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专门领域,人们都容易找到更具代表性的典范。然而,若就整体成就而论,像苏轼这样的“全才”恐怕是极少见的,其人生内涵的丰富性几乎无与伦比。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其文字传达出的人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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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评传·修订珍藏版》
王水照、朱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专门领域,人们都容易找到更具代表性的典范。然而,若就整体成就而论,像苏轼这样的“全才”恐怕是极少见的,其人生内涵的丰富性几乎无与伦比。尤其重要的是,通过其文字传达出的人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境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性格的自我设计,其深刻、鲜明的程度远非各领域的代表人物所能比拟。
人生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苏轼处理人生的方式,比它的结果(即他在各领域的成就)更具有久远的影响。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铸造者孔子和庄生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上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铸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文艺君今天为您摘编《苏轼评传》一书中探讨苏轼人生思想的章节片段,随苏轼见生死,见出处,见大地。
生死、出处、大地
人生的问题,当然是哲学所关怀的最大问题之一,然而,它却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把人生看作“寄寓”的过程又从而积极肯定之,固然足以在理论上统一儒、道两家的人生态度,然而,这种审美的态度在面临现实时,不能不接受现实的严峻考验。审美的精神是自由的,现实却限制自由。限制来自两个方面:来自自然的是生命的有限性,即生死的问题;来自社会的是对个体创造性活动的制约,就政治上说,是议政、施政的权力得失要取决于朝廷,然则从政既是创造性活动的重要内容,却也可能因此而失去自由,这就有了一个出处的问题。生死和出处,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面临的两大人生课题。
依“寄寓”思想本身的逻辑,视生为寓,固应视死如归,似不当再有生死的问题,但实际上,生了病的人都会积极寻求治疗,出于人情,对亲友的死亡不能不悲伤,出于礼数,对长辈的去世也不能不哀悼,出于政治责任,对生民的存活也要负责,即就自身而言,死有自然寿终,也有为节操而杀身,为事业而忧劳致死等可能的情形,则也存在各种选择的困境。“寄寓”思想把政治活动也看作人生的寓意达志的创造性活动,似乎投身政治并不违碍人生的审美情操,但一个社会的政界有它自身的运作规律,是现实中各种矛盾的冲突交汇之处,它既需要政治家的创造力的投入,也必然要打击这种创造力,若坚持寓意达志而不与世沉浮,便必然大受痛苦,若引身退出,不涉此途,又失却“寄寓”之一义。
因此,出处和生死两大现实问题,形成对“寄寓”思想的挑战。尽管苏轼把“寄寓”论述为充满诗意和快乐,但他的实际人生却不可避免地遭受痛苦。也正要在不断的痛苦经历和持续的反思中,苏轼才能为“寄寓”的人生找到安身立命的大地。
看苏轼的文字,一方面见他处处自道寓意之乐,一方面也能感受他浓重的人生虚幻意识和苦难意识。他以“寄寓”思想来理解自己对政治活动的投入,对社会政治的责任,比一般儒家的忠君报国之说更为深刻;但他因生死和出处的困境而引发的人生虚幻意识和苦难意识,较前人也更为沉重和深微。以“寄寓”之乐来克服虚幻、苦难之感受,并不容易,他的“乐”实在得之不易。
翻开苏轼的集子,一种人生空漠虚幻的感觉便扑面而来。“人生如梦”,便是他的诗词中经常咏叹的。应该说,“寄寓”的人生当然犹如梦境,但这种对于个体生命实在性的怀疑甚至否定,势必给对于生命之意义、价值的探寻造成困难。是的,一个人若时时想着我终究是要死的,那么还来做什么事呢?但死又确实无可避免,故即便有“寄寓”思想以自解,苏轼仍不断发出“人生如梦”的感叹。仅从苏词取证,如“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笑劳生一梦,羁旅三年,又还重九”“一梦江湖费五年”“十五年间真梦里”“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等,皆属此类。
虽然“人生如梦”是中国文人的常规慨叹,但随着生命的进程,逐年累月地体会梦境般的生存感受,把过去的三年、五年、十五年都断之为梦,却可见出虚幻意识的沉重有加。
不但如此,苏轼还对白居易的“百年随手过,万事转头空”下了一个转语,曰“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意谓不但过去之经历如梦般虚幻,即当前的一切也虚幻如梦,较白诗更进一层,可见其人生虚幻意识的深化。
从个人说,梦做到死为止,死被认作梦醒;但从人类历史说,则生命不断延续,历史成为一个永无觉醒之期的大梦,如他所说:“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这是将人生虚幻意识推广至历史虚幻意识,也可视为一种深化。他还在诗中说:“物生有象象乃滋,梦幻无根成斯须。方其梦时了非无,泡影一失俯仰殊。”这又是将一切存在之物的存在都认作梦境了。总之,过去、现在、将来,宇宙、历史、人生无不如梦,无不虚幻。
人生虚幻意识确实给苏轼带来痛苦。佛学的平等观、道家的齐物论,看来并不足以真正克服之。“寄寓”思想要冲破虚幻意识的困扰,必须寻求到生命的意义、价值,那也就必须确立人的真正主体性,来担当这意义、价值。人生的一切内容既皆虚幻不实,主体性又何在呢?苏轼人生思考在这里顿现一个亮点。他将“梦”境描述为“几度新凉”“旧欢新怨”,则剥离了炎凉升沉、欢怨祸福等内容之后,人还剩下什么呢?
这剩下的一点,正是人的本“性”,是超越梦境的根据,也是生命现象的深处唯一真实的存在。
苏轼说:“此灭灭尽乃真吾。”梦境幻灭尽净后,有“真吾”存在。“身外倘来都是梦”,炎凉升沉、欢怨祸福之梦境,其实是“身外”来的,人生还有内在的“真吾”。这是真正的主体性,虽常因牵拘于外物,奔逐营营而至于失落,却应该在对于失落的痛苦中重新寻求回来。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意味着“忘却营营”后即有“真吾”的来归。“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只要坚持清醒的“寄寓”态度,而不心住外物迷恋执着,则“真吾”不会沉溺,梦境可以超越。因为这种“真吾”(即“性”)乃是人所本于天道、合于天道者,是永恒的、不灭的,具有本体意义,它不为造化之所玩弄,而是与造化相统一的。所以,“寄寓”的过程虽如一梦,但“寄寓”者是自由出入于梦境的,“梦中了了醉中醒”,在醉梦之中,“寄寓”者仍有清醒的主体性。
人的身上有着与天道相通的“性”,对于“性”的存省,即是对生命永恒的感悟,足以超越人世短暂之梦境。这是一个背负青天的人,“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苏轼以此真正的主体性来克服人生虚幻意识,转悲为喜。对于一个背负青天的人来说,世间荣辱得失生死之梦,又何足道?
相比于虚幻意识,人生苦难意识就更加深重虽然说,作为一个诗人,其审美的人生应伴随着审美的愉悦,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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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评传·修订珍藏版》
王水照、朱刚 著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都达到一流水准,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自成一家之学,他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从生平、哲学、史学、美学、政治、文化、文学等多个维度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和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展现其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全书立论严谨精辟,妙悟新见迭出,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和智慧的火花,是苏轼传记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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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插图源自视觉中国
图文编辑 吴蒙蒙
责任编辑 吴蒙蒙
审 核 谈 骁
来源:长江文艺出版社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