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唐开国与贞观盛世的历史长卷中，有一对辅政搭档如同双子星般闪耀，他们以“房谋杜断”的佳话流传千古。其中，房玄龄以深谋远虑擘画蓝图，而杜如晦则以精准果决定夺机务，两人相辅相成，共同撑起了贞观政治的核心框架。这位被唐太宗李世民痛惜“失一镜矣”的杜如晦，虽仅活了四
在大唐开国与贞观盛世的历史长卷中，有一对辅政搭档如同双子星般闪耀，他们以“房谋杜断”的佳话流传千古。其中，房玄龄以深谋远虑擘画蓝图，而杜如晦则以精准果决定夺机务，两人相辅相成，共同撑起了贞观政治的核心框架。这位被唐太宗李世民痛惜“失一镜矣”的杜如晦，虽仅活了四十六岁，却在短暂的人生中，以超凡的决断力和行政才能，为大唐的制度构建与盛世奠基立下了不朽功勋。从隋末乱世的寒微小吏，到秦王府的核心智囊，再到贞观朝的右仆射，杜如晦的一生，是乱世贤才遇明主的典范，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辅政传奇。
隋文帝开皇五年（585年），杜如晦生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长安区），这个诞生过“诗圣”杜甫、史学家杜佑的地方，自魏晋以来便是名门望族聚居之地，而杜氏家族更是其中的翘楚。杜如晦的先祖可追溯至西晋名将杜预，杜预不仅以平定东吴的战功闻名，更精通经史律法，著有《左传集解》，是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双全”之才。这样的家族基因，如同无形的血脉传承，为杜如晦的成长埋下了文武兼备的伏笔。
杜如晦的祖父杜果，在北周官至温州刺史，入隋后因功封义兴县公，历任工部尚书等职，以清廉正直著称；父亲杜咤，曾任隋代昌州长史，虽官职不及祖父显赫，却也深谙官场之道，且重视子女的教育。生长在这样的官宦世家，杜如晦自幼便浸润在经史子集的熏陶中，加之他天资聪颖，“少聪悟，好谈文史”，很快便在同辈中崭露头角。与一般只重文辞的儒生不同，杜如晦尤其注重对历史兴衰得失的研究，常常在研读史书时结合时政发表见解，展现出超越年龄的政治敏感度。
隋大业年间，科举制度已初步推行，杜如晦凭借出众的才学，通过科举考试被授予滏阳尉一职。滏阳（今河北邯郸磁县）虽非大都会，但作为地方行政官员，杜如晦得以直接接触基层政务，从户籍管理到赋税征收，从案件审理到治安维护，他都亲力亲为，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当时的隋王朝已显露败象，隋炀帝杨广穷奢极欲，三征高丽、开凿大运河，耗尽了国力，地方官吏大多敷衍塞责、中饱私囊，而杜如晦却始终坚守职责，“在职清慎，吏民怀之”，展现出严谨务实的为官风格。
然而，杜如晦的正直与才干，在腐败的隋末官场中并未得到赏识。加之他看透了隋炀帝的暴政必然导致天下大乱，不愿与腐朽的统治集团同流合污，不久便以病为由辞去了滏阳尉之职，回到家乡京兆隐居。此时的天下，已是风雨欲来：翟让、李密的瓦岗军在河南崛起，窦建德占据河北，王世充割据洛阳，各地农民起义与军阀割据交织，隋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隐居期间的杜如晦，并未消极避世，而是密切关注着天下局势，暗中观察各路势力的兴衰，等待着能施展抱负的明主。
大业十三年（617年），唐国公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其第二子李世民率军渡过黄河，直取长安。李世民素有“知人善任”之名，起兵之初便广纳天下贤才，身边已聚集了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一批智囊。当李世民率军抵达长安附近时，杜如晦经过多方考察，认定李世民“雄才大略，能成大业”，于是毅然前往军营投奔。此时的李世民正急需熟悉政务、富有谋略的人才，见到杜如晦后，通过一番交谈，对其才识极为赏识，当即任命他为秦王府兵曹参军，负责王府的军事行政事务，杜如晦从此踏上了辅佐李世民的人生征程。
武德元年（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封李世民为秦王，杜如晦则继续在秦王府任职，历任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天策府从事中郎等职。此后数年，李世民率军南征北战，平定各路割据势力，杜如晦始终追随左右，成为秦王府不可或缺的核心智囊。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为李世民出谋划策，更在于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决断力，将王府的军政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为李世民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秦王府的众多谋士中，杜如晦与房玄龄的配合最为默契，两人的互补性也最为明显。房玄龄擅长谋划，面对复杂的局势总能提出多种解决方案，却往往在抉择时略显迟疑；而杜如晦则善于决断，能在众多方案中迅速甄别出最优策略，且一旦做出决定便雷厉风行地执行。这种“房谋杜断”的协作模式，在李世民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当李世民面临重大军事决策，总是先让房玄龄制定预案，再交由杜如晦审定决断，两人的配合让唐军的作战计划往往既周密又高效。
杜如晦在秦王府的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过一次“险些错失”的危机。武德初年，唐朝政权初定，李渊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对秦王府的官员进行调整，打算将杜如晦调出王府，改任陕州长史。房玄龄得知这一消息后，心急如焚，立刻向李世民进言：“秦王府中的幕僚虽然众多，但大多是平庸之辈，不足为惜。唯有杜如晦，兼具远见卓识与实干才能，是辅佐您成就大业的栋梁之材。如果您只想守住秦王的爵位，或许用不上他；但如果您想平定天下、开创盛世，非杜如晦不可！”
李世民听完房玄龄的劝谏后，如梦初醒，他深知房玄龄的识人眼光，当即向李渊上奏，极力挽留杜如晦，最终将其留在了秦王府。这次事件，不仅让李世民更加重视杜如晦，也让房玄龄与杜如晦的关系更加紧密，为日后“房谋杜断”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此后，杜如晦更加尽心竭力地辅佐李世民，在平定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战役中，多次提出关键建议。例如，在平定王世充与窦建德联军的虎牢关之战中，李世民一度因久攻不下而萌生退意，杜如晦与房玄龄共同劝谏，主张“分兵牵制，集中优势兵力破敌”，最终帮助李世民取得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胜利。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因平定天下的赫赫战功，被李渊册封为天策上将，特许开设天策府，自行招募官员。李世民随即任命杜如晦为天策府从事中郎，与房玄龄共同掌管府中政务。同年，李世民在长安开设文学馆，招揽天下文学之士，号称“十八学士”，杜如晦与房玄龄一同入选，且位列前列。文学馆不仅是学术交流的场所，更是李世民的智囊团，杜如晦在这里与各位学士探讨经史、分析时政，进一步提升了自己的政治洞察力。当时的人们将入选文学馆视为极高的荣誉，称之为“登瀛洲”，而杜如晦作为其中的核心人物，更是名满天下。
随着李世民的势力日益壮大，他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李建成担心李世民威胁到自己的太子之位，联合齐王李元吉，多次对李世民进行陷害。他们不仅在李渊面前诋毁李世民，还试图收买秦王府的官员，甚至策划暗杀李世民。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秦王府的幕僚们纷纷劝李世民先发制人，杜如晦与房玄龄更是其中的核心推动者。杜如晦认为，“兄弟相残，虽为不义，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为社稷计，当早定大计”，这种果决的态度，坚定了李世民发动政变的决心。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与李元吉的陷害变本加厉。他们先是诬陷秦王府将领尉迟敬德，将其下狱，后又试图调走秦王府的精锐兵力，打算在昆明池设宴杀害李世民。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李世民决定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继承权。而这场政变的核心策划者，正是杜如晦与房玄龄。
然而，此时的杜如晦与房玄龄已被李建成设计陷害，遭到李渊的贬斥，被禁止再进入秦王府。李世民为了商议政变细节，派尉迟敬德秘密前往召见两人。杜如晦与房玄龄深知此事的危险性，一旦泄露，不仅自身性命难保，整个秦王府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他们起初担心贸然前往会引起李建成的警觉，便决定乔装打扮，身穿道士服，秘密潜入秦王府。
在秦王府的密室中，杜如晦、房玄龄、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核心幕僚围绕政变方案展开了激烈讨论。房玄龄首先提出了“兵发玄武门，控制宫廷，逼宫退位”的总体思路，并详细分析了各方兵力部署；杜如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细化，提出了三条关键策略：一是选派精锐兵力埋伏在玄武门，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二是控制长安城门，防止东宫与齐王府的兵力反扑；三是派心腹大臣入宫，向李渊说明情况，争取朝廷重臣的支持。杜如晦的方案既周密又具有可操作性，得到了众人的一致认可。
政变前夕，杜如晦亲自负责兵力调配与人员安排，他将秦王府的兵力分为三部分：一部分由尉迟敬德率领，埋伏在玄武门，负责伏击李建成与李元吉；一部分由程知节率领，驻守长安城门，防止外部兵力介入；另一部分由长孙无忌率领，负责保护李世民的安全，并协助控制宫廷。同时，杜如晦还派人联络了朝中支持李世民的大臣，如萧瑀、陈叔达等，为政变后的善后工作做好了准备。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玄武门事变爆发。李建成与李元吉按照惯例入朝，行至玄武门时，遭到了尉迟敬德等人的伏击。李建成当场被杀，李元吉在逃跑过程中被李世民射杀。随后，尉迟敬德率军入宫，向李渊禀报情况。李渊见大势已去，被迫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不久后禅位，李世民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
玄武门事变是唐朝历史上的关键转折点，而杜如晦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不仅是政变的核心策划者，更是具体实施的组织者，其精准的决断力与高效的执行力，确保了政变的顺利成功。唐太宗即位后，论功行赏，将杜如晦与房玄龄并列为一等功，赐爵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任命其为太子左庶子，负责辅佐太子李承乾。不久后，杜如晦又升任兵部尚书，掌管全国军事，成为朝廷的核心重臣。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正式开启了贞观之治的序幕。此时的唐朝，虽已统一全国，但历经多年战乱，民生凋敝，吏治混乱，制度残缺，亟需进行全面的改革与整顿。唐太宗深知“治国之道，在于得人”，于是任命杜如晦为兵部尚书，次年又升任其为尚书右仆射，与房玄龄同为宰相，共掌朝政。从此，“房谋杜断”的政治格局正式形成，两人携手并肩，开始了构建贞观盛世的伟大实践。
精简官吏是杜如晦与房玄龄共同推行的第一项重大改革。隋末以来，由于战乱频繁，官员设置混乱，冗余现象极为严重。据记载，武德年间，中央各部门的官员多达三千余人，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更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唐太宗对此深感不满，提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改革理念，命杜如晦与房玄龄负责具体实施。
杜如晦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开展工作。他首先制定了严格的官员考核标准，从品行、才能、政绩三个方面对现有官员进行全面考核；然后亲自查阅官员名册，逐一甄别，废除冗余官职，淘汰不合格官员。在精简过程中，杜如晦坚持“任人唯贤，不问出身”的原则，无论是门阀贵族还是寒门子弟，只要有真才实学，就予以留任或提拔；对于那些尸位素餐、贪赃枉法的官员，则坚决予以罢免。经过一番大刀阔斧的整顿，中央各部门的官员从三千余人精简至六百四十余人，行政效率大幅提升，国家财政负担也得到了有效减轻。
律法改革是杜如晦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唐朝建立初期，沿用的仍是隋朝的《开皇律》，其中许多条文过于严苛，如“兄弟连坐俱死”“盗一钱以上皆死”等，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民生的恢复。唐太宗主张“明德慎罚”，命杜如晦与房玄龄主持修订律法。杜如晦提出了“削烦去蠹，变重为轻”的修订原则，主张删除繁琐严苛的条文，减轻刑罚的力度，同时加强对官员贪腐的惩处。
在杜如晦的主持下，修订后的律法被命名为《贞观律》，共十二篇五百条。与《开皇律》相比，《贞观律》有了诸多进步：一是废除了断趾、枭首等酷刑，将死刑条目从一百多条减至五十多条；二是确立了“五复奏”制度，规定死刑案件必须经过五次复核才能执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冤假错案；三是首创“四时谳囚制”，规定每年春夏秋冬四季定期审理案件，确保司法公正高效；四是明确了“十恶”罪名，将谋反、谋大逆等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行为列为重罪，予以严惩。《贞观律》的制定，标志着唐朝律法体系的成熟，其“宽简适中”的原则对后世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宋、明、清三代的律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贞观律》的内容。
除了精简官吏与修订律法，杜如晦在完善中央机构、规范行政流程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但在武德年间，三省之间的职责划分并不明确，导致政令执行混乱。杜如晦升任尚书右仆射后，主持修订了《唐六典》的雏形，明确了三省六部的职责分工，建立了完善的公文流转制度。他规定，中书省制定的政令必须经过门下省审议通过后才能交由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执行完毕后需向中书省与门下省反馈结果，形成了“决策—审议—执行—反馈”的完整闭环，确保了政令的科学性与执行力。
在军事制度改革方面，杜如晦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兵部尚书，他深知唐朝初期军事制度的弊端：府兵制逐渐松弛，士兵逃亡现象严重，军队战斗力下降。为此，杜如晦提出了“整顿府兵，加强训练，明确军职”的改革方案。他首先重新核定府兵户籍，将逃亡士兵的户籍注销，同时招募青壮年充实府兵队伍；其次加强对府兵的军事训练，制定严格的训练标准与考核制度；最后明确各级军职的职责与权限，避免指挥混乱。通过这些改革，唐朝的军队战斗力大幅提升，为后来击败突厥、巩固边疆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
在文化教育方面，杜如晦也颇有建树。他深知“治国先治心，治心先兴学”，于是奏请唐太宗设立弘文馆，选拔天下优秀的儒生担任学士，负责整理典籍、教授学生。弘文馆不仅是最高学府，更是朝廷的文化研究机构，杜如晦亲自兼任弘文馆学士，时常与儒生们探讨经史、弘扬儒学。在他的推动下，唐朝的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儒学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贞观盛世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贞观年间，杜如晦与房玄龄同为宰相，共掌朝政，两人的配合堪称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典范。“房谋杜断”这一成语，不仅是对两人个人才能的高度概括，更是对他们协作模式的精准描述。在日常政务中，房玄龄负责出谋划策，杜如晦负责决断执行，两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共同推动了贞观新政的顺利实施。
据《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每当朝廷讨论重大政务，房玄龄总是能提出多种解决方案，详细分析每种方案的利弊，供唐太宗参考；而杜如晦则在听完房玄龄的分析后，迅速做出判断，选出最优方案，并制定具体的执行计划。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玄龄为朕谋事，如晦为朕断事，有此二人，朕何忧天下不治？”这句话生动地体现了两人在贞观政坛中的重要地位。
房玄龄与杜如晦的协作，不仅体现在政务决策上，更体现在人才选拔与任用方面。房玄龄善于发现人才，无论出身贵贱，只要有才能，就会向朝廷举荐；而杜如晦则善于考察人才，通过实际政绩与品行考核，确定人才的任用方向。例如，魏征原本是李建成的部下，玄武门事变后，房玄龄认为魏征“刚正不阿，有治国之才”，向唐太宗举荐；杜如晦则通过与魏征的多次交谈，认为其“可任谏议大夫，负责监察朝政”，唐太宗采纳了两人的建议，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魏征后来成为贞观年间最著名的谏臣，为贞观之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魏征，张亮、李大亮、薛收等一批贞观年间的重臣，也都是在房玄龄的举荐与杜如晦的考察下得以重用的。两人在人才选拔方面的默契配合，确保了贞观年间朝廷官员队伍的高素质，为各项改革的顺利推行提供了人才保障。此外，在处理与其他大臣的关系方面，杜如晦与房玄龄也始终以大局为重，相互支持，相互补台。当房玄龄因小事受到唐太宗的责备时，杜如晦总会站出来为其辩解，说明事情的原委；当杜如晦在军事改革中遇到阻力时，房玄龄也会积极协调各方关系，为其创造有利条件。
杜如晦与房玄龄的协作，还体现在对唐太宗的劝谏方面。唐太宗虽然是一代明君，但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每当此时，杜如晦与房玄龄总会共同进谏，以历史经验为鉴，委婉地指出唐太宗的错误。例如，贞观二年，唐太宗打算修建洛阳宫，以供自己巡游时居住。房玄龄首先进谏，认为“天下初定，民生凋敝，不宜大兴土木”；杜如晦则进一步补充，列举了隋炀帝因修建宫殿导致民不聊生、最终亡国的历史教训。唐太宗听完两人的劝谏后，幡然醒悟，当即下令停止修建洛阳宫，并赏赐了两人。
“房谋杜断”的政治格局，不仅推动了贞观之治的形成，更对后世的政治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的许多帝王，都将杜如晦与房玄龄视为辅政大臣的典范，希望自己的手下也能出现这样的“谋断组合”。例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曾对宰相赵普说：“卿当为朕之玄龄，更需为朕寻一如晦。”可见“房谋杜断”的佳话早已深入人心。
杜如晦自投奔李世民以来，始终勤勉尽责，无论是在秦王府辅佐李世民平定天下，还是在贞观年间担任宰相主持改革，他都全身心投入，日夜操劳。据史书记载，杜如晦担任尚书右仆射期间，“每旦趋朝，夜分乃罢，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长期的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健康。贞观三年（629年），杜如晦患上了重病，不得不卧床休息，但他即使在病中，也依然心系朝政，时常让家人将公文送到家中，亲自批阅。
唐太宗得知杜如晦病重的消息后，极为关切，多次派御医前往诊治，并赏赐了大量的名贵药材。他还亲自前往杜如晦家中探望，看到杜如晦病弱的模样，不禁泪流满面，握着杜如晦的手说：“卿为朕操劳多年，朕还未好好报答你，你怎么就病成这样了！”杜如晦躺在床上，强撑着身体对唐太宗说：“陛下圣明，贞观之治初现端倪，臣虽不能再为陛下效力，但看到国家安定、百姓安康，臣死而无憾。唯愿陛下继续推行轻徭薄赋、任人唯贤之策，勿忘创业之艰。”
尽管唐太宗想尽办法救治杜如晦，但他的病情还是日益加重。贞观四年（630年）四月，杜如晦在长安病逝，年仅四十六岁。杜如晦的去世，对唐太宗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悲痛万分，下令停止朝会三日，以示哀悼。在杜如晦的葬礼上，唐太宗亲自前往吊唁，再次痛哭流涕，对大臣们说：“如晦与朕同定天下，同治天下，如今朕方欲致太平，如晦却先离朕而去，朕失一镜矣！”
为了表彰杜如晦的功绩，唐太宗追赠其为司空、扬州都督，谥号“成”，并特许其陪葬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陵墓，陪葬昭陵是唐朝功臣的最高荣誉，杜如晦能够获此殊荣，足见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此外，唐太宗还命人将杜如晦的画像挂在凌烟阁中，与其他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的画像并列，供后人瞻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排序，是唐太宗根据功臣的功绩与贡献确定的，杜如晦位列第三，仅次于长孙无忌与李孝恭，超过了房玄龄，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杜如晦在唐朝开国与贞观之治中的重要作用。
杜如晦去世后，唐太宗时常思念他。有一次，唐太宗在宫中设宴，看到大臣们饮酒作乐，不禁想起了杜如晦，感慨道：“往日宴饮，如晦总能为朕规谏得失，如今他不在了，朕虽享富贵，却也少了一份安心。”为了让杜如晦的子孙后代能够享受殊荣，唐太宗还将杜如晦的长子杜构封为尚舍奉御，次子杜荷封为襄阳郡公，并将自己的女儿城阳公主嫁给了杜荷。
杜如晦的去世，也让“房谋杜断”的政治格局不复存在。房玄龄虽然依然担任宰相，但失去了杜如晦的决断与配合，他的政务处理效率明显下降。唐太宗为此多次对房玄龄说：“如晦不在，朕总觉得政务处理不如往日顺畅，卿虽善谋，但决断之时，仍需如晦之智。”此后，唐太宗虽然也提拔了魏征、李靖等一批重臣，但再也没有形成像“房谋杜断”那样完美的辅政组合。
杜如晦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在短暂的人生中所建立的功绩，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与房玄龄共同推行的精简官吏、修订律法、完善制度等改革措施，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唐朝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重要保障。后世的史学家们，对杜如晦的评价极高，将其视为中国古代贤相的典范。
《旧唐书·杜如晦传》评价道：“如晦少聪悟，好谈文史，有应变之才。及居相位，与玄龄共掌朝政，典章制度，皆二人所定。天下新定，台阁规模，宪章文物，皆如晦所定，时称房谋杜断，良有以也。”《新唐书·杜如晦传》也称赞道：“如晦为相，明达政体，断决如流，当时号为贤相。其所以致贞观之治者，如晦之力居多焉。”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更是将杜如晦与汉初的萧何、曹参相提并论，认为“汉之萧曹，唐之房杜，皆一代之贤相也，萧曹佐汉定天下，房杜佐唐致太平，其功一也”。
杜如晦的治国思想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的“任人唯贤，精简官吏”的用人理念，成为后世封建王朝选拔官员的重要准则；他主持修订的《贞观律》，其“宽简适中”“明德慎罚”的原则，被宋、明、清三代的律法所借鉴，成为中国古代律法体系的核心精神；他与房玄龄共同完善的三省六部制，更是成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典范，沿用了一千多年，直到清末才被废除。
在文化传承方面，杜如晦主持设立的弘文馆，成为唐朝文化教育的核心机构，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文化的繁荣。弘文馆整理的大量典籍，为后世的文化传承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此外，“房谋杜断”的佳话，也成为后世文学作品的重要题材，在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中，都有关于杜如晦与房玄龄的描写，如《隋唐演义》《说唐全传》等作品，都对杜如晦的才识与功绩进行了生动的刻画，使他的形象深入人心。
在今天，杜如晦的故事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勤勉尽责、鞠躬尽瘁的敬业精神，求真务实、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任人唯贤、公正无私的用人理念，以及与房玄龄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协作精神，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杰出人物，杜如晦用自己短暂的一生，诠释了“贤相”的内涵，其功绩与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杜如晦的一生，如同流星般短暂，却又如恒星般璀璨。他在乱世中识明主，在危难中定大计，在盛世中施良策，用自己的智慧与才干，为大唐的崛起与繁荣立下了不朽功勋。“房谋杜断”的佳话，将永远流传千古；杜如晦这位“断事之相”的形象，也将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来源：雁飘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