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蒋介石不仅一直对自己的军人身份感到骄傲和自豪，还将军队视为巩固统治的根本所在。鉴于他担任时间最长的职务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很多人习惯以“委员长”称之。

众所周知，蒋介石不仅一直对自己的军人身份感到骄傲和自豪，还将军队视为巩固统治的根本所在。鉴于他担任时间最长的职务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因此很多人习惯以“委员长”称之。

毛主席不仅认为，“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还指出他视军队为生命线，深信“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的原则。不得不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的政治决策及其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作用。

但纵观蒋介石的职业生涯，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他似乎很擅长政治运作与权谋策略，但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才能一直显得较为平庸。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主要要员合影

1936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采访时，特意询问了曾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并在抗战期间有所往来的周恩来这样一个问题："您如何评价蒋介石作为军事统帅的能力？"

周恩来坦诚地表示：

不怎么样。作为一个战术家，他是一个拙劣的外行，而作为一个战略家则或许好一点。当然，他的政治意识比军事意识强，这是他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

当然，基于顾全抗战大局的需要，周恩来还是特意嘱咐斯诺，暂时不要公开将二人的谈话公之于众。因此，这段对话并未收录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当中。

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和斯诺在武汉。

实际上，尽管蒋介石先后击败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以及陈济棠等地方势力，但其制胜手段主要依赖于政治分化和金钱收买。

可以说，他的战略谋划与指挥能力并未有所展现。

一般认为，判断一位军事统帅是否具备深远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复杂战局的能力，至少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考察：

其一，他能否敏锐把握全局态势的发展变化，从整体出发进行系统思考，做出清醒而准确的判断，并预见未来战局可能的走向；

其二，他能否针对现实情况果断做出明确且有效的关键决策。在局势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绝不轻易动摇决心，也不会面对险情只会被动应付、零敲碎打，更不会因为局部变动就频繁更改整体部署。

1925年东征陈炯明时期的蒋介石

从三大战役的交战记录来看，蒋介石显然不是靠谱的最高统帅。

他既未能准确判断己方实力，也未能洞察对手动向，视野狭隘、决策摇摆，常常陷入被动应付、顾此失彼的境地。更严重的是，他经常固执己见，出现失误时总是归咎于下属执行不力或指挥无能。

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始终被蒋介石一人牢牢掌控，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必须经由他亲自审定。这种高度集权却缺乏相应战略能力的指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国民党军事体系的溃败。

实际上，这些弱点在过往的作战中就有所体现，而在关系到政权存亡的战略决战中更是让他和他的党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作为蒋介石昔日“死对头”的李宗仁，晚年就对蒋介石的军事指挥风格，提出了极为尖锐的批评。

首先，李宗仁认为，蒋介石既不擅长直接带兵，也不善于任用和驾驭将领。但他却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坐镇后方统帅部，通过电话越级指挥前线部队的具体行动。

其次，蒋介石的微操式干预，恰恰暴露出了其缺乏稳固的军事判断力。具体而言，“他的判断常常失准，决心也经常动摇。常见的情况是，军队刚调动到一半，他突然又改变主意，导致前线部署陷入混乱。”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此，李宗仁判断，这与蒋介石的军事阅历有关：

由于他未曾担任过中下层军官，缺乏战场实战经验，全凭在高级指挥机构里的主观臆断行事，结果往往打乱正常的指挥体系。

电影《开国大典》中的蒋介石与李宗仁

鉴于蒋介石实在是喜欢微操，以至于国民党军队的将领们干脆不再主动谋划占据，一切听凭委员长直接指挥。毕竟，倘若完全按他的命令打，十有八九只是吃败仗；一旦不听从命令，那就可能人头落地了。

其结果就是，很多将领逐渐沦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工具人”，而蒋介石还非常乐于委以这些人重任。

不得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积极性以及应变能力，面对机动灵活的解放军自然讨不到什么便宜。

电影《开国大典》中祭拜中山陵的蒋介石

实际上，不仅“老对头”们对他评价不高，即便是嫡系的“黄埔系”将领，也对他的指挥风格颇有微词。

比如杜聿明在回忆黄维兵团被歼灭的经过时，做出了非常清晰的复盘。

战役初期，蒋介石严重低估了解放军的作战能力，同时又高估了己方实力，盲目乐观地企图在部增派派援军的前提下，实行南北夹击，一举打通津浦铁路徐蚌段。

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杜聿明

然而，当发现解放军声势浩大、战斗力顽强、防御工事坚固，远非国民党军队所能突破之后，他又转而决定放弃徐州，企图以残余兵力退守南京。

就在徐州部队开始撤退之际，蒋介石又被解放军的战略佯动所迷惑，误以为对方正在后撤，于是再次改变原定计划，命令正在撤退的部队掉头“转守为攻”，协同李延年兵团企图为被围的黄维兵团解围。

结果，黄维兵团正是在这种反复不定的指挥下，陷入了解放军事先布置的包围圈，被重重围困，战斗力不断消耗，包围圈也越收越紧。

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军队

直到12月10日之后，蒋介石才意识到从徐州、蚌埠方向出击的国民党军队已无法解围，于是强令黄维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于白天实施突围。但是，黄维认为白天突围风险极大、难以成功。

双方争执至12月15日晚，黄维眼见局势危急，最终决定违命于夜间突围。结果一经行动，部队即在解放军的严密包围下迅速崩溃，除了兵团司令胡琏一人乘战车侥幸逃脱之外，几乎全军覆没。

事后，蒋介石在写给杜聿明的信中，仍将失败归咎于黄维，指责他未按命令在空军和毒气掩护下白天突围，而是擅自夜间行动，导致“自取灭亡”。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由其军方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一书，对自身的失败做出了这样的检讨：

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指导思想非常机械化，在评估敌我双方的战斗力时，只会单纯以武器装备为标准，各级单位都以占领城池土地为主要目标，导致战略目标与战术行动本末倒置，严重违背基本军事原则。

在对指挥体系的检讨，该书从“统帅节度”的角度，总结出了三大弊端：

第一，高层过分干预微观指挥，严重束缚了下级指挥官的主动性。这种"事必躬亲"的指挥方式，长期削弱了各级指挥官的独立判断和应变能力。

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的蒋介石

第二，战略决策权过度集中于最高统帅部，而统帅部的决策，往往滞后于战场的实际变化。特别在关键战役中，战机稍纵即逝，等待层层上报和批复的过程，常常导致贻误战机。当战场出现危机时，这种僵化的指挥体系更难以及时应对。

第三，统帅部的作战计划主要基于高层参谋人员的主观判断，与前线的实际情况严重脱节。决策过程既不征询下级意见，也不重视一线指挥官的反馈，导致战略规划与部队实际执行能力严重脱节，战略意图难以得到战术层面的有效支撑。

坦诚说，尽管上述材料在行文上有意避免直接提及蒋介石，但不难看出，由于蒋介石长期高度集权，对军事指挥实行一人独揽，文本中多次提及的“统帅部”所犯的过失，实质上折射出的正是蒋介石个人作为最高军事统帅的严重缺陷与局限。

电影《开国大典》中主动辞职的蒋介石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深得蒋介石信任的陈诚，也曾与之有过激烈争论。至于二人争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对前线作战计划的干预过于细致。

在这种指挥风格下，各级将领只能被动执行，即便是身为参谋总长的陈诚也不例外。每当战事进展不顺时，陈诚自然承担主要责任。

但时间一长，难免会对蒋介石产生不满情绪。

老照片中的陈诚

可以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在三大战役中整体溃败，主要责任应该归因于蒋介石的个人指挥方式及其决策机制。

在战役初期，他不仅无法对敌我形势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更缺乏对战争走势的基本预判，拿不出经过深思熟虑、目标明确且执行坚决的作战方案。面对战局变化，他常常慌乱失措，被动应付，却又固执己见、独断专行。

甚至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中后期，局势已明显不利，他仍企图强行与解放军进行“决战”。随着战事的不断推进，他的决心不断动摇，最终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甚至多次发出“此事殊出意外”的感叹，并“默祷恳求上帝默佑”。

电影《开国大典》中准备前往台湾的蒋介石

比如他曾在1949年2月25日的日记中“天真”地指出，“对共匪不能有所期待，而以阻止其渡江为惟一要务”。但问题是，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经在三大战役中损失殆尽，“阻止渡江”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4月21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合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横渡长江，挥师南下。两天后，顺利攻克南京。5月27日，上海宣告解放。至此，中国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大局，已经不可逆转了。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