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种“念念不忘”的心态，并不是近几年才冒出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根源的。说白了，这是一场“精神股东”式的执着，从19世纪就开始打算盘，直到今天还没停下。
要说哪个国家对中国新疆“最上心”，那土耳其绝对能排得上号。别看它隔着两千多公里，压根不挨着中国，但它对新疆的“执念”，远比一些邻国还要深。
这种“念念不忘”的心态，并不是近几年才冒出来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根源的。说白了，这是一场“精神股东”式的执着，从19世纪就开始打算盘，直到今天还没停下。
故事要从阿古柏说起。1865年，一个叫阿古柏的浩罕将领趁着新疆动荡，带兵入侵，占了喀什、和田一带地盘，自立为王，搞了个所谓的“洪福汗国”。这人野心不小，知道自己根基不牢，就急着找后台。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当时还在苟延残喘的奥斯曼帝国，说白了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前身。他不仅主动“称臣”，还在货币上印奥斯曼苏丹的名字，悬挂对方国旗，甚至还被册封为“埃米尔”，得了勋章和武器支援。
这操作——放到今天，就像一个小县城的“土皇帝”，突然宣布自己归属欧洲议会，真是离谱得有点喜感。
但别看当时奥斯曼帝国已经风雨飘摇，它却仍然乐于接受这种“精神附庸”，因为它正好需要一个机会，把“泛突厥主义”这盘棋下出去。
所谓“泛突厥主义”，就是要把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统合起来，建一个横跨欧亚的“突厥联盟”，当然核心是以土耳其为老大。
听起来很浪漫，是吧？可问题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民族乌托邦，根本不顾历史、文化、地缘等实际条件，纯属“想多了”。
阿古柏的政权没撑几年，就被左宗棠带兵一脚踢翻。1877年，随着清军收复和田，新疆基本全境光复，阿古柏也在库尔勒暴毙。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阿古柏虽然“凉了”，可奥斯曼帝国对新疆的“想象”却没散场，反而成了日后土耳其“惦记”新疆的历史伏笔。这种“我们是一家人”的迷之自信，从那时起就扎根在土耳其一些人的脑海中，直到今天还不肯放下。
到了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彻底解体，但“泛突厥主义”的种子却被一部分土耳其政客和知识分子精心灌溉，成了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精神支柱之一。尤其是在国内政治不稳定、经济低迷的时期，部分政客就会跳出来，拿“突厥兄弟”说事，特别爱提到新疆。
他们常常打着“宗教自由”“人权捍卫”的旗号，对我国新疆事务指手画脚，实则是借题发挥，捞取政治红利。说得好听些，这是“意识形态输出”；说得直白点儿，这就是“隔空插队”。
而更令人无语的是，土耳其长期鼓吹所谓“突厥民族共同体”，甚至一度提出“突厥世界六国一族”的概念，把中国的维吾尔族也拉进名单，硬生生把一个有着独立起源和历史的民族，塞进了他们设定好的“兄弟框架”里。
这种行为，就好比你在朋友圈看见一个根本不熟的人，非说你俩是“失散多年”的亲戚，还想拉你进家族群，一起搞“复兴大业”。你说尴不尴尬？
问题是，历史并不支持这种“突厥兄弟情”。维吾尔族的祖先主要是回纥人，而回纥与突厥人不仅不是一家，还曾经是死对头。唐朝时期，正是回纥人联合唐军击败了突厥政权，才有了后来维吾尔王朝的崛起。
这段历史资料清清楚楚，土耳其人不是不懂，是选择性失忆。就像有人非要说法国和巴西是一家人，只因为他们都讲拉丁语系语言——这逻辑，别说历史学家，连电影编剧都编不下去。
如果说阿古柏事件是历史上的一场“插曲”，那么如今土耳其对新疆的“过度关注”，则完全成了现实政治的操作手法。在很多时候，新疆问题对土耳其而言，不是一个遥远的地缘问题，而是一张可以随时打出的“外交牌”和“内政缓冲器”。
首先要明白，土耳其并不是个政治稳定的大国，它的政局经常出现波动。比如近年来，土耳其里拉大幅贬值、通货膨胀高企、青年失业问题严重，社会情绪极其不安。
面对民众的不满和经济困境，一些土耳其政客就开始“老套路”——甩锅外部、制造话题。而新疆问题，正好成了他们“转移视线”的绝佳工具。
在国际舞台上，土耳其为了迎合西方舆论，时不时就对我国新疆事务进行无端指责，打着“人权”“宗教自由”的旗号，站上道德高地。可问题是，土耳其自己在库尔德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手段，早已被国际社会诟病。
更讽刺的是，联合国曾多次批评土耳其打压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少数民族权利，可这些政客却偏偏选择性“失聪”，只盯着中国新疆“看热闹”。这不是“双标”，是什么？
不仅如此，土耳其还长期对“东突”势力态度暧昧，甚至在某些时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庇护”行为。不少“东突”分子在土耳其活动猖獗，成立组织、发布言论、煽动分裂，土耳其方面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默许其存在。
说白了，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新疆人民的福祉，而是把新疆当成了一张“可以随时拿出来讲讲”的政治筹码。
而在国内政治层面，更能看出这背后的算计。每当土耳其进入大选季节，政客们的“突厥兄弟情”就会突然升温，尤其是右翼民族主义政党，总喜欢把“突厥一体化”挂在嘴边，以此凝聚民族认同感，拉拢保守派选民。
新疆在他们口中，被描绘成一个“被压迫的兄弟”，而他们则是“正义的守护者”。这种叙事虽然荒唐，但却极具煽动性，在国内舆论场上屡试不爽。
举个例子，2020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新疆问题时，用了“我们不能对突厥世界的苦难视而不见”这样的表述，立刻在土耳其国内激起热烈反响。
这种话术既满足了民族主义情绪，又巧妙避开了现实问题，是一种典型的“情绪管理式政治操作”。
而且，土耳其还通过文化、教育等方式，持续输出“泛突厥主义”思想。例如在某些高校设置“突厥学”课程，宣扬突厥语族“共同命运”；或者通过宗教机构、非政府组织等渠道，对中亚甚至新疆地区的人员进行思想渗透。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软传播，虽然不像军事干预那样显眼，但长期下来，影响力却不容小觑。
更值得警惕的是，土耳其如今还积极推动“突厥国家组织”（OCT），把中亚五国纳入视野，试图打造一个以土耳其为中心的“突厥文化共同体”。
虽然这个组织目前更多停留在文化交流层面，但其政治意图早已不言而喻。而每当这个组织开会，总有人时不时提到新疆，一副“你们迟早得回来”的架势，令人哭笑不得。
总的来说，土耳其对新疆的“惦记”从来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情结、意识形态幻想与现实政治利益的三重驱动。从19世纪的阿古柏政权，到今天的“泛突厥主义”，土耳其始终没能放下对“突厥一体化”的执念。
而新疆，作为一个拥有突厥语族成分、同时地缘重要的区域，自然就成了他们想象中的“皇冠明珠”。
但问题在于，这种执念建立在历史误读和民族虚构之上，既不符合事实，也无法实现。
维吾尔族有自己的独立历史，与土耳其所谓的“突厥兄弟情”并无实质联系；更何况，中国新疆早已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外部势力的干涉，最终不过是“痴人说梦”。
现实一点说，土耳其若真想实现国家复兴，与其在遥远的新疆问题上做文章，不如好好解决本国的经济、社会问题。毕竟，真正的强大不是靠宣扬“虚幻的兄弟情”，而是靠脚踏实地的国家治理。
与其在政治讲台上高谈“突厥帝国”，不如在夜市街头多卖几串热腾腾的土耳其烤肉——这才是人民真正想要的“人间烟火”。
来源：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