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3年，一场规模浩大、席卷全国的严打行动迅猛展开，深刻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态。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大量知青返城，农村劳动力也纷纷涌入城市寻找谋生，城镇失业率一度突破5%。街头巷尾闲散人员群集，社会不安定因素滋生，各类刑事案件频发。19
1983年，一场规模浩大、席卷全国的严打行动迅猛展开，深刻影响着当时社会的生态。那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社会处于剧烈转型期，大量知青返城，农村劳动力也纷纷涌入城市寻找谋生，城镇失业率一度突破5%。街头巷尾闲散人员群集，社会不安定因素滋生，各类刑事案件频发。1979年9月9日下午，在上海市控江路，一名交警制止某青年抢夺小贩物品时，引发群众围观。期间，一些不法分子趁机闹事，他们攻击警察、拦截轿车、抢劫行人。一位妇女骑车路过竟被推倒在地，不法分子抢走其手表、皮夹，还扯掉她的衬衫、裤子，肆意加以凌辱。上海迅速出动大批警力赶赴控江路维持秩序，直至当天午夜，事态才得以平息。这起震动中央的恶性刑事案件被称为“控江路事件”，而此时距刑法在全国人大上通过仅两个月。
1980年1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听取上海负责公检法的同志汇报完上海治安问题后提出，当前对现行犯罪分子的处理不能从轻要从重，不能从慢要从快。然而，诸如此类影响恶劣的事件一时难以遏制。1980年10月，北京火车站二楼南走廊发生自杀性爆炸案，作案者因失恋自爆当场死亡，炸伤89人，在抢救过程中陆续有九人死亡。1981年4月，北京发生北海公园事件，三名外逃劳教人员尾随劫持三名女中学生，对其进行强暴猥亵。公共场所不再是安全之所，民众对社会治安的信任感急剧下滑，安全感已荡然无存，大街小巷弥漫着不安的气息。然而，接下来的三宗特大刑事案，更是将社会治安问题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触发严打行动的直接导火索。
第一宗是悍匪“东北二王”持枪杀人案。1983年2月12日，王宗方王宗伟潜入沈阳空军某医院小卖部盗窃财物。被医院人员发现后，他们用随身携带的枪支打死打伤多人。随后二人逃离沈阳，开始了长达数月的逃亡之旅。他们凭借枪支和反侦查手段，多次躲过警方的追捕，并在逃亡过程中继续作案，抢夺财物、交通工具流窜至湖北、湖南、江苏、江西等多个省份，沿途不断制造新的案件，共打死打伤18名无辜群众和公安干警，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二王案件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公安部发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张A级通缉令，并组织了大规模的追捕行动，调动了包括公安、武警、解放军等在内的数万名警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搜捕。1983年9月18日，经过数月的艰苦追捕，二王在江西广昌县被警方包围。在围剿过程中，警方出动了大量的兵力和武器，最终将二人击毙。
第二宗是唐山菜刀队恶势力团伙案件。1983年，河北唐山菜刀队肆虐，成员多为18至20岁青年，身背挎包，内藏菜刀，横行街头。欺男霸女，强收保护费，百姓反抗就会遭到报复，只得忍气吞声。当年上半年，唐山东城发生十余次恶性案件，13人被砍伤，过往车辆不交过路钱，性命便受威胁。1983年6月，解放军战士刘福云与战友回乡，在唐山所乘车辆上遭遇盗窃。该团伙先抢劫乘客，又猥亵女青年。刘福云着军装挺身力阻，歹徒假意罢手，待刘福云二人下车尾随至人少处，突然持菜刀从背后偷袭，将刘福云二人砍成重伤。此事经传播，激起社会各界强烈愤慨。唐山市公安局集结大量警力，对菜刀队进行全面围剿和抓捕，上百名成员被抓，五十多名骨干成员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团伙覆灭，当地才得安宁。
第三宗是616内蒙古牙克石特大凶杀案。1983年6月16日，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红旗沟农场有犯罪前科的于洪杰、韩立军、杨万春等三名青年邀7人饮酒，趁着酒醉竟谋划血洗农场。其中八人持刀行凶，一小时内杀害16人后，将农场内的一群女场员绑架，实施了强暴。酒醒后，于洪杰和韩立军自知死罪难逃，点汽油自爆，韩立军死亡，于洪杰重伤。案发后，警方迅速行动，凶手陆续落网。此案致27人遇害，多名女性遭性侵害。经审判，主犯于洪杰等三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罪犯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判死刑。该案震惊全国，凸显治安困境，社会治安形势持续恶化问题愈发紧迫。
1983年8月25日，中央作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为配合此次行动，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刑法法典进行修改补充。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流氓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拐卖人口、传授犯罪方法等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确定为打击重点，均可判死刑。由此，严打正式启动，势如破竹。
严打自1983年8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87年1月进入尾声，共分三大战役分步实施，历时三年五个月。在此期间，共查获各种犯罪团伙19.7万个，团伙成员87.6万人。全国共逮捕177.2万人，判刑174.7万人，劳动教养32.1万人，其中第一阶段逮捕102.7万人，判死刑的2.4万人。严打期间的死刑大案要案比比皆是。经过审讯，被公审宣判死刑的犯人，需经过游街示众后押赴刑场行刑。前面有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公安人员在旁边维持秩序，疏导交通。在这种高压威势下，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被迅速打压下去，社会治安得到明显改善，民众安全感逐步回升。
往昔女工因害怕夜晚遭遇危险而不敢上夜班、女学生下晚自习需家人提心吊胆接送的场景一去不返。1983年，严打快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然而，如同硬币有正反两面，随着时间推移，严打行动的一些负面性也逐渐浮出水面。严打侧重于运动式打击，追求短平快效果。在部分环节，为契合从重从快要求，不可避免地挤压了正常司法程序空间，导致案件定性出现偏差，证据审查不够严谨，甚至偶现冤假错案，使得法治精密运行与常态预防机制构建遭受削弱。在部分地区，为追求打击数量与速度，将小偷小摸情节轻微违法者拔高定性，庭审环节因过度简化，被告人辩护权难以充分保障，让司法天平出现倾斜。可能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这对于某些罪责较轻的犯人，打的就过宽过严了。这次严打规定6种提高量刑幅度的犯罪，流氓罪列于首位。
1983年，四川泸州有一姓王的小伙在路上和同伴打赌，开玩笑说敢不敢亲一个女孩的嘴，姓王的小伙果真去亲了过路的一个女孩，事后被抓枪毙了。这一则案子震惊了当地的百姓，迟志强也是这次严打中以流氓罪获刑的一个典型案例。当时迟志强作为当红影星，在南京拍摄影片，中秋时，结识了一位比自己大十岁的离异女子，并与其发生了关系。此后，迟志强还与一些男女青年经常在一起听邓丽君的歌，跳贴面舞等。这些行为在当时被邻居告发，随后经媒体曝光，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南京市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迟志强有期徒刑四年。
流氓罪的规定比较笼统，在实际执法中难以界定。把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行为定为流氓罪的随意性很大，而刑罚幅度过宽也容易造成量刑时畸轻畸重的弊病，是名副其实的“口袋罪”。1997年修订的刑法将原流氓罪取消，将其分解为更为细致明确的罪责类别。1983年的严打斗争早已成为烟尘往事，留下的有经验、有教训。法治建设需刚柔并济、标本兼治，方能在社会变迁浪潮中稳健维护公平正义、守护万家平安。在法治越来越健全的今天，错杀错判的事情正在退出历史舞台，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人道主义精神正在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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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爱小法法律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