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豫南固始的乡土记忆里，曾有位被邻里唤作"余大官"的少年，大头大耳的模样里藏着过人的机敏与刚毅。谁也未曾料到，这个1911年出生的农家子弟，日后会在人民军队的战史上镌刻下不朽篇章。从鄂豫皖的星火初燃到长征路上的风雪兼程，从抗日战场的烽火硝烟到解放山河的千里驰骋

在豫南固始的乡土记忆里，曾有位被邻里唤作"余大官"的少年，大头大耳的模样里藏着过人的机敏与刚毅。谁也未曾料到，这个1911年出生的农家子弟，日后会在人民军队的战史上镌刻下不朽篇章。从鄂豫皖的星火初燃到长征路上的风雪兼程，从抗日战场的烽火硝烟到解放山河的千里驰骋，余成斌用六十七年的人生，书写了一位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守，一位开国将军对人民的赤诚。

1926年的固始县，新旧思潮在这片土地上激荡。15岁的余成斌怀揣着对不公现实的愤懑，走进了县民团的队伍，彼时的他或许尚未明晰革命的方向，却已在内心埋下了反抗压迫的种子 。一年后，农民协会的红旗照亮了他的前路，他毅然加入共青团，从此将个人命运与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紧紧相连。

为了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余成斌重返民团潜伏，却因身份暴露被迫离开。这份惊险的经历让他明白，革命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1928年，他化名孙述山，顶着"孙老背"的俗称，在乡邻间演起了"沉迷赌博"的戏码——牌桌前的推杯换盏间，实则在秘密联络贫苦农民；骰子滚动的声响里，悄然传播着共产主义的真理。凭借这份机敏，他组织起50多人的"鞭杆会"，成功为长工们争取到合理待遇，更在程家集、毛阜集点燃了农民暴动的烈火。

暴动成功后，余成斌带着骨干力量加入固始县游击大队，同年正式转入中国共产党。从分队长到中队长，再到年仅18岁的大队长，他在战火中快速成长。1929年，当红军的旗帜插上大别山脉，这位年轻的指挥员已成为鄂豫皖根据地不可多得的军事骨干，用枪杆子守护着新生的革命政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鄂豫皖根据地，始终笼罩在敌人"围剿"的阴霾中。余成斌率领游击武装转战各地，在一次次突围中锤炼出顽强的战斗意志。1932年，他调任皖西北军事委员会手枪大队政治委员，这支精锐力量成为保卫根据地核心区域的"利刃"。随后西征转战的征途上，他先后担任四川红胜县保卫局局长、川陕省保卫局秘书长等职，在肃反锄奸、巩固后方的工作中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 。

1933年至1934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战役中，余成斌迎来了军事生涯的重要考验。他先是出任独立团团长，后升任独立第二师参谋长，既要指挥部队正面作战，又要负责根据地的安全保卫，常常数日不眠不休。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余成斌调任西北保卫局特务大队政治教导员，率部担负起护卫总部的艰巨任务。雪山草地间，他不仅要与恶劣自然环境抗争，还要应对沿途敌人的袭扰，两次翻越夹金山、三过草地的壮举，成为他军旅生涯中最深刻的记忆。1936年，他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为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战争积蓄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余成斌投身华北抗日前线，历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军法干事、东进纵队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冀南军区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等职。在百团大战的破袭战场上，他率部负责交通线保卫，在枪林弹雨中确保了部队机动的畅通；在冀南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中，他创新保卫工作方法，多次挫败日伪军的渗透破坏阴谋。1941年，他赴延安军政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在整风运动中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并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近距离聆听党的号召。

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后，余成斌的军事才华得到充分施展。1945年起，他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冀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在部队扩编、干部培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1947年9月，他升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在无后方依托的艰苦环境中，参与开辟桐柏区根据地的斗争。1948年至1949年，他历任中原军区桐柏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先后参加东渡黄河、渡江战役等重大行动。在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里，他先后9次负伤，每一道伤疤都是一枚勋章，见证着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付出的沉重代价。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礼炮在天安门广场响起，余成斌却来不及享受胜利的喜悦，便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地方军区建设中。他先后担任河南军区许昌军分区司令员、省军区干部管理部副部长，从指挥作战转向治军练兵、干部培养，角色的转变中不变的是责任与担当。在许昌军分区任职期间，他深入基层连队，手把手指导新兵训练，亲自参与剿匪反霸工作，用三个月时间肃清了当地残余匪患，让群众过上了安稳日子。

1952年10月，余成斌调任广东军区粤西军区司令员，同时兼任中共粤西区委委员、第三书记、第二书记等职。粤西地处南海之滨，既是国防前哨，又是建设热土。他提出"军民一体建防线，军政同心促发展"的思路，一方面狠抓部队战备训练，构建起稳固的沿海防御体系；另一方面深入农村调研，协助地方党委开展土地改革和生产建设。当地群众至今记得，这位将军常常穿着打补丁的军装，与农民一起在田埂上谋划收成，在晒谷场边倾听诉求。

1955年，人民军队实行军衔制，余成斌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这份荣誉背后，是他三十年军旅生涯的无私奉献。同年6月，他调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任中共广西军区党委常务委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委员，在这片边疆热土上开启了新的征程。任职期间，他聚焦边防建设，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组织修建了一批边防哨所和交通设施；注重民族团结，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帮助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穿军装的贴心人"。

即便在特殊历史时期，余成斌始终坚守党性原则，不盲从、不附和，用沉默与坚韧守护着共产党人的初心。1975年，他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积极为国防建设和退役军人安置建言献策。

1978年6月5日，余成斌因病在武昌逝世，这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军，最终将生命定格在67岁。他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脚踏实地的行动诠释了"忠诚"二字的千钧重量。

作为军事指挥员，他智勇双全，既能在枪林弹雨中运筹帷幄，又能在秘密战线里巧妙周旋；作为领导干部，他清正廉洁，始终保持着农家子弟的淳朴本色，从未利用职权为家人谋取私利；作为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从土地革命到改革开放前夕，历经风雨而初心不改。9次负伤的身躯里，藏着的是对国家的赤诚；从游击队长到军区副司令员的晋升轨迹中，写满的是对人民的责任。

从"余大官"的绰号到"余将军"的称谓，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信仰。余成斌用一生践行了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天生的传奇，而是在时代洪流中，始终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行者。这份精神遗产，终将在岁月长河中永远闪耀。

来源：内向的艺术家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