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被称为“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的吴石，身着囚服昂首立在刑前，目光扫过围观人群里的暗线，突然对狱警高喊：“我有两封急电，必须当面转交周至柔与陈诚！”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刑场，被称为“台湾地下党最高负责人”的吴石，身着囚服昂首立在刑前，目光扫过围观人群里的暗线，突然对狱警高喊：“我有两封急电，必须当面转交周至柔与陈诚！”

这一声呼喊，让在场的保密局特务脊背发凉。

吴石将军

吴石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手握国民党核心军事情报，此刻即将赴死，为何偏偏要联系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这两位实权大佬？

要知道，正是陈诚主导的“整肃案”将他推上断头台，而周至柔与他曾因军种资源争夺积怨颇深。

直到2013年，台北国史馆解密的《吴石案密档》中，那两封未及送出的电文草稿才重见天日。

寥寥百余字里，没有复仇的怒骂，没有求饶的卑微，却藏着一个卧底者的忠诚、一个军人的风骨，更撕开了民国末年派系倾轧下，人性与信仰的最后博弈。

吴石与周至柔、陈诚的交集，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庐山军官训练团就已埋下伏笔。

三人同为保定军校出身，吴石以“军事地图天才”闻名，周至柔精于空军建设，陈诚则是蒋介石的“心腹干将”，彼此既是同窗，又是国民党内部不同派系的关键人物。

1949年，吴石受潘汉年委派，潜伏台湾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核心任务是搜集台湾防务部署、兵力布防等情报，为解放军渡海作战做准备。

他利用职务之便，将《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军基地分布》等核心资料通过地下交通线传回大陆，却因叛徒蔡孝乾出卖，于1950年3月被捕。

从被捕到就义的三个月里，保密局用尽酷刑——老虎凳、辣椒水轮番上阵，吴石的肋骨被打断三根，却始终未吐露半个同党名字。

直到刑前一刻，他突然提出要联系周至柔与陈诚，特务们最初以为是“求活的缓兵之计”，直到搜出他藏在鞋底的电文草稿，才惊觉这是一场用生命完成的“情报善后”。

给周至柔的电文只有48字：“柔兄鉴：空军机场布防图存于国防部三号保险柜，钥匙在我妻王碧奎处。倭寇残余势力窥伺台海，此图关乎海空防线，万不可落入外人之手。”

周至柔

给陈诚的电文更短，却字字千钧：“辞修（陈诚字）兄：金门兵力部署已作调整，共军若来犯，需重点加固古宁头滩头阵地。我虽负‘通共’之名，然毕生未负国家，此乃军人最后忠言。”

两封电文，没有一句提及个人冤屈，全是关乎台湾防务的核心情报。

吴石很清楚，自己一死，藏在国防部的机密文件若被保密局乱搜滥用，或因派系斗争被刻意销毁，可能导致台海防线出现致命漏洞。

周至柔掌管空军，陈诚主政东南军政，唯有这两人有能力、有权限接手并妥善处理这些情报。

“他不是在求饶，是在‘托孤’。”台湾历史学者杨天石在《吴石案新考》中写道，“吴石始终以军人自居，即便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也未放弃对国家防务的责任。他知道陈诚与自己政见相悖，却信任其军事操守；知道周至柔与自己有私怨，却认可其空军专业能力。这是乱世里最难得的‘对手间信任’。”

吴石与周至柔的矛盾，在国民党内部早已不是秘密。

1946年，吴石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周至柔任空军总司令，两人因“军事经费分配”爆发激烈冲突。

周至柔为扩充空军，要求削减陆军史政研究经费，吴石则坚决反对，在国防部会议上直言“空军经费已占总预算35%，再削史政经费，是让后人忘记抗战牺牲”。

争吵最后，周至柔拍桌怒骂：“吴石你就是个书呆子！现在是内战时期，飞机大炮才是根本！”

吴石则冷冷回应：“没有历史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两人自此结下梁子，此后多次在军种资源争夺中针锋相对。

可鲜为人知的是，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周至柔的侄子周志勇在徐州战场被俘，是吴石通过地下党关系，暗中将其转移到解放区安全地带，后辗转送往香港与家人团聚。

周至柔得知此事后，曾派秘书给吴石送去一箱金条，吴石却原封不动退回，只附了一张纸条：“同窗之谊，举手之劳，无需回报。”

这桩隐秘往事，被周至柔记了一辈子。

周至柔

1950年，吴石就义后，周至柔顶住“通共嫌疑”的压力，亲自带人前往国防部三号保险柜，取出空军机场布防图，随后以“加强台海空防”为由，重新调整了台湾各机场的防空部署。

而他调整的重点区域，恰好是吴石在电文中隐晦提及的“易被突袭点位”。

如果说对周至柔的托付，带着“同窗情谊+专业信任”的双重考量，那对陈诚的电文，则更像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传递。

陈诚与吴石虽同为保定军校毕业，但政治立场泾渭分明：陈诚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主张“铁血整肃”地下党；吴石则早在抗战时期就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感失望。

1949年，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主导“土地改革”与“政治整肃”，手段狠辣，被称为“陈屠夫”。

吴石案发后，陈诚亲自批示“从严从快处理”，却在看到吴石的电文后，沉默了整整一夜。

密档记载，陈诚次日便下令“加强金门古宁头阵地防御”，并私下对副官说：“吴石这个人，骨头硬，心也正，可惜走了歧路。”

多年后，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父亲晚年常提起吴石，说他‘虽为敌，却有军人风骨’。

那封电文，父亲一直锁在私人保险柜里，直到去世前才嘱咐家人‘火化时一同带走’——他或许是在以这种方式，回应吴石最后的托付。”

吴石为何会在就义前，向“对手”托付情报？

这背后，是他对“家国”二字的独特理解，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1894年，吴石出生于福建闽侯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受“忠君爱国”思想熏陶，17岁考入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何键等人为同窗。

在校期间，他因成绩优异被选派赴日本陆军大学深造，回国后历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长、抗日战争第四战区参谋长等职，一手绘制的《全国防御部署图》，成为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的核心作战依据。

抗战胜利后，吴石亲眼目睹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抢房子、车子、金子、女子、票子），官场腐败到骨子里。

1946年，他在南京偶遇周恩来，两人彻夜长谈，周恩来一句“国家的希望，在人民身上，不在一党一派手里”，让他深受触动。

此后，他开始秘密接触地下党，逐步确立了“推翻独裁，实现民族复兴”的信仰。

但吴石始终没有放弃“军人”的身份认同。

在他看来，自己不是“背叛”国民党，而是“背叛”腐败的制度；不是“通共”，而是在为国家寻找一条更光明的道路。

因此，即便身陷囹圄，他依然以军人的准则要求自己。

情报是国家的资产，不能因个人生死而流失；防务是军人的责任，不能因派系斗争而荒废。

这也是他为何在就义前，选择将情报交给周至柔与陈诚的核心原因。

两人虽与他政见不同，却都是有专业操守的军人，不会将情报用于派系倾轧，更不会让其落入外国势力手中。

在吴石的认知里，“家国大义”永远高于个人恩怨，哪怕是对“对手”，只要能守护国家利益，便值得托付。

1950年6月10日，吴石与陈宝仓、聂曦、朱谌之（女）一同就义，年仅56岁。

临刑前，他写下绝命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诗里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对“志业未成”的遗憾，以及对自己一生“忠善”的坚守。

那两封未及送出的电文，恰是这份“忠善”最有力的证明——他用生命最后的力量，完成了对国家的最后一次“尽忠”。

吴石就义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杀鸡儆猴”，将他污蔑为“通共叛国的汉奸”，在台湾岛内大肆宣传“吴石案”的“罪行”，导致他的家人受尽白眼。

陈诚

妻子王碧奎被判处无期徒刑，儿子吴韶成被迫流亡海外，女儿吴兰成在孤儿院长大，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知道父亲的真实身份。

而周至柔与陈诚，虽因“接收吴石情报”受到保密局的暗中调查，却始终未对外透露半句。

周至柔在1954年卸任空军总司令时，曾在日记中写道：“吴石之死，是国家之殇。他留下的布防图，让台海空防安稳了十年，这份功劳，不能被抹杀。”

陈诚则在1965年病逝前，特意叮嘱部下“善待吴石家属”，暗中为出狱后的王碧奎提供了生活资助。

直到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首次公开承认吴石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烈士”，并追授他“革命烈士”称号。

1994年，吴石的骨灰被护送回大陆，安葬在福建福州文林山革命烈士陵园，与林则徐、严复等先贤为邻。

陈诚

2013年，台北国史馆解密《吴石案密档》，那两封电文草稿的公开，终于让世人看清了这位“潜伏英雄”的完整形象。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卧底”，更是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担当的军人。

他与周至柔、陈诚的交集，也不是“派系勾结”，而是乱世中难得的“专业尊重”与“家国共情”。

吴石就义前的那声高喊，早已超越了个人生死。

即便在最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依然有人坚守着“天下为公”的初心，有人铭记着“军人卫国”的本分。

吴石曾说：“信仰不是盲从，是选择一条能让国家变好的路。”

他用生命践行了这句话，而那两封未送出的电文，便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真正的英雄，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符号，而是在乱世中守住良知、在绝境中坚守责任的凡人。

来源：集美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