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79年8月25日，约翰·戈尔（John Gore）正式接任“决心号”舰长一职。“发现号”舰长一职，则由“决心号”二级上尉詹姆斯·金恩（James King）担任。
1779年8月25日，约翰·戈尔（John Gore）正式接任“决心号”舰长一职。“发现号”舰长一职，则由“决心号”二级上尉詹姆斯·金恩（James King）担任。
以下内容编译自《太平洋之旅》（A Voyage to the Pacific Ocean，1787年发布）：
下午，我们停泊在大万山岛（Grand Ladrone）与蒲苔岛（island of Potoe）之间，此前已从蒲苔岛东侧驶过。九点，潮水退去，我们再次在六浔深处下锚。此时，澳门城位于西北方向九至十英里处。
起初，我们误将蒲苔岛当作大万山岛的一部分。该岛岩石嶙峋，面积狭小。据说其西端外海有暗礁，但我们近距离航行时并未察觉。
（1779年）十二月二日清晨，一位被称为“采办”的中国商人登上“决心号”，向戈尔船长（Captain Gore）售出二百磅牛肉，还有大量鸡蛋、橙子及蔬菜。“发现号”也按比例分得了这些物资。我们与采办达成协议，由其每日供应补给，但他坚持要求预付货款。
因引水员称无法继续引导船只航行，戈尔船长解雇了他，我们只能依靠自身航行。下午两点涨潮时，我们起锚迎风航行，七点在深三浔半的水域再次抛锚。此时，澳门位于正西方向，相距一海里。此处锚泊点极不理想，既暴露于东北风向，又因背风侧浅滩水深不足两浔半。
傍晚，戈尔船长派遣金恩船长（Captain King）前往澳门，拜会葡萄牙总督，请求协助为我方人员供应给养，我们认为其供货条件应优于采办商人。金恩船长同时清点了航海物资储备，两艘舰船均急需补给，他计划立即驶往广州，向当时驻守当地的东印度公司雇员提出申请。
金恩船长抵达城堡后，要塞指挥官告知，总督身体不适，不愿接见访客，但我们确信他们会竭尽所能提供协助。不过，金恩船长深知这种协助微不足道，因为他们连日常补给都完全依赖中国人。事实上，对金恩船长首次请求的答复，已充分证明葡萄牙势力已然衰微。当他向军官表明希望尽快前往广州时，对方告知，未经海关长官许可，他们不敢擅自提供船只，而此项许可必须向广州中国政府申请。
金恩船长因这突如其来的延误备受挫败，其沮丧心情，与我们长期渴求获取欧洲情报却屡遭阻滞的焦灼之情相映成趣。世间常有此般情形：当我们热切追求某目标时，往往会忽略达成目标最显而易见的途径。金恩船长此刻正深陷此境。当他垂头丧气返回船上时，随行的葡萄牙官员突然问道：“您不打算去澳门拜访英国绅士们吗？”无需赘述，金恩船长听闻此问时何等欣喜若狂。当他和同伴们走向某位同胞的住所时，内心正翻涌着焦灼的盼望与忧虑，好奇心与顾虑激烈交锋。他们受到的接待毫不吝啬礼节与善意，但因心绪烦乱，反觉冷淡拘谨。在涉及私人事务的询问中，他们如预料般几乎一无所获。但自我们离开英格兰后发生的公共事件，此刻如洪水般骤然倾泻而至，彻底淹没了其他所有感受，甚至令他们一时丧失了思考能力。
金恩船长及其随从收到的消息传回船上后，我们数日间不断相互追问其真实性，仿佛渴望在疑虑与悬念中寻求慰藉，而现实的厄运似乎已将这份慰藉彻底剥夺。当意识到自己被隔绝在如此遥远之地，无法亲历我们推测中交战舰队与军队命运不断被决定的战场时，最刻骨的遗憾便接踵而至。
我们掌握的欧洲局势情报，更使我们迫切希望尽可能加快启程。因此，金恩船长再度设法筹措前往广州的通行证，但暂时未能成功。他此刻得知，由于中国既定的政策立场，相关困难极可能因数周前发生的一起事件而大幅加剧。潘顿船长（Captain Panton）奉命从印度马德拉斯（Madras）启程，率领二十五门炮的战舰“海马号”前来催讨广州华商欠欧洲及印度英籍私人的债务。据我们所知，这笔债务连本带复利已近百万英镑。为此，他奉命向广州总督提出强制性觐见要求。经过拖延，且在诉诸威胁手段后，总督最终应允接见。关于使团使命的核心诉求，他获得的答复看似合理且令人满意。然而，潘顿船长刚一离去，城中公共场所及欧洲人住所便张贴诏令，严禁所有外国人以任何借口向中国皇帝的臣民放贷。
此举在广州引发极度恐慌。那些违背本国商业法规而欠债的中国商人，部分否认索偿的正当性，又担心此事若传至北京，被视为公正严明的皇帝或许会没收其财产，甚至判处死刑。另一方面，马德拉斯总督府曾以强烈措辞向英国商馆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at the English factory）提交申诉方立场，该委员会却深恐卷入与广州清朝政府的纷争，进而给东印度公司在华事务造成重大甚至不可挽回的损害。正如金恩船长进一步获悉的，官员们总在伺机而动，甚至以最微不足道的理由阻挠贸易，解除这些限制往往极其困难且耗费不菲。这些苛捐杂税持续累增，事实上，金恩船长发现所有欧洲商馆普遍认为，他们恐怕不久将被迫作出屈辱抉择：要么终止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要么承受与荷兰商人在日本领地遭受的同等屈辱。
我方两艘商船在此刻抵达，势必引发新的恐慌。因此，金恩船长见无望前往广州，便致函英国押运员委员会（Committee of the English Supercargoes），说明我船驶入珠江的原因，请求协助办理通行证，并尽快转运所需物资（清单已随函附上）。
次日清晨，金恩船长在我方同胞陪同下登船。他们告知我们氹仔港的位置后，我们于六七点间起锚驶向该港。但风力减弱，八点时船只再度停泊于三浔半深处。此时，大万山岛位于东南偏南方向，澳门在西北偏西方向，相距三海里。
“决心号”向此处葡萄牙堡垒鸣放十一响礼炮，对方亦以同等礼炮回礼。4日清晨，我舰再度起锚驶入氹仔港，顺流系泊于西侧。
因最初签约的采办擅自携少量预付款（用于采购补给）离去，我们遂与另一采办签约，此人全程为我方两艘船只供应物资。此事秘密进行于夜间，借口是违反港口既定条例，但我们怀疑如此谨慎的举动，要么是为抬高其供应物资的价格，要么是为独吞合同收益而不必与官员分赃。
9日星期四，戈尔船长收到广州英国押运员的复函，承诺将竭尽全力尽快采购我方所需物资，并保证将为我方军官发出通行证。同时他们表示希望我们足够了解中国行政体系的性质，能将可能出现的不可避免的延误归因于其真实原因。
次日，一位来自东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商人向戈尔船长求助，希望借调数名船员协助其在澳门购得的商船驶往广州。戈尔船长认为此乃金恩船长前往广州的良机，遂下令由其率领副舰长、海军陆战队中尉及十名水手同行。
尽管这并非金恩船长理想中的广州之行方式，但鉴于通行证何时抵达尚不确定，且他的亲临能极大加速物资补给进程，他便毫不犹豫登上了商船。临行前他嘱咐威廉森先生尽快让“发现号”做好出航准备，并对上层建筑进行加固改造，以增强防御能力。
为确保天文观测系列工作不受其缺席影响，他将观测任务托付给特雷文南先生继续进行，因他对这位先生的能力与勤勉抱有绝对信任。
金恩船长及其随从于11日星期六离开澳门港。绕过岛屿东南端后，船只转向北航行，沿途右侧依次经过伶仃岛及若干较小岛屿。所有这些岛屿，以及位于左侧的澳门岛，均完全缺乏树木：土地高耸贫瘠，除偶有渔民栖居外，无人定居。
当船只驶近距澳门约四十英里的虎门时，东面中国海岸陡峭的白色山崖赫然显现。矗立着两座掌控江口的城楼，左侧那座古堡由树林环绕，风姿秀丽，颇具浪漫韵味。
海关官员登船查验时，船主担心我方身份暴露可能引发骚动，甚至招致不测，遂请众人退入下层船舱。
在这些堡垒上游，河道宽窄不一，两岸平缓低洼，常遭潮汐引发的大洪水侵袭。两岸土地平坦，遍植稻田。但随着船队前行，可见地势逐渐升高，形成坡度陡峭的山丘，山坡开凿成梯田，种植着甘蔗、山药、红薯、木棉树和芭蕉。他们还发现许多高耸的佛塔散布于乡野，远处可见数座城镇，其中几座规模颇为宏大。
因逆风阻碍且船只轻盈，航行迟缓，直至18日才抵达距虎门仅九海里的黄埔。黄埔是座小城，各国商船在此停泊，等待装载各自货物。据述，即使中国政策允许欧洲船只驶入广州，上游河道深度仍不足以容纳满载货物的船只。然而对此情况我们无法妄下定论，据信从未有外国人获准查证真相。小城对岸的小岛均归各商馆所有，商馆们在此建造仓库用于存放各类商品。
在黄埔，金恩船长登上了一艘舢板（即中国船），随即顺流而上驶往八九英里外的广州。这些舢板是金恩船长见过的最整洁、最舒适的客船。它们尺寸各异，船体宽阔，横梁平直，底部近乎平坦，船首船尾则呈收窄状，且高高隆起，饰以精美雕花。金恩船长所坐的中舱上方，搭着可自由升降的竹制拱顶；两侧设有带百叶窗的小窗；舱内陈设着桌椅与精美席垫。船尾放置着一座小蜡像，置于镀金皮革的箱中。神像前置有灯台，内燃着香烛。此船的船费为一枚西班牙银元。
金恩船长傍晚抵达广州，在英国商馆登陆。尽管他的到来完全出乎意料，仍受到礼遇有加的接待。当时的英国商馆特别委员会由菲茨休、贝文和拉皮尔三位先生组成，其中菲茨休先生担任主席。他们立即向金恩船长提供了东印度公司船只可供应物资的清单。尽管金恩船长毫不怀疑船长们愿竭尽所能协助我们，既出于雇主的利益考量，也关乎自身安全，但清单上几乎不见帆布与绳索踪影，而这两样恰是我们最迫切所需的物资，这令他深感失望。不过，他稍感宽慰的是，这些物资已备妥待运，而我们所需的补给品只需提前一天通知即可备齐。
金恩船长渴望尽可能缩短在此停留的时间，遂请求诸位先生尽力为其筹措趸船或小船，以便次日启程离开广州。但诸位先生告知他，此类事务在中国领土内无法如此迅速办理，必须事先获得总督的许可，须向海关长官申请通行证，且未经周密审议绝不轻易准予特权。简言之，耐心乃中国必备美德，诸位先生盼能在商馆多留数日，使其居留体验更臻完美，纵使他似乎不愿多作停留。
尽管金恩船长对这番恭维并不买账，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恰逢其时地印证了他们的陈述，更凸显了中国人多疑的本性，令他不禁莞尔。
此前提及，戈尔船长致函商馆诸位先生请求协助，为其一名军官争取赴广州的通行证，至今已逾两周有余。承蒙诸位先生转达此事，已将此事告知该城一位主要华商，该商人承诺将为我方奔走，并向总督呈请批准我方请求。该商人恰逢菲茨休先生（特别委员会主席）与同僚们正就此事与金恩船长交谈时前来拜访，他神情得意而满足地告知菲茨休先生，其恳请终获成功，数日内将为海盗船一名军官签发通行证。菲茨休先生当即表示不必再为此事费心，因为那位军官（指着金恩船长）早已抵达。
这位老华商听闻此讯时所受的惊骇，几乎难以想象。他的头颅顷刻间垂落胸前，因情绪过于激烈，连他坐着的沙发都随之震颤。金恩船长无法判断，令他如此惶恐的是那艘“海盗船”（他如此称呼），还是自己的政府。但当他持续几分钟处于这种激动状态后，贝文先生劝他不要绝望，并告知了船长从澳门启程的方式、前往广州的动机，以及他希望尽快离开该城的意愿。最后这点似乎特别合老人的心意，金恩船长暗自揣测对方定会同意加速离港。可他刚从惊惶中回过神，老人便开始罗列我们事务中不可避免的延误，觐见总督的困难，以及官员们对我们真实意图的猜忌，他声称因我们所作的奇怪自我介绍，这种猜疑已升至异常高度。
金恩船长焦躁不安地等待数日，却未见谈判有丝毫进展，遂向一艘英格兰商船船长求助。该船原定25日启航，船长表示愿接载人员物资，并承诺除非天气阻碍，否则将在澳门外海停泊，直至我方派出船只接应。同时他提醒金恩船长，此举可能面临被海浪卷入外海的风险。
正当金恩船长权衡应对之策时，另一艘外国商船船长递来戈尔船长的信函，表明戈尔船长已委托该船长冒着个人风险，将我方人员从广州接至氹仔并交付补给物资。所有障碍消除后，金恩船长终于有闲暇着手采购物资补给，于26日完成采购。次日，全部物资被运送上船。
戈尔船长认为广州是皮毛最有利的销售市场，遂嘱托金恩船长携带约二十张水獭皮前往，其中多数原属已故指挥官所有，要求其以最高价售出。这项委托使金恩船长得以初步领略中国人的商业天赋。金恩船长将此事告知几位英国押运员后，请求他们引荐信誉良好的中国商人，以便对方能立即为毛皮出价。他们随即引荐他去见商行（该城主要商人组成的社团）的一位成员。该成员在充分了解业务性质后，似乎体察到金恩船长处境的微妙，向他保证可完全信赖其诚信，并声明在此类事务中，他仅作为代理人行事，绝不谋取私利。
当这些毛皮摆在商人面前时，他反复仔细端详，最后告知金恩船长，他最多只能出三百银元。船长深知这些毛皮在堪察加半岛的售价，认定对方出价连半价都不够，只得硬着头皮讨价还价。于是船长反过来索要一千银元，中国商人随即提高到五百银元，随后他私下赠送瓷器和茶叶作为礼物，价值相当于额外一百银元，接着又提议以所述金额现金支付，最终抬价至七百银元，船长则将要价降至九百银元。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遂分道扬镳。但中国商人很快带着一份东印度商品清单折返，希望金恩船长接受这些商品作为交换。后来船长得知，若这些商品能如实交付，其价值将达到商人先前报价的两倍。见船长不愿接受此种交易方式，他最终提议折中处理。疲于周旋的金恩船长应允了，最终收下了八百银元。
来源：自然和谐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