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5年6月29日，陈云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说：“我有过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一九四五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但我也有硬的一面。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

原载：《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10期

作者：林蕴晖（历史学者）

1985年6月29日，陈云同离任的秘书话别时说：“我有过中央根据地失败的经验，因此，一九四五年到东北后，兢兢业业工作……但我也有硬的一面。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对陈云何以婉拒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专家张素华对当年的情景有如下描述：“陈云，在中共党内虽然排名第五，但论经济工作，可算是第一号人物，大家公认的经济专家。”“七千人大会，又是在国家经济工作最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会议的目的，是解决经济建设中的问题。现在的毛泽东是‘国难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对经济工作，他最佩服的人是陈云。所以七千人大会怎能缺少陈云的声音呢？偏偏就是不肯讲话”。（《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

陈云在如此重要的场合，何以婉拒毛泽东，不肯讲话呢？显然是有原因的。

01

反冒进：被迫检讨

事情得追溯到1956年，在1955年秋冬掀起的农业合作化“高潮”的推动下，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胜券在握，毛泽东的注意力迅速转向工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于是在1956年初春，从中央到地方，各行各业都急于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和规模，导致人、财、物的全面紧张。

处于经济建设领导第一线的周恩来和陈云，不得不出来“救火”，指出投资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基本建设所需的人、财、物要进行综合平衡（1957年1月18日，陈云在讲话中说：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纠正保守比纠正冒进要容易些。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史称“反冒进”。

对此，毛泽东当时是不满意的。到1957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尤其是1958年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调子越来越尖锐，上纲越来越高。他说：1957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称“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他强调，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他直接点名批评周恩来，而对综合平衡思想的批评，指的显然是陈云。

为此，陈云在1958年的中央会议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多次检讨。他说：南宁会议中间讨论的，一个时期在“反冒进”问题上犯的“方针性错误”，“我有这个错误”。“对于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多用了一些，职工多了一些，工资支出多了一些，有错误看法”，“没有弄清这些缺点、错误、毛病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陈云还检讨说：在1957年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报告中，对平衡的看法有错误。一定程度的平衡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是搞计划经济的，但只注意到物资的平衡，没有去看积极的方面，从增产方面，从群众中间，千方百计来达到平衡，这个错误属于消极平衡。“这个方针性的错误，在财政、贸易、物资供应这些部门反映得多，就是在我管的方面反映得多。所以，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要负主要的责任。”（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02

“大跃进”：惹不起，躲得起

邓小平在1980年关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谈话中说：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当年陈云为何没有讲话？除如上所述因“反冒进”被迫检讨外，还有毛泽东在发动“大跃进”过程中一路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同时告诫“要准备党内分裂”。毛讲这个话，无疑是放了两顶帽子，堵人们的嘴——万一“大跃进”受挫，谁要出来说话，谁就是在搞“秋后算账”。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一书中写道：“陈云当时没有参加会议，事后他得知此事，除了震惊，恐怕就是担扰了。”

1959年6月8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前一段心脏病发作后，躺了两个星期，现已能坐起来，但说话仍感吃力。医生说要使心脏功能恢复需要3个月，故拟离京休息一段时间。毛泽东批示：“我认为首先应坚决易地完全休息三个月，然后看情况决定是否恢复工作。”还批示：“放心休养，不要顾虑。”此后，陈云先后到江苏的无锡、苏州，山东的曲阜、济南、青岛等地疗养。

7月2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神仙会”，毛对当前形势作出的估计是：“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7月14日，彭德怀上书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看法。7月16日，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建议将原来各大区小组重新编组，以便广博见闻。另一封信是要刘少奇等通知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等上庐山开会；并征询在大连休养的陈云的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陈云传》对陈云未上庐山参会的情节作了如下叙述：“陈云是在大连疗养期间阅读庐山会议文件，了解到庐山会议情况的。鉴于毛泽东把右倾思想同反冒进联系起来，多次点到反冒进的错误，对庐山会议作出的‘反右倾’、鼓干劲、继续‘大跃进’的各项决议，病中的陈云不便也不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

《邓子恢传》更有如下记载：庐山会议前不久，“邓子恢又感身体不适，经卫生部组织会诊，他肝硬化有加重，糖尿病有发展，又只得去休养”。“在大连休养地，邓子恢接到参加庐山会议的通知。这时，陈云也在大连。他拿着通知到陈云那里，问去不去参加会议？陈云告诉了邓子恢庐山会议的一些情况，劝他不要去。庐山会议过后，邓子恢同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说：幸亏陈云同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可见，陈云的态度是，在当时的大形势下，既不能直诉己见，又不愿违心表态，采取回避就是上上策了。

03

“七千人大会”的氛围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上的形势又如何呢？

有关召开如此规模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背景之一，张素华在《变局》中写道：“不少人认为‘大跃进’以来的错误，中央是有责任的，越是高级干部，这样的想法越多。而几年来，只是地方在做自我批评，尤其是县以下处分了很多人，这是人们气不壮的原因之一。中央和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毛泽东说：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所以，在邓小平等提出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解决粮食征购问题时，毛泽东立刻表示同意，并提出扩大到县委书记来参加会议，要在这个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把问题讲清楚，中央做自我批评，向全党交心。”

对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张素华有这样一段描述：“（1961年）12月21日，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他现在的心情很好。或许这一段毛泽东比较放松，因为从1960年下半年以来，国内爆发的困难形势，使他的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处在纠‘左’的前线，身心倍感疲倦。到了1961年底，在他看来，其困难形势进入谷底后，已经在逐渐好转，中央制定的各项具体政策都开始见效，只要在各行各业把具体政策一一制定出来，落实下去，再有两三年，中国的经济就可以恢复了。中央召开了小型工作会议，再召开一个七千人大会，把过去的工作总结一下，承担一下责任，告诫大家要听中央指挥，实现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是不成问题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可以认为，这就是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

那么，七千人大会上的氛围又是怎样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大会报告稿，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直接发与会人员讨论。各组议论最多的问题，是对当前国内形势的认识，对出现困难局面的分析，对错误的表现、性质、责任、原因的探讨以及对“三面红旗”和反对分散主义的看法。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哪一个是主要的？安徽、西藏、山西等地有不少人认为：人祸是主要的。对错误的性质，华北地区有人提出：说缺点错误不是路线性的，是执行中的问题，为什么全国都推行错了呢？这几年造成的损失，不次于三次“左”倾造成的损失。对犯错误的责任，当时认为毛泽东犯了错误的大有人在。也有人大胆地就“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为什么说‘三面红旗’没有错？”但比较而言，认为不是成绩讲得不够，而是缺点讲得不够，这种声音比较弱；认为缺点错误讲得过分了，担心报告讲缺点错误太多会影响人们的信心的呼声较高。甚至有人说，好像缺点和错误都发生在1958年以后，这对那些原来有观潮思想、算账思想的同志没有帮助。（《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作口头发言，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

首先是对困难形势的估计。刘少奇说：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原因是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业生产也难以上升。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

其二，关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其三，如何估计这三年的成绩与错误？刘少奇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

其四，在对困难形势、造成困难的原因、成绩和错误的关系作了分析和估计后，无疑就得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作出结论了。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其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对于造成错误的责任，刘少奇说，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但无论如何，不能不使人们想到毛泽东。当年参与起草刘少奇书面报告的胡绳事后回忆说：刘少奇在台上讲，毛泽东不断插话，我就担心毛主席是否能够接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1月29日，林彪在会上讲话，他首先肯定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林彪说是物质上受了点损失，“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接着，林彪强调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对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当时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还有少奇同志的口头报告，口说无凭，也请他整理一下。他已经答应了。”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从以上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多数与会人员对成绩和错误的认识，以及毛对刘少奇和林彪讲话的反应，可以看出在大会上完全讲真话也还是有困难的。

04

更深层的原因在哪里

早在大会开始之前，毛泽东就曾布置中央常委都要在会上讲一讲。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亲自请陈云讲话，陈云都以“在做工业调查，还没有调查完，现在还没有把握来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问他哪一年可以讲，他说过半年以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后来，陈云回忆说：“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1988年5月21日陈云的谈话记录。转引自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

那么，陈云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究竟如何呢？在当年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俗称“西楼会议”）上，陈云终于开口了。《陈云传》中写道：“二月二十三日，陈云经过反复考虑，就当时的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长篇讲话。他直率地毫不含糊地指出：‘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他认为困难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钞票发得太多，导致通货膨胀；城市的钞票大量向乡村转移，一部分农民手里的钞票很多，投机倒把在发展；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据此，他提出克服困难的6条重要措施。

对陈云这一席讲话在会上引起的反响，薄一波如是说：“在陈云同志发言时，大家还三言两语地插话，为他的讲话内容作补充。少奇同志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中，讲了一些极为深刻的话。他说：‘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方法，要用非常的方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少奇同志还建议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同志再展开讲一讲，统一大家的认识，并征求意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月26日，陈云在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作《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就西楼会议讲话的内容展开作了阐述，尤其是关于农业困难和农业恢复的问题。陈云说，1961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少800多亿斤，不得不进口粮食应急，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肚子里缺少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全国大多数农民的粮食不够吃。

他认为“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每年可能增加二百亿斤粮食”。就农业生产的一些基本条件来看，水利和机械这两个条件现在比过去要好一些，但土地、耕畜、肥料、农具、种子这几个条件都比过去差。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对农业困难和农业恢复速度的估计，是整个经济调整决策的基础。陈云强调指出：“对于农业生产，首先是对于粮食生产恢复快慢的估计不同，我们财政经济工作所采取的步骤就会有很大的不同。”据此，他具体阐述了克服困难的六条意见。（《陈云文选》第3卷）由此，《陈云传》作者对陈云未应毛泽东之邀在大会上讲话的主要原因，引用陈云的话说，是他感到“对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笔者认为，从事后的发展看，似乎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

就在七千人大会后，陈云心里仍在盘算着克服困难的办法，怎样解救缺粮的农民，怎样加快恢复农业生产的问题。

对如何能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陈云更主张“分田到户”，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当面向毛泽东提议。1962年5、6月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作农村调查后，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情况，谈到农民和农村干部提出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的要求。毛对田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包产到户就不能听。”田将这个调查报告送给陈云，陈读后说：“观点鲜明”，并认为：“包产到户还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提分田到户。”他认为：用重新分田的办法，可以剌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的产量。于是，陈云要姚依林帮他算一笔账，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姚依林担心地说：“这个问题，毛主席怕不会接受。”陈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6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他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先后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周恩来交换意见。刘表示同意，林彪也同意。邓说这是其中一种方式，还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周恩来第一天听后说要考虑一下，到第三天说耕牛农具等已经合了，不应再散。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恢复农业，群众中相当多的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现在是，所有形式中，农业是单干搞得好，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7月6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讲自己对恢复农业生产有一些意见，希望当面与毛谈谈。毛即约陈谈了一个多小时。毛当时没有表示意见，第二天早晨，毛很是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问题提得如此之高，使闻者十分震惊。此消息很快传给了陈云，他听后态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语。于若木回忆说：“他不沮丧，不生气，只是对我说了一句：不以成败论英雄，以此表明自己的心境。”（《陈云传》下卷）

从7月25日至9月27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多次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并严厉批判了所谓的“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指对困难形势的估计、主张包产到户、为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其中涉及陈云的就有两风——“黑暗风”和“单干风”。《陈云传》作者说：“持续两个月的会议形成了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又一次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也是又一次由纠‘左’转向反右的政治风云变化。”（《陈云传》下卷）

张素华在《变局》中分析，陈云不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因有三，其中第三条说：“还是心有余悸。从个人而言，他担心弄得不好，当了秋后算账派，引起毛泽东不快，万一如庐山会议一样，大会改变了方向，这也是难以预料的。”历史的发展正是如此，表明分析是有道理的。这恰恰反映了陈云“硬”的一面里又藏着“谨慎”的一面。这正是陈云“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的辩证法。

本文转自公众号 | 中西ABC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