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成都的夏夜，27岁的文浩做完最后一组俯卧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拿起桌边的药片和水杯。作为社区工作者，他白天穿梭于街巷为居民排忧解难，夜晚则按时服药、锻炼。10年前那个惊慌失措的少年，脑子里只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得病了就要快点治。正是这个决定，将他迅速拉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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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夏夜，27岁的文浩做完最后一组俯卧撑，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拿起桌边的药片和水杯。作为社区工作者，他白天穿梭于街巷为居民排忧解难，夜晚则按时服药、锻炼。10年前那个惊慌失措的少年，脑子里只有一个最朴素的想法，得病了就要快点治。正是这个决定，将他迅速拉回了生活的正轨，就像生活里一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很快又得到平息。

01

天塌了

2015年，国庆假期结束后，文浩坐在县疾控中心的医生面前，满脸通红，双手不停揉搓，手里的确诊报告被他捏得布满褶皱。他听到坐在对面的医生说：“你还是叫上家长再来一次吧。”

半晌，文浩嘴里挤出哀求：“能别告诉我父母我得这病的原因吗？求你……”

成长在贵州偏僻的农村，高二在读的文浩心中塞满青春期的欲望。生物书上写着“不洁的性行为会导致艾滋病和其他性病的传播”，但老师对这一部分的阐述只是含糊带过。那会儿，文浩对使用安全套等措施没有清楚的认知，也不明白保护自己的真正含义。他以为生物书上的疾病离自己很遥远，直到这个懵懂又冲动的少年与陌生人发生了几次无套性行为，病毒开始悄无声息地侵蚀他的身体。

不久后，17岁的少年开始持续低烧，后背长满疹子，整个人提不起劲。他像往常一样帮父母去山上干农活，却毫无力气。文浩独自去网吧，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输入到网上，“艾滋”，“绝症”……这些跳出来的词汇狰狞而刺眼，让他愈发害怕。他在忐忑中，独自去县里的医院做了检查。

在一系列的检查后，医生让他再去一趟县里的疾控中心，在那里文浩又采了一次血样。过后几天，文浩一直惴惴不安，他不知道等待他的结果是什么，是生命的审判还是虚惊一场。当拿到HIV阳性的确诊结果时，文浩只觉得“天塌了”。翻涌的悔意和源源不断的问题环绕心头：为什么是我？我快要死了吗？我要不要告诉家里人？我能够被治好吗？……

疾控中心的医生表示，根据规定，一定得告知他的父母，不过愿意帮着他和父母沟通，同时也告诉文浩，越早治疗越好。于是在确诊后的第4天，趁着要开家长会，文浩编了一个“在学校和人打闹玩时受伤感染”的理由，带着不明所以的父母再次来到疾控中心。

父母在诊室和医生交流时，文浩在外面走廊的椅子上如坐针毡，短短十几分钟，时间被无限拉长。他不知道如何让只有小学文化的传统父母接受自己的孩子感染了HIV的事实。

终于，父母走出医生办公室，只告诉他，医生说这里开不了药，要把治疗档案转到县中心医院，并报到拿药。文浩设想的责备、谩骂都没发生，好一会儿，母亲才说，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一旁的父亲也没有过多言语，只是立刻和一家人赶往县中心医院。怕看病来不及，父母一路小跑，“快点快点，万一人家下班了查不了怎么办？”

在中心医院，父母陪着他抽血体检，取报告，再去感染科报道。从确诊到开始服药治疗，文浩只用了4天的时间。他牢牢记着医生的嘱咐，先把药吃上，一切都还来得及。

02

青春期与病毒一起远去

刚开始治疗时，服药隐私性成了巨大的困扰。文浩从来没有在一天里吃过那么多药，而且每天都要早晚各吃一次。为避免同学疑心，早上他一定要在出门前吃完一份药，晚上他就在晚自习前，以最快速度跑去厕所，把药塞进嘴里，再回教室喝水吞服。还没适应药物时，他常头晕犯恶心，记忆力下降，升入高三后，课业负担重，他更加紧张，担心自己容易漏服。过了数月，文浩才慢慢适应。

治疗的同时，文浩也在不断调整心态。文浩从小长得秀气，他有一张照片留着长发，白白净净地像个女孩，大人便总拿这个打趣，也喜欢给他穿女孩的衣服，拿他当女儿养。文静的他与山区周遭粗犷的男生不同，他也因此遭遇校园霸凌——男同学在上厕所时扒他裤子，女同学则嘲笑他像个女生。文浩尝试过反击，后来渐渐麻木。

感染HIV让内向的文浩一度更加自卑，在学校受欺负也不愿意和家人说。文浩有个弟弟，外向，壮实，走在路上轻松和别人攀谈，也更加讨父母喜欢。文浩假装过外向，但装了一两天就装不下去，“让我见人就打招呼，我讲不出来……”青春期的迷茫加上患病的压抑折磨着他，最绝望时，他想过“不想吃药了，一了百了。”

文浩就这样一边克服情绪上的波动，一边按时服药，小小年纪的他并行不悖地应对着心理和生理上双重压力，好在都坚持了下来。除了药物时不时带来的副作用之外，HIV似乎并没有给文浩的身体带来其他影响。2016年，文浩考上了贵州一所大学，读了社会工作专业，开启了4年的大学生涯。2021年，大学毕业后的文浩来到四川自贡谋生。对他而言，痛苦的时光终于捱了过去，新的环境里，一切都在向好转变，病毒似乎连同那灼热的青春期一起远去了。

03

少年蜕变

后来，文浩在成都找了份专业对口的社区服务工作。如今，他仍坚持每三个月复查一次身体指标，生活状态与常人无异。

在社区工作时，文浩需要和很多陌生人打交道，曾经内向的他，在工作中努力展现出积极热情的一面。为了保持健康，他坚持睡前锻炼，或选择骑自行车通勤，生活看起来平静规律。

然而，在文浩的内心深处，他依然觉得与家人，尤其与父亲之间似乎还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墙。他总觉得活泼外向的弟弟更受宠爱，自己则像个边缘人。独自在外漂泊多年，他也很少主动联系家里，与父亲的交流更是寥寥无几。

打破这层隔阂的，是一场疫情中的断药危机。2021年，文浩老家的村子赶上封控，而他的抗病毒药只剩下约一周的量，而拿药必须本人亲自到场。

HIV的治疗不能断药，文浩焦虑得不知所措，他控制不住去想最差的结果。万幸，村子几天后解封，几乎是第一时间，一向沉默的父亲骑上电动车，载着文浩去拿药。坐在颠簸的后车座上，文浩终于意识到，父母不是不爱他，只是不懂得如何表达爱。老两口总是以另一种方式关心着儿子，对他的爱并不比弟弟少。

工作稳定后，有一年春节，文浩买了几个按摩仪，分别送给父母和亲戚们。母亲很珍惜地收在阁楼上，嘴上却表现得平淡：“一天天这么忙，哪有时间用。”平日里，母亲是主动给他打电话的那个，询问他是否坚持服药，缺不缺钱，工作如何了。每到文浩要去医院拿药的日子，母亲比文浩自己记得更清楚，还会打电话来提醒。

有了家人的这层牵绊，文浩情绪稳定了不少。如今，每日服药已经成了文浩的“肌肉记忆”。他加入了不少病友群，在感受到共鸣、看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讨论时，文浩也会发言。他知道，世上有这么多和自己一样的人，大家同病相怜，但仍在探索治疗方案，努力生活。群友们互相分享日常生活，彼此打气，缓解了文浩的大部分焦灼情绪。

病友们报团取暖，让文浩觉得，日子又有了盼头。碰到其他刚确诊，处于低谷期的感染者，文浩也会用当初医生的话劝慰说：“先把药吃上，一切都还来得及。”他不再是17岁初确诊时的绝望少年，满满的笃定感，就像一艘进港靠岸的船。

来源：京津冀消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