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陈铭，一个奔五的年纪，在国内卷不动了，寻思着干点别人不干的。

我叫陈铭，一个奔五的年纪，在国内卷不动了，寻思着干点别人不干的。

我把目光投向了阿富汗。

听起来像个笑话，或者说，像个准备去领抚恤金的疯子。

但我有我的盘算。阿富汗的松子，那可是世界顶级的。国内的哥们儿有渠道，我在这边负责源头品控和初加工，把那些沾着泥土和炮火味的“黑色黄金”变成干干净净的半成品，运回去。

这生意，风险和利润一样高得吓人。

我的工厂，其实就是个大院子，用铁丝网和两米多高的土墙圈起来。几间铁皮板房，一台筛选机，一台烘干机，还有一台轰鸣作响的发电机。

这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翻译兼合伙人，法里德，一个四十多岁的本地人，英语说得比喀布尔街头的灰尘还地道。他年轻时在NGO干过，见过世面，眼神里总有种看透一切的疲惫。

“陈，水又不够了。”法里德指着院角那几个空空如也的大塑料桶，眉头拧得像核桃。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喉咙里像塞了一把沙子。

这里的夏天，太阳是暴君，能把人活活烤成肉干。水，就是命。

我们的水都是从镇上拉来的，一车水，半车钱都花在路上打点各路神仙。贵，而且不稳定。有时候车坏了，或者路上哪个检查站的大兵心情不好，我们就得集体体验撒哈拉。

“又得去拉？”我问，心里烦躁。

“不然呢？难道指望天上掉下来？”法里德摊开手，一脸的“这就是阿富汗”。

我看着院子中央那片空地，被太阳晒得龟裂，像老人的脸。一个念头，像一棵野草，疯长出来。

“法里德，我们自己打口井怎么样？”

法里德愣住了，像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

“打井？陈，你疯了？你知道那要多少钱吗？而且，能不能打出水，那是安拉说了算。”

“钱我来想办法。”我盯着那片地，眼神有点发狠，“总比被人卡着脖子强。我们这是工厂，没水就是等死。”

在国内，我好歹也算个搞工程出身的，虽然是皮毛。这点事，原理我懂。

我让国内的朋友寄来了设备图纸，又通过法里德的关系，高价找了几个据说“祖上就干这个”的本地工人。

折腾了半个多月，院子里每天都是“咣、咣、咣”的打桩声和工人们的吆喝声。

周围的邻居，那些同样住在土坯房里的阿富汗人，都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我们。

法里德每天唉声叹气，觉得我的美金正在变成一堆没用的泥浆。

那天下午，打到快三十米的时候，杆子下面传来一声闷响，接着，一股湿润的土腥味涌了上来。

“水！有水了！”一个工人用普什图语大吼，兴奋得满脸通红。

我也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装上简易的手压泵，我迫不及待地压了下去。

第一下，干涩。

第二下，沉重。

第三下，一股浑浊的泥浆喷涌而出。

工人们欢呼起来。

我没管那些泥浆，继续压。十几下之后，水流渐渐变得清澈。

我用手接了一捧，那水，冰凉刺骨，带着一股泥土的甘甜。

我仰头灌了下去。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国王。在这片干渴的土地上，我拥有了一口属于自己的泉眼。

法里德也喝了一口，他看着我，眼神复杂，第一次没再叫我“陈”，而是叫了我的全名。

“陈铭，”他说，“你真是个疯子。一个成功的疯子。”

我咧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晚上，我用新打上来的井水，痛痛快快地冲了个澡，洗掉了半个月的疲惫和尘土。发电机轰鸣着，工厂的灯泡亮着，我喝着微凉的井水泡的茶，觉得未来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了。

我甚至有点得意。你看，什么事情，只要肯想办法，总能解决。

我天真了。

我以为我解决的是口渴的问题。

但我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一口井，从来都不只是一口井。

第二天，我被一阵奇怪的嗡嗡声吵醒。

不是发电机的轰鸣，也不是筛选机的喧哗，那声音更轻，更柔，像是成百上千只蜜蜂在振翅。

我揉着眼睛走出板房，然后，我僵住了。

工厂的大铁门外，黑压压的一片。

那不是男人。

是女人。

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阿富汗女人，穿着五颜六色的“布卡”，把她们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双眼睛。

她们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像一片突然出现在沙漠里的彩色森林。

她们的眼睛，黑色的，棕色的，蓝色的，全都越过铁丝网，直勾勾地看着我，看着我身后的院子，准确地说，是看着院子中央那台崭新的手压泵。

我的大脑瞬间宕机。

这是什么情况？来示威的？还是我昨天打井，不小心挖到了人家的圣地？

我下意识地退后一步，心脏“咚咚咚”地擂鼓。

法里德也出来了，他看到这阵仗，脸色“唰”地一下就白了。

“安拉在上……”他喃喃自语，一把将我拽回了板房。

“陈！你惹上大麻烦了！”他的声音都在抖。

“我惹什么麻烦了？我什么都没干啊！”我比窦娥还冤。

“你什么都没干？”法里德指着外面，“那你告诉我，她们是来干嘛的？来参观你的工厂吗？在阿富汗，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姑娘，是不能这样成群结队地抛头露面的！更不能围在一个外国男人的工厂门口！”

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这不是在国内，不是一群大妈来跳广场舞。

“她们……她们想干嘛？”我压低声音问。

法里德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猜，是为了水。”

“水？”

“是的，水。”法里德说，“你打出了一口井。一口有干净水的井。这个消息，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

我还是不明白，“为了水，就……就这样？”

“你不懂，陈。”法里德的眼神变得深邃，“在这里，水就是生命，是财富，是权力。村里的那口老井，快干了，水又咸又苦。能优先取水的，是村里有权有势的男人。女人，尤其是没有丈夫或者丈夫没地位的女人，要等所有人都取完了，才能去打那些泥浆。现在，你这里有了一口新井，一口‘外国人’的井，一口不属于村里任何人管辖的井……”

我懂了。

这口井，在她们眼里，成了一个希望。一个可以绕开村里那套复杂而严苛的规矩，直接获取生命之源的希望。

“那……那怎么办？给她们水？”我试探着问。

“给？”法里德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怎么给？你开门让她们进来？让几十个女人进你的院子？陈，我保证，不出半小时，村里的男人就会拿着AK-47冲进来，说你玷污了他们的姐妹和妻子，到时候我们俩都得被挂在电线杆上！”

我后背一阵发凉。

“不给？”我接着问。

“不给，她们就会一直等在这里。人会越来越多。到时候，村里的长老会出面，说你这个异教徒，占着水源，见死不救。我们一样会变成全村的公敌。”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合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出来的不是一口井，是一个死局。

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

外面的嗡嗡声还在继续，那是她们在低声交谈。那些眼睛，一双双的，像探照灯，穿透了铁皮墙壁，聚焦在我身上。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被狼群包围的羊，不，我连羊都算不上，我就是那口该死的井。

“法里德，你得想个办法。”我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法里德搓着手，在狭小的板房里来回踱步。

“唯一的办法，就是和长老谈。”他停下脚步，看着我，“但我们不能空着手去。我们得带着诚意，和……筹码。”

“什么筹码？”

“你的工厂。”法里德一字一顿地说，“你的工厂，需要工人，对吗？”

我看着他，心里忽然有了一丝明悟。

这场由一口井引发的危机，或许，也藏着一个我从未想过的机遇。

外面的太阳越来越毒。

女人们依旧没有散去，她们像一群执着的候鸟，在我的工厂外，坚守着一片小小的阴凉。

有些女人随身带着塑料桶或者破旧的铁皮罐，叮叮当当地放在脚边。

我能感觉到她们的口渴，就像我前几天一样。

法里德换上了一件体面的长袍，仔细地整理了一下头巾。

“陈，你待在院子里，锁好门，无论谁叫都不要开。等我消息。”他表情严肃，像要去上战场。

“你要小心。”我叮嘱道。

他点点头，从后门悄悄溜了出去，绕道去找村里的长老。

我一个人守在院子里，坐立不安。

我爬上堆放松子麻袋的角落，那里有个小小的窗口，刚好能看到大门外的情景。

女人们的队伍里，似乎有了一些骚动。

一个穿着天蓝色布卡的女孩，看上去很年轻，她走到了队伍的最前面。她没有看我这边，而是回头对同伴们说着什么。

虽然听不懂，但我能感觉到，她在安抚她们，鼓励她们。

她身边还站着几个稍微年长一些的女人，显然，她们是这个临时群体的核心。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像拉得很长很慢的胶带。

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我开始后悔自己的鲁莽。我只是个想赚钱的生意人，为什么要一头扎进这么复杂的是非里？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嘈杂声。

来了。

我看到一群男人，簇拥着一个白胡子老头，气势汹汹地朝工厂走来。

他们手里没拿AK-47，但拿了棍子和铁锹，那架势，跟要去拆迁没什么两样。

法里德跟在长老身边，不停地说着什么，脸上堆着谦卑的笑，但没人理他。

女人们看到男人过来，明显有些慌乱，人群像被风吹过的麦浪，向后退缩，但那个蓝色的身影，依旧站在最前面，一动不动。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长老走到了女人面前，用普什图语厉声呵斥着什么。

女人们纷纷低下头，不敢作声。

只有那个蓝色的女孩，抬起头，似乎在跟长老争辩。她的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长老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举起了手里的拐杖。

我“咯噔”一下，差点叫出声来。

就在这时，法里德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挡在了女孩和长老之间。

他弯着腰，对着长老说了几句话。

长老的拐杖停在了半空中。他狐疑地看了一眼法里德，又看了一眼我工厂的大门。

院子里的手压泵，在阳光下闪着银色的光，像一个无声的宣告。

男人们也停止了叫嚷，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法里德和长老身上。

我知道，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法里德的谈判开始了。

我虽然听不懂，但能从他们的表情和语气中，猜出个大概。

长老一开始是愤怒的，指责我们引诱妇女，破坏村里的规矩。

法里德不停地解释，手势夸张，态度谦卑。他大概在说，这只是个误会，我们打井只是为了工厂自用。

男人们在旁边煽风点火，喊着要把我们这些“异教徒”赶出去。

女人们则在另一边，沉默地看着，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压力。

渐渐地，法里德把话题引到了工厂上。

我看到他指了指我们堆积如山的松子原料，又比划了一个数钱的动作。

长老的表情有了一丝松动。

贫穷，是这里永恒的主题。任何能带来收入的东西，都足以让最顽固的头脑重新思考。

法里德趁热打铁，说得更起劲了。他大概在描绘一幅蓝图：工厂开工，需要大量的工人，男人可以来干活，赚取比种地多几倍的工资。有了钱，就能买更多的粮食，盖更结实的房子。

男人们的敌意，肉眼可见地消减了一些。棍子和铁锹，也不再举得那么高了。

这是一个聪明的策略。先用利益安抚住最有威胁的群体。

然后，法里-德话锋一转，小心翼翼地指向了那群女人。

气氛再次紧张起来。

我知道，他要抛出那个最棘手的问题了。

法里德的声音压得很低，几乎是在耳语。他和长老交头接耳，不时地回头看看那些女人，又看看我的工厂。

我猜，他在说：“长老，你看，女人们也需要水。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但让她们进院子，确实不合规矩。不如这样……”

他肯定提出了一个方案。一个关于如何分配水的方案。

但这还不够。

因为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只是水。

果然，那个蓝色的身影，又一次开口了。

她隔着一段距离，对长老和法里德说了几句话。

这一次，连法里德的脸色都变了。他惊讶地看着那个女孩，似乎不敢相信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长老更是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拐杖重重地敲着地面。

我死死地盯着那个女孩。

她到底说了什么？

后来法里德告诉我，那个女孩，名叫索拉雅。她的父亲曾经是喀布尔的一名教师，她会说一点点英语，也读过书。

她对长老说：“我们不仅需要水。我们还需要工作。”

一句话，捅破了天。

“工作？让女人去男人的工厂里工作？和一群异教徒待在一起？你疯了吗！这是对安拉的背叛！是对传统的亵渎！”

长老的怒吼，我隔着墙都听得清清楚楚。

男人们也炸了锅，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女人，竟然敢当众提出这种要求！

索拉雅没有退缩。

她掀开了自己“布卡”的一角，露出了半张清秀而坚毅的脸。

“长老，我的弟弟生病了，需要钱买药。阿米娜的丈夫去年踩了地雷，她要养活三个孩子。法蒂玛的父亲老了，干不动活了……”

她一个一个地数着。

“我们需要的不是施舍的几桶水，我们需要的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家人的机会。这个工厂，就是安拉赐予我们的机会。”

她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锤子，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一些女人在后面小声地附和，那是她们的丈夫、兄弟、父亲。她们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男人们沉默了。

愤怒的表情，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所取代。有羞愧，有无奈，也有挣扎。

是啊，谁不想让自己的家人过得好一点呢？如果女人们能赚到钱，对整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但传统，像一座大山，压在他们心头。

长老也沉默了，他浑浊的眼睛看着索拉雅，又看看我那紧闭的大门。

他陷入了两难。

法里德抓住了这个机会。

他快步走到长老身边，低声说：“长老，我们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女性工作区，就在院子的另一侧，用墙隔开，由村里指派一位年长的女性来监督。她们不和任何男性接触。工资，可以直接发到她们的丈夫或者父亲手里。”

这是法里德和我之前商量好的底线。

一个充满了妥协和变通的方案。

既给了女人们机会，又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男人们的“面子”和村里的传统。

长老的拐杖，在地上划拉着，像在计算着什么。

他抬起头，目光如炬，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扫过那些渴望的女人，那些挣扎的男人，最后，落在了我的工厂大门上。

许久，他缓缓地开口。

“水，可以给。但不能白给。”

他指着索拉雅她们，“她们，每天可以派代表来取水，但作为交换，她们必须为村里做些事。比如，清理公共区域，或者照顾孤寡老人。”

这是在维护他作为长老的权威，把“施舍”变成一种“交换”。

我心里松了口气。第一个难题，解决了。

“至于工作……”长老顿了顿，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可以先试一个月。”他最终说，“就按照法里德先生说的那样，隔离开，派人监督。一个月后，如果没出任何乱子，我们再谈。”

说完，他不再看任何人，拄着拐杖，转身慢慢地走了。

男人们互相看了看，也默默地跟了上去。

一场足以引发流血冲突的危机，就这么被化解了。

阳光下，女人们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欢呼。

索拉雅转过身，对着我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站在窗后，看着这一切，心里五味杂陈。

我只是想打口井，解决口渴。

却没想到，这口井，撬动了整个村庄最敏感的神经，也意外地，为一群被困住的女人，打开了一扇窗。

工厂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但不是为我，而是为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根据和长老的约定，每天下午四点，工厂停工后一个小时，女人们可以派十名代表，来我院子里取水。

我特意买了一根长长的水管，从井口接到大门边，这样她们就不用进到院子深处。

索拉雅是固定的代表之一。

她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默默地帮其他人装满水桶，再吃力地搬上她们的驴车。

她依旧穿着那件蓝色的布卡，但我能感觉到，那双露出来的眼睛里，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是光。

工厂的改造也开始了。

我按照法里德的设计，用砖头和水泥，在院子的另一头，隔出了一个独立的区域。开了个小门，直接通向村子的另一条小路。

这里，将是阿富汗第一个“女子车间”。

消息传出去，报名的女人挤满了长老家的门口。

最后，长老和村里的几个头面人物，共同挑选了二十个女人。

标准很苛刻：必须是寡妇，或者家里有病人、残疾人，实在活不下去的。而且，必须有男性亲属签字画押，保证她们在工厂里“安分守己”。

索拉雅，是第一个入选的。

因为她不仅要养活生病的弟弟，她还识字，会说一点英语，可以作为工头，负责沟通。

开工那天，二十个女人，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阿妈的带领下，走进了那个崭新的车间。

她们脱下布卡，露出了里面的家常衣服。她们的脸上，有紧张，有好奇，更多的是一种压抑了太久的兴奋。

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把筛选好的松子，交给她们，让她们进行二次精选和剥壳。

这是一项细致的活儿，需要耐心和灵巧的双手，女人们确实比那些粗手大脚的男工更适合。

我让法里德反复强调纪律：不许大声喧哗，不许串岗，不许和男性工人有任何接触。

但第一天，车间里还是乱成了一锅粥。

她们太久没有这样聚在一起了，叽叽喳喳，聊着家常，手里的活儿却没停下。那位监督的老阿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出格，她也乐得看到这些“女儿们”开心一点。

我隔着墙，听着那边的欢声笑语，感觉这个冰冷的工厂，突然有了一点人情味。

男工那边，气氛却有些诡异。

他们干活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往女工车间的方向瞟。休息的时候，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抽着烟，低声议论着什么。

法里德告诉我，他们在打赌，猜哪个女人最漂亮。

“管好他们。”我沉下脸，“告诉他们，谁敢越过那堵墙，或者说一句不干不净的话，立刻滚蛋。”

法里德点点头，“放心，陈。他们也怕长老。”

日子，就在这种奇妙的平衡中，一天天过去。

女人们的工作效率超乎我的想象。她们的手指像蝴蝶一样翻飞，把一颗颗松子从坚硬的外壳中完美地剥离出来。她们的产出，几乎是男工的两倍。

而且，她们非常珍惜这份工作。

每天，她们都把车间打扫得干干净净。那些松子壳，她们也舍不得扔，收集起来，带回家当燃料。

索拉雅成了她们的灵魂人物。

她不仅自己干得最快最好，还主动教那些手脚慢的。她用我给她的一个旧本子，歪歪扭扭地记录着每个人的产量，以便月底发工资。

她偶尔会通过法里德，向我提一些问题。

“陈先生，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手套？松子壳太硬了，很多人的手都磨破了。”

“陈先生，午饭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有一份像男工那样的馕和汤？我们自己带的干粮太硬了。”

“陈先生，那个……发电机晚上还开着吗？我们……能不能借用一下灯光，多干一个小时？可以不算工钱。”

她的每一个要求，都小心翼翼，但又合情合理。

我一一答应了。

我甚至破天荒地，让法里德去镇上，买了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放在她们车间。

当音乐第一次响起时，墙那边传来了一阵短暂的寂静，随即，是爆发出的、无法抑制的笑声。

法里德看着我，摇了摇头。

“陈，你正在改变这里。”

“我没有。”我说，“我只是个生意人。她们干活，我付钱，天经地义。”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确实在悄悄地改变。

比如，村里的小卖部，糖果和饼干的销量，突然增加了。那是女人们领了工资后，给孩子买的。

比如，有些女人的丈夫，看她们的眼神，不再是审视和怀疑，而多了一丝……尊重。

比如，索拉雅，她开始利用休息时间，教其他几个年轻的女孩识字。她们的课本，就是那些装松子的麻袋上的英文字母。

而我，也从一个被警惕的“异教徒”，慢慢变成了村里一个特殊的存在。

孩子们在路上看到我，不再躲闪，而是会怯生生地说一句“你好”。

长老偶尔会拄着拐杖，在我的工厂外转一圈，不进来，也不说话，只是看着。那眼神，像是在看一棵自己亲手种下，却不知道会长成什么模样的树。

一个月之期，很快就到了。

这是决定女子车间命运的时刻。

村里的男人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几个思想保守的老人为首，坚决要求取缔女子车间。他们的理由是，女人们抛头露面，败坏了风气。而且，她们赚了钱，就不把丈夫放在眼里了，这是动摇了家庭的根基。

另一派，则是那些妻子或姐妹在工厂上班的男人。他们尝到了甜头，自然希望工厂能继续开下去。家里多了份收入，日子好过多了，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两派人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都把目光投向了长老。

长老再次召集了会议。

这次，地点就在我的工厂大门口。

长老让我和法里德也参加。

会议开始，反对派先发言，唾沫横飞，把女人工作说成是洪水猛兽，是西方腐朽思想的渗透。

支持派则据理力争，说着最朴素的道理：钱，能买来粮食，能治病，能让孩子多穿一件衣服。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索拉雅带着女工们来了。

她们没有像上次那样站在远处，而是走到了会议圈的外围，静静地站着。

她们手里，都拿着一个布包。

长老看到了她们，皱了皱眉，但没有呵斥。

索拉雅走上前，对长老行了一礼。

然后，她打开了手里的布包。

里面，不是钱，而是一件崭新的、用手工缝制的男士长袍。料子是镇上能买到的最好的。

“长老，”索拉雅说，“这是我们二十个姐妹，用自己赚的第一个月的工钱，合伙为您做的。感谢您给了我们一个机会。”

长老愣住了。

接着，其他的女工，也纷纷走向自己的丈夫、父亲或兄弟，把手里的布包递给他们。

有的是一件新衣服，有的是一双新鞋，有的是一袋孩子爱吃的糖。

男人们接过那些礼物，一个个都沉默了。

那些反对最激烈的老人，看着长老身上那件崭新的长袍，也说不出话来了。

事实，胜于雄辩。

女人们没有像他们担心的那样，变得“败坏”。她们赚了钱，第一时间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家人。

这比任何道理都更有说服力。

长老摩挲着新长袍顺滑的料子，许久，他叹了口气。

“都回去吧。”他说，“工厂，照常开。”

危机，再次化解。

但这一次，不是靠我的妥协，也不是靠法里德的智慧。

是靠那些女人自己，靠她们的双手，和她们的心。

那天晚上，法里德和我坐在院子里喝茶。井水清冽，月光皎洁。

“陈，你知道吗？”法里德说，“今天，索拉雅问了我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她问我，你，这个中国的工厂老板，你的妻子是什么样的？”

我愣了一下。

我想起了远在国内的妻子。她是个要强的女人，有自己的事业，我们俩聚少离多，经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

“我告诉她，你的妻子，和你一样，也是一个自己工作，自己赚钱的人。”法里德说。

“她听了之后，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

“她对我说，‘真好。我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我端着茶杯，久久没有说话。

我看着这个被战火和贫穷反复蹂躏的院子，看着那些简陋的铁皮板房，看着那口改变了一切的井。

我突然意识到，我在这里开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松子加工厂。

它更像一个种子。

我不知道这颗种子未来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结出什么样的果。

我甚至不知道它能不能活过下一个冬天。

但至少，此刻，它发芽了。

女子车间的成功，像一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激起的涟漪，一圈圈地扩散开去。

很快，邻村的人也听说了。

他们也想把村里的女人送来工作。

我的小工厂，根本容纳不下这么多人。

拒绝，会得罪人。接受，又没那个能力。

新的难题，又摆在了面前。

这次，没等我头疼，索拉雅主动找到了法里德。

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家庭作坊。

“陈先生的工厂，可以作为中心。”索拉雅通过法里德对我说，“我们把精选剥壳这道工序，分散出去。由我们这些熟练的女工，作为‘师傅’，去教其他村的女人。她们可以在自己家里干活，我们定期去收取成品，检查质量。”

我被她的想法震惊了。

这不就是“外包”和“分布式生产”吗？这个连高中都没毕业的阿富汗女孩，竟然无师自通地想到了现代工厂的管理模式。

“这能行吗？”我问法里德，“质量怎么保证？原料和成品的交接，会不会出问题？”

“我们可以制定严格的标准。”索拉雅似乎早就想好了，“每一批原料发下去，都称重记录。收成品的时候，也一样。质量不合格的，要扣工钱。我们还可以成立一个‘质检小组’，由我们第一批女工里手艺最好的几个人组成。”

她的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完全不像一个被困在布卡里的传统女性。

我看着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第一次，我不是在看一个“阿富汗女人”，而是在看一个潜在的、优秀的合作伙伴。

“好！”我拍板决定，“就按你说的办！”

于是，在我的授权和长老的默许下，索拉雅和另外四个女工，组成了一支“娘子军”。

她们骑着毛驴，带着样品和工具，穿梭在附近的山村里。

一开始，并不顺利。

很多村庄的男人，对她们充满了敌意和怀疑。

“让我们的女人干活？凭什么听你们的？”

“工钱怎么算？你们会不会克扣？”

索拉雅她们没有争辩，她们只是默默地坐在村口的空地上，拿出松子，展示她们那快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剥壳技术。

当那些饱满完整的松子仁，像小山一样堆起来时，男人们的眼睛直了。

索拉雅告诉他们：“学会这个，一天赚的钱，比你们种一个月地还多。”

然后，她把剥好的松子仁，分给围观的孩子们吃。

没有什么比实实在在的利益和甜美的食物，更能打动人心。

渐渐地，有村庄开始接受她们。

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以我的工厂为中心，一个看不见的生产网络，正在慢慢形成。

我负责提供原料、技术标准和最终的收购。

索拉雅和她的团队，负责培训、管理和质量控制。

法里德则负责与各个村庄的长老沟通，打通关节。

我们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奇妙的“铁三角”。

工厂的产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以前，我一个月最多能发一个货柜。现在，半个月就能发一个。

国内的合作伙伴高兴得合不拢嘴，给我打的预付款，也越来越痛快。

我赚到了钱，比我预想的要多得多。

但让我更有成就感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变化。

我去看过那些家庭作坊。

就在她们自家的土坯房里，三五个女人围坐在一起。一边聊着天，一边飞快地剥着松子。孩子就在旁边玩耍，老人则在一旁帮忙筛选。

那画面，有一种原始而动人的生命力。

女人们有了收入，家庭地位明显提高了。

我亲眼看到一个男人，因为妻子领到了工钱，高兴地抱着她转圈。那是在公共场合，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索拉雅，也彻底变了。

她不再仅仅是我的工头。她成了附近十里八乡所有女工的“大姐大”。

她用赚到的钱，给她弟弟请了喀布尔的医生。

她还给自己买了很多书，拜托法里德教她更复杂的英语和数学。

她甚至开始和我讨论起了“市场行情”、“成本控制”和“品牌价值”。

有一次，她对我说：“陈先生，我们的松子，质量这么好，为什么不创立一个自己的品牌呢？就叫‘希望’，怎么样？”

我看着她，仿佛看到了一个未来的女企业家。

当然，一切并非都一帆风顺。

麻烦，总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找上门。

那天，一辆丰田皮卡，卷着漫天黄沙，直接堵在了我的工厂门口。

车上跳下来几个挎着枪的男人，一脸横肉，一看就不是善茬。

为首的，是一个独眼龙，自称是这一片的“指挥官”。

“中国人，”他用生硬的英语说，一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听说你在这里发大财了？”

我心里一沉。

军阀。这是阿富汗生意场上，最不想遇到，却又迟早会遇到的一环。

法里德立刻迎上去，满脸堆笑，递上烟。

“指挥官阁下，什么风把您吹来了？我们这是个小本生意，混口饭吃。”

独眼龙一把推开法里德，径直走到我面前。

“少废话。这个工厂，每个月利润的百分之三十，是我的。不然，你们一个人，一颗松子，也别想运出去。”

赤裸裸的敲诈。

我攥紧了拳头。百分之三十，他怎么不去抢？

但我知道，在这里，他们的枪，就是道理。

“指挥官阁下，”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百分之三十太多了。我还要给工人发工资，还要付水电和运输的费用。我最多，只能给您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独眼龙冷笑一声，从腰间拔出了手枪，顶在了我的脑门上。

冰冷的枪口，让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现在，你觉得是多少？”他问。

法里德吓得脸色惨白，想说什么，却被旁边的枪口逼了回去。

院子里的工人们，也都吓得不敢出声。

我死死地盯着那只独眼，大脑飞速运转。

给钱，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永无止境。

不给钱，今天可能就得死在这里。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声音响了起来。

“住手！”

是索拉雅。

她从女子车间的小门冲了出来，身后跟着那二十个第一批女工。

她们手里，没有枪，只有剥松子用的小锤子和小刀。

但她们的眼神，却像淬了火的钢。

独眼龙愣了一下，他没想到，一群女人，竟然敢出来挑战他。

“滚回去！”他怒吼道，“这里没你们的事！”

索拉雅没有理他，而是径直走到我身边，挡在了我和枪口之间。

“指挥官，”她看着独眼龙，不卑不亢地说，“你不能动他。”

“为什么？”独眼龙像是听到了最好笑的笑话，“就凭你们这些娘们儿？”

“不。”索拉雅摇头，“就凭，这个工厂，养活了附近五个村庄，三百多个家庭。你今天要是动了他，这个工厂就完了。那三百多个家庭的男人，明天就会来找你。”

独眼龙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他环顾四周，看到了那些男工愤怒的眼神。他又朝墙外看了看，似乎能想象到，那三百多个家庭，为了保住饭碗，会做出什么事来。

蚁多咬死象。他再横，也不敢同时与几百个被逼上绝路的穷人为敌。

“而且，”索拉雅继续说，声音提高了几分，“我们赚的钱，每一笔，都有一部分，是交给长老，用来救济村里的穷人。长老，是支持我们的。你动他，就是跟长老作对。”

她把长老也搬了出来。

独眼龙的脸色，彻底变了。

他可以不把我这个外国人放在眼里，但他不能不顾及盘根错节的本地势力。

他恶狠狠地瞪着索拉雅，又看看我。

“算你狠。”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收起了枪。

“每个月，百分之五。一分都不能少！”他撂下一句狠话，带着他的人，骂骂咧咧地上了车，一溜烟地走了。

一场生死危机，又一次，被化解了。

我靠在墙上，才发现自己后背已经湿透了。

我看着挡在我身前的索拉雅，这个瘦弱的阿富汗女孩，在刚才那一刻，像个无畏的将军。

“谢谢你。”我由衷地说。

索拉雅转过身，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在布卡的遮挡下，依旧灿烂。

“陈先生，你教过我，生意，就是谈判。”她说，“而且，我们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工厂。”

我们自己的工厂。

这六个字，让我心里一热。

是的，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是“我”的工厂了。

从那天起，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工厂纯利润的百分之十，单独拿出来，成立了一个“发展基金”。

这个基金，由我、法里德和索拉雅共同管理。

它的用途，不是分红，而是用来为这个社区，做更多的事。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村里的那口老井，彻底修缮了一遍。我们换了新的管道，装了电泵，还建了一个小小的蓄水池。

从此，村里的用水，再也不紧张了。

我们做的第二件事，是把一间废弃的土坯房，改造成了一间教室。

我们买了黑板、桌椅和课本。

老师，就是索拉雅。

她利用晚上的时间，免费教村里的孩子们，还有那些想识字的年轻女工们，读书写字。

教室里没有电，我们就用发电机拉一根线过去。

每当夜幕降临，那间教室里透出的灯光，和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就成了这个村庄最美的风景。

法里德开玩笑说：“陈，你这哪是来开工厂的，你这是来扶贫的。”

我笑了笑，没有反驳。

我依然是个商人，我依然在赚钱。

但我发现，当我为这片土地付出得越多，我得到的，也越多。

我得到的，不仅仅是金钱。

还有尊重，信任，和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

我的松子生意，越做越大。

索拉雅提出的“希望”品牌，也真的被我注册了。第一批印着“Hope”商标的包装袋，从国内寄过来的时候，女工们像过节一样高兴。

她们抚摸着那个小小的商标，就像在抚摸自己的孩子。

在她们眼里，那不仅仅是一个商标，那就是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未来。

两年后，我因为国内家里的事，需要暂时回国一趟。

我把工厂的所有事务，都交给了法里德和索拉雅。

我一点都不担心。

法里德经验老道，能处理好所有外部关系。

而索拉雅，她已经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管理者。她不仅懂生产，懂质量，甚至还开始学习财务报表。

我离开的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长老拄着拐杖，对我说：“陈，这里，也是你的家。早点回来。”

孩子们围着我的车，把他们采的野花，塞进我的车窗。

索拉雅和女工们，站在工厂门口，她们没有哭，只是微笑着，对我挥手。

索拉雅穿着一件得体的职业女装——是的，在工厂内部，她已经不再需要穿布卡了。她看上去，自信，干练，像任何一个国际都市里的职业女性。

她对我说：“陈先生，放心吧。等你回来，会看到一个更好的‘希望’。”

我坐在飞往中国的飞机上，看着舷窗外，阿富汗那连绵的、贫瘠的群山，渐渐远去。

我的脑海里，不断回想起两年前的那个下午。

我因为口渴，心烦意乱，决定在院子里打一口井。

我怎么也想不到，那一口为了解渴而打的井，会涌出这样一个超乎想象的未来。

它不仅滋润了干涸的土地，也滋润了人们干涸的心。

它让我这个异乡人，在这里找到了根。

它让一群被束缚的女人，找到了飞翔的翅膀。

我的手机响了，是法里德发来的照片。

照片上，是那间灯火通明的夜校。索拉雅站在黑板前，正在教孩子们写字。

黑板上，是两个大大的汉字：

希望。

来源：新念带旧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