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6年12月4日清晨，索家坪机场薄雾未散，蒋介石步上舷梯时还不忘回头叮嘱随员：“半个月，解决陕北问题。”飞机螺旋桨的轰鸣将这句自信的誓言吹向长空，与之呼应的，是西安案头那份厚厚的《陕甘宁剿共作战计划》。
1936年12月4日清晨，索家坪机场薄雾未散，蒋介石步上舷梯时还不忘回头叮嘱随员：“半个月，解决陕北问题。”飞机螺旋桨的轰鸣将这句自信的誓言吹向长空，与之呼应的，是西安案头那份厚厚的《陕甘宁剿共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二百公里外的延安杨家岭，红军正在集合出操。粗布棉衣、掉底草鞋、两把步枪一挺机枪的排面，说不上体面，却透着股子倔强。一个年轻通讯员压低嗓子冲战友开玩笑：“老总说咱们要待客，客人多，得多备点席面。”一句笑话，引来一片爽朗大笑。
不少人至今相信：彼时红军弹尽粮绝，如果没有张学良与杨虎城突然“扣押委员长”，队伍恐怕就被中央军一举围歼。这个结论听上去顺理成章，却经不起仔细盘一盘账。
的确，陕甘宁地瘠民贫。三大主力会师后，总兵力勉强三万出头，管辖地带却有东西千里之阔。中央档案里，1936年11月8日的电报用了“冻饿俱增”四字，语气凝重。物质紧张，这没法遮掩。
但困苦并不等于坐以待毙。两个月前的东征行动，恰恰显现了另一幅图景。2月渡黄河，4月回陕北，全程七十余天，红军在山西横扫七县，缴枪过万，筹款三十余万块银元，新兵超过八千。更要命的是，阎锡山的晋绥军被打得心惊肉跳。
形势资料往往最能说明问题。阎锡山的日记中夹着徐永昌的一封急电，满纸是“共军夜袭如风”“守军闻炮即溃”。徐永昌自己也纳闷：十五万国军罩不住两万红军，这要是碰上日军，又当如何？这一问，道破国民党高层心病——持续剿而不能剿。
再看蒋介石的部署。名为“围剿”，实则一边剿共一边防日，东北、华北、内线外线缠成乱麻。陕北战场虽小，却像根细刺，扎得他难以专心北顾。要在“两星期到一月”端掉红军，总兵力必须倾斜西北，可华北正因德王集结的日军蠢动而告急，他抽得出多少兵？
于是灵机一动：亲赴西安，统筹调度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来个斩草除根。然而张学良与杨虎城押下“人质”，这一纸蓝图瞬间作废。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红军会怎样？中央当年确有后手：由彭德怀率主力南下平凉，再视机宜东进山西或南下豫鄂，走一次“大十字”外线征战。长征刚走完，走远征并非纸上谈兵。红军最大资本是灵活机动，步速快，补给轻，只要有根据地群众，队伍便能“边打边吃”。外线作战一年，再杀回陕北，是原定规划。可外线变数多，万一遭遇大兵团合围，损失亦难免。说灭亡言重，却少不得付出更高代价。
西安事变将这场可能的豪赌改写成“停战、议和、抗日”，不再需要红军远走他乡寻找活路，也让蒋介石在国内和对外压力间找到一个折中出口。十年内战，至此按下暂停键。
事变本身并未提升红军战斗力，却大幅度抬升其政治地位。蒋介石公开承认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第十八集团军”，名分一旦坐实，增兵、筹饷、扩张根据地就顺理成章。倘若还在你剿我逃的旧模式里徘徊，红军要达到八路军1940年的三十多万人规模，恐怕得多绕几个弯。
另一方面，西安谈判使国共两党正式将矛头指向外敌，给“抗日”两字注入现实号召力。此前红军东征打到山西，照样被贴上“共匪”标签；事变后，阎锡山不得不重新打算盘：“倘日寇南来，要不要同共军合作？”观念的转折，为日后华北敌后根据地的迅猛扩张埋下伏笔。
当然，历史不会只有唯一可能。若事变未发，红军也不见得灭顶——长征走得掉，东征打得赢，机动力和民意基础仍在，顶多磨得更久更苦。正因如此，讨论西安事变的价值，与其说是论“生死存亡”，不如说是论“时间与代价”。
综合来看，西安事变的意义并不全在军事救急，而在于政治加速器。它让十年内战“戛然而止”，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闪电成形”，也让红军从“游击健儿”迅速跃升为“抗日中坚”。这三重叠加，远比“保住一支队伍”来得深远。
12月25日午夜，蒋介石离开临潼华清池，外间细雪飞扬。张学良送行时只说了一句：“委员长，请记住抗日。”一句话，落在历史书页里，轻，却敲定了中国命运的新方向。
来源：狂热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