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世民上位后,朝里多了一张长长的麻烦名单。李渊退了位,住进弘义宫,几年内把宫里当成生育工厂,留下了几十个皇族子孙,这些人后来分散到各地当亲王、郡王,成了朝廷既要养又难管的活儿。
李世民上位后,朝里多了一张长长的麻烦名单。李渊退了位,住进弘义宫,几年内把宫里当成生育工厂,留下了几十个皇族子孙,这些人后来分散到各地当亲王、郡王,成了朝廷既要养又难管的活儿。
接下去的事儿并不是一朝一夕堆出来的,是好几件小事儿凑在一起,最后慢慢把问题暴露出来。李渊一退位就住进那弘义宫,那里原来没有女墙、门楼,住着就像把家当成了育儿院。他频繁选秀纳妃,短时间里一批孩子接一批孩子出生。野史上说九年里差不多生了近三十个子嗣,这数字听着有点夸,但那几年确实人丁兴旺。李世民去看父亲时,刚进门就听见襁褓里小孩子哭,李渊当着面就拿这事刺他:这孩子嗓门大,比你那些只会说不会做的兄弟强。李世民听了面上没啥表情,转身就走了。那一眼的复杂心情,成了他后来对宗室问题既想处理又犹豫不决的一个线索。
这些孩子长大后,被分配到各处做亲王、郡王,本来是要给地方镇守、安定边疆,结果很多人把名号当成了提款卡。滕王李元婴就是典型的例子。九岁就有郡国之号,被分到山东后做的事儿不是治理,是横征暴敛,盖了第一座滕王阁;后来被贬到苏州,还是不省心,又在那边仿建;最后迁到隆州(今四川阆中),竟把宫苑的格局照搬了一遍。表面上看那是金碧辉煌、风雅一番,实际上背后是地方财政的掏空和百姓的劳役。别的不说,修宫修阁就能让几个县的人苦几个月。
其他的宗室也没闲着:有的抢民田,把地盘变成自己庄园;有的利用职权贪赃枉法;有的滥用私人武力,地方上告状不断。朝廷下头的文书里,告状信堆成山。京城里那些朝臣看着账本上的数字,知道这一群亲戚表面光鲜,实际上是个个“吃空饷”的麻烦。李世民在位时没有一刀切把这帮人清理掉,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这些宗室总体上还不构成直接的篡位危险,二是他心里有那一次被父亲冷冷一瞥的记忆,处理起来顾忌不少。
这烫手的山芋就传到了李治手里。李治刚上台,朝里摆着一堆比他年纪还小、却拿着俸禄的皇叔皇姑。光每年给他们分发的俸禄,就能把朝廷的粮仓掏出不少窟窿。更重要的是,这些宗室占了不少官位,致使寒门读书人即便考上,晋升也慢,让不少人才没了出路。李治为此夜里睡不好,跟身边信得过的人抱怨,说这帮亲戚比朝中那些奸臣还难纾。
武则天听到这种抱怨,并没有绕弯子。她提出一套改继承和封爵的办法:没有功绩的人,亲王的爵位不再能一代一代地照抄下去,后代会递降。这里面有两条子路子:一是把世袭的等级往下压,不让亲王的子孙自带“高位”身份;二是把爵位和有无功绩连上关系,谁有真本事就留级,没本事的就降档。这样一来,宗室想要保住荣耀,不得不出去找事情做。
把这套规则落实下去也不是说改天换地就能马上见效。北门学士等官署把细节慢慢敲定,配套着提拔寒门读书人的政策推进。科举出身的寒门官员上位的速度加快,像狄仁杰那样靠考试一步步走到高位的人开始增多。同时间,宗室里也冒出能干的人物,比如后来成为重臣的李泌。变动不是瞬间见效,但方向已经变了:要想保住爵位、拿到实权,就得干出点成绩来。很多宗室因此被迫去边疆从军、参与朝政,原来那种靠血统吃俸禄、躺着也能享福的局面,开始松动。
把这段历史和明代放在一起比照就能看出差别。明代的宗室问题被很多人归结为待遇太高、禄米太多,表面上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深入看还有两个关键点:滥封和没活干。滥封就是把封号发得很随意,谁是家族谁就能拿到头衔,数量上很多但质量参差。更致命的是,明朝把藩王圈起来了——不许经商、不许科举、不准参与朝政,出郊游都有禁令。结果就是把人关在华丽的笼子里,既享不了权又没办法立功。朱元璋那套《皇明祖训》原本给了藩王参与国事的余地,但明成祖一看权力可能外溢,就把藩王的活动圈回去,变成了“全面养朱”的体系。有人有名无实,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传宗接代和修房子上,地方上留下的多数是被压榨的百姓和空壳子孙。
把两个朝代放在一起看,有一条线很清楚:给人活干和不给人活干,结果不一样。唐朝在武则天这类改革推动下,尽力把宗室变成可能的助力;明朝则把他们当成潜在祸根,宁可圈养也不肯放权。于是唐朝那边还会有宗室走上边疆建功、进仕为官的路;明朝那边则更多是造豪华、修宫殿,留给地方的只有重负和表面光鲜。
回到具体的画面:当隆州那座仿宫苑的滕王阁又一次落成,院里的梁柱和雕花被擦得亮堂,走进去好像能闻到新木头的味道。但地面上还留着修建时工匠踩出的泥印,雕工处处还带着一些粗糙的刻痕。暮色降临时,风会扬起这些尘土,吹在那些外来游客的衣角上,也吹在当年被迫劳作的百姓记忆里。
来源:小罗音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