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年，我站在台下，看着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的确良衬衫，嫁给了同校的李老师。那件红衣裳，在公社礼堂昏黄的灯泡下，比山里的晚霞还要耀眼。

那一年，我站在台下，看着她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的确良衬衫，嫁给了同校的李老师。那件红衣裳，在公社礼堂昏黄的灯泡下，比山里的晚霞还要耀眼。

从那天起，我在这所山村小学里站了四十年的讲台。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黑板上的粉笔字写了又擦，擦了又写，鬓角的头发也从乌黑变成了霜白。很多人都说我傻，为了一个女人，把自己一辈子都“代”了进去，从代课老师干到了退休，始终没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家人”。

他们不懂。

那个转正名额，对我来说，是前半生的前途；可对她来说，是她和她身后那个家的全部。所有故事的起点，都要回到1980年的那个夏天，那个蝉鸣聒噪，空气里混杂着青草和汗水味道的夏天。

第1章 山风与粉笔灰

1980年的夏天，我，陈建社，刚刚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一个高中生在村里已经算是顶尖的“文化人”了。我们大队的小学校长王叔找到我爹，喝了两盅老白干，一拍大腿，就把我“借”到了学校，当一名代课老师。

每个月工资十八块钱，没有粮票补贴，干的活儿却和正式老师一模一样。

我爹觉得脸上有光，我却觉得心里沉甸甸的。我不想一辈子待在这山沟里，我的梦想是考大学，跳出农门。但看着爹娘脸上的期盼，还有王校长那双写满“缺人”的眼睛，我点了头。

我们学校叫红星小学，名字响亮，地方却破败。三排土坯房，窗户上糊着透风的纸，唯一的“现代化”设备是校长办公室里那台手摇电话机，十次有八次摇不通。

我教五年级的语文和数学。孩子们黑黢黢的，像地里刚刨出来的土豆，但眼睛亮得惊人。他们对山外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这份好奇，成了我留下来的第一个理由。

开学一周后，学校来了另一位代课老师，林婉秋。

她和我一样，也是高中毕业，从邻村来的。她不像村里其他的姑娘，皮肤是那种很细腻的白，说话声音轻轻的，像山里的泉水。她被分去教一、二年级，那是最熬人的活儿。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教师办公室。那其实就是一间大点的土坯房，靠墙摆着几张掉漆的办公桌。她正俯着身子，用纳鞋底的粗线，小心翼翼地缝补一个学生的破书包。午后的阳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钻进来，在她身上投下斑驳的光点，她的侧脸专注而柔和，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的。

我看得有些呆了。

“陈老师。”王校长领着我进去，“这是新来的林老师，林婉秋。婉秋啊，这是陈建社老师，你们都是年轻人，以后要多互相帮助。”

林婉秋抬起头，对我羞涩地点了点头，脸上泛起一丝红晕，“陈老师，你好。”

那是我和她说的第一句话。

山村小学的日子，清苦又单调。我们这些老师，吃住都在学校。男老师一间宿舍，她一个女老师，单独住了一间最小的杂物房。我们每天的伙食就是红薯干饭配咸菜，偶尔学生从家里带几个野果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但年轻人总能从苦里咂摸出一点甜来。

我们很快就熟络了。林婉秋是个极有耐心的老师。一年级的孩子小，坐不住，还经常尿裤子。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甚至自己掏钱买布，给尿了裤子的孩子做小垫子。她的那间小屋子，晚上经常亮着煤油灯，她在灯下批改那些画得歪歪扭扭的作业，一笔一划，格外认真。

我常常在备完课后，端着一碗热水，借口路过，去她窗前站一会儿。昏黄的灯光勾勒出她的身影，让我觉得这清冷的山村，也有了一丝暖意。

有一次，她班上的一个叫狗蛋的孩子发高烧，家里大人都下地了，没人管。林婉秋急得团团转，二话不说背起孩子就要往十几里外的乡卫生院送。我看见了，抢过孩子背在自己身上，对她说：“你一个女同志，哪有力气？我来！”

那天的山路特别难走，前一天刚下过雨，泥泞湿滑。我背着滚烫的狗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赶。林婉秋就在我旁边，帮我打着手电筒，不时用手帕给我擦汗，嘴里不停地念叨着：“陈老师，你慢点，小心脚下。”

到了卫生院，医生说再晚来一会儿就危险了。看着狗蛋打了针睡熟过去，我们俩才松了口气，瘫坐在走廊的长椅上。

“陈老师，今天……谢谢你。”她低着头，声音里带着一丝哽咽。

“谢啥，我们不都是老师吗？”我咧嘴一笑，露出一口白牙。其实我的腿肚子一直在打颤，但我不能让她看出来。

回来的路上，月光很好，把山路照得亮堂堂的。我们并排走着，谁也没说话，但彼此的影子在月光下拉得很长，偶尔会重叠在一起。我能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皂角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和……悸动。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更近了。我会帮她挑水，劈柴；她会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连同她的一起，拿到河边洗得干干净净。我们会在晚饭后，一起坐在操场的石阶上，看星星，聊各自的家，聊对未来的憧憬。

我知道了她家里的情况。她爹身体不好，常年吃药，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妹妹。她来当代课老师，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那份微薄的工资，补贴家用。

“建社，”有一次她这么叫我，不再是“陈老师”，声音很轻，“你以后有什么打算？真的一辈子待在这里吗？”

我看着远处的山峦，在夜色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我想考大学。等恢复高考的消息确定了，我就去考。”

“嗯，”她点点头，眼睛里闪着光，“你学习那么好，一定能考上。到时候，你就是大学生了，是国家干部。”

她的语气里有羡慕，也有一丝我读不懂的落寞。我心里一动，脱口而出：“那你呢？你不想去考吗？”

她沉默了很久，才幽幽地说：“我……我走了，家里怎么办？”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地方被狠狠地戳了一下。我看着她单薄的肩膀，忽然有种强烈的冲动，想替她扛起那些重担。

日子就在这种平静而又暧昧的氛围里，一天天过去。学校里年纪大的老师们都看在眼里，常常拿我们开玩笑，说我们是红星小学的“金童玉女”。每当这时，林婉秋总是红着脸低下头，而我则会嘿嘿地傻笑。

我们之间，仿佛就隔着一层窗户纸，谁也没有勇气去捅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了，等高考恢复，我要和她一起考出去。就算她考不上，我也要带她走。

那段时间，我从县城淘来了一套高中复习资料，宝贝似的。每天晚上，我们俩就在我的宿舍里，凑在同一盏煤油灯下复习。我给她讲数学题，她帮我记英语单词。灯花偶尔“噼啪”一声爆开，我们会相视一笑，然后继续埋头苦读。

那盏小小的煤油灯，照亮了我们的课本，也照亮了我对未来的所有想象。而在那些想象里，每一个场景，都有她的身影。我以为，我们就会这样，一起努力，一起走出大山，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

可我没想到，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将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打得粉碎。

第22章 一个名额

1981年的春天，山里的杜鹃花开得漫山遍野。县教育局下发了一个文件，要在全县的代课老师里，选拔一批表现优秀的，直接转为正式的公办教师。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全县的乡村学校里炸开了锅。

“转正”，在那个年代，意味着铁饭碗，意味着从一个临时的“打工人”，变成了端国家饭碗的“公家人”。工资、福利、社会地位，全都是天壤之别。对我们这些一脚在泥地里，一脚在讲台上的代课老师来说，这简直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消息传到我们红星小学，所有人都激动不已。王校长把我们几个代课老师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宣布：“咱们学校，分到了一个名额。”

一个。

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我们几个代课老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眼神里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激动、渴望，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王校长清了清嗓子，继续说：“县里的意思是，主要看教学成绩、学生和家长的评价，还有平时的表现。咱们学校符合条件的，主要就是陈老师和林老师。”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我和林婉秋身上。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下意识地看向林婉秋。她的脸“刷”地一下白了，双手紧紧地攥着衣角，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

我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名额，我当然想要。我做梦都想。有了它，我就不用再担心随时可能被辞退，可以安心地站稳讲台，甚至可以把爹娘接到城里去。这是我凭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

可是，婉秋呢？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名额对她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更是她那个风雨飘摇的家的救命稻草。有了正式工作，她就能给她爹买更好的药，能让她的弟弟妹妹继续读书。

散会后，我们俩一前一后地走在回宿舍的路上，一路无言。平时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此刻也显得格外刺耳。

“建社……”她终于开口，声音细若蚊蝇。

“嗯？”

“你……你的教学成绩比我好，学生家长也都喜欢你，这个名额，肯定是你的。”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像是在说服我，又像是在说服她自己。

我停下脚步，看着她。她的眼睛里，有失落，有羡慕，但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她就是这样的人，善良得让人心疼。

“还没定呢，”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一点，“王校长不是说了吗，要综合评定。你的工作，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她勉强地笑了笑，没再说话。

从那天起，一种微妙而尴尬的气氛在我们之间蔓延开来。我们依然一起备课，一起吃饭，但话明显少了。我们都小心翼翼地避开“转正”这个话题，仿佛它是一道看不见的墙，横亘在我们中间。

我注意到，林婉秋比以前更拼了。她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班级里，给学生补课，做家访，甚至连周末都不休息。她的那盏煤油灯，总是亮到深夜。好几次我半夜醒来，都能看到她窗户里透出的那点微光。

我知道，她在为了那个名额，做着最后的努力。

而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挣扎和矛盾之中。

一方面，我的理智告诉我，这是我应得的机会。我工作努力，成绩突出，无论是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放弃。我的未来，我的梦想，我的家庭，都需要这个机会。

另一方面，我的情感却在疯狂地叫嚣。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林婉秋那双清澈又带着忧愁的眼睛，想到她那个贫困的家，想到她深夜里在灯下熬红的双眼。如果我拿了这个名额，她怎么办？她可能就要离开学校，回家嫁人，一辈子被困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

那段时间，同校的李文斌老师，也开始频繁地往林婉秋身边凑。李文斌是正式老师，家在县城，人很稳重，对林婉秋有意思，是全校都知道的秘密。他会从县城给林婉秋带一些稀罕的麦乳精，会帮她修好漏雨的屋顶。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像打翻了醋坛子，又酸又涩。但我更清楚，如果林婉秋能和李老师在一起，对她来说，是最好的归宿。李老师能给她一个稳定的家，一个确定的未来。

而这一切的前提，似乎都指向了那个转正名额。如果她也是正式老师，他们俩就是名正言顺的双职工，前途一片光明。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去乡里赶集，想买点复习资料。在供销社门口，我无意中听到了两个妇女的闲聊。

“听说了吗？老林家的闺女，就是那个当老师的，最近有人上门提亲了。”

“是吗？谁家啊？”

“还能有谁，就是山那头的老张家。他家儿子是个瓦匠，手艺不错，就是人有点……听说脾气不太好。不过彩礼给得高，老林家动心了，正等着婉秋点头呢。”

我当时就愣在了原地，手里的书“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老张家的儿子我听说过，三十好几了，好喝酒，喝多了还爱动手。婉秋那么温柔善良的姑娘，要是嫁给他，这辈子就毁了。

我失魂落魄地走回学校，心里乱成一团麻。我终于明白，这个名额对她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工作和前途了，它甚至关系到她一生的幸福和尊严。有了这个名额，她就有底气拒绝不想要的亲事，有能力选择自己的人生。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一会儿是我爹娘期盼的脸，一会儿是林婉秋在灯下疲惫的身影。

一边是我的前途，一边是她的命运。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看来，无比艰难和愚蠢，甚至可以说是自毁前程。

但直到今天，我都没有后悔过。

第3章 我的决定

做出决定之后，我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那是一种尘埃落定的踏实感，虽然带着一丝苦涩。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王校长。他正在院子里用一个豁了口的瓷碗喝着稀饭，看到我来，有些惊讶。

“建社啊，这么早，有事？”

我深吸了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淡一些。“王校长，我是来跟您说转正名额的事。”

王校长放下碗，表情严肃起来，“哦？你想说什么？”

“校长，我觉得……林老师比我更适合这个名额。”

王校长愣住了，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他眯着眼睛打量着我，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出点什么。“你说什么？建社，你可要想清楚了。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关系到你一辈子！”

“我想清楚了。”我点点头，迎着他的目光，一字一句地说，“王校长，您知道的，林老师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孩子们都喜欢她。而且，她家里的情况……比我困难得多。这个名额对她来说，太重要了。”

我没有提自己对她的感情，也没有提我听到的那些风言风语。我只是把最现实、最能摆在台面上的理由说了出来。在那个年代，家庭困难，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理由。

王校长沉默了。他抽出一根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雾缭气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建社，”他缓缓开口，声音有些沙哑，“你是个好孩子，有情有义。但是，路是自己走的，你把机会让给别人，以后……怕是要后悔的。”

“我不后悔。”我摇了摇头，语气坚定，“王校长，我的目标是考大学，我相信我能考上。这个名额，就当是……给我自己留条后路，万一考不上，我还能继续在这里代课。但林老师不一样，她需要这个。”

这番话，半真半假。考大学是真，但说得这么云淡风轻，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的退出显得更体面，也让校长更容易接受。

王校长又抽了半根烟，最后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长长地叹了口气。“行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我知道该怎么向上面汇报了。”他看着我，眼神里有赞许，有惋惜，还有一丝长辈对晚辈的心疼，“建社，你这个娃，心太实诚了。”

从校长办公室出来，天已经大亮。阳光照在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挖走了一块。我知道，我亲手关上了自己人生的一扇门。

我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林婉秋。我怕她知道了会有负担，会拒绝。我想让她安安心心地，凭着自己的“努力”，得到这个名额。

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刻意地“放松”自己。上课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激情澎湃；批改作业，也故意拖延一些。而林婉秋，依旧在全力以赴。

这一切，都被李文斌老师看在眼里。他找到我，把我拉到操场的一个角落。

“陈老师，你最近是怎么了？怎么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李文斌为人正直，说话也直来直去。

我苦笑了一下，“没什么，可能最近有点累了。”

他皱着眉头看着我，说：“你是不是……因为名额的事？我可跟你说，你别犯糊涂。这机会多难得啊！你这么优秀，放弃了太可惜了。”

“李老师，”我打断他，“有些事，你不明白。”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像是想通了什么，眼神复杂地看着我。“是不是……为了婉秋？”

我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他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建社，你……唉！不管怎么样，你是个爷们儿。你放心，如果……我是说如果，婉秋她转正了，我……我会好好对她的。”

这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承诺。我心里一酸，点了点头，“谢谢你，李老师。”

最终的评定结果下来了，毫无悬念。

林婉秋以微弱的优势，拿到了那个唯一的转正名额。

消息公布的那天，整个学校都沸腾了。老师们纷纷向她表示祝贺，她被一群人围在中间，脸上挂着激动又难以置信的笑容。她的眼睛在人群中寻找着，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站在人群的外围，对她用力地笑了笑，做了一个“恭喜”的口型。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疑惑和探寻。

那天晚上，她来找我了。

她站在我宿舍门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碗，里面是两个热气腾腾的煮鸡蛋。在那个年代，这是最贵重的谢礼了。

“建社，”她把碗递给我，低着头，不敢看我，“我……我听王校长说了。这个名额，是你让给我的。”

我接过碗，鸡蛋的温度透过碗壁传到手心，很烫。

“别听校长瞎说，”我故作轻松地剥着鸡蛋，“是你的就是你的，是你自己努力得来的，跟我没关系。”

“不是的！”她猛地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里面噙满了泪水，“我知道是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不知道这个名额对你有多重要？”

看着她泛红的眼眶，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我强忍着心里的酸楚，笑了笑说：“因为你比我更需要它啊。婉秋，你转正了，我比谁都高兴。真的。”

“可是……”

“别可是了，”我把一个剥好的鸡蛋塞到她手里，“快吃吧，吃了这个‘转正蛋’，以后就是国家的人了，要好好干。”

她拿着鸡蛋，眼泪终于忍不住，一滴一滴地掉了下来，砸在搪瓷碗里，发出清脆的响声。

“建天社……我……”她哽咽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多想告诉她，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喜欢你，我想让你过得好，不想让你被命运推着走。

但我最终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从我做出决定的那一刻起，我们之间，就再也不可能了。我给不了她未来，李文斌可以。我能给她的，只有成全。

“别哭了，”我抬起手，想帮她擦掉眼泪，但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只是轻声说，“以后，好好生活。”

她哭着点了点头，转身跑回了自己的宿舍。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消失在夜色中的背影，手里那个滚烫的鸡蛋，慢慢变凉。那一晚，我把另一个鸡蛋吃了，吃得又干又噎，眼泪混着蛋黄，一起咽进了肚子里。

我知道，我青春里那段最纯粹、最朦胧的爱恋，随着这个转正名额的尘埃落定，也彻底结束了。

第4章 红色的确良

林婉秋转正之后，整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她的脸上多了几分自信和从容，走路的步子也轻快了许多。她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家里买了一台新的收音机，给她爹买了新药。她还特意跑到县城，给我买了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

“建社，这个送给你。你以后考大学，用得着。”她把钢笔递给我，眼神真诚而坦荡。

我收下了。这支钢笔，我一直用了几十年，直到它再也写不出一个字。

李文斌老师对她的追求，也从暗地里转到了明面上。他不再只是送些麦乳精，而是开始骑着他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带着林婉秋去乡里看电影，去县城逛书店。

他们俩站在一起，确实很般配。一个是稳重的公办教师，一个是温柔的新晋“国家人”，郎才女貌，天作之合。学校里的老师们都乐见其成，常常开他们的玩笑。

每次看到他们俩并肩走在校园里，我都会下意识地避开。不是嫉妒，也不是怨恨，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复习和教学中，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

我以为我可以很洒脱，但人心终究不是石头。

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县里开教学研讨会，王校长派了我和李文斌、林婉秋三个人去。坐拖拉机去县城的路上，路面颠簸，林婉秋没坐稳，身子一歪，下意识地就抓住了旁边李文斌的胳膊。李文斌顺势扶住了她，两个人相视一笑，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

我坐在他们对面，看着这一幕，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我默默地把头转向窗外，看着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树木，感觉自己和他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那年秋天，李文斌和林婉秋订婚了。

订婚那天，李文斌在学校食堂摆了两桌，请所有的老师吃饭。林婉秋穿着一件崭新的碎花衬衫，脸上带着幸福的红晕，挨个给大家敬酒。

轮到我这一桌时，李文斌特意拉着林婉秋，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

“建社，”李文斌的脸上满是真诚的笑意，“今天，我一定要敬你一杯。我和婉秋能有今天，说到底，都得谢谢你。这份情，我李文斌记一辈子。”

我端起酒杯，和他的杯子碰了一下，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我看着林婉秋，她也正看着我，眼神里有感激，有歉意，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李老师，你言重了。”我一仰头，把杯子里的酒喝干，火辣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你们俩是天生一对，我祝你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

说完，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转身走出了食堂。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山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我一个人走到操场，坐在我们曾经一起看星星的石阶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点上。这是我学会抽的第一根烟。

烟雾缭绕中，我想起了那个在煤油灯下一起复习的夜晚，想起了那条泥泞难走的山路，想起了她递给我煮鸡蛋时泛红的眼眶。所有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却又恍如隔世。

我没有权利悲伤，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我只是觉得，心里有个地方，永远地空了。

几个月后，他们结婚了。

婚礼就在公社的大礼堂举行，很简单，却很热闹。李文斌的家人从县城赶来，带来了糖果和饼干，让学校的孩子们都乐开了花。

林婉秋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确良衬衫，是李文斌特意托人从上海买回来的料子做的。那红色，鲜艳夺目，映得她整个人都在发光。她站在台上，挽着李文斌的胳膊，脸上洋溢着我从未见过的灿烂笑容。那是发自内心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笑。

我站在台下的人群里，远远地看着。

司仪是王校长，他扯着嗓子喊着祝福的话，台下的人们哄笑着，鼓着掌。那一刻，我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她终于摆脱了贫困的家庭，找到了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她的人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平坦光明的路。

而这一切，有我的一份功劳。

想到这里，我心里那点残存的酸楚，也渐渐被一种奇特的满足感所替代。就像一个农人，看着自己亲手种下的禾苗，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虽然这果实并不属于自己，但那份喜悦，却是真实而厚重的。

婚礼仪式结束，新郎新娘下来敬酒。他们走到我面前，林婉秋换上了一杯白开水。

“建社，”她看着我，轻声说，“谢谢你来。”

“弟妹，说啥呢，”李文斌大大咧咧地拍着我的肩膀，“建社是我们的恩人，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笑着点了点头，喝下了那杯酒。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生平第一次喝醉了。我好像拉着王校长，说了很多胡话，说我要考上大学，要离开这里，要去看看山外的世界。

第二天醒来，头痛欲裂。阳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一切都和往常一样。黑板，讲台，学生的读书声。

只是，林婉秋的宿舍，已经搬空了。她嫁给了李文斌，住进了学校分给他们的新房里。

我的世界，好像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第5章 四十年的讲台

林婉秋结婚后的第二年，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式传来。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复习中，那支她送我的英雄钢笔，被我写秃了好几个笔尖。

我参加了考试。

成绩出来那天，我跑到乡邮局，手都是抖的。当邮递员把那封薄薄的信递给我时，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我考上了，是一所省城的师范专科学校。虽然不是本科，但在当时，一个中专生都足以让人羡慕，更何况是大专。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一路跑回学校，第一个告诉了王校长。老校长高兴得合不拢嘴，拍着我的肩膀连声说：“好小子，有出息！我就知道你行！”

全村人都知道了，我爹娘更是激动得老泪纵横，在村里摆了流水席。那几天，是我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我以为，我终于可以离开这座大山了。

可就在我准备去学校报到的前一个星期，我爹在山上砍柴时，不小心从坡上摔了下来，摔断了腿。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我娘哭得死去活来，家里还有年幼的弟弟妹妹要照顾，一大笔医药费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

我站在爹的病床前，看着他缠着厚厚石膏的腿，和他那双充满愧疚和无助的眼睛，我心里明白，我的大学梦，可能要到此为止了。

我做出了第二个重大决定：放弃报到，留下来。

这个决定比上一次让出名额，要艰难一百倍。那是我离梦想最近的一次，我甚至已经能闻到大学校园里书本的墨香了。

我把录取通知书，小心翼翼地夹在了那本我翻了无数遍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里。在那个无人的深夜，我一个人，对着那张纸，流干了眼泪。

从那天起，我彻底断了离开的念想，安安心心地在红星小学当我的代课老师。

日子就像山间的溪流，看似缓慢，却一刻不停地流淌着。

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

我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他们有的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大山；有的回到了村里，成了新一代的农民。每次在路上碰到，他们都会恭恭敬敬地喊我一声“陈老师”。这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动听的称呼。

林婉秋和李文斌的生活很幸福。他们生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聪明可爱。李文斌后来当上了校长，林婉秋也成了学校的教学骨干。他们家是学校里第一户装上电视机的，黑白的，九英寸，每天晚上他们家都挤满了来看电视的老师和孩子。

他们对我，一直像亲人一样。逢年过节，林婉秋总会包好饺子，让孩子给我送一碗过来。我家里有什么重活，李文斌总是二话不说就来帮忙。

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种默契的距离。谁也没有再提起过当年那个转正名额的事，但我们心里都清楚，那件事，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我们三个人的一生，都牵在了一起。

我也曾试着处过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姑娘，人很贤惠。但谈了没多久，对方家里一听我是个代课的，工资低，没保障，就坚决不同意。从那以后，我也就歇了心思。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也挺好。

时间长了，学校里的人事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一辈的老师都退休了，又来了一批批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带着新的知识和观念，给这所古老的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我，陈建社，成了学校里最特殊的存在。一个从八十年代初一直“代”到二十一世纪的代课老师，成了一个活化石。

有时候，年轻老师会好奇地问我：“陈老师，您当年教学那么好，怎么就没转正呢？”

我总是笑笑，说：“嗨，那时候情况复杂，错过了。”

我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有些事，烂在肚子里，就是一辈子的故事。

四十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青葱少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我的背驼了，眼睛花了，腿脚也不如从前利索了。黑板上的字，需要戴上老花镜才能看清。

但我站上讲台，拿起粉笔的那一刻，我的腰杆，依然是直的。

我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他们中，有成了企业家的，有当了医生的，也有像我一样，当了老师的。他们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

我常常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让出那个名额，如果我没有放弃去读大学，我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也会成为一名正式教师，娶妻生子，过着安稳平淡的生活。

但人生没有如果。

我选择了一条更崎岖的路，但这条路上，我收获了学生们的尊敬，收获了乡亲们的认可，也收获了一份内心的安宁。我用我的一生，守住了这三尺讲台，守住了大山里孩子们的希望。

我觉得，值了。

第6章 一场迟来的敬礼

2020年，我六十岁了，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作为一个代课老师，我没有退休金，只有学校和村里给我的一点微薄的补贴。我早就习惯了，也看淡了。

李文斌和林婉秋也早就退休了，跟着儿子搬到了县城去住，安享晚年。他们时常打电话回来，邀请我去县城玩，我都笑着拒绝了。我离不开这片土地，离不开这所学校。

我的退休，没有欢送会，也没有仪式。就像一片树叶，到了秋天，悄无声息地从树上落下，回归泥土。

我收拾好在学校宿舍里的几件旧物，准备搬回村里的老房子。最后一天，我独自一人，又走进了我待了四十年的那间教室。

教室已经不是当年的土坯房了，变成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课桌是新的，黑板是新的，还装上了多媒体设备。但我仿佛还能看到，四十年前，那些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眼睛里闪着光的“土豆”们。

我走到讲台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光滑的桌面，上面还残留着粉笔灰的痕D迹。这方小小的讲台，就是我一辈子的战场。

我站在这里，看着空无一人的教室，想象着下面坐满了学生。我清了清嗓子，像过去四十年里的每一天一样，开口说道：“同学们，今天我们讲……”

话没说完，我的声音就哽咽了。

眼泪，毫无征兆地流了下来。一辈子没怎么掉过泪的我，在那一刻，哭得像个孩子。

我不知道自己在教室里待了多久，直到外面传来了汽车的声音。我擦干眼泪，走出去一看，愣住了。

学校的操场上，停了好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好多人。有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有打扮时髦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和我一样，头发已经花白的人。

他们看到我，都笑着围了上来。

“陈老师！”

“陈老师，我们回来看您了！”

我一个个看过去，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渐渐和记忆中那些黑黢黢的小脸蛋重合起来。

“是……大军？你是……小芳？还有你，是狗蛋吧？”我激动得声音都在发抖。

“老师，您还记得我们呢！”当年那个发高烧的孩子，如今已经是一个壮实的中年汉子，他眼眶红红地看着我。

人群的后面，走出来两个人，是李文斌和林婉秋。他们也被接过来了。

林婉秋走到我面前，她的头发也白了，但气质依然温婉。她看着我，轻声说：“建社，他们都是你教过的学生。听说你今天退休，特意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

原来，这是他们瞒着我，给我准备的一场退休仪式。

一个在深圳开公司的学生站了出来，他叫张远，是我八十年代的学生。他拿着一个话筒，大声说：“各位同学，今天我们能站在这里，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的陈建社老师！四十年前，陈老师为了我们，放弃了更好的前途，留在了这座大山里。他用自己的一辈子，照亮了我们走出大山的路。没有陈老师，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他说着，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操场上所有的人，我的学生们，无论男女老少，都齐刷刷地向我鞠躬。

“老师，谢谢您！”

那一声声发自肺腑的感谢，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眼泪又一次模糊了视线。我这辈子，没追求过什么名利，但这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仪式的高潮，是张远拿出了一个大红的荣誉证书，上面用烫金的字写着：“人民的好老师——赠予我们最敬爱的陈建社老师”。

“陈老师，这是我们所有学生，给您颁的奖！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特级教师’！”

我颤抖着双手，接过了那份沉甸甸的证书。

就在这时，林婉秋走上前来，从李文斌手里拿过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我。

“建社，这里面有样东西，我想，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我疑惑地打开，里面是一个陈旧的档案袋，牛皮纸已经泛黄变脆。我倒出来一看，是一张发黄的纸。

那是一张录取通知书。

是1981年，我收到的那张师范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我愣住了，抬头看向林婉秋。

她眼含热泪，缓缓说道：“当年你放弃报到后，我偷偷地把这张通知书收了起来。我知道你心里苦，我怕你哪天后悔了，会把它撕掉。我想着，给你留个念想。这么多年，我一直替你保管着它。”

她顿了顿，声音哽咽了，“建社，我知道，当年那个名额，是你让给我的。后来你考上大学，又因为家里放弃了……你这一辈子，让了两次。你让出的是你自己的前途，成全的，却是我，还有这些孩子们。这份情，我……我们欠你一辈子。”

站在她旁边的李文斌，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也红了眼眶。他走上前来，什么也没说，只是对着我，郑重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少先队队礼。

紧接着，操场上，我所有的学生，从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到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都举起了右手，向我敬了一个迟到了四十年的，庄严的少先队队礼。

山风吹过，吹动了他们斑白的头发，也吹动了我胸口那份滚烫的情感。

我握着那张失而复得的录取通知书，看着眼前这一张张真诚的脸，看着他们眼中闪烁的泪光，我终于释然了。

我的人生，没有缺憾。

我或许不是一个成功的“城里人”，但我是一个被我的学生们记在心里的老师。我没有走进大学的校门，但我亲手把一届又一届的孩子，送进了更广阔的天地。

那个夏天，我让出的，是一个名额。

而我收获的，是满天下的桃李，和一颗安宁无悔的心。这就够了。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