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11月14日，志愿队第一中队飞行员查尔斯·庞德在位于同古的教会与英国传教士吃晚餐时，看到了一本名为《伦敦画报》的杂志，而其封面正是漆上“鲨鱼牙”的一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战斧”战斗机图画，由于P-40的机头流线型的设计本来就很像鲨鱼的缘故，这样的涂装设
美国志愿队的飞行涂装和标志
1941年11月14日，志愿队第一中队飞行员查尔斯·庞德在位于同古的教会与英国传教士吃晚餐时，看到了一本名为《伦敦画报》的杂志，而其封面正是漆上“鲨鱼牙”的一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战斧”战斗机图画，由于P-40的机头流线型的设计本来就很像鲨鱼的缘故，这样的涂装设计马上受到庞德的欢迎，于是他第二天就到火车站购买了不同颜色的油漆回到基地。开始为自己的坐机漆上“鲨鱼牙”的图案。不过雪林对此有另外一个论述，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他是与一群志愿队的同胞在一位名叫雷文德·柯林的美国传教士家中吃饭时，看到一本刊物封面的Bf-110双引擎战斗机的图案，这架飞机来自于德国空军第76轰炸机联队，同样是以“鲨鱼牙”作为涂装，因此雪林也几乎与庞德同时开始，在基地里面推广“鲨鱼牙”的图案设计。到底是庞德还是雪林先开始为P-40b涂上“鲨鱼牙”的，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所掌握到的资讯在于当时分别来自于第一与第二中队的两人都向陈纳德建议让“鲨鱼牙”成为自己中队的涂装，而陈纳德为了公平起见，指示所有志愿队的飞机都采用“鲨鱼牙”的设计，所以到了11月底，几乎所有的“战斧”战斗机上都出现了这个图案。基本上P-40B的“鲨鱼牙”涂装大多数是由飞行员与地勤人员合力完成的，主要的设计者包括雪林、庞德、克里斯门、威廉·麦克盖瑞以及史丹·雷吉斯。
除了中国的青天白日徽开始出现在这些飞机的机翼上外，这些飞机也开始依照所隶属的中队而开始出现机身号码，根据当时的安排，第一中队的飞机为1~33号，第二中队为34~66号，第三中队则是67～99号。此外每架飞机在机尾部分也会有独特的识别条，第一中队为白色，第二中队为蓝色，第三中队则是红色。几乎在同一时间。志愿队三个中队各自的标志也出笼了。首先是第三中队的飞行员弗瑞德·霍奇斯与雷吉斯两人，根据霍华休斯的电影《地狱天使》设计出了一个搭配白色翅膀，摆出各种性感撩人姿态的红色裸女图案作为自己中队的标志。第一中队的飞行员受到第三中队的刺激，也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图案，当时他们商量出了一个裸女追逐裸男、名为“亚当与夏娃”的图案，后来庞德想到夏娃偷尝禁果的故事后，又在背景后面加上了一颗红色的苹果。不过这个设计因为与日本飞机使用的机徽过度相似而遭到陈纳德的否决，直到后来庞德又将红苹果改成青苹果后才得到接纳。第一中队飞行员詹姆斯·克罗斯后来又在这个队徽中加了一条黑色的蛇形图案，用来象征夏娃受不了撒旦诱惑的故事。
第二中队所选择的标志是代表中国吉祥物的“熊猫”，因此这个中队的外号为“熊猫”中队。大多数的飞行员，对这样的设计起初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设计实在太过于“可爱”，无法彰显出战斗机飞行员该有的英雄气概，他们甚至拒绝迪士尼公司为他们设计的统一“熊猫”队徽。所幸，提议使用“熊猫”当识别标志的是曾经在美联社担任专栏画家的克里斯门，于是他便有义务以“熊猫”为蓝本，帮中队每一位飞行员设计属于自己专有的个人标志。而他也通过捕捉每一位飞行员的背景与个性，设计了许多美轮美奂的“熊猫”个人图案。比方说中队长牛柯克的“熊猫”就维持着轻松的笑容，戴着单片眼镜与帽子，嘴上叼着一支烟。约翰·布莱特因为时常跳伞的缘故，所以他的“熊猫”就佩戴着降落伞。约翰·佩特奇的“熊猫”则留着八字胡，骑着一辆脚踏车。由于克里斯门的缘故，第二中队的标志成为了志愿队三个中队中最具特色的，不过随着与日本的战争即将到来，并不是每一位第二中队的飞行员都来得及让克里斯门为自己的飞机画上个人图案。
至于代表美国志愿队的图案，早期有不同的蓝本被提出，原先有人提出过以龙为版本，但是却为中国政府所反对，原因是这个图腾有过去帝制的象征，克里斯门与陈纳德也一度想过使用“飞行战斧”，或者“鹰”等图案来象征志愿队的精神，不过最后都没有被采用。最后是来自迪士尼公司的罗伊·威廉斯与弯利·波特两人，以一只有黑色条纹，身后长有翅膀的黄色孟加拉大猫，再加上一个象征胜利的蓝色V型图案的设计受到了青睐，同时也与后来志愿队所取得的“飞虎队”称呼相互辉映，这个图腾于1942年3月后开始出现在志愿队的飞机上。由于当时许多中国的地勤人员也参与了志愿队飞机涂装的绘制工作，所以为各作战单位设计队徽的传统，也开始慢慢地由这群美国人传入了保守的中国空军。
战争降临
在太平洋战争即将开打之际，日本陆军航空队为了了解英军在缅甸与马来亚的作战部署，开始命令驻防于河内的飞行第15战队派出“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对这些区域进行高空侦察任务。在侦察员江崎中尉的陪同下，大室孟大尉于8月18日这天首次驾驶没有漆上任何识别标志的“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进入了凯道机场上空，不过由于当时志愿队在机场只有三架飞机，尚未形成战力，日军在没有收集到可靠情报下降低了对同古的警戒。到了10月24日，志愿队的三位中队长，桑德尔、牛柯克与奥尔森在英国人的默许下，也开始驾驶着自己的P-40B，飞越被视为缅甸与泰国交界处的克伦山脉，进入清迈地区进行成军后首度的远程侦察任务，但是除了一片稻田外，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日军似乎受到了志愿队侦查行动的刺激，从二十六日开始连续两天派遣侦察机进入凯道机场空域活动，虽然志愿队的P-40B都紧急升空拦截，不过由于爬行速度缓慢的关系，最后都让日本侦察机成功逃脱。
根据雪林的记录，美国志愿队在1941年12月2日这一天，共有82名第一线的飞行员，他们的飞行经验总共为3293小时。P-40b则因为训练时的损失而只剩下78架，其中有62架可以投入战斗。当中装上无线电设备的飞机为68架，12.7mm与7.62mm机枪都妥善安装完成的飞机则是60架。这就是经历了将近四个月的训练后，志愿队的所有战斗能力。不过在12月8日以前，战争的气氛都还没有降临在凯道机场上，大多数的飞行员在休假的时候，仍能够得到英国殖民当局所签发的通行证到缅甸各地旅游，没有人感觉到日军下一步的扩张行动即将开始。直到他们于12月8日那天得知珍珠港遭遇袭击的消息，才了解自己再也不能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不过如此有限的兵力，志愿队有抵抗日本陆军航空队的足够能力吗？就连当时陈纳德本人都感到怀疑。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席卷了整个东南亚，让美国、英国与荷兰等西方国家尝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除了他们在菲律宾、香港、马来亚、新加坡与东印度的殖民地随时有陷落的危机，就连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两座前哨基地关岛与威克岛。也于1941年12月10日与23日相继被升起了太阳旗。到了这一阶段，不仅夏威夷民众感到忧心，就连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居民也时时刻刻听到关于日本潜艇出没，甚至日本轰炸机飞临洛杉矶上空的消息，在这个黑暗的历史时刻，同盟国的军民都希望能够从战场前线听到一些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美国对日本宣战
1941年12月8日，美国志愿队的飞行员通过了无线电广播了解珍珠港遭遇偷袭的消息，当时他们的感觉是伤痛中夹杂着怒火，到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每一位还留在凯道机场的志愿队成员都了解到自己不再置身于事外，因为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对日本宣战，所以这场武装冲突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人的战争”了，大家都已经摩拳擦掌做好了在空中与日本人战斗的准备。首先，志愿队的飞行员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是不需要在自己飞机旁边待命执行警戒任务的。而在此之后，陈纳德下令飞行员必须要轮流守在自己的飞机旁边以防万一。当袭击凯道机场的消息传出，所以包括防毒面具与英国制的“汤米”钢盔也都开始被配发给了志愿队的空地勤人员，让他们在必要时能够有足够的自卫能力。同时，进出凯道机场的志愿队成员也开始要使用口令才能够得到廓尔喀守卫的放行，由此可见整个基地的保卫层级有明显的提升。居住于机场外面的格林洛夫人奥嘉，也在陈纳德的安全考量下住进了志愿队的飞行基地，负责记录与保管美国志愿队的作战日记，当时他的薪水是每个月150美金。
为了防止志愿队的部队在凯道机场遭到全数歼灭，陈纳德命令志愿队的医护人员与伤患开始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DC-3客机往昆明方向疏散。同时也向重庆方面建议是该让志愿队全体移防回到中国的时候了，不过却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方面进一步的指示。
为了了解日本人的状况，埃里克森·雪林的P-40 b驾驶舱后方的置物箱被加装了一座从英国皇家空军借来的“费察尔德”20英寸照相机，开始投入于东南亚的对敌侦察任务。陈纳德于12月10日早上先命令莱西·蒙格保驾驶这架飞机，在6架P-40b战斗机的掩护下进入泰国清迈上空进行侦查。12月11日，雪林亲自驾驶的这架机身编号为52号的侦察机在克里斯门与瑞克特两位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掩护下，由凯道机场起飞后先进入土瓦基地加油，然后直接飞往泰国首都曼谷的廊曼机场了解日本人在当地部署的情况。任务结束后，陈纳德从照片上了解已经有80到100架日本飞机进入曼谷的情况后，非常担心自己的兵力在空袭中遭到全数歼灭，毕竞警报网的保护范围并不包含位于缅甸境内的凯道机场，所以他希望蒋介石能早日下令让志愿队撒至昆明。
同古在缅甸的位置
不过，布鲁克·波范中将基于保卫缅甸领空的考量，向蒋介石提出了让志愿队进驻仰光明格拉顿机场的决定，这个建议并不为陈纳德所接受。但是蒋介石基于保护仰光这个对外港口的决心，好让中国取得《租借法案》物资的通过能够继续畅通无阻，所以还是同意了让志愿队一个中队的战斗机留在缅甸与英国人并肩作战的决定。12月12日，作为攻击部队的第三中队奉命前往明格拉顿，另外两个中队则留在凯道机场等待前往昆明的命令。22名地勤人员先搭乘火车离开同古，剩下的7名地勤人员则驾驶卡车及其他汽车于13日南下仰光。飞行员则驾驶18架P-40B由凯道机场起飞直飞明格拉顿。根据陈纳德当时的安排，由于第三中队当时尚有9名飞行员还没有完成训练，被留驻在后方，所以他从另外两个中队派了三名飞行员替补，而不愿意让没有经验的战斗人员去白白送命。
从地图中可见仰光至昆明的路线
为了避免剩下的两个中队战力在地面上遭到日军的打击而摧毁，陈纳德再度向蒋介石提出了要志愿队转移回到昆明的要求，这次重庆方面终于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第一与第二中队的先遣人员于12月17日那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的DC-3客机飞往昆明的巫家坝机场。而大队部的指挥、幕僚人员还有足够两个星期用的作战物资，则在三架dc-3的载运下在12月18日离开了凯道机场。同一天，36架P-40b“战斧”战斗机在两个中队飞行员的驾驶下，启程前往昆明，不过在途中由于弗雷曼·瑞基斯与乔治·伯格德的飞机发生了意外，所以只有34架飞机跨越了中缅边境抵达目的地。尽管如此，这仍是志愿队从成军到解散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编队飞行。当天第二中队的飞行途中停靠在腊戌补充燃料，而第一中队的16架飞机则是直接飞入巫家坝机场。这两个中队的地勤人员就比较辛苦了，他们于12月20日当天从凯道机场驾驶着8辆卡车与两辆轿车出发，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才结束了滇缅公路上的辛苦旅程，抵达目的地昆明。
未完待续
来源：罗汉松8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