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虽然从小就被家长和学校老师教育要说实话，但说实话也让我吃过苦头。我第一次因为说实话吃苦头，还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上课时候搞小动作跟同桌同学小声说话，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罚站。第一次被罚站的时候特别害怕，罚站几次以后也就习以为常了。开始罚站的时候，站在空无一人
虽然从小就被家长和学校老师教育要说实话，但说实话也让我吃过苦头。我第一次因为说实话吃苦头，还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上课时候搞小动作跟同桌同学小声说话，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罚站。第一次被罚站的时候特别害怕，罚站几次以后也就习以为常了。开始罚站的时候，站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一动也不敢动。后来就不这样了，如果办公室没人，我就坐在老师们的椅子上，听到老师的脚步声或者下课铃声，再马上站起来。
罚我站的是李振庭老师，他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还教我们算数语文课。李老师家是板桥村的，当年四十岁左右。我被罚站的时候是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以后其他同学都回家了，办公室里就我一个学生，其他班的老师都坐在自己办公桌前判作业。李老师也坐在他办公桌前判作业，对于直挺挺站在一边的我根本就不搭理，这种漠视是让我最难受的事儿。
终于等到李老师判完作业了，他开始跟我谈话。不管他说我啥，都比不搭理我强。李老师离开自己的办公桌，到其他老师的办公桌抽屉里面，拿来了一本中间夹着复写纸的收据，然后打开让我看。我看见这个收据最上面有几个大一点的字，写着“学杂费收据”，然后上面有其他同学的名字，收费的金额是两块钱。李老师让我念念上面的文字，然后问我知不知道这意味着啥。我回答说不知道，这个回答好像早就在李老师的意料之中。他很认真地把这本收据合上，送回到原来的抽屉里面放好，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开始语重心长地对我教育。
李老师告诉我说，今后上学也要交学费了，不是像以前那样免费了，像我这样不遵守课堂纪律，不光是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家长对不起自己，连这两块钱学费也对不起。对于这种一连串的对不起，对于我来说属于老生常谈，现在只不过又加了一个学费而已。而且一年两块钱的学费，我知道对于我们家也不是啥大事儿。因为只要是我说买文具或者是学校收啥钱，我爸都是很痛快地就给我。
李老师苦口婆心地教育我，我一会儿认真听一会儿想别的事儿。李老师发现我思想不集中的时候，就问一个需要我回答的问题，把我的注意力引到他的问题中。李老师发现我有点走神儿以后，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是为谁而学习啊？这个问题搁现在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但在那时候就有点复杂。学校教育我们为革命学习，家里教育我是为自己学习。我应该区分不同的场合，回答不同的答案。结果因为我刚才走神儿了，一下子脑子好像不转了。在李老师的一再追问下，我突然说出为自己学习的答案。
李老师听到我的回答，神情大变，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然后又一次追问我为谁学习。看到他的表情，我知道我回答出问题了，但怎么也想不起来应该怎么回答了，李老师步步紧逼追问不止，我只好硬着头皮又说了一遍：为自己学习。李老师马上就冲着办公室里面其他的老师大声吆喝起来：看看啊，这就是我们教出来的学生，问他为谁学习，他说为自己学习。李老师的痛心疾首失望至极的语气和神态，好像我说了啥大逆不道特别反动的话一样。其他的老师，听到李老师这么一吵吵，都放下了手里的作业，把我给围了起来，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我这个修正主义的苗子。有的老师还追问我到底是为谁而学习，有个老师问我为啥为自己学习，而不是为革命学习？
后面老师的这句疑问，等于把标准答案告诉了我，虽然她是在责问我，但也等于救了我。我一下子就明白我说错在什么地方了，但好面子的性格又使我不能马上就改口，只能硬挺着站在那里。其实我内心也后悔得不行，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把只能在家里说的话，在这个场合说了出来。其他老师看我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也就失去了再教育我的耐心，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李老师用特别诚恳的语气，开始耐心地用大道理套小道理开始教育挽救我，想把我从修正主义的悬崖边上给拽回来。其实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回答了，所以就在李老师口干舌燥开始端起茶杯喝水的时候。我小声地承认了错误，说我辜负了老师和学校的教育，学习不应该是为自己，而应该是为革命。李老师听到我这个回答，那种如释重负特别欣慰的神态，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李老师趁热打铁，接着教育我要为革命好好学习，绝不能走白专道路，要争取做又红又专的好学生，当好革命接班人，今后还要解放台湾，还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不能每天自己吃饱了，就不管其他很多还吃不饱的人。李老师的教育，也让我瞬时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很多，心悦诚服地点头称是。
李老师也没有再多说啥，因为办公室里面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他让我回家以后要好好想想今天他跟我说的这些话，然后就让我回家了。我至今回想起来，对李老师当年对我这个混球儿的教育都深怀感激之情，因为当时就是那么一个社会环境，李老师的话中规中矩没有任何问题。这一年是七二年，我九岁。
六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七八年我十五岁，正在上初中二年级。这一年国家发生了一件影响了很多国人的事儿，改变大学录取办法，取消保送入学，恢复根据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制度。与这个制度相关的政策也很具有颠覆性，录取不看家庭成分不用征得单位领导批准，只看考试成绩。
王辉（左）和尹燕津在步兵三营
这年的高考成绩公布以后，我们村一名毕业多年，已经结婚生了小孩，当过村里女广播员的李桂秋，被我们县里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这个消息对全村人的震撼程度，比林彪当年叛逃还要大。因为林彪毕竟距离大家太远，这可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以前想要当兵招工上大学，除了自己表现突出以外，大队干部的点头也是一道高不可攀的门槛。现在李桂秋仅凭自己的能力，一下子就农转非了，这个现实对村里青年们的刺激太大了。普通人家的孩子看到了希望，村里干部家的孩子压力一下子就大了起来。
李桂秋的榜样作用，在第二年的高考中显现了出来。村里很多青年，在前一年还处于观望状态，第二年不管是自己主动，还是在家长的督促下，几乎都参加了高考。非常不幸的是，这一年我们村没有一个人被录取。
很多国人谈起七八年恢复高考，都会说这个政策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很少有人提及这个政策对社会舆论的改变。我深切地体会到，就是从七八年恢复高考以后，白专道路和又红又专的提法悄然退出了舞台。以前我因为一不留神说出来的为自己学习，被李老师教育的事儿还犹如昨天，当下我们的崔俊杰老师已经在课堂上堂而皇之地要求我们要为自己学习了。以前只能在家里说的话，现在可以在外面公开场合讲了，这种历史的进步，都是在不知不觉发生的。
八一年我上军校以后，我们中队有几名同学报到没几天就退学了。有的是因为体检不合格，有的则是嫌学校条件艰苦。对于后者，学校虽然也是否定的态度，但并没有把他们说成是十恶不赦，好像当时的政策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惩罚。这应该也是一种进步，社会的宽容度比以前大了很多。这种事儿如果发生在多少年前，这种嫌部队条件艰苦而退学的同学会被怎么对待，实在是不敢想象。
改变干部选拔制度，停止从战士中直接提干，这个政策也影响了很多人。原来在部队好好干，就可能被提干，从此改变自己人生道路，这是很多农村青年的一个不二选择。现在改成了需要考试，然后进军校，毕业以后才能成为干部。
部队关上了直接提干这个门，但又开了转志愿兵这扇窗。转志愿兵，又成了农村入伍的战友一个农转非通道。
我没有经历过以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不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连队所起作用有多大。但我亲历了转志愿兵，我在一营炮兵连期间，在我们连里转了三个志愿兵，分别是腾富民、王社增和田忠民。腾富民以前就是我们连的，王社增和田忠民以前都是步兵三连的，为了转志愿兵才调到了我们连。
我感觉在转志愿兵这个问题上，连队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党委会里面的委员，转谁说了不算，不转谁说了就算。所以对需要我配合转志愿兵的这三个战友，我都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都是人家改变命运的好事儿，我不能耽误他们。所以在王社增和田忠民准备调到我们连之前，很忐忑地找到我，问我能不能调过来转志愿兵的时候，我都表示热烈欢迎并会积极配合他们办成好事儿。本来转志愿兵就已经很不容易，他们又没有啥原则性的问题，我绝不在他们面临命运转折的关头，给他们横生枝节增加障碍。
我调到机关以后，也遇到了三个战友类似的好事儿。八九年以后，提干政策又有了变化，可以从战士中直接提干了。开始只是战士，不包括志愿兵，而且提干的条件有硬性规定，就是必须参加过执行重大任务。提了两批战士以后，又开始从志愿兵中提干。相对于战士提干以后任排长，因为志愿兵兵龄比战士要长，志愿兵提干以后，可以直接下副连或者正连的命令。
腾峰当年是步兵二营的一名司务长，老家是山东的。个子挺高长了一张小白脸，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猛一看特像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扮演敌情报处长的陈述。平时也爱脑袋一歪露出坏笑，给人一种挺心高气傲的感觉。因为我总去二营找郑继勇和梁满生玩儿，跟腾峰接触了几次以后，发现他不像敌侦查处长那么狡诈，很实在也很仗义，跟他外表完全是两回事儿。
当年志愿兵转干，需要进行军事技能考核，都是一些投弹障碍跑等体能科目，考核标准都是用战士的。其实用战士的标准来考核志愿兵，本身就有点难为他们。因为由于这些志愿兵的年龄，跟年轻的干部差不多，比战士们要大了好几岁。
考核地点在二营大院南侧的训练场。考核前，有个跟我一起考核的司令部战友，私下跟我说：要让腾峰考不及格。我问为什么，这个战友说：看他平时牛哄哄的样子就来气。这个战友说完，我就不乐意了，我说这是人家的好事儿，我才不干这种耽误人家好事儿的事儿呐。
腾峰上场考核跑障碍前，看到我负责掐秒表，就冲我双手作揖让我高抬贵手。我就跟他开玩笑，说看样子他及格够呛。腾峰一听我这么说，他两只手上下比划得更欢实了。等他跑回来，他亲眼看到，我给他记录的成绩是良好。这次他的两只手又上下比划起来，但这次的比划是那种由衷的感谢。
中灶司务长许国，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不是在考核时候，而是在司令部准备投票表决他能不能提干的时候。许国是内蒙通辽人，八四年兵。个子不高的他脸上长了很多类似青春痘一样的疙瘩，虽然他是中灶司务长，但他不善于语言表达，属于那种心里有数蔫儿有准儿的性格。
为了能让我在司令部会议上投他一票，他专门找到了我。见面以后也不说为什么，而是直接拿着一盒烟，给我递上了一支并帮我点上。看到他这种欲言又止的表情，我就逗他说：给我点一支烟，开会的时候我也不投你的票。许国原本还不好意思开口跟我说啥，听我这么一说他马上就咧嘴乐了起来。不善表达的许国，说出感谢的话也挺实在，他说：我就知道你肯定投我的赞成票。然后把这盒烟就扔在了我的桌子上走了。
许国从我宿舍离开时间不长，我的一个司令部同事，平时不怎么抽烟的他，也拿着一盒烟来找我了。他一来我就知道他的来意了，因为这个战友以前跟许国因为一件小事儿闹过矛盾，他来找我肯定是让我投许国的反对票。所以不等他从烟盒里面抽出烟来，我首先把他手里的烟盒直接拿在了手里。等他说完来意，我跟他说：圆圆他爸凭啥不能提干，这种事儿我肯定不干。圆圆是许国的女儿。听我态度这么坚决，这个战友虽然被我拿走了一盒烟，也只能讪讪离去。
这事儿过去了很长时间，回想起这件事儿，吓了我一大跳。我今后转业绝不能去当法官，这种原告被告一起吃的做法，当时我还理直气壮而且还没有任何心理负担，想想都可怕。
就是在我儿子这么大的时候，我抱着他放了一枪。
跟许国一批提干的还有工兵连司务长王春行。相对于比较熟悉的腾峰和许国，跟王春行就不太熟悉了。只知道他老家是河北沧州的，个子不高长了一张圆乎乎的娃娃脸，脸上还有点高原红，透着厚道朴实。每次见面打招呼的时候，他都有点手足无措的腼腆神态。
因为知道第二天就要研究志愿兵提干的事儿，所以晚饭后，尹燕津我们俩就坐在机关宿舍前面，总机班后面的花池子边沿，说看看今天谁来给领导们送礼。如果能窥探点领导们的秘密，那也是挺好玩儿的事儿。如果能有点意外收获，那就再好不过了。所以我们俩坐在那里，就跟传达室的大爷一样，熟人过来都要打招呼，不熟悉的人都要盘查一下。
就是在这个时候，王春行骑着自行车来了。他的车把和后座上，滴里嘟噜地挂满了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虽然看着东西不少，但也不值几个钱。这要是其他人，尹燕津我们俩就会你一言我一语地盘查个没完。但看到王春行，我们俩对这个老实本分的战友实在张不开嘴。所以在小王向我们询问马以富协理员住哪个房间的时候，我们俩很热情地告诉了他，并告诉他，马协理员一家人出去遛弯了。
在小王把东西放到马协理员宿舍门口，然后出来跟我们告别并离开以后。我们俩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不约而同地跳下了花坛，然后跑到了老马宿舍门前。翻看了一下各种蔬菜，六七斤重的两条大鱼，被我们俩同时相中了。两条都拿走不合适，那就拿走一条吧。我们俩提溜着这条大鱼，就送到家属院付春祥家里了。对于我们俩这个时候拿来的一条大鱼，付春祥和石宝云都问是哪儿来的，我们俩说了来历。
付春祥和石宝云两口子都很善良，他们听完鱼的来历以后，担心影响小王的好事儿。我马上自告奋勇，说我会告诉老马，虽然我们吃了这条鱼，但要让老马知道小王这份情谊。
我办了好事儿不喜欢到处张扬，但办了坏事儿或者恶作剧的事儿，我一定会主动说出来。就像下大雨的时候，我把尹燕津在外面晒的被子给收回来，因为被子没人认领，我又冒着雨给他晒出去。等值班回来的尹燕津看到他那嘀嗒着水的被子，在楼道里面破口大骂的时候，我特得意地告诉他是我干的，而且把我给他收回来又晒出去的心理过程跟他说清楚。
第二天起床出操回来，我就把拿走一条鱼的事儿，跟老马说了。看到老马不知道说啥的表情，我还一再嘱咐老马，要帮小王的忙。小王自己都不知道，他送给老马的两条鱼，被我和尹燕津中间给打劫了一条，但也因此多了两张赞成票。
开会的时候，我有点心里藏不住事儿。在老马说完会议议题以后，我抢先发言，对许国和王春行的提干表示赞成。我这个急不可耐的举动，弄得老马都有点哭笑不得了。
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件或几件事儿，它决定了这个人一生的命运走向。这种事儿，对于别人可能无关紧要，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
我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不耽误别人的好事儿。
来源：依依然拜读历史1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