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特意查了日记——2016年6月12日，我与《湖南文学》主编黄斌，《飞天》主编马青山，作家刘火、远人、郭晓琦和周云和等人，在蜀南竹海参加宜宾作协举办的笔会。下午，林中小憩喝茶时，手机响了，号码显示来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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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10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本文系《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一书自序，该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

文 | 聂作平

我特意查了日记——2016年6月12日，我与《湖南文学》主编黄斌，《飞天》主编马青山，作家刘火、远人、郭晓琦和周云和等人，在蜀南竹海参加宜宾作协举办的笔会。下午，林中小憩喝茶时，手机响了，号码显示来自北京。

一个普通话十分标准的女子说，她是央视编导苏洋。她想请我为她将要拍摄的一部纪录片撰稿。

纪录片是央视科教频道制作的“百年中国地理大发现”系列之一，讲述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和他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的故事。自少年时起，我就对科学有浓厚兴趣，加上后来做过《科幻世界》编辑，故而对科学、科幻著作的阅读一直延续至今。竺可桢几十年前那篇不过数千字，却揭示了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雄文，早就读过并有深刻印象。

于是，我欣然答应，并赶往北京，与苏洋以及制片人罗安磋商（和我一样，罗安兄也是光头，见面相视一笑，成了朋友）。确定提纲后的一天，苏洋带着我走进中关村一栋极为普通的单元楼。在一套可能还不到100平方米的居室里，我见到了一位面容清瘦、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就是竺可桢的儿子，年近九旬的竺安先生。退休前，竺安先生是中科院研究员。其长相，与竺可桢颇有几分神似。

竺安用平缓的语调，为我们讲述竺可桢的生平事迹。其中，必不可少的，他讲起竺可桢领导的浙大西迁，以及浙大和竺可桢——当然也包括童年时期的竺安自己，在艰难岁月的艰难往事。竺安先生打开抽屉，取出几本厚厚的相册，那些泛黄的黑白照片，几乎都是他父亲拍摄的。珍贵的照片，是一个逝去时代的恒久记忆，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证词。

很快，我完成了题为《问天冷暖》的纪录片撰稿，并在央视播出。

纪录片结束了，另一件事情却开始了。

之前，为写这部纪录片，我买回重达二三十斤的《竺可桢全集》，重点阅读他几百万字的日记。竺可桢的日记，显然没打算发表或出版，像鲁迅日记一样，很少抒情、议论，几乎就是每天工作、生活的流水账。这种流水账式的日记，非常真实地记录了作者的人生历程。

我读得最仔细的，是他在浙大西迁和贵州办学时那几年的经历。阅读期间，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大西迁路，写一篇关于浙大西迁的长文。

浙大文学院部分师生合影。聂作平供图

2017年3月11日，我从成都驱车出发，同行的有妻子周小华和刚满5岁、还在上大班的儿子聂晚舟。当天傍晚，抵达贵州湄潭。次日清早，我迫不及待地冒着淅淅沥沥的春雨，走进了古老的湄潭文庙——它曾是浙大西迁时的校本部驻地，而今改建为浙大西迁陈列馆。

两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在湄潭及周边寻访浙大旧址：从湄潭县城到永兴镇，从文庙到万寿宫，从中央实验茶场到西来庵……为了获取地方史料，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湄潭县方志办，请工作人员找来县志及文史资料选辑，一一拍照留存。

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昔年的茶场、今天的景区，漫山遍野种植着茶树，一条小火车轨道，在山峦间曲曲折折地延伸。时序3月，依然刮着冷风。细雨扑到脸上，有一丝冰凉的微甜。举目四望，景区竟然只有我们一家人。路旁，偶有野花在风雨中小心翼翼地绽放。我牵着儿子的小手，走在长长的铁轨上。仿佛只要一直这样走下去，我就会在铁轨消失的远方，遇见那群几乎都已从人间撤退的读书人……

寻访湄潭4个月后，一家人再次驱车南下，这一次，目的地是广西宜州——旧名宜山。与春日里细雨濛濛、柳丝轻扬的湄潭相比，宜州的夏天如同一只巨大的蒸笼，潮湿，闷热。这座被戏称为“宜山宜水不宜人”的小城，既是浙大西迁办学点，也是黄庭坚客死地。

宜山时期的浙大校本部，设在宜山文庙——事实上，绝大多数内迁的高校，几乎无一例外地进驻了当地文庙，且大多是校本部。这是因为，作为彼时不多的公共建筑，文庙相对宽阔、齐整。

如今，在宜山文庙旧址，新建了浙大西迁广场，又名文庙公园。广场上的雕塑下，几个不怕热的孩子在嬉戏，追逐。空气中，热浪滚滚，不时溅来几滴枯燥的蝉鸣。

表现浙大内迁之路的雕塑。聂作平摄

宜山城外的标营，也是浙大旧址。然而，它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资料各说不一。我致电宜州区方志办，接电话的人也一头雾水。次日，向多位老人打听后，我终于在一条两侧长满香蕉和木瓜的小路尽头找到了它——它在上世纪60年代建为医院，80年代被废弃。透过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我看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

至于浙大曾经西迁办学的吉安、泰和、金华等地，我之前都去过。虽然那时并不是冲着浙大去的——多年来乐此不疲的旅行，中国大多数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寻访归来，我开始动笔，开始在电脑上敲下第一个汉字。

2017年9月15日，《南方周末》用了两个整版，推出我的长文《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发表后，反响强烈，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多家报刊纷纷转载，至于转发的网站和新媒体，更是多不胜数。《南方周末》APP上，至今，还能查到当时一些读者的留言，兹引述几段：

“越是艰苦的时刻，人的斗志也是最强的。”

“读完全文，深感先辈先贤之峥嵘艰苦，这种向死而生的奋发精神值得推崇和学习。”

“读完，感觉自己丢了很多东西！年轻人务必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好好学习！”

“山河虽破碎，精神依然存。”

“这真是一所伟大的院校，很震撼。”

“让读者明白了浙大的历史，求是的历史。”

“我是大学生，我想把这种精神再找回来，带回来。”

“如今想要办世界一流大学，却都缺失了这么一种真正的大学精神。”

“面对艰难困苦，求是出真知。”

“过去的苦难铸就的灵魂和精神现在还在吗？”

……

媒体的转载和读者的热议，这是一种令作者深受鼓舞的正向反馈。于是，我决定把大学内迁系列继续写下去，写成一部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首先内迁。及后数年，从中国北方、东部迁往西南的大学数以十计，从而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流亡兴学。炮火纷飞，世事迷茫，年轻的学子和拖家带口的教职员工，为了信念，也为了生存；为了民族，也为了个体；依依不舍地作别熟悉的故土，踏上迢遥的路途。在异地他乡，以至为简陋、简单的方式，度过了一段漫长的峥嵘岁月。

西北联大师生翻越的大散关现状。聂作平摄

这样的历史，既应该也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我寻访的第二所内迁高校是武汉大学。与浙大辗转迁徙多次不同，武汉大学一步到位，比浙大少受了许多颠沛流离之苦。

在学者孙雁鸣兄陪同下，我攀上乐山老城制高点：老霄顶。站在山上，透过葳蕤的草木，可以看到急流拍岸的大渡河，以及河畔耸立的乐山大佛。当年的老霄顶上，建有武大礼堂。礼堂下方的文庙，是武大总部和主校区。岁月涤荡，当年的旧址旧迹依然隐约可寻，就如同当大多数人都有意无意地遗忘了那段历史，但那段历史，在另一些人脑海中，却依然生动、清晰。

因为，文脉与精神的薪火相传，注定只是少数人的事业，少数人孤独而坚定的事业。

浙大、武大之后，是华中大学，一所业已不存的高校。它的内迁之地，在桂林和大理——其中，绝大多数时间在大理，在洱海之滨一个叫喜洲的小地方。那也是所有内迁大学中，迁得最遥远、最偏僻的一个。

建在大慈寺的华中大学西迁纪念馆。聂作平摄

总之，从2017年开始，此后八年间，为了那些内迁大学，我在多个省市区往返奔波：出发，归来；再出发，再归来……山河万里，风霜以行；岁月往事，中宵跂立。

在三台，秋高气霜，菊花竞放，我和老兄弟田勇登上城外的牛头山，在半山腰，找到了东北大学开凿的防空洞。这座川东北县城最值得骄傲的事，我以为无非两件，一件在唐朝，一件在现代——前者，大诗人杜甫和李商隐分别在此客居；后者，东北大学内迁本地。

东北大学在牛头山上开凿的防空洞。聂作平摄

在城固古路坝，油菜花开的春日，原野上，花朵像流动的金色颜料。我带着儿子走进山坡上那座悬挂着十字架的教堂，那是西北联大旧址。许多次寻访，我特意带上了儿子。我想让他从小记住，消逝的时光，收纳了这样一些可风可颂，可叹可泣的先人。

从厦门到长汀，暑热的7月，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岭，很自然地让我想起当年厦大师生内迁的艰辛。抵达长汀那个夜晚，明月在天，我踩着遍地银光，行走在灯火稀落的小巷。夜深了，月光下，那座写着“国立厦门大学”大字的牌坊，影子斜斜地落在地上。一只老去的橘猫蹲在阴影里，见我走过，忧伤地喵了两声。

在北碚，当地朋友陪同下，我三次寻访位于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旧址——夏坝，而今，它还保留了当年的地标建筑：登辉堂。登辉堂后面，还有几栋破旧的平房，据说，也是复旦学子的栖身之地。200米开外的大桥下，孙寒冰先生的墓碑上，落着两只小鸟，它们啁啾有声，仿佛在和从桥上飘落的汽笛相呼应。

北碚复旦大学旧址纪念碑。聂作平摄

在澄江、在罗定、在三水、在韶关、在南岭掩藏的诸多小地方，我寻找中山大学的一点一滴。那些遗失在万里山河间的故人故事，只有用细心、虔诚、敬意，才能把它们一一打捞、回收、珍藏。

在上海、在赣州、在贺州、在友谊关、在昆明、在宜良，我打听和同济大学相关的人与事。而在同济内迁的最终目的地——我曾去过多次的李庄，又一年夏天，我与刘火兄一起，顶着烈日走进南华宫、东岳庙、席子巷、羊街，以及相距不远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在禹王宫前的老码头旁，熟谙那段历史的刘火兄指着长江告诉我；当年，同济师生就在这里上船、下船。这是他们到达的地方，也是他们离开的地方。

李庄禹王宫，同济校部旧址。聂作平摄

我寻访的10所内迁高校中，最后一所是早已拆解的中央大学——它曾是我国规模最大、学生最多、学科最齐全的最高学府。像武大一样，中央大学也是一次性内迁到位的——它从南京溯流而上，落址重庆。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附近的山坡上休息时，我想，我已经寻访了10所内迁高校，可以将这些文章结集为一部书出版了。不过，当年的内迁高校，远不止这些。

我决定：继续走下去。继续寻访。继续书写。

这部书，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通过朋友圈得知我在写作抗战大学内迁一书后，川大教师张苹女士热情地为我引荐了一位当年的亲历者，那就是今年百岁高龄的朱俊岐先生。朱先生与我同为自贡老乡，只不过，他老家在荣县，我老家在富顺。

成都东门一家茶楼的花园里，我们交谈了一个下午。他既曾读过东北大学，也曾读过中央大学，是那段历史至今仍健在的屈指可数的亲历者。他的回忆，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

作者采访朱俊岐先生后合影。聂作平供图

写这篇自序时，我忽然发现这部书的一个有趣之处：写作的动因，是采访年近90的竺安（如今，他也快100岁了）；写作的尾声，是采访百岁的朱俊岐。两位堪称人瑞的老人，他们，正好站在这部书的一首一尾。它们既像那段旧时光在当代的投影，也像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

一代人终将老去，正如另一代人终将成长。在这种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的新陈代谢中，萧条异代也好，怅望千秋也罢，我想，纵然光阴无情，过尽千帆，但终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融入后来者的灵魂。

我走了那么远的路，读了那么多的史料，写了那么长的文字，我仅仅想告诉你——

在我们栖居的这片土地上，曾经生活过这样一群人，曾经有过这样一些倔强的身影，执着的声音，孤勇的命运。

那么——

不要问我到哪里去，

我的路上充满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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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

聂作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5-9

ISBN：9787108081209 定价：58.00元

抗战爆发后，我国北方及东部沿海面临战争威胁，数十所大学不得不向西部搬迁。作为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高校大迁徙，史称“文军长征”。几十年后，这些大学当年内迁的经行路线、办学地点及相关情况还有案可查，并且，相当一部分还能找到旧址遗迹。作家聂作平从2016 年重走浙江大学西迁路开始，用八年时间实地走访了十所大学的内迁之路，寻访旧址，研究史料，拜访相关人物，用生动的文笔全面呈现了十所知名大学的内迁往事，并烛照历史背后个人的命运浮沉与时代的峰回路转。它既是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史，也是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心灵史。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