那红色的封皮，咯咯地笑。

王建军坐在床边，看着那两本证书，久久没有说话。他没喝酒，眼神清明。他拿起属于秀英的那一本，翻开，用手指摩挲着上面“陈秀英”三个字，眼圈，慢慢地红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

我对他笑了笑，摇了摇头。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

二十年了，我们之间，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言语。

那一刻，我和秀英谁也没哭。因为我知道，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们，终于赢了。赢的不是金钱，不是房子，而是我们三个人，在这个薄情的世界里，用一种最笨拙、最扭曲，却也最坚韧的方式，为彼此赢得了尊严和未来。

第7章 一张饭桌，两间房

搬进新家的那天，棚户区里很多邻居都出来看。

他们的眼神里，不再是鄙夷和嘲讽，而是一种复杂的，混杂着羡慕、不解和一丝敬佩的情绪。

我们没有请客，只是默默地把我们那点可怜的家当，一点点地从低矮潮湿的出租屋，搬进了明亮干净的楼房里。

王建军拄着拐杖，站在二楼的阳台上，看着窗外的阳光。那是他出事后，第一次主动走到阳光下。阳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他眯着眼睛，很久都没有动。

我和秀英住在三楼。装修很简单，就是刮了刮大白墙。但当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地板上时，我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秀英在新家里跑来跑去，一会儿摸摸这个，一会儿看看那个，脸上是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开心。她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

我们的生活，进入了一种新的模式。

我每天早上起来，先在三楼做好早饭，然后端一份下楼给王建军。之后，我打扫两家的卫生，洗两个人的衣服。中午和晚上，依旧是我做好饭，我们三个人，在二楼王建军的家里，围着一张小小的饭桌吃饭。

吃完饭，我会陪王建军看会儿电视，说说话。到了晚上八点，我就准时上楼，回到我和秀英的家。

我们住得很近，只隔着一层楼板。但我们又离得很远，给了彼此足够的空间和喘息的余地。

王建军的脾气，渐渐地好了起来。他不再酗酒，不再乱发脾气。社区给他办了残疾证，他每天会拄着拐杖，在楼下的小花园里慢慢地走，跟同样晒太阳的老头们下下棋，聊聊天。

他开始学着修理一些小家电，邻居家谁的收音机、电风扇坏了，都拿来给他修。他不要钱，修好了，别人送来几个水果，一袋蔬菜，他就高兴得像个孩子。

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秀英的变化是最大的。有了自己的空间，她变得更加独立和开朗。她学会了自己打扫房间，叠被子。我教她认字，数数，她的进步很慢，但每一个新认识的字，都让她充满成就感。

她不再怕王建军了。每天吃饭的时候，她会叽叽喳喳地跟王建军讲她今天学了什么新字，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东西。王建军会耐心地听着，脸上带着慈父般的笑容。

有时候，我会站在楼梯口，看着二楼的灯光，听着屋里传来的、秀英和王建军的笑谈声，再抬头看看三楼属于我和秀英的、同样温暖的灯光，心里会涌起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感。

我知道，外人可能永远无法理解我们这种奇怪的家庭模式。

他们会说，陈秀莲这个女人真傻，奋斗了一辈子，房子没自己的份，还得像个保姆一样伺候着一个残疾男人和一个傻妹妹。

可他们不懂。

那两套房子，一本写着王建军的名字，那是他用半生血汗和一条腿换来的尊严。另一本写着陈秀英的名字，那是我这个做姐姐的，为她铺下的一条退路，是她一生的庇护。

而我呢？我拥有了这两套房子里所有的人。

我拥有了王建军这个男人，从最初的交易，到后来的责任，再到如今，已经升华为一种无法分割的亲情。他是我孩子的父亲，虽然我们没有孩子。他是我最坚实的依靠，即便他已经站不起来。

我拥有了秀英。她是我生命的延续，是我所有付出的意义。看到她一天天变好，能在这个世界上平安、快乐地生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

我什么都没有，但我又什么都有了。

那天晚饭后，王建军忽然对我说：“秀莲，三楼那套房，我们去公证一下吧，加上你的名字。那也是你应得的。”

我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我摇了摇头：“不用了，建军哥。写谁的名字，都一样。这个家，有你就够了，有秀英就够了。”

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有水光在闪动。

秀英在一旁，似懂非懂地看着我们，然后把她碗里最大的一块肉，夹到了王建军的碗里，又笨拙地夹起另一块，放进我的碗里。

她含糊不清地说：“姐，吃。哥，吃。都……都吃。”

我看着碗里的那块肉，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二十年，像一场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我们三个人，相互搀扶，走过了泥泞，走过了荆棘，也走过了无数的风雨。

很多人问我，后悔吗？

我不知道。如果时间倒流，回到二十年前那个绝望的雨天，我可能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活下去，并且带着秀英一起活下去，是唯一的信条。

所谓对错，所谓道德，在生存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们只是三棵被命运随意抛掷的野草，为了不被风雨吹倒，只能拼命地把根缠绕在一起，长成了一棵谁也看不懂的、奇形怪状的树。

但现在，这棵树，终于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根。

窗外，城市的霓虹闪烁。而我们这小小的两间屋子里，灯光温暖。一张饭桌，三副碗筷，一个不被外人理解，却被我们自己认定的家。

这就够了。

来源：有趣的雪碧一点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