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内容提要：AIGC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设计生态，泛在的人—技共生关系内嵌为新的设计美学话语，“身体”这一隐而不显的命题作为设计美学的元问题得以凸显。一方面技术介入设计的各个环节，技术与人形成互构关系，设计中人的主体性结构因物质性身体的改变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实
技术·身体·赛博格：
AIGC时代设计美学的身体审思
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米华
本文载于《外国美学》43辑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25
内容提要：AIGC时代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设计生态，泛在的人—技共生关系内嵌为新的设计美学话语，“身体”这一隐而不显的命题作为设计美学的元问题得以凸显。一方面技术介入设计的各个环节，技术与人形成互构关系，设计中人的主体性结构因物质性身体的改变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实现了设计主体从自然人向赛博人的转变；另一方面，当被技术穿透、被数据包裹的赛博人以一种新型主体出现时，技术有了异化的倾向，算法主义与数字焦虑或将导致身体的悬置，并生成数字化生存状态下的某种新型文化逻辑。AIGC时代设计美学的身体转向，是人—技共生语境下设计的某种人本主义意义的转向，也暗含了对身体被更精准地纳入到技术逻辑下的隐忧。于身心如一中重新凝视身体，完成赛博格图景中身体的再建构，或可达身与物游的设计审美境界。
关键词： 赛博格 AIGC 设计身体 设计美学
如果说2016年被称为VR元年，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那么2022年或可称为AIGC(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元年。2022年9月，AI强大的图像绘制功能异常爆火；11月30日以大算力、大模型和大语料为核心特征的ChatGPT横空出世，让全世界看到了AIGC的强大。2024年伴随着Sora的问世，人们再次惊叹于AIGC巨大的潜力。数字技术的加速度发展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新技术浪潮，AIGC标志着一个全新的智能设计时代的来临，对设计而言它不仅颠覆了文本、图像、视频等内容的生成方式，而且带来了设计生态的巨变，并正在重塑人的感知结构和情感体验方式。在数字技术所构建的设计语境和宇宙图景中，设计中人的主体性结构因物质性身体的改变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并以某种类似流动性和不断变幻的“赛博格”符号得以展示。在AIGC时代，泛在的人—技共生关系内嵌为新的设计美学话语，“身体”这一长期以来被遮蔽的命题作为设计美学的元问题得以凸显，并串联起智能时代关于人机关系、技术人工物、人与设计之物等诸多问题的思考。身体勾连着设计与美学两个向度，看似是一个明确清晰的概念，却又在数字技术加速度迭代发展的进程中生成内涵的弹性阐释空间，呈现出意义上的某种柏格森式绵延的痕迹。“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我们有必要首先从知识考古学式的理论推演入手，来回应身体之所以可以作为设计美学元问题的理论落脚点。
一 理论重访：
身体作为设计美学的元问题
1735年，24岁的鲍姆嘉登在他题为《诗的哲学沉思录》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Aesthetic这个词语，并且明确了建立美学这一学科的想法。怀揣着这个梦想，鲍姆嘉登将他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时所开设的一门重要课程命名为“Aesthetic”，他还用这个词命名了他1750年的一本专著。在这本未完成的书中，鲍姆嘉登提出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一观点，虽然他在世时的学术影响力尚显微弱，但其理论和学说对后世的知识生产带来重要影响，这就奠定了鲍姆嘉登在美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奠定了美学学科“感性学”的基调。虽然从学科体系来看，美学从属于哲学的研究范畴，探讨的是关于美的本质等抽象的问题，但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艺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鲍姆嘉登的美学构想直接关涉到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美学的发展进程。以康德为例，他认为人的三种能力即理解力(understanding)、理性能力(reason)和判断力(judgement)各自有其存在的先天原则，依托纯粹理性批判(第一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第二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第三批判)这三大批判，康德搭建了有如仪表盘般精密的先验哲学的理论体系，其中判断力批判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乃至整个欧洲的哲学美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审美判断是康德哲学的核心之一，他认为鉴赏力判断不是认知判断，也不是逻辑判断，而是审美判断。“对于康德来说,《判断力批判》论述中的重心，最后还是要落在艺术之上。”审美主体做出审美判断的根据是主体所获得的愉悦的审美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建立于主体的审美判断力之上。现代意义上的设计观念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才真正进入了历史的舞台，标准化与批量化的生产方式使得设计可以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虽然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设计更关注作为人工制品的“设计之物”在功能性层面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些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日用品都是包含了艺术和技术的人工制品，也是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相结合的重要产物。”设计不是“超历史的绝对物性存在，它的审美根据在于能否引起主体的审美判断并带来审美快感”，这就意味着将设计纳入美学的研究范畴具有逻辑的合理性。
[加]简·福尔西：《设计美学》
设计美学作为设计与美学的交叉，构设了设计学研究的全新视阈，如果说在这组交叉关系中，“设计”限定了传统美学研究独特的应用范围，那么“美学”则从根本上规定了设计的学科属性。“美学学科在哲学中变得边缘化，部分原因在于它过于关注纯粹艺术。以设计为研究对象的美学思考有助于扭转这一颓势，它不仅能拓展美学的研究范围，并且能帮助该学科找到重新融入哲学整体体系中的通道。”设计核心范畴中处在生活中的“人”与被设计出来的“物”可以映射出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审美体验，因此设计与美学本然地存在一种自洽性的内在关联。在设计美学渐趋庞杂的内容框架中，可以梳理出几个无法规避的核心命题，也是设计美学得以成立的基础性问题，我们将其称为元问题。其中，“身体”关乎设计审美主体的存在，关乎设计审美体验活动所链接的对象，关乎设计的审美旨趣和审美观照，是设计美学的元问题。回溯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实人类最原初意义上的设计就是从身体开始的，无论是二百五十万年前先民靠双手凿出石片、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石器时代，抑或今天的体验设计、情感化设计、交互设计等，设计无不以身体为前提和基础，可以说身体一直是设计中隐而不显，或者显而不彰的存在。
在西方美学的话语谱系中，围绕身体展开的讨论从未中断过，从柏拉图对理性的推崇、对身体的贬斥，亚里士多德将身体视为消极之物，到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尼采从身体的角度重新审视一切，再到德勒兹从身体发展出欲望哲学，梅洛庞蒂从现象学角度对身体的知觉结构展开分析，身体在西方美学发展史上构建了一道独特的话语景观。这里要特别提到以理查德·舒斯特曼题为《身体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提议》一文的发表为契机，美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身体美学”的新研究热潮。作为一位从分析美学转向实用主义美学研究的学者，舒斯特曼在承认身心差异性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二者互相交融、密不可分的整一关系，其理论体现出对西方既有哲学美学的超越。设计美学作为20世纪末期传统美学开拓的新领域，对身体美学这一话题自然无法规避。克里兹(Galencranz)曾撰文指出：“设计美学应从身体的审美体验出发，人的情感、心灵、文化都不是外在于身体的，而是包含在身体之中，设计以及设计教育的出发点就是理解人的身体存在。”可以说，设计中的身体既指向物质意义上的肉体存在，也囊括了精神、思想、情感等多重维度的内容。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指出的,“身体不是天生的，它们是后天制造的。和符号、语境及时间一样，身体被彻底改变了性质。”既然身体是非先天性的存在，那么当下数字技术的洪流、赛博格的时代背景，在拓展身体的时空局限的同时，无疑也带来了既有身体理论的部分解构和对身体美学的某种重构，因此，重新面向赛博格时代的身体问题，是当代设计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
二 身体再塑：
赛博格时代AIGC设计的“身体”生成
AIGC作为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是AI技术迭代发展的阶段性产物。自20世纪50年代图灵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至今，虽仅有七十余年的历程，但AI已经实现了从弱人工智能(ANI)向强人工智能(AGI)的质的转变。AIGc建基于大数据的“喂养”，其对设计的驱动也依赖于模型算力和应用场景中所生成的数据的量。AIGc时代人以一种完全的数字化形态沉浸在某种“元世界”中，媒介技术和智能设备将加速设计中主体与客体的赛博格化进程。人机耦合、永生的电子人以往还只是频繁地在科幻电影及小说中出现，比如在2013年上映的电影《她》(Her)中，人工智能操作系统萨曼莎依托虚拟身体与真实世界中的人相爱。小说《雪崩》则描绘了一个半虚拟半真实的信息世界(Infoworld)，世界上的一切都被简化为信息的生成与传输，人和计算机都以编码为基础而存在，并且世界被“人类就是计算机”这样一个超级强大的隐喻所驱动。伴随人工智能、量子力学、5G及6G技术的汇聚，“机器和有机体的混杂物”的“赛博格”已经成为人的一种新型存在样态。
[美]凯瑟琳·海勒著 刘宇清译：《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
作为深度媒介化的一种形态，赛博格并非在某一时间节点突然出现，而是与互联网到物联网，再到元宇宙的技术演变相伴而生的。早在1929年，英国物理学家J. D. 贝尔纳(John Desmond Bernal)就出版了一本名为《世界、众生和恶魔：对未来理性灵魂的三大敌人的探究》的小册子，提出了“可改造的机械人”这一说法，揭开了赛博格研究的序幕。上世纪60年代，科学家曼弗雷德·克林斯(M. E. Clynes)和内森·克兰(N. S. Kline)在《赛博与空间》(Cyborgs and Space)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赛博格”(cyborg)一词，并将其界定到航天领域的星际旅行范畴中。随后，美国学者唐娜·哈拉维将这个词解释为“一个控制生物体，一种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也是一种科幻小说的人物”。“赛博空间”源于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年出版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大卫·贝尔(David Bell)对赛博空间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赛博空间这个术语是用来描述通过像互联网这种电子通信网络的汇集所创造的空间。这种网络使全球地理位置分散的人群之间可以进行计算机媒体的通信。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每一个个体都可以相遇……这样一种人类的互动无需一个分享物理的或者身体的共现，而是被成千上万的人通过E-mail、世界新闻组网络、公告栏系统和聊天室等世界性交流方式的互联所刻画。”虽然赛博格、赛博空间这些概念提出至今已有几十年了，但多出现于影视及文学作品层面的讨论中。伴随数字智能设备的飞速发展，这些概念才真正有了更多现实层面的支撑。VR/AR/MR技术、智能手机、物联网和可穿戴设备的兴起，加速了赛博格的到来并将带来某种人类全新的存在样态：用户借助各种智能设备获取视觉、听觉等多种信息，在虚拟空间获取方位、距离等身体的在场感，并以第一人称视角获得心理的沉浸感和情感的参与感。虚拟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赛博格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实存，正在逐步实现技术与人的身体链接，改变现代人的生存方式，加速人的赛博格化。
有研究者从四个层面对赛博格化展开界定：就意识形态而言，信息化的数据身体成为时尚的符号；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笛卡尔由意识保证其存在的身体开始瓦解(主体性可怕而且虚假的意义)；从符号学看，身体变成纹身或者流动的符号；从技术的层面，身体变成“超垃圾”(ultra refuse)和“超功能”(hyper-functionality)。赛博格化揭示的是人在技术浪潮的冲击下主动或被动做出的某种调适，激活了人们对未来互联网样态的某种愿景，此概念一出即刻引起了广泛关注。当我们认真审视赛博空间和元宇宙这两个概念，不难发现二者本质上有着天然的相似性。在赛博格空间，人们的直觉可以摆脱物质身体的束缚而独立存在和活动；由信息组成的赛博空间可以突破物理世界的限制而穿越时空；人机耦合的电子人在赛博空间获得永生。这其中所强调的摆脱物质身体、突破物理世界、信息化存在与电子人，恰恰是元宇宙得以实现的基础。因为“元”，意味着超越、超级，而“元十宇宙”，则意味着融合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虚拟现实等全要素，超越现存世界，链接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一种全新世界形态。赛博格、元宇宙及后人类的出现，不仅引发诸多行业的巨变，还带来既有设计结构及设计中人与物关系的深刻变革。变革的背后蕴含着以AIGC为代表的技术对人类身体的突破、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挑战，这种突破与挑战以日常生活设计中技术从弥散到内嵌的状态表征出来。
三 从弥散到内嵌：
AIGC设计中身体之维的嬗变
正如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所强调的，技术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种结果：它们改变了人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人用以思维的工具)，以及社区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纵观人类设计发展的历史，技术对人的塑造过程一直存在，技术与人的交互性还构成了人类行动、感知和生活方式的基础。正如印刷术的发明不仅改变了人的阅读模式，还影响到人的交流习惯。在印刷术出现之前，人们的阅读大多采用口语模式，一人阅读，其他人听或跟着读。印刷书籍出现后，读者大多喜欢独自且安静地阅读。电报发明之前信息的传播受限于人身体的传播速度，而电报的出现打破了人类交流过程中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广播和电视延伸了人的视觉与听觉，而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对时空的理解，时间似乎变得越来越快，空间距离似乎越变越小。概言之，在传统技术时代，媒介对人体的延伸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技术是依附于人的，人的身体是一种主体性和本体性存在。在日常生活中，技术以弥散的形式参与到人对真实世界的建构中。这种弥散状态的实现是以物质性肉身存在为基础的，正如舒斯特曼所言，“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维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或者说，它形成了我们与这个世界融合的模式。”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著 程相占译：《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
赛博格时空中的赛博格化对日常生活设计中人与技术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新的挑战。身体的数据化倾向正慢慢剥离身体的生物属性特征，仅以保留或强化个体的数字化属性来实现“身体”再造。这一再造的过程，恰恰是数字技术对人的身体及人的日常生活从弥散到内嵌的过程。“在大数据的时代，人早已不是世界的尺度，甚至不再是自身的尺度；如今，数据才是人的尺度，甚至是万事万物之所以存续生灭的根本尺度。”从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到可穿戴设备，技术的结构与逻辑内嵌于数字化的“身体”之中，在技术和肉体的双重逻辑之下，赛博人无碍地穿行于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处在赛博空间中的赛博人，已经成为某种兼具技术实体性和话语观念性的电子人或后人类。“后人类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与智能机器的接合，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一种接合，使得生物学的有机智慧与具备生物性的信息回路之间的区别变得不再能够辨认。伴随这一变化的是对于表意的理解和体验方式的相应转变。”康德曾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时间和空间是主体的先天综合的统觉的最基本的能力，这种统觉能力让主体的思考和认识具有了一定的秩序。而秩序感的打破伴随着技术从弥散到内嵌的转变，以身体的媒介化过程最终实现了当代技术对身体的规训，并生成一种新型的技术化的日常生活肌理。反观普通人一天的生活轨迹，我们不难发现：看似拥有完整主体性的人，在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的渗透下，已经变成被算法介入和拆解的对象，并生成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我”。约翰·切尼·利波尔德(John Cheney-Lippold)在《我们是数据》一书中曾指出不断变化和流动的数据集在算法的逻辑之下，生成了诸多数据化的个体。算法在向外的维度，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在向内的维度，重塑了人对自我的认知。人既是设计之物的接收者，又成为设计传播场景中的媒介，数据化的人变成服务商分析和利用的信息资源。
虽然早在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就曾预言电子的速度会消解人类意识中的时间和空间，但赛博格开启了更多无限的可能：人类的身体与媒介之间清晰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媒介是人体的延伸”正逐步朝着“人体是媒介的延伸”这一方向演化。演化的路径是多层面的，从身体存在的角度看，媒介化的身体可以游走于物理世界的真实空间和数字技术创造的虚拟空间中；从社会结构存在的角度看，碎片化的感官被整合为数据化的身体，数字化的生存方式赋予赛博人新的存在感，映照并生成现实中新的社会肌理；从身体感官层面来看，数字技术以沉浸式的体验感，突破肉身在视觉、听觉、触觉方面的局限，建构了人机融合的智能身体和数字化个体。换句话说，智能技术之下人的物质性身体存在显而易见的某种转向：一方面人借助越来越多样化的数字媒介，实现了麦克卢汉在媒介延伸论中指出的媒介对人体的延伸；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带来社会整体的微粒化分布形态和人的某种数据化生存状态，它通过再造“数字躯体”，实现了人的两种超越：一种是对内的，人对自己身体局限的超越；一种是对外的，人在赛博空间中的双向拓展。技术由入身走向了入心，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界限日益模糊，数字技术对人体的内嵌推进了一步。与此相伴而生的是技术嵌入身体后，导致自然人的物质性身体被“截肢”，即技术与人融合后的“后人类”出现了。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著 姜志辉译：《知觉现象学》
梅洛庞蒂曾说：“身体是我们拥有一个世界的一般方式。”换言之,“我们感知获得的世界，实际上是由我们身体的连贯性图式构成的世界。”AIGC时代急剧加剧了技术对人体嵌入的程度，当被技术穿透、被数据所包裹的赛博人以一种新型主体出现时，当自然人与赛博人、物理现实与虚拟现实种种要素叠加在一起时，当身体透过数字技术感受并体验“世界”时，技术与身体之间原本无法逾越的界限消弭了，身体成为数字技术延伸的场域。在新的设计语境中，作为设计审美主体的人和审美体验者的人，作为创造性设计活动主体的人，如何来理解、鉴赏并界定被设计之物的美，如何基于某种文化身份的立场从人与设计之物的关系中做出审美判断，都必然关乎人的主体性存在的问题，也就无法回避人的身体这一基本问题。围绕身体所展开的设计审美，投射的是身体在设计中所获得的审美体验、审美感受、审美观照，这关涉到设计中人身体的意义呈现以及人和技术的边界问题。
四 悖论与转向：
赛博格图景中身体的再建构
科学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会带来社会文化形态的改变。“虽然说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形成了全新的设计美学风格还为时过早，但不管从现象还是逻辑来推断，人工智能都正在形成一种特有的美学风格，对此我们要开展及时的解析，并基于设计美化生活的初心进行积极的应对。”从设计美学的角度关注并思考AIGC时代的身体问题，并对赛博格图景中设计与身体的关系展开必要的批判性思考，意味着在人—技共生语境下设计的某种人本主义意义上的转向，也暗含了身体被更精准地纳入到技术逻辑下的隐忧。
(一)物质性身体的延伸与异化
在技术对自然人重新建构的模式下，人的身体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体化存在，循着可穿戴设备及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逻辑，人体变成了类似可分离、可组装、可拼接的某种组合积木。当人工智能、云计算、汇聚技术、大数据等技术的叠加效应越来越明显时，赛博格将超越现实与身体的边界，强调穿越感与满足感。传统意义上人作为主体的主体性显现将颠覆既有模式,“而我们的‘身体’范畴也在这个过程中超越古典范畴的定义，肉身人类成为‘中心身体’，环绕在发出指令的‘中心身体’周围，还有由各种智能设备构成的外围‘延伸身体’，甚至借助移动互联网还可以有超视距之外的‘遥感身体’。”赛博格隐喻之下的人之本体，到底是让人更像人，还是让人失去人的本质，更像机器，对此可谓众说纷纭。福山将后人类主义视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想法”，他认为增强带来的不确定因素“X”将会摧毁人类尊严和自由民主的平等基础。以赛博格的基础技术支撑虚拟现实技术为例，人对虚拟世界的探索恰恰是通过对物质性身体的遗忘而实现的，因为这种探索与体验恰恰要摆脱身体既有的视觉、知觉感知能力的局限。当赛博格概念所指涉的场景真正实现，当现实世界和与其并存的虚拟世界共同组成未来的元宇宙时空，是否会在人—机强连接后出现人—人弱连接的局面，是否在身心分置的形态中导致对自身身体的忽视和真实人际关系的疏离？“按照目前的技术发展趋势，作为后人类的赛博格将在体力上成为超人，在脑力上成为超级电脑，人类的身体将因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产生巨大差异。”虽然人的身体本身并非静态的黑箱，但伴随着数字化身体及虚拟身体的介入，物质性身体的边界会变得模糊。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貌似有趣的悖论：赛博时代人的身体及其功能在向外延伸的同时，身体又受到一种反力量的约束与制衡。换句话说，身体的延伸恰恰导致了人的身体主体性的异化与消失。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帝著 胡泳等译：《数字化生存》
(二)数字主体的权利与规训
20世纪晚期美国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他的名著《数字化生存》的封面上曾经写下了一句名言：“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将决定我们的生存。”人的数字化意味着人有意识甚或无意识的行为，都会以数据的形式留下确凿的记录，从网页浏览、视频观看、购物记录到行车路线，海量的数据记录会精准地描绘出一个比你还真实的数字人。随着身体数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方面，这个精准的数字主体会反作用于物质性的肉身主体，对其行为和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肉身的人被充分暴露在监控机制之中，人在获得数据权利的同时，也要面临身体数字化的规训。“成为‘人肉终端’意味着，人作为媒介的属性更为突出，这种媒介不仅参与外部网络中的信息传递，也将人本身的各种数据向外部传送，使之成为某些服务商分析的信息或利用的资源。”比如可穿戴设备在通过技术力量实现对身体的控制，并生产出一套健康话语的同时，身体反倒成了数字时代的工具。人们可以精确匹配到自己需要的各种信息，同时这种精准性又反生出信息茧房。与此相伴出现的，一方面是去中心化，中心缺席了；另一方面，技术极易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于是，在元宇宙时代的背景下，外主体诞生了，它既可以让我们依附于无形的数字网络，失去内在的灵魂，也可以让我们在离散的剩余数据中发现异质性的我，一个流溢的我。
(三)人类世语境中的理智与迷失
“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最早由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与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于2000年在墨西哥举行的国际地球圈—生物圈计划(IGBP)会议中提出。他们认为在过去的二百多年间，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不断升级。他们用“人类世”这个词特指人类主导气候、地质和生态变化的地质时期。这一概念警示我们要超越传统的时空观，从整个地球空间和历史上重新思考人类，而将地球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的整体思维必将影响赛博时代的传播行为与传播实践。“人类世”所提供的开阔的视角让沉浸在技术迷梦中的我们意识到：人类自身和人类创造的技术世界是处在更宽广的生态系统之中。全球变暖、资源短缺、冰川融化、物种灭绝、疫情蔓延，当越来越多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涌现，人类要重新考虑沉浸并回归到整体世界之中。赛博时代人类对身体与技术关系的思考应纳入到人类世的时空观中，面向更开阔的星球空间，从技术对人、对自然环境、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宏大维度来剖析。毕竟人类是与所掌握的技术和身处的环境共同演化，“成为人类……意味着身处在一个关系网中，在这里，我们的人性只能通过我们的环境、工具、人工制品以及我们周围的人类与非人类生活网络进行阐述或迭代。”
结语：重新凝视身体
伴随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爆发，AI技术将开启赋智时代，技术与人、技术与人类社会的互动也愈加频繁，设计行为中的身体将被重新定义。赛博格的兴起推进了对“人，如何成为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塑造怎样的未来文明的灵魂拷问。赛博时代日常设计中人机关系既有技术内在的发展逻辑，又暗含着技术对身体意义的改造。在“警惕当代技术批判话语中的去社会化取向，反思隐匿在其背后的技术决定论、技术整体论逻辑”的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伴随着赛博生存秩序的重启，关于人身体的技术建构与数字焦虑成了人类为自己制作的一个“茧”，我们身处其中，好多时候却又不自知。因此人越来越习惯将自己划归到数字世界，且在数字化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而忽视人之为人的情感化特征；人越来越追寻更强的感官能力，以技术进化为名进行自我束缚，而忽视了面对面的沟通、身体的拥抱和眼神的交流；人越来越适应算法模式，迷恋虚拟时空，以超高效社会为衡量文明的指标，忽视了数据之外的情感、人对自然生态原初的依赖和道德的净化。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 黄立志译：《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
破“茧”成蝶的关键从来不在人类主体性之外，不在保守地回避赛博格的到来，不在过度忧虑AI技术对人性的颠覆。在数字文明史诗般的巨变中，赛博格作为人类文明图式的组成部分，正在重新定义我们对设计的思考方式。重新凝视身体，以身体转向开启AIGC时代设计美学研究的一个视角，或许是一个有趣的起点。当然，这里的身体转向，不仅仅指向舒斯特曼为代表的西方身体美学理论，更强调回到中国传统美学中身心相融、悠游于天地间又游心于物的诗性智慧。舒斯特曼力图以“具身化”倡导个体意识和身体思维的提升，来实现理性化个体塑造的目标，但究其根本，他的美学理论依然没有脱离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这种“思维模式，不但不是辩证法，而恰恰是与辩证法正相反的，两者恰恰是根本对立的。”AIGC时代设计美学面临的挑战，或可在中国哲学智慧中，在东西方设计美学思想的交流互动中寻找破冰之径，在身心如一中“涤除玄览”，养浩然正气，通达身与物游的设计审美境界。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