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是夜壶啊！"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引起一片沉默。1965年，已是普通公民的末代皇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参观，面对一件精美的清代花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随行的专家学者们瞬间哑然。这个看似平常的误认背后，隐藏着怎样复杂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转变？这是一

"这是夜壶啊！"这句轻描淡写的话，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里引起一片沉默。1965年，已是普通公民的末代皇帝溥仪重返紫禁城参观，面对一件精美的清代花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让随行的专家学者们瞬间哑然。这个看似平常的误认背后，隐藏着怎样复杂的历史记忆与身份转变？这是一个关于记忆、身份与救赎的故事。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大会。当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代表宣读完特赦通知书后，53岁的溥仪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1959年度赦字001号"，这张纸意味着他将重获自由，不再是战犯，而是一名普通公民。

溥仪出狱后的第一站是北京，他在妹妹家住了半个月后搬进了政府安排的一间旅馆。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天子"，如今和普通人一样需要为生计奔波。当时的溥仪看起来瘦弱、羞怯，与他曾经的身份形成了鲜明对比。几十年的政治风暴，让这位曾经的皇帝历经了从紫禁城到伪满洲国，再到战犯管理所的巨大人生转折。

1960年2月16日，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正式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报到。第一个月，他只负责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温室工作。对于这位曾经坐在龙椅上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虽然简单，却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劳动。

"我想我做得不算差，至少花草在我手里能活下来，"溥仪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这样说道，"这可能是我天生就对植物有兴趣，小时候在宫里，我就喜欢看蚂蚁、养蚯蚓、种花。"在植物园的工作，让溥仪找回了一些童年的兴趣，也让他开始真正地融入普通人的生活。

1961年3月，溥仪告别了植物园的同事，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职。这份新工作更适合他的特长和背景，让他能够利用自己对清朝历史和宫廷生活的了解，为历史研究工作做出贡献。3月6日，园里召开了一场简朴而温馨的欢送会，同事们送给他一盆他亲手培育的吊兰，象征着新生活的希望。

1959年至1964年间，随着溥仪身份的转变和工作的调整，他开始多次应邀回到故宫，参与文物鉴定和历史咨询工作。对于这位曾经的宫廷主人来说，每一次重返紫禁城，都是一次情感的洗礼和记忆的碰撞。

196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溥仪第一次正式回到故宫。那天阳光明媚，穿着简朴中山装的溥仪站在太和殿前，微风吹拂着他日渐稀疏的头发。陪同他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几位专家和文史馆的同事。当年那个坐在金銮宝座上的小皇帝，如今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站在台阶下仰望着这座曾经属于他的宫殿。

"我上一次从这里离开是1924年11月，"溥仪轻声说道，"那时我还不到19岁。"回忆起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溥仪不禁感慨万千。37年过去了，昔日皇宫已经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而他自己也从一个被驱逐的皇帝变成了一名普通的参观者和顾问。

溥仪的到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游客认出了他，好奇地围观，甚至有人请求与他合影。对此，溥仪表现得非常谦逊，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以一个新的身份回到紫禁城，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而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普通工作者，这种感觉既陌生又亲切。"

1962年10月，溥仪再次回到故宫，这次是应博物院的邀请，协助展品陈列和历史场景还原工作。他走进乾清宫，这里曾是他的寝宫，现在却陈列着许多清代文物。看到工作人员将一件康熙年间的瓷器放在一个不合时宜的位置上，溥仪主动上前纠正："在我小时候，这种瓷器通常放在东暖阁的博古架上，旁边一般会配以青铜器..."他的建议得到了专家们的采纳和赞赏。

1963年春天，溥仪参与了故宫博物院清代宫廷档案的整理工作。这些泛黄的文件记录着清朝宫廷的日常运作，包括膳食、祭祀、接待外宾等各种活动。当他看到一份关于宫廷膳食的记录时，不禁会心一笑："这里记载的宫廷菜谱与我记忆中的完全一致，连顺序都没变。"溥仪的亲身经历为这些档案资料提供了宝贵的补充和验证。

1965年5月的一天，溥仪再次来到故宫，这次是陪同一组文史馆的专家参观。当他们走到一个展厅时，溥仪的目光被一件精美的花瓶所吸引。那是一件清代的珐琅彩瓷器，造型优美，彩绘精细，被摆放在一个玻璃展柜的中央位置。

"这是夜壶啊！"溥仪脱口而出，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周围的人听清楚。

他的话音刚落，展厅里立刻陷入了一片尴尬的沉默。专家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接话。这件被博物馆视为艺术珍品的花瓶，在溥仪眼中却是一个普通的便器？

看到大家的反应，溥仪意识到自己可能说错了话，连忙解释道："在宫里，这种器物确实是放在床边用作夜间便器的。虽然它看起来像花瓶，但实际用途却不同。"

一位年长的专家打破了沉默："溥先生，您是说这种精美的瓷器在宫里被用作便器？"

溥仪点点头："是的，在宫廷里，很多器物的实际用途与外观并不相符。这类瓷器虽然精美，但确实是用来方便皇室成员夜间如厕的。当然，它们使用后会立即由太监清理，并不会有什么不卫生的问题。"

随着溥仪的详细解释，专家们的惊讶逐渐转为了浓厚的兴趣。这件看似简单的"认错"事件，实际上揭示了宫廷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一位故宫的研究员甚至拿出了笔记本，详细记录下溥仪的解释。

1965年6月，溥仪应邀再次来到故宫，这次专门是为了详细讲解宫廷器物的用途和习俗。在一间专门准备的会议室里，他向故宫的专家学者们系统地介绍了宫廷中各种器物的真实功能。

"在宫廷生活中，很多物品都有着特殊的用途，与外界的认知不同，"溥仪耐心地解释道，"比如那些被视为艺术品的瓷器，有些实际上是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是便器。这并不是对艺术的亵渎，恰恰相反，这体现了宫廷生活的精致——即使是最普通的生活用品，也要做得美轮美奂。"

他的解释让专家们恍然大悟，也为故宫的展览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一位年轻的馆员后来回忆道："溥先生的解释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过去对宫廷文物的理解可能过于单一，忽略了它们在当时生活中的实际功能。"

1965年秋天，溥仪为故宫博物院录制了一系列口述历史资料，详细回顾了宫廷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日常起居、膳食习惯、礼仪规范等。在谈到宫廷器物时，他特意提到了"夜壶事件"："那天的误会其实很有趣，它反映了今人与古人，以及宫廷与民间在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这些差异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1966年初，溥仪最后一次访问故宫，参与了一次重要的文物鉴定工作。这次他认出了一件被误认为普通饰品的物件实际上是光绪皇帝的私人印章。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溥仪对宫廷历史的独特了解和贡献。

然而，好景不长。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溥仪重返故宫的机会被彻底中断。那次"夜壶"事件，成为了他与故宫之间最后一段广为流传的轶事。

1966年8月下旬，文革的狂热浪潮席卷全国。溥仪家中也未能幸免，遭到了红卫兵的冲击。他被迫参加劳动改造，尽管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佳，但他从未抱怨。在这段艰难时期，溥仪表现出了与年轻时截然不同的坚韧和宽容。

"即使是这样的困境，也比不上我在满洲国时的痛苦，"溥仪在日记中写道，"那时我是傀儡，被操控；而现在，尽管环境艰难，但我是自由的，是真正的中国人。"

然而，健康问题开始困扰着这位曾经的皇帝。1966年12月23日，溥仪因患尿毒症住进了北京人民医院。他的病情迅速恶化，医院的条件有限，治疗效果不佳。

得知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并指示将溥仪转入条件更好的首都医院，由中西医结合会诊治疗。总理还派遣了著名中医蒲辅周前往看诊，并转达了对溥仪的问候。这一举动极大地安慰了溥仪和他的家人。

李淑贤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当时周总理说，溥仪是我们党改造成功的范例，要给予特殊关照。虽然国家当时很困难，但对溥仪的医疗条件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

尽管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溥仪的健康状况仍在恶化。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时30分，61岁的溥仪在北京去世。两天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规定，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溥仪的葬礼简朴而庄重。参加葬礼的除了家人，还有政协和文史馆的同事。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曾在故宫与溥仪共事过的专家学者也前来送别。其中有几位还记得那次"夜壶"事件，他们带来了一束白色的菊花，上面附有一张小卡片，写着"感谢您为中国文物事业作出的贡献"。

1980年5月29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为溥仪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与会者400余人，由副主席刘澜涛主祭。会后将骨灰盒移入革命公墓，溥仪这位废帝可谓善终。

来源：底层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