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李自成殉难于通山九宫山的专家李文治及其主要论点

摘要：接下去的来龙去脉，不是一天两天能定下来的。学界像啃一块硬骨头，前前后后比对证据、互相拆解论点好几年才慢慢走到今天这步。1955年，郭沫若根据新的考证，把以前流行的“通城说”从官方表述里划掉；又到1988年，国家把通山的九宫山列入重点保护名录，这地方就从地方记忆

通山县九宫山被官方认定为李自成殉难地，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接下去的来龙去脉，不是一天两天能定下来的。学界像啃一块硬骨头，前前后后比对证据、互相拆解论点好几年才慢慢走到今天这步。1955年，郭沫若根据新的考证，把以前流行的“通城说”从官方表述里划掉；又到1988年，国家把通山的九宫山列入重点保护名录，这地方就从地方记忆升格为国家级保护点了。这样的两个动作，让通城县那边的“九宫山说”逐渐不再是学界讨论的主流说法，但争议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

有人说，这类历史问题从来不会一锤定音。有人怀疑家谱记载年代作假，也有人抓着清初奏报里那句“尸朽莫辨”不放，认为当时的报告可能带着政治目的或传播误差。李文治就是在这种争论里做了他的考证工作，慢慢把不同线索缝在一起，给出自己的判断：李自成是在顺治二年五月，于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殉难。下面把他用过的几条证据说明白，让人看得清楚些。

一条路子是看清朝初年的官方奏折。阿济格、何腾蛟两份奏报都出现了“九宫山”这个地名。阿济格写到，贼兵穷窜到九宫山，围查多次没找到自成；被俘的人说，自成逃跑时只带了二十多个随从，后来被村民围困，脱身不得，最后在山中自缢。何腾蛟的奏疏则写到在九宫山处斩杀了自成。两份记载口气、细节不完全一样，但都把事件牵到九宫山这个点上。关键是这两位当时直接参与平乱或掌握前线讯息的人，所以李文治把它们当作比较有分量的资料来用了。

另一条线是地方的族谱记载。李文治引用了通山县程氏的家谱，里面写着：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进县，百姓受害，程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并葬于此。李文治没有把这段话照搬就算数，而是把“小源口”放到九宫山周边的地形里对照，发现民间记忆里“村民围困、捕杀”的说法和清朝奏报里提到的情形在某些地方是能够叠加上的。地方族谱确实可能经过后人修订，但在具体地名和口述记忆上，常常有参考价值，不是完全可以忽视的线索。

再来是对别种说法的逐一反驳。关于“夹山寺里藏有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的说法，李文治指出，夹山寺里供奉的形象和史书对李自成的描述并不吻合；碑文也没有把奉天玉直接和李自成连起来，所以证据薄弱。还有一种把殉难地点指到通城县九宫山的声音，李文治把行军路线、李自成南下时的活动范围这些地图资料放在一起比对，得出结论是通山县才是更符合史料和地理逻辑的地点。把这些线索拼在一起，他认为其他说法有漏洞，不够站得住脚。

性格和行为模式也是一块证据。李文治从李自成长期的活动看，不大可能是那种一遇事就彻底隐退做和尚的人。李自成多年领导武装起义，屡次在逆境中拼杀，性情上更倾向于顽强抗争而不是遁世出家。基于这种行为逻辑，他把“出家隐退”的假设放到一边，认为更符合史料的是在冲突中身亡的可能。

把这些证据摆在一起，就形成了李文治的判断链条：官方奏报指向九宫山并描述了被困情形，地方族谱在地名和围困细节上提供了呼应，性格和行止逻辑又不支持禅隐之说，于是他倾向于通山县九宫山殉难的结论。他把这些东西写成论文、文章，逐渐在学界里产生了影响。

说到李文治个人，他1909年生，2000年去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带过博士生。学术方向不只是传记类研究，还包括经济史、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明末农民战争等。做这类把官方档案和民间材料并起来考证的活儿，对他来说算是常规工作。他的方法就是把档案、族谱、地理、人物行迹这些碎片放在一块，像侦探拼图，去看看能不能拼出一幅较为连贯的画面。

当然，对他的结论也有人质疑。有人怀疑程氏宗谱是不是后世添加或有附会之嫌；有人揪着阿济格那句“尸朽莫辨”不放，觉得既然尸体腐朽，连首级都没交上，那就说不清到底是谁；还有学者提醒，清初战争信息混乱，官方报告可能带有政治意图或是基于片面情报而写。对这些质疑，李文治在文章里逐条回应，试图把不一致的地方解释清楚，让自己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再说事件最后的细节，史料和民间记忆里有两种并行的叙述：一种说村民围困导致被擒或逼缢，另一种写法更像是被斩首。阿济格的奏报里提到被俘的人说自缢，而何腾蛟的表述则有斩杀之意。李文治并没有把这两种说法看成互相排斥的“二选一”，他把它们看作同一场冲突的不同侧面描述：不管是自缢还是被杀，事情都发生在九宫山附近，参与者包括村民、降将和清军，时间点基本锁定在顺治二年五月，地点多指通山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