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凌晨四点，北京人艺排练厅的灯还亮着。靳东坐在角落，手里那本边角卷起的《雷雨》剧本摊在膝盖上，扉页上“沉住”两个铅笔字，在灯光下微微发亮。他没开大灯，只用一盏台灯照着纸页，像怕惊扰了什么。手机在桌上震动了几次，他都没看——热搜上，“靳东”两个字正挂着一条新词条。

凌晨四点，北京人艺排练厅的灯还亮着。靳东坐在角落，手里那本边角卷起的《雷雨》剧本摊在膝盖上，扉页上“沉住”两个铅笔字，在灯光下微微发亮。他没开大灯，只用一盏台灯照着纸页，像怕惊扰了什么。手机在桌上震动了几次，他都没看——热搜上，“靳东”两个字正挂着一条新词条。

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就在前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化观察文章里，称呼他的方式悄悄变了。过去是“演员靳东”，这次是“文艺工作者靳东”。七字之差，听起来像一句客套，可圈内人心里都清楚——这不只是称呼的调整，而是一次身份的重新定义。

2015年，《伪装者》播出，靳东一夜爆红。那阵子，街边理发店放的都是明楼的台词，连出租车司机都能来一句“军统特工明台，听令！”可也有人说他“装”，说他说话像念文件，呼吸都有节奏，不像演戏，倒像开会。

他住的那套老式公寓，床头柜上常年放着几本书，最上面那本是泛黄的《存在与时间》，书页间夹着密密麻麻的便签。其中一页写着：“海德格尔说‘此在’的本质是‘去存在’，那演员的‘去存在’，是不是就是不断撕掉标签的过程？”这话听着玄，可对他来说，是日常。

有次综艺录制，主持人让他即兴说句台词，他顿了顿，说：“我是一块被时代潮水反复冲刷的礁石。”全场安静，没人接话。导播切了镜头，这句也没进正片。但那天晚上收工后，他在车里坐了半小时，抽了半包烟，才发动车子。后来有工作人员说，他下车时，烟灰缸里堆了七个烟头，整整齐齐，一个没散。

可真正让舆论风向开始转变的，是2023年王家卫在一场闭门论坛上的话。原话是：“他是少数还在用脑子演戏的人，身上有书卷气。”录音流出后，被传成“王家卫亲口认证：靳东是最有文化的男演员”。他没回应，只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关于话剧《无人生还》的剧评，配文是：“法官的独白，练了三个月，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那个年代的人，在我身体里活过来。”

那场话剧演出后，一位戏剧教授在笔记上画了他独白时的音调曲线，后来发现，那起伏竟与英文原著的情感节奏几乎一致。这事传开后，有人开始重新看他以前的戏。原来《琅琊榜》里梅长苏说的那句“既然我活下来，就不会白白地活着”，典出《南史·列传》。观众这才明白，他不是“装文化”，而是真把角色活成了另一种生命。

2025年初，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两会，提交了《关于加强AI换脸技术立法》的提案。起因是“假靳东”诈骗案——大批中老年粉丝被AI伪造的视频骗财骗感情。他没只发声明，而是研究了三个月的案例，发现这些受害者大多孤独、缺爱、渴望被关注。

他在提案里写：“技术不该成为情感剥削的工具。”后来，他还去了贵州山区小学做公益朗诵，一个小女孩问他：“叔叔，你为什么说话这么慢？”他蹲下来，说：“因为每个字都很重，说得太快，它们会摔疼。”

这件事被《人民日报》报道后，标题用了“文艺工作者靳东走进山区课堂”。这是第一次，官方媒体没称他“演员”，而是用了更广义、更具责任意味的“文艺工作者”。

进一步来看，这个称呼的变化，不是偶然。它背后，是一整套价值体系的重塑。过去十年，流量明星来来去去，人设塌了又立，立了又塌。而靳东始终没变——他推掉综艺，宁愿去人艺排练；他不接快消品代言，只接文化类项目；他床头放的书，从里尔克到加缪，从《庄子》到《悲剧的诞生》，不是摆拍，是真读。

去年中戏新开了一门课，叫《演员的哲学训练》，教材里收了他几年前的一篇演讲稿。有学生说：“读他的文字，像在听一个老朋友聊天，但聊的都是‘人为什么活着’这种问题。”有次他去讲课，一个女生问他：“大家都说你‘有文化’，你觉得这是夸你吗？”他摇摇头：“文化不是贴在脸上的金粉，是沉在骨子里的重量。”

联想到此前陈道明在一次访谈中说：“演员这行，到最后拼的不是脸，不是流量，是脑子，是积淀。”当时很多人不以为然，觉得是老艺术家的“清高发言”。可如今回看，他早看透了行业的浮躁与短视。

而如今，当《人民日报》用“文艺工作者”称呼靳东，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认可，更像是一次对整个行业的提醒：演员不该只是流量的附庸，更应是文化的承载者。当别人都在忙着“出圈”“带货”“炒CP”时，总得有人守住那盏灯。

道理大家都清楚，可真正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又哪有那么容易。在这个人人都想当“顶流”的时代，谁还愿意花十年去读一本书、背一段台词、演一场没人看的话剧？

但总得有人这么做，否则，戏就真的成了“戏”——假的，空的，经不起推敲的。

如果你是观众，你更希望荧幕上站着的是一个“会演戏的文化人”，还是一个“会说话的漂亮皮囊”？#秋季图文激励计划#​

来源：小齐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