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电话那头,堂弟陈明的声音带着一股压不住的兴奋,像是烧开水的水壶,顶着盖子“噗噗”作响。
“哥,回来吧。”
电话那头,堂弟陈明的声音带着一股压不住的兴奋,像是烧开水的水壶,顶着盖子“噗噗”作响。
“我这边厂子盘下来了,设备都进场了。就缺个管事的,你回来,我给你当厂长。”
我正站在广州城中村的出租屋阳台上,手里夹着一根抽了一半的烟。楼下,穿着拖鞋的包租婆正中气十足地跟人讲价。空气里混着潮湿的水汽和烧腊饭的油腻香气,这是我闻了十几年的味道。
“我在这边干得好好的,车间主任,手底下管着百十号人。”我对着电话说,语气很平。
“哥,那是给别人干,回来是给自家干。”陈明在那头加重了语气,“工资我给你开到现在的一倍半,年底还有分红。你总不能在外面漂一辈子吧?嫂子和侄子不也盼着你回去?”
最后一句话,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砸开了一圈涟-漪。
我老婆孩子都在老家县城。儿子上初中,正是关键时候。我一年到头,也就春节能回去待上十几天。每次走的时候,看着老婆发红的眼圈,还有儿子装作不在意却偷偷抹眼泪的样子,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拧着。
“我想想。”我掐了烟,说。
“还想啥呀哥,就这么定了!你把那边辞了,我给你报销路费。”陈明的声音不容置疑。
挂了电话,我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那些高楼的轮廓在暮色中模糊不清。广州很好,它给了我饭碗,让我一个农村出来的人见了世面,学会了怎么管生产,怎么抠成本,怎么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但它终究不是家。
我老婆很快打来电话,显然是陈明已经跟她通过气了。她的声音里透着一股小心翼翼的期盼。
“阿辉,阿明跟你说了?”
“嗯。”
“那你……咋想的?”
“他说给我开厂长。”
“那敢情好啊!”她声音高了一点,“回来吧,离家近,我跟你也能天天见着。孩子这边,你也好多管管。”
我没说话,心里却在快速盘算。陈明这几年在外面包工程,听说赚了些钱。我们老家那边这几年也开始搞工业园,有点政策扶持。他回去办厂,时机倒是不错。只是,办厂不是请客吃饭,里面的门道深着呢。
尤其是在老家,人情关系这张网,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把人捆得结结实实。
但我还是动心了。四十岁的人了,漂够了,也累了。落叶归根,是刻在骨子里的念想。
一个星期后,我办了离职,提着一个大行李箱,坐上了回乡的火车。车窗外,城市的霓虹渐渐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无边的田野和黑暗。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像是告别,也像是新生。
回到县城,陈明开着一辆半新的黑色轿车来接我。他胖了些,也黑了些,穿着一件领子竖起来的Polo衫,手腕上戴着一串珠子,俨然一副小老板的派头。
“哥,你可算回来了!”他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拍着我的背。
工厂在县城郊区的工业园,崭新的厂房,门口挂着“明辉电子厂”的牌子,用的是我俩名字里的各一个字。
一进车间,我就愣住了。
几十号工人稀稀拉拉地散在流水线旁,有些人手上在慢悠悠地装着零件,更多的人在交头接耳地聊天。空气里没有广州工厂那种紧张的、被机器轰鸣声和生产指标催促着的气氛,反而像个村头的茶馆。
陈明一脸自豪地指着车间里的人,给我介绍。
“哥,你看,那个在仓库门口抽烟的,是我大伯,以后仓库就归他管了,自己人,放心。”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叼着烟,正斜着眼打量我。
“流水线最头上的那个,是我姑姑,我让她负责质检,她眼神好,心细。”
一个中年女人闻声回头,冲我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几分审视。
“还有那个,我三舅家的表弟,年轻,有干劲,我让他当拉长,管着一条线。”
一个染着黄毛的年轻人,正靠在生产线上玩手机,听到自己的名字,懒洋洋地抬了下眼皮,算是打了招呼。
陈明还在兴致勃勃地介绍着,这个是他姨家的外甥,那个是他堂叔的儿媳妇……我听着,心里一点点往下沉。
整个厂子,快被亲戚们给占满了。
晚上,陈明在县城最好的饭店给我接风。酒桌上,大伯、姑姑、表弟等人都在,满满当当坐了一大桌。
席间的气氛很热络,他们一口一个“辉哥”,一口一个“厂长”,酒杯举得很高,话说得很漂亮。
“辉哥,你从大城市回来的,见识多,以后可要多带带我们。”
“是啊厂长,我们都是自家人,以后厂里的事,就是我们家里的事。”
我只是微笑着,点头,喝酒。话不多。
酒过三巡,大伯拍着胸脯对陈明说:“阿明啊,你放心,仓库有我看着,保证一根针都丢不了!”
姑姑也接话:“就是,质检这块,我肯定给你把好关,不让一个次品流出去!”
黄毛表弟打了个酒嗝,含糊不清地说:“哥,放心,我这条线,保证完成任务。”
陈明听得很高兴,脸喝得通红,一个劲地给我使眼色,那意思是:你看,哥,都是自己人,多有干劲。
我心里却像明镜似的。
大伯说的“丢不了”,潜台词可能是“除了我,别人别想拿”。
姑姑说的“把好关”,可能意味着她看谁顺眼,谁的产品就是合格品。
至于表弟的“完成任务”,大概就是每天把该待的时间待够就算数。
这不是一个工厂,这是一个家族的“福利院”。
饭局结束后,我没让陈明送,自己一个人走回他给我安排的宿舍。夜风吹在脸上,酒意散了不少,脑子却更清醒了。
我意识到,陈明请我回来,不是让我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厂长。他要的,可能只是一个懂技术的“大管家”,一个能镇住场面,但又不能撕破脸皮,得在亲情和规矩之间走钢丝的人。
这个活儿,比我在广州管一百多号陌生人,要难上千倍。
第二天一早,我换上工作服,提前半小时到了车间。
车间里空无一人。
上班铃响了,工人们才三三两两地走进来,不少人嘴里还叼着早点。
黄毛表弟晃晃悠悠地最后一个到,嘴里还嚼着包子,看到我,嘿嘿一笑:“厂长,早啊。”
我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指针已经指向八点零五分。
“上班时间是八点。”我说。
表弟把最后一口包子塞进嘴里,含糊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就迟了几分钟,自家厂子,没那么多讲究。”
他说完,就晃到自己的工位上去了。周围几个亲戚工人都笑了起来,气氛很轻松。
我没再说什么,转身去了仓库。
仓库里,大伯正坐在一张摇椅上,喝着茶,听着收音机。见我进来,他慢悠悠地放下茶杯。
“辉子来了啊。”他喊我的小名,带着长辈的熟稔。
“大伯,我想看一下库存清单。”
“清单?”他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嗨,要那玩意儿干啥,东西都在这儿,要用什么,直接来拿就行了。我记性好着呢,都在脑子里。”
我看着堆放得杂乱无章的各种电子元件和包装材料,有些物料的包装箱已经破损,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大伯,工厂管理,物料进出库必须要有账目,不然成本算不清,也容易出错。”我耐着性子解释。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在大城市待久了,认死理。”大伯有些不悦,“我还能让你堂弟吃亏不成?都是一家人,信不过我?”
一句话,就把管理问题上升到了亲情和信任的高度。
我沉默了。
从仓库出来,我去了质检区。姑姑正和几个女工坐在一起,一边挑拣着产品,一边聊着谁家儿子要娶媳妇,谁家闺女谈了对象,聊得眉飞色舞。
我拿起一个刚质检完,准备打包的产品,是一个手机充电器。我仔细看了看,外壳的接缝处有明显的毛刺,USB接口也有点歪。
“姑姑,这个产品不合格。”我把充电器递给她。
她接过去,对着光看了半天,说:“哪不合格了?我看挺好的嘛。要求那么高干啥,能充电不就行了?”
“客户的订单要求,外观必须光滑无瑕疵。这样的产品出去,会被退货的。”
“哎呦,哪有那么严重。”她不以为然地把充电器扔回合格品筐里,“那些外地老板最会挑刺了,别理他们。再说了,这条线是小峰(黄毛表弟)管的,都是一家人,差不多就行了,别让他难做。”
我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上午,我把整个工厂转了一圈,心凉了半截。
这不是管理问题,这是根子上的问题。所有人都把这里当成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讲的是人情,不是规矩;看的是关系,不是标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找到陈明,把上午看到的情况跟他说了。
“阿明,这样下去不行。工厂不是家,必须要有制度。考勤、质检、仓管,都得按规矩来。”
陈明正埋头扒饭,闻言抬起头,脸上有点为难。
“哥,我知道。但是……他们都是长辈,我也不好说得太重。你刚来,慢慢来,先跟他们处好关系,以后工作就好开展了。”
“这不是处好关系的问题。现在接的这个单子,货款二十万,利润也就两三万。要是质量出问题,客户退货,我们不仅白干,连材料费都得赔进去。这个风险,你想过没有?”
“没那么严重吧?”陈明还是觉得我小题大做,“姑姑他们心里有数的。”
我看着他,知道多说无益。他被亲情这张网裹在中间,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他想靠亲戚们撑起厂子,却不知道这根基是沙子做的。
下午,我召集了所有拉长以上的管理人员开会,其实也就是大伯、姑姑、表弟那几个人。
我拿出我连夜写好的几份文件。
“从明天开始,工厂实行新的管理规定。第一,严格执行上下班打卡制度,迟到早退按分钟扣工资。”
“第二,成立专门的质检小组,所有产品必须经过两道质检,我亲自抽检。不合格品一律返工,并追究相关生产线责任。”
“第三,仓库所有物料必须登记入册,领料出库必须有车间主管签字,月底盘点,账物必须相符。”
我话音刚落,会议室里就炸了锅。
“辉子,你这是啥意思?”大伯第一个拍了桌子,“你是不信我?我给你叔管仓库,还要你来教我怎么做?”
“就是啊厂长,”姑姑也拉下脸,“搞这么复杂干嘛?大家都是亲戚,有必要跟防贼似的吗?再说,质检我一个人就够了,再成立小组,不是浪费钱吗?”
表弟则翘着二郎腿,怪声怪气地说:“扣工资?哥,咱们这厂子刚开,人心最重要。为了几分钟就扣钱,传出去不好听吧?”
我看着他们一张张或激动或不屑的脸,心里很平静。
“这不是信不信得过的问题,这是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工厂想做大,就必须走正规化的路。”
“什么正规化,我看你就是想拿我们开刀,好显出你这个厂长的威风!”大伯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
陈明在一旁,脸色涨红,一个劲地打圆场。
“大伯,姑姑,你们消消气。我哥也是为了厂子好,大家都是为了厂子好嘛。这个……规定是严格了点,要不,我们再商量商量?”
“没什么好商量的!”我打断他,“阿明,你请我来,是当厂长的。如果这些最基本的制度都执行不下去,这个厂长,我当不了。”
我把文件放在桌上,看着陈明。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陈明身上。
他额头上冒出了汗,看看我,又看看那几个亲戚,嘴唇动了动,最后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椅子上,含糊地说:“那就……按我哥说的办吧。”
大伯冷哼一声,摔门而出。姑姑和表弟也阴着脸,一言不发地走了。
我知道,梁子,算是结下了。
新的制度推行下去,阻力重重。
打卡机装上了,但总有人“忘记”打卡。表弟带头,连续三天不打卡。我直接让财务按旷工处理,扣了他三天工资。
工资条发下来那天,他姑姑,也就是我姑姑,直接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陈辉!你什么意思?小峰天天在厂里干活,你凭什么扣他工资?”她把工资条拍在我的桌子上。
“规定写得很清楚,不打卡视为旷工。”我头也没抬。
“什么破规定!你是不是就盯着我们家小峰?他可是你弟弟!”
“在厂里,他就是生产线拉长,我就是厂长。他违反了规定,就得按规定处理。”
“你……你这是六亲不认!”姑姑气得手指发抖,撂下一句狠话,转身走了。
下午,我妈就打来了电话,电话里,她的声音充满了忧虑。
“阿辉啊,你姑姑刚才来家里了,哭哭啼啼的,说你欺负她儿子。你这是干啥呀?都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别把关系搞僵了。”
“妈,我是在工作。”
“工作也不能不讲情面啊。你大伯也说了,你现在当了厂长,眼睛就长到头顶上去了,看不起我们这些穷亲戚了。”
我捏着电话,心里一阵发堵。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母亲解释什么是“管理”,什么是“制度”。在她的世界里,亲戚之间,就该是互相帮衬,和和气气的。
“妈,你别管了,我有分寸。”我只能这么说。
挂了电话,我感到一阵疲惫。这种来自亲情的压力,比应付最难缠的客户还要累。
仓库那边,大伯虽然不情不愿,但在我的坚持下,还是开始做出入库登记了。但我去抽查的时候,发现账本上的数字,跟实际库存根本对不上。好几箱贵的元器件,账上显示有,仓库里却找不到。
我问大伯,他眼皮一翻,说:“可能哪个车间领了,忘了登记吧。厂里这么忙,有点差错也正常。”
我知道,这根本不是差错。
质检那边,姑姑倒是没再明着跟我对着干,但她玩起了别的花样。她把一些有瑕疵的产品混在合格品里,等我抽检的时候,她就专门挑好的给我看。要不是我留了个心眼,亲自去打包区突击检查,那一批货可能就这么发出去了。
我把有问题的产品全都挑出来,堆在车间最显眼的地方,旁边立了块牌子,写着“次品展示区”,并且明确规定,这些次品全部由对应的生产线负责返工,返工时间不算工时。
这下,整个车间都炸了。
尤其是表弟那条线,次品最多。他手下的工人不愿意白干,跟他闹。他跑来找我,说我故意整他。
“陈辉,你别太过分了!返工不算钱,谁还给你干活?”
“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产品质量是底线,谁碰谁就得付出代价。”我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
那段时间,我在厂里,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亲戚们见了我,要么绕道走,要么就阴阳怪气地来两句。陈明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见我的次数也少了,偶尔碰面,也是一脸愁容。
“哥,是不是……太严了点?现在厂里怨气很大啊。”
“阿明,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现在不严,等客户找上门来的时候,就晚了。”
我知道,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果然,月底发货的日子到了。那是我们厂的第一笔大订单,关系到工厂的生死存亡。
我提前一天,带着几个信得过的非亲戚员工,对所有准备出货的产品进行最后一次总检。
从晚上八点,一直检查到凌晨三点。
结果,触目惊心。
一万个充电器,我们检查了三分之一,就挑出了近五百个不合格品。有的是外观瑕疵,有的是性能不稳定,甚至有几十个,是完全不能用的废品。
我拿着一个外壳都盖不严的充电器,手都在抖。
我立刻叫醒了睡在宿舍的陈明。
他睡眼惺忪地来到车间,看到堆成小山一样的次品,整个人都懵了。
“这……这怎么回事?”
“你问我,我问谁?”我把那个坏的充电器扔在他脚下,“这就是你说的‘心里有数’?这就是你那些‘放心’的亲戚交出来的东西!”
“姑姑不是质检吗?她怎么检的?”
“她怎么检的?”我冷笑一声,“她正忙着跟人拉家常,忙着帮她儿子打掩护呢!”
“还有仓库,我今天盘点,少了价值三千多块的芯片。你问你大伯,芯片去哪了?他跟我说,可能被老鼠拖走了!”
陈明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青。他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客户明天上午就要来拉货。你说,现在怎么办?”我盯着他。
他瘫坐在一个空料箱上,双手抱着头,痛苦地呻吟。
那一刻,我没有同情他。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他的天真,为他的“情面”。
“只有一个办法。”我说,“所有次品,全部返工。今天晚上,谁也别想睡觉。什么时候返完,什么时候下班。另外,通知客户,交货时间推迟一天,违约金我们认了。”
陈明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血丝:“推迟一天?客户会同意吗?”
“不同意也得同意。发一批垃圾过去,我们死得更快。”
天亮的时候,我把所有员工都叫到了车间。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了次品的情况,以及我的决定。
亲戚们不干了。
“凭什么让我们通宵返工?又不是我们一个人的错!”
“就是,干活不给钱,还要我们倒贴时间,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表弟更是直接把手里的工具一摔:“老子不干了!”
“可以。”我看着他,声音不大,但整个车间都听得清清楚楚,“现在就可以去财务结工资走人。但是,我把话放这儿,今天,谁要是走出这个车间,以后就永远别再回来。”
场面僵持住了。
那些非亲戚的员工,低着头,不敢说话。他们也累,但他们更怕丢了工作。
亲戚们则看着我,眼神里有愤怒,有挑衅。他们在等,等陈明发话。
陈明站了起来,他一夜没睡,眼睛肿得像核桃。他走到我身边,看着那些亲戚,声音沙哑,但异常坚定。
“我哥的话,就是我的话。今天,货必须返完。谁不想干,现在就走。”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拿出老板的决断。
大伯和姑姑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们没想到,一向好说话的陈明,这次会站到我这边。
最终,没有人走。
那一整天,整个车间都笼罩在一种压抑的沉默中。只有机器的运转声和工具的碰撞声。
我和陈明也脱了外套,亲自上阵,一个在生产线,一个在质检台。
直到第二天凌晨,最后一箱合格品打包完成,所有人都累得快散架了。
客户的车,已经在厂门口等了很久。
送走货车,我跟陈明站在厂门口,抽着烟。晨光熹微,照在我们疲惫的脸上。
“哥,谢谢你。”他哑着嗓子说。
“别谢我。想想以后怎么办吧。”我说,“这次是运气好,客户愿意等。下次呢?再下次呢?”
陈明沉默了很久,把烟头狠狠地踩在地上。
“哥,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看着他,知道,转折点到了。他终于从那个“家族大家长”的梦里,被残酷的现实打醒了。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
那天,我给他放了半天假,让他回家好好睡一觉。而我,则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做了一件早就该做的事。
我把工厂开工以来所有的考勤记录、质检报告、次品记录、仓库盘点数据,全部整理了出来,做成了一份清晰的报告。
每一笔数据,都指向一个事实:亲戚员工,正在成为拖垮这个工厂的蚁穴。
傍晚,陈明来了。他看起来精神好了一些,但眉宇间的愁云没有散去。
我把那份报告推到他面前。
“你先看看这个。”
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脸色越来越凝重。那些白纸黑字的数据,比我任何声色俱厉的指责都更有力量。
迟到早退次数最多的,是表弟和他那帮朋友。
次品率最高的生产线,是表-弟负责的那条。
质检报告上,姑姑的签字潦草而敷衍,很多明显的问题她都标注了“合格”。
仓库的物料损耗,高得不成比例,尤其是那些单价高、易于携带的电子元件,亏空最大。
看完最后-页,陈明把报告合上,双手撑着额头,久久不语。办公室里,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哥,我……我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
“这不是最严重的。”我说,“最严重的是,他们正在破坏这个工厂的根基。那些真正想好好干活的员工,他们在看,在学。如果偷懒耍滑能得到纵容,谁还会踏踏实实地工作?如果搞关系比守规矩更有用,谁还会把制度放在眼里?长此以往,这个厂,就废了。”
“可是……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我大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姑姑,小时候最疼我。我把他们辞了,我以后回村里,怎么面对大家?我爸妈那边,我也交代不了。”
这才是他最纠结的地方。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里,撕破亲情的脸面,需要巨大的勇气,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已经亮起灯火的工业园。
“阿明,你要想清楚,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是一个老板,你身后,是几十个员工的饭碗,是上百万的投资,是你自己的身家性命。你首先要对你的事业负责,对那些信任你、跟着你干的普通员工负责。然后,才是你的亲戚。”
“办企业,不是办慈善。你想帮衬亲戚,可以。等工厂赚了钱,逢年过节,你给他们包个大红包,他们生病了,你多出点医药费,这叫情分。但你把一个不合适的-人,放在一个重要的岗位上,拿着他不该拿的工资,破坏着你的生意,这不叫情分,这叫糊涂。”
我的话,说得很重,也很直接。
我知道,我必须把他从那种温情脉脉的家族幻想中,彻底拉出来。
“哥,我……”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痛苦,“我下不了这个手。”
“这个手,必须下。”我转过身,直视着他的眼睛,“而且,必须快,必须狠。长痛不如短痛。”
“那……那让谁去说?”
“我去说。”我说,“这个恶人,我来当。你请我来当厂长,不就是为了干这个的吗?”
陈明看着我,嘴唇翕动,最终,他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重重地点了点头。
“哥,那就……拜托你了。”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解脱,也带着一丝愧疚。
第二天,我让财务科准备好了所有需要清退人员的工资和补偿金,每一笔都算得清清楚楚,高于劳动法规定的标准。
下午,我召集了所有亲戚员工开会。
会议室里,气氛很诡异。大伯、姑姑、表弟他们,大概也预感到了什么,一个个都板着脸,一言不发。
我没有说任何废话,直接开门见山。
“今天请大家来,是宣布一个决定。从明天开始,在座的各位,将不再是明辉电子厂的员工。”
一石激起千层浪。
“你说什么?”大伯猛地站起来,指着我,“陈辉,你算个什么东西?这厂子是我侄子的,你凭什么开除我?”
“就是!我们是来帮阿明的,你一个外人,有什么资格赶我们走?”姑姑也尖叫起来。
表弟更是直接骂开了:“你他妈的别给脸不要脸,信不信我……”
“都给我闭嘴!”我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响声镇住了场面。
我站起来,目光冷冷地扫过每一个人。
“我凭什么?就凭我是这个厂的厂长,就凭陈明把工厂的管理权交给了我。就凭你们,拿着工资,却在砸我们所有人的饭碗!”
我把那份数据报告,一页一页地投影在大屏幕上。
“大伯,你管的仓库,一个月丢了价值上万的物料,你跟我说,是你记错了?”
“姑姑,你负责质检,这是客户退回来的次品,上面还有你的签字,你跟我说,是你眼花了?”
“还有你,”我指着表弟,“一个月三十天,你迟到二十二次,你负责的生产线,次品率是别人的三倍,你跟我说,是你运气不好?”
一条条数据,一张张图片,像一记记耳光,抽在他们脸上。
刚才还气焰嚣张的几个人,一下子都蔫了。他们看着屏幕上的证据,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
“工厂不是养老院,更不是提款机。你们的工资和补偿金,财务已经算好了,现在就可以去领。领完钱,明天就不用来了。”
我的声音很冷,没有一丝温度。
“陈辉,你……你太狠了!”姑姑突然哭了起来,“我们可都是你的亲人啊,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
“是啊,辉子,做人不能这么绝啊。”大伯也开始打感情牌,语气软了下来。
我看着他们,心里没有丝毫波澜。
“正因为是亲人,我才不希望有一天,工厂倒了,大家反目成仇。现在离开,我们至少还能保留一份亲情。你们的补偿金,我让阿明多给了一个月,算是仁至义尽了。”
说完,我不再看他们,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身后,传来了哭喊声、咒骂声,响成一片。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在老家亲戚圈里的名声,算是彻底毁了。
接下来的几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我的手机,几乎被打爆了。
先是我的父母,他们在电话里,对我破口大骂,说我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当了个小官,就六亲不认,连自己的亲大伯、亲姑姑都容不下,说我让他们在村里抬不起头。
然后是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轮番上阵,有劝我的,有指责我的,有说我忘恩负-义的,有说我心肠歹毒的。
整个家族,仿佛都把我当成了公敌。
我走在县城的大街上,碰到熟人,他们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充满了鄙夷和疏远。
我老婆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她去菜市场买菜,都有人在背后对她指指点点。她回家跟我哭,问我为什么要做到这么绝。
我无法解释。
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白天,我一头扎进工厂,重新招聘工人,制定新的生产流程,培训新的管理人员。晚上,我回到空无一人的宿舍,面对着四面墙壁,感受着无边的孤独。
陈明也躲着我。我知道,他家里的压力,比我只多不少。他父母肯定也在逼他,让他把我赶走,把亲戚们请回来。
我甚至做好了准备,只要他开口,我就立刻辞职走人。
但是,他没有。
一个星期后,他来找我。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窝深陷。
他递给我一根烟,自己也点上一根,默默地抽着。
“哥,对不住。”他终于开口。
“没什么对不住的。这是我该做的。”
“我爸妈快把我烦死了。我大伯他们,天天去我家闹。”他苦笑了一下,“不过,你放心,我顶住了。我知道,你是对的。”
我看着他,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客户那边,把尾款打过来了。”他说,“还说,我们这次的货,质量比他们预想的要好,问我们下个季度的订单,还接不接。”
我的心,一下子就定了。
“接。”我说,“告诉他们,我们不仅接,而且质量会一次比一次好。”
赶走亲戚,就像做了一场大手术。虽然过程痛苦,但却切掉了工厂的毒瘤。
没有了那些掣肘和内耗,工厂的管理一下子就顺畅了。
我从广州以前的同事里,挖来了几个真正懂技术、懂管理的骨干。我们重新梳理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物料采购,到生产工艺,再到质量检测,全部按照大厂的标准来。
新的员工,都是通过严格的面试和技能考核招进来的。我们实行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公平公正。那些真正有能力、肯吃苦的员工,积极性一下子就被调动起来了。
工厂里,再也听不到闲聊和八卦,取而代之的是机器有节奏的轰鸣,和工人们专注工作的身影。
车间的风气,彻底变了。
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亲戚们虽然被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影响还在。他们到处散播谣言,说我们厂的坏话,说我的人品有问题,甚至怂恿一些供应商不要给我们供货。
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原材料供应确实出了问题。
我只好亲自带着采购,一家一家地去跑供应商。我不跟他们谈感情,只跟他们谈生意。我把我们的产品质量、生产能力、客户订单摆在他们面前,用事实告诉他们,跟我们合作,有钱赚,而且是长长久久的钱。
商业社会,利益才是最稳固的纽带。跑了半个月,新的供应链,重新建立了起来。
第一年,很艰难。
我和陈明,几乎是把家安在了工厂。每天都是最早来,最晚走。资金紧张的时候,我们连着几个月没领工资,把钱全部投到生产和研发里。
过年的时候,我回家。家族的聚餐,没有人叫我。我爸妈看着我,也是一脸的冷漠。我知道,他们心里的疙瘩,还没有解开。
除夕夜,我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烟花,心里五味杂陈。
我不知道我的选择,到底是对是错。我好像得到了事业,却失去了亲情。
但是,路是自己选的,跪着也要走完。
第二年,工厂开始走上正轨。
因为我们的产品质量过硬,交货及时,之前那个大客户,把更多的订单都转给了我们。我们还通过他,认识了更多的新客户。
工厂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工人从几十个,增加到了两百多个。我们成了县里工业园的明星企业。
陈明的腰包,也鼓了起来。他换了新车,在县城最好的小区买了房。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羡慕。
那些被我开除的亲戚,态度也开始慢慢转变。
表弟托人带话,问我厂里还招不招人,他想回来干,保证好好干。
我拒绝了。
不是我记仇,而是破镜不能重圆。工厂的制度和文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我不能再冒任何风险。
姑姑在街上碰到我老婆,也开始主动打招呼,笑脸相迎,还说我“有本事,有远见”。
只有大伯,还是见了我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我知道,他心里那道坎,过不去。
我也不强求。时间是最好的解药。
第三年,我们的工厂,已经成了市里的标杆企业。
我们引进了更先进的生产线,开始研发自己的产品,有了自己的品牌。
县里的领导来视察,对我们赞不-绝口,说我们是本地企业转型升级的典范。
陈明,也从一个有点小钱的包工头,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开始学习现代企业管理,去读EMBA,眼界和格局,都完全不一样了。
那年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车子开到村口,就看到很多人围在那里,放着鞭炮。是我爸妈,还有村里的长辈们。
他们是来迎接我们的。
我爸妈看到我,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我爸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但那眼神里,有欣慰,有骄傲。
家族的年夜饭,是在我们家吃的。满满当当坐了三大桌。
大伯也来了。他看起来老了一些,头发白了不少。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一句话没说,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
我也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我知道,我们之间,和解了。
饭后,陈明把我拉到一边。他从车里,拿出一个很重的盒子,塞到我手里。
“哥,这是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是一串车钥匙,和一本房产证。车是好车,房子是县城里最好的别墅。
“这我不能要。”我把东西推回去。
“你必须得要。”陈明按住我的手,他的手很有力,“这是你应得的。没有你,就没有明辉电子的今天。”
“我拿了工资和分红,已经够了。”
“不够。”陈明看着我,眼睛里,泛起了红。
他突然,对着我,双膝一弯,就要跪下去。
我吓了一跳,赶紧一把将他扶住。
“你这是干什么!”
“哥!”他的声音哽咽了,“三年前,我恨过你。我觉得你不近人情,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我甚至想过,把你赶走,把他们再请回来。”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你那天,不是在开除他们,你是在救我,是在救我们这个厂。”
“如果当初听我的,继续和稀泥,这个厂,别说三年,可能连一年都撑不下去。我陈明,现在可能早就倾家荡产,成了全村的笑话。”
“你顶着所有人的骂名,替我做了最难的决定。你保住的,不只是我的工厂,还有我的未来,我全家的未来。”
他抓着我的胳膊,眼泪掉了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哥,这声谢谢,我欠了你三年。今天,我必须说。谢谢你!”
我扶着他,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心里那块压了三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孤独,所有的不被理解,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行了,别跟个娘们似的。我们是兄弟。”
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俩,喝了很多酒。
我们聊起这三年的风风雨雨,聊起工厂的未来。
他说,他准备成立一个家族基金。以后,亲戚里有孩子上大学的,有老人生大病的,基金都可以出一部分钱。用这种方式,来回报亲情。
我听了,很欣慰。他真的长大了,成熟了。
他学会了如何区分情分和生意,学会了如何用更理智、更长远的方式,去承担一个家族的责任。
而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不再是那个漂泊在外的打工者,也不再是那个被亲情绑架的“恶人”。
我是一个建设者。我用我的知识和坚持,在家乡这片土地上,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工厂,也重建了一种新的、更健康的家族关系。
窗外,烟花再次升起,照亮了整个夜空。
我知道,新的一年,开始了。而我们的人生,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来源:天哥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