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范仲淹青年时更是被家境逼得只能“划粥断齑”，满心想的不过是“让家人吃饱饭，让自己出人头地”。

提起屈原，你脑海里是不是满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家国大义？

说起范仲淹，是不是立刻想到“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济世胸襟？

可你知道吗？

屈原早年也曾为仕途浮沉辗转反侧，对着楚怀王的信任患得患失；

范仲淹青年时更是被家境逼得只能“划粥断齑”，满心想的不过是“让家人吃饱饭，让自己出人头地”。

没有人生来就是“大我”的化身，那些刻在青史上的名字，都曾在“顾自己”和“为别人”之间做过选择。

他们的蜕变之路，藏着比伟人光环更动人的真相。

一、先见“小我”：历史人物的起点，也是普通人的日常

1. “小我”是生存的本能，更是成长的底色

苏轼21岁那年，跟着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考进士，一路过关斩将，成了当年最年轻的进士之一。

放榜那天，他拿着榜单手都在抖，写信给家人说“今科得中，不负先父教诲，往后定要靠才华在朝堂站稳脚。

既让苏家在京城争光，也盼着能为百姓做些实在事”。

这话里有理想，可也藏着年轻人的野心：想挣个好前程，想证明自己，想让家人跟着享福。

初入官场时，他还曾因为和同事王安石政见不合，气得跟朋友抱怨“新法扰民，可王相公偏听不进劝，我这官做得憋屈”，那会儿的他，眼里既有对朝政的担忧，也有“自己的主张不被认可”的委屈，满脑子都是“我的想法对不对”，还没完全跳出“个人视角”。

林则徐早年在京城当小官时，日子过得更实在。

他出身普通人家，考中进士后，每月俸禄刚够养家。

给老家写信时，他常说“近来朝堂事多，需谨慎行事，莫因小节误了前程，不然一家老小都要跟着受苦”。

有次老家亲戚想来京城找他谋个差事，他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回信说“不是我不肯帮，实在是我官微言轻，贸然求人反而会惹麻烦，等我职位再稳些，定帮你想办法”。

那会儿的他，先顾着“自己在官场站稳脚”，再想着“帮家人”，和现在“先顾自己、再顾亲友”的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其实这些人物的“小我”，从来不是“自私”。

是刚入社会时，想靠本事吃饭的生存本能；

是有了牵挂后，想护家人安稳的朴素心愿；

是有了理想后，想证明自己价值的正常诉求。

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起点，也是“大我”能慢慢长出来的土壤。

2. “小我”的困境：不是欲望，是“视野的局限”

岳飞年轻时参军，最初的念头特别简单——替父报仇。

他的父亲岳和，是被金兵抢掠时活活打死的。

下葬那天，岳飞跪在坟前发誓“此生定要杀尽金兵，为父报仇，让他们血债血偿”。

那会儿的他，眼里只有“报仇”两个字，打仗时总冲在最前面，一门心思就想多杀几个金兵，连上司劝他“要顾全大局”，他都听不进去。

直到有一次，他率军路过一个被金兵洗劫的村子，看到满街都是饿死的老人孩子。

有个妇人抱着死去的孩子哭到晕厥，旁边一个瘦得只剩骨头的小男孩，正盯着地上的草根咽口水。

岳飞蹲下身，把自己怀里的干粮递过去，孩子怯生生地接过来，狼吞虎咽地啃着。

妇人爬过来磕头谢恩，岳飞扶起她时，指尖碰到她补丁摞补丁的衣袖，粗粝的针脚硌得他手心发疼，他突然攥紧了拳头。

后来他在日记里写“我以前总想着报仇，可报仇之后呢？若天下百姓都活在苦难里，我报了私仇又有什么用？”

从那以后，他的军旗上多了四个字——“还我河山”。

不再是“为父报仇”，而是“为万民护家园”，他的视野，被百姓的苦难彻底撑开了。

杜甫的转变，也藏在一场战乱里。

年轻时的杜甫，是个爱漫游的公子哥。

他背着行囊走遍齐赵大地，写下“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诗句，满心想的是“饱览山河壮景，写出传世好诗”，偶尔感叹民生，也多是“纸上谈兵”的感慨。

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被困在长安，亲眼看到叛军在街上抢掠，看到百姓被抓去当兵，看到皇宫里的人锦衣玉食，而城外的人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有一次，他想逃出去找唐肃宗，路上遇到一个老农。

老农拄着断了的拐杖，颤巍巍地说“我三个儿子都被抓去当兵了，昨天收到消息，两个都死了，我老婆子还在家等着他们回来吃饭呢”。

说着，老农从怀里掏出半块发霉的饼，饼上还沾着泥土，“这是我给小儿子留的，可他再也吃不上了”。

杜甫伸手接过饼，指尖沾到霉斑，一股酸腐味扑面而来，他的眼泪一下子掉在饼上。

从那以后，他的笔变了——不再写风花雪月，而是写“三吏三别”里的百姓苦难，写“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家国悲痛，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

他的“小我”，被战乱打破了“自我中心”的壳，长出了“为百姓发声”的“大我”。

困住“小我”的，从来不是“想让自己好”的欲望，而是“只看到自己”的局限。

就像岳飞没见百姓苦难时，只盯着“私仇”；

杜甫没经战乱时，只想着“诗名”。

可当个人命运和更多人的苦难、国家的兴衰绑在一起，“大我”的种子，就会悄悄破土。

二、关键转折：从“小我”到“大我”，往往藏在这3类选择里

1. 当“个人利益”与“他人苦难”相撞时：选择“先顾人”

苏轼被贬到杭州时，日子本可以过得很安稳。

他是被贬官员，按说“少管闲事”最安全，每天看看西湖、写写诗词，熬到任期结束就能调走。

可他到杭州没几天，就发现了大问题——西湖淤塞得厉害，湖水又脏又少，百姓喝不上干净水，田里的庄稼也浇不上水，很多人都在发愁“今年怕是要颗粒无收”。

要修西湖，得花一大笔钱，还得组织百姓出力，稍有不慎就会被人弹劾“滥用民力”。

身边的人劝他“大人，您是被贬来的，别给自己惹麻烦，百姓的事自有地方官管”。

苏轼却摇了摇头，他说“我是朝廷命官，不管是被贬还是被升，看到百姓受苦，都不能坐视不管”。

他主动上书朝廷，请求拨款修西湖，还自掏腰包拿出自己的积蓄；

没钱雇人，他就带头下湖挖泥，和百姓一起干活，手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为了防止西湖再次淤塞，他还在湖里种了菱角，让百姓管理，既护了湖，又给百姓添了收入。

西湖修好后，百姓为了纪念他，把他带头筑的堤叫“苏堤”，直到现在，“苏堤春晓”还是杭州的美景。

苏轼本可以“顾自己的安危”，却选择了“顾百姓的苦难”。

就是这个“本可以不管，却偏要管”的选择，让他从“想安稳度日的贬官”，变成了“为百姓谋福的苏公”，完成了格局的跃升。

2. 当“个人安危”与“家国责任”冲突时：选择“担责任”

文天祥被俘那年，才42岁。

元军把他关在大都的监狱里，一关就是三年。

元世祖忽必烈特别看重他，派人去劝降，说“只要你肯投降，我封你做宰相，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文天祥只是笑了笑，说“我是南宋的宰相，南宋亡了，我就该陪着南宋，哪有投降的道理”。

元军见利诱没用，就用威胁。

他们把文天祥的妻子和女儿抓来，放在监狱对面的房子里，让他每天都能看到家人受苦。有人跟他说“你只要点头，家人就能立刻获释，不然她们一辈子都得在这儿受苦”。

文天祥看着窗外的家人，眼泪直流，可他还是咬着牙说“我不能为了家人，丢了国家的气节。我若降了，对不起那些战死的将士，对不起南宋的百姓，就算家人恨我，我也不能做这种事”。

在监狱里，他写下了《过零丁洋》，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两句，成了千古绝唱。

他本可以“顾自己的生死，顾家人的安危”，却选择了“担家国的气节”。

“小我”的极致是“惜命”，可“大我”的极致，是“知命却不认命”。

当家国需要时，能放下“保命”的本能，把责任扛在肩上，就是“大我”最艰难也最耀眼的淬炼。

3. 当“个人理想”与“现实需求”相悖时：选择“顺民心”

范仲淹在苏州当知州时，一开始有个“大计划”——修一座气派的官署。

他觉得“官署是朝廷的脸面，修得气派些，既能彰显朝廷的威严，也能让百姓知道苏州的富足”，还特意请了工匠来设计图纸，预算都算好了。

可施工前，他去乡下考察，看到的景象让他心里一沉。

苏州刚经历过洪水，很多百姓的房子被冲垮了，只能住在临时搭的草棚里；

田里的庄稼全被淹了，百姓连饭都吃不上，有个老人拉着他的手说“大人，能不能先帮我们修修房子，给我们点粮食？再饿下去，我们真的撑不住了”。

范仲淹看着老人干裂的手，又想起自己要修的官署，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他立刻让人停了官署的工程，把准备修官署的钱全部拿出来赈灾：开粮仓放粮，让百姓先吃饱；组织工匠帮百姓修房子，让百姓有地方住；还派人去外地买耐旱的稻种，教百姓耕种，帮百姓恢复生计。

有人劝他“大人，官署不修了，您的政绩怎么办？朝廷要是问起来，您怎么交代？”

范仲淹却说“百姓吃饱住暖，才是最大的政绩；朝廷派我来苏州，是让我帮百姓办事，不是让我修官署的。就算朝廷怪罪，我也认了”。

他本可以“求个人的政绩”，却选择了“顺百姓的需求”。

“小我”的理想，常带着“自我证明”的目的，可“大我的理想”，却懂得“以他人需求为核心”。

当自己想做的，和百姓需要的不一样时，能放下“证明自己”的执念，就是“大我”最成熟的样子。

苏堤春晓

三、升华之后：“大我”从不是牺牲，而是更长久的“自我实现”

1. 他们的“名”：不是求来的，是“利他”后自然得到的

苏轼在杭州修完苏堤，从没想过要“留名”。

可杭州百姓记着他的好，自发地在苏堤旁立了一块碑，上面写着“苏公堤”，还在湖边建了“苏公祠”，每逢过节，百姓都会去祭拜他，跟他说说西湖的变化。

后来苏轼又被贬到惠州、儋州，不管到哪儿，他都帮百姓做事：在惠州修桥，让百姓不用再涉水过河；在儋州办学堂，让当地的孩子能读书识字。

每到一个地方，百姓都会记住他，直到现在，那些地方还有“东坡路”“东坡井”，都是百姓为了纪念他取的名字。

范仲淹也是如此。

他在各地做官时，总是想着百姓：

在泰州修海堤，挡住海水，让百姓的田地不再被淹；

在杭州推行“荒政”，用官府的钱雇人干活，让百姓在灾年也能有收入；

还建了“义庄”，资助贫困的族人、学子，让他们能有饭吃、能读书。

百姓都叫他“范公”，就算是和他政见不合的人，也敬他“心怀天下”。

他去世后，百姓自发地为他送行，哭声传遍了京城，连偏远地区的百姓，都朝着京城的方向祭拜他。

“小我”求的是“别人记住我”，所以会刻意炫耀自己的功劳，会在乎别人的评价。

可“大我”做的是“我为别人留下什么”，看似“不求名”，却因为实实在在的贡献，被历史永远记住。

这种“无形之名”，比任何刻意求来的名声，都更长久、更珍贵。

2. 他们的“心”：不是苦的，是“利他”后得到的安宁

杜甫晚年的日子，过得特别苦。

他漂泊在西南，住在成都的草堂里，一场大风就把屋顶的茅草吹跑了；

后来又搬到夔州，贫病交加，连买药的钱都没有。可就算这样，他写的诗里，还是满是百姓的影子。

他看到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没饭吃饿肚子，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米送过去；

他听说官府又在催收赋税，就写下“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替百姓控诉不公；

他甚至幻想“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就算自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有人问他“你自己都过得这么苦，怎么还总想着别人？”

杜甫在诗里回答“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就算自己穷一辈子，也还是牵挂百姓，一想到百姓受苦，心里就像火烧一样。

可正是这份“牵挂”，给了他内心的安宁。

就算居无定所、贫病交加，他也从没像在长安时那样焦虑过。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笔在为百姓发声，自己的心里装着天下，就算日子苦，精神上也是富足的。

“小我”的快乐，是“自己过得好”，一旦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会焦虑、抱怨；

可“大我的快乐”，是“别人过得好”，哪怕自己受苦，也有精神的支撑。

这种安宁，是“小我”永远得不到的“内心富足”，也是“大我”给每个人的最好礼物。

3. 他们的“影响”：不是一时的，是穿越千年的“精神传承”

屈原投江后，百姓为了纪念他，每年端午都会包粽子、划龙舟。

可人们纪念的，不只是他这个人，更是他“忧国忧民”的情怀。

后世的文人，不管是李白、杜甫，还是辛弃疾、陆游，都把屈原当成“精神坐标”。

李白写“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赞美他的才华和气节；

陆游写“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把他的忧愤当成自己的忧愤。

直到现在，每当国家需要时，人们还会想起屈原，想起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

这句话，成了后世很多人的“座右铭”。

甲午战争时，邓世昌在军舰上对士兵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然后驾着军舰冲向敌舰；

抗日战争时，无数战士把这句话写在衣襟上，抱着“为国捐躯”的决心冲向战场；

就算到了现在，那些为国家默默奉献的人，心里也都装着这句话。

“小我”的影响，只在身边几个人之间；

可“大我的影响”，能穿越时空，变成后人的“精神养分”。

当一个人的选择，能让千百年后的人受到鼓舞、找到方向，他的生命就以另一种方式“永恒”了。

这种“终极价值”，是“小我”永远无法达到的高度。

结尾

回过头看这些历史人物，你会发现，他们从来不是天生的“伟人”。

苏轼也有过“计较个人得失”的时候，岳飞也有过“只想着报仇”的阶段，杜甫也有过“追求诗名”的青年时光。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从“小我”开始，在人生的某个节点，因为一个选择、一次触动，慢慢走向了“大我”。

其实“小我”从来不是洪水猛兽，它是人生的起点，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第一步。

可如果一直困在“小我”里，就会错过更广阔的世界，错过更有意义的人生。

那些历史人物的蜕变之路告诉我们：

“大我”不是遥不可及的“伟人标准”，是“看到别人需要时，愿意多走一步”的选择；

是“个人利益和他人苦难冲突时，愿意先顾别人”的担当；

是“就算自己受苦，也想为别人做点什么”的心意。

所谓“大我”，从不是要丢掉“小我”，而是让“我想过得好”的心愿，慢慢长成“帮别人过得好”的模样。

你为别人搭的桥，终会成为自己站得更高的梯，这才是最实在的“自我实现”。

这，就是从“顾己”到“利他”的真谛，也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走的“大我”之路。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