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编者按刚刚召开的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动文

编者按刚刚召开的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在全国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大力推动文艺创新发展的背景下，10月15日至17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新闻办公室指导，检察日报社、山东省潍坊市检察院主办，最高检新闻办公室文化工作处、方圆杂志社和山东省高密市检察院承办的在山东省高密市举行。会议期间举办了“从莫言的‘检察十年’谈起”文学漫谈活动，与会嘉宾围绕莫言在检察日报社工作时的创作和经历，畅谈心得体会，展望检察文化未来发展。在此，将漫谈内容加以摘编，敬请关注。

在“文学的原乡”遇见莫言

——从莫言的“检察十年”谈起

莫言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主持人：邰筐 《方圆》执行主编

与谈嘉宾

莫言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主任

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黄国辉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主任

徐则臣《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得主

孙丽检察日报社编委、正义网总裁

主持人：莫言文学馆中收藏着大量珍贵的照片。大家之前都知道莫老师在检察日报社工作过，但是在看到这些合影后才发现，原来莫老师参与了这么多检察系统的活动，这些老照片令人倍感亲切。莫老师曾说过，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是他创作的黄金十年，下面有请莫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当年在检察日报社的经历。

莫言：“检察十年”指的是1997年到2007年这十年。那时候我很年轻，很有活力，刚到报社，当时领导说要安排我当一个刊物的主编。我说让我当刊物的主编，还不如让我干一点具体的事情。他说那你到影视部（现为“最高检影视中心”）去吧。当时影视部已经有三个人，我们就准备拍一部反映检察官生活的电视连续剧。第一步是采访，深入生活，我们深入各地检察院进行采访，还采访了最高检的一些领导。为了避免在写作中出现严重的法律常识性错误，我还找了很多有关法律的书，恶补相关知识。这样一个体验生活、深入生活、学习法律知识的过程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总之，我对这段生活记忆尤深，很多场面仿佛就在眼前。我们的电视剧《红树林》虽然收视率不高，没有取得很大成功，但为后来的检察题材影视作品起到了探索铺路作用。《人民的名义》《巡回检察组》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就，我相信与我们当年的探索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1999年，莫言在广东为学员签书，《红树林》一书是莫言创作的一部以检察官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我亲眼见证也参与了“检察文学”这个概念从无到有，创作队伍从弱小到强大，素材由少到多的过程。我跟检察系统内很多文学爱好者、文学写作者后来都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令我记忆犹新的是，每年的检察笔会都把检察系统的文学爱好者和通讯员集结在一起，检察系统的文学爱好者们每年见一次面，感觉很亲切，有很多创作的体会一起交流，创作出来的作品可以共同欣赏，这不仅促进了个人成长，也为报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今后的检察文学笔会，如果我有时间，我一定会参加，因为每次见到你们，我都会想起当年，感到人也变年轻了。

2007年，莫言在检察日报社办公。

在检察日报社的十年给我提供了大量素材，前段时间在北京巡演的话剧《鳄鱼》就来源于我在检察日报社工作时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我也给检察日报社的朋友们看了初稿，让他们提了很多意见，首先保证作品不要出现法律常识方面的错误。事实证明，话剧还是比较成功的，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这也为我下一步继续写检察题材、法律题材的作品增强了信心。

主持人：我到检察日报社工作后，有段时间不断地翻旧报纸，看到了陆天明、刘震云等著名编剧、作家的名字，当时特别惊讶，作为行业报，居然聚集了全国一大批文学界的大腕。下面请孙丽编委为我们介绍一下。

孙丽：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分享那非常美好的十年。大家都知道莫言老师从部队过来，其实是带着一定级别的，按照惯常应该相应地给他安排一定的职务，但是莫老师当时婉辞了这个安排，他说只想专心地去写作，当时的领导也尊重了莫老师的想法。我觉得莫老师身上特别令我佩服的一点是，虽然他婉辞了职务，但是他真正地、全方位地把自己当成了报社的人，常常和我们一起探讨检察文学的概念、检察文化的边界，一点一滴都充满了感情。

检察文学笔会已经举办了23届，莫老师在报社的十年里，每一届笔会都参加了。报社每年都会举办全国通讯员培训班，每一次莫老师都会亲自去给通讯员们授课。此外，莫老师还经常到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去调研、去体验生活，所以说，莫老师真的是全方位、全身心地投入报社的各项工作中去。

1999年，莫言为河南省检察系统优秀通讯员培训班授课。

我认为，莫老师对检察文化的最大贡献是推动检察文学的概念从无到有、探索检察文学的本质以及检察队伍在检察文学方面应该如何作为。现在我们谈到检察文学，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当然存在的概念，它也是检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莫老师刚来的时候，我们在探讨这个概念的时候曾经有很多摇摆。

莫老师曾提到，“检察工作是检察文学的富矿”，莫老师也身体力行地从“富矿”里挖掘了很多东西。莫老师还曾提到，“从事检察工作是深入人心的捷径”，检察系统创作者从事检察工作、从事跟检察官相关的工作都是抵达人心的捷径，以及“检察文学要贴着人物走”等富有深意的论断，都为检察文学概念的奠基、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

莫言老师的贡献不仅在于更新理念，也在于提升了检察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莫老师的引领下，文学界一流的作家纷纷深入检察生活一线，投身于检察题材的文学创作之中。正是当初这些丰厚的文学积淀，成为催生《人民的名义》《第二十条》等这些现象级检察影视作品的富壤。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国故事，塑造更多为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也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要求。莫言老师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中，不但创作了大量作品，还曾持续出访交流、参与文学翻译相关工作，徐则臣主编的作品在年轻一代小说家中被翻译得比较多，接下来请他从这个角度谈谈自己的感受。

徐则臣：我先谈谈参观莫言文学艺术馆的感受，最让我感动的有三部分：一是莫老师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下称“军艺”）学习的经历，二是在检察日报社十年的工作经历，三是莫老师做慈善的板块。其实这三部分内容我都很熟，我觉得在这三个板块的照片里，莫老师出镜时的表情是最丰富的，整个人的状态是最好的。莫老师是一个非常重情的人，因为重情，莫老师才会在检察日报社工作时与同事们的关系都非常融洽、和谐，离开报社这么多年后，也依然和同事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军艺的师生情、检察日报社的同事情谊，以及莫老师耗费巨大精力去做慈善这三个板块的内容，也在莫老师的作品中充分展现出来。正所谓，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他的作品就是什么样的。

在检察日报社的十年里，莫老师的状态是特别放松的，因为放松，所以创造力勃发，创作了大量著名的作品。我工作的《人民文学》就发表过两篇莫老师非常重要的作品：一篇是短篇小说《月光斩》，发表于2004年10月，这篇小说还获得了当年人民文学奖中的短篇小说奖。还有一篇是中篇小说《变》，发表于2009年10月。莫老师写《变》的时间也正是他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时间，我们能够看出他的创作发生了变化。这十年对莫老师的重要影响除了收获同事情谊，还积累了大量关于写作的素材，尤其是《鳄鱼》，我个人认为这部剧会成为莫老师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虽然只有几万字，但它大大拓展了当代戏剧写作的边界，当下少有剧本写得如此之远、如此之深。

这十年也是莫老师走向国际非常重要的十年。检察日报社为莫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让莫老师在创作的同时有更多的机会“走出去”。“走出去”不仅对莫老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整个中国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中期到新世纪以来的这段时间，中国文学“走出去”步子迈得很大。在这个时段，莫老师作出了非常好的表率和引领。

另外，由于莫老师和检察机关的特殊关系，他创作的作品，无论是否涉及检察题材，都能对检察系统的创作者产生重大影响。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加入进来，进而形成一种创作传统，若干年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支力量强劲的检察文学创作队伍，他们的创作也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主持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九三阅兵让人热血沸腾，也让《红高粱》这类抗战经典作品更受关注。您的小说《红高粱》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高密为背景，展现普通民众在民族危亡时刻的觉醒与抗争，并且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这部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过程藏着不少趣事吧？据说还有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是您和张艺谋、姜文等人的合影。这张照片是在什么背景下拍摄的？

莫言：这张照片就是在艺术馆前面的村子里拍的。那是1987年8月，高粱还是绿色的，我问张艺谋：“高粱还没红怎么拍？”他说你不懂，高粱红了以后就硬了，风吹的时候就不会摇摆，现在虽然是绿高粱，但我们将来可以加上滤镜。巨大的风扇吹着高粱地，像大海一样掀起波浪，所以高粱必须是绿色的。

后来我们就请剧组的主创人员来家里吃饭。小说里描写到了“拤饼”，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拤饼”。“拤饼”就是双手拤着一张饼这样吃，饼是白面饼，擀得很薄，烙熟之后，里面可以夹上鸡蛋，卷上大葱，抹上酱。很早的时候，这个地方比较荒凉，有很多土匪。土匪自己当然也没法在田野里开火做饭，他们会把种地的人扣住，让另外一个人去报信，说他们要多少张“拤饼”，赶快送来。村子里的农民就会赶快和面、煮鸡蛋。当时要说一个人长大了没有出息，就说你长大了，搞不好要吃“拤饼”，就是搞不好要当土匪。

吃饭的时候请来了张艺谋、姜文、巩俐，还有杨凤良，大概七八个人。我们家唯一的一个热水瓶——当时热水瓶属于贵重物品，被姜文一脚给踹碎了。他当然不是故意的，发出一声强烈的爆炸声，我赶快跟他说这是大吉之兆，预示《红高粱》电影在国际上要“爆响”，后来果然很响。后来，我见到姜文多次提起这件事，姜文说我赔你一个，你别提这件事，我说不要，不要你赔，就是要保留这个话题。

这部电影是1987年拍完的，1988年春节期间，我在供销社的一个仓库房里写作，我的堂弟在社区当会计，他拿着一张《人民日报》，兴高采烈地来向我报喜，说《人民日报》发了整整一版“《红高粱》西行”，张艺谋拍的电影《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得金熊奖，这也是中国电影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国际A级电影节的金奖，所以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全国轰动。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街小巷都响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样的歌声。我记得有一次我从高密回北京，下车之后，听到广场上的小伙子喝得半醉，一手提着酒瓶子，一边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是将近40年前的一些往事，《红高粱》小说也创作了整整40年了。

《红高粱》小说是在1985年的冬天创作出来的，在1986年的第3期《人民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在当时引发了比较普遍的反响，在电影拍出来之前就反响很大，原因在于它采取了另外一种写法，与《地道战》《地雷战》《烈火金钢》等抗战红色经典不同，《红高粱》从民间的、个人的角度来反映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所以它跟当时的同类题材的小说相比，应该是别具一格的，由此引发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创作确实需要有想象力，想象要有基础，要有物质的基础和精神的基础。物质的基础是刚才讲的高粱、大地、故乡、乡亲以及真实的历史事件，精神的基础则是人民群众当中所蕴藏的这样一种伟大的、顽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是让我们中华民族在困难中站起来，在危险中获得力量的源泉。

主持人：据我所知，来自全国检察系统的骨干作者从接到通知那天起，就自发地开始写和红高粱、高密东北乡有关的诗歌，目前已经收到了一批，可见我们作者的创作热情之高。接下来就想请教黄国辉主任，您作为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能不能为我们的作者培养提提建议？

黄国辉：近期，正好中国作家协会也在筹备“作家回家”相关活动，与此相关，我觉得对于文学爱好者，特别是对于每个喜欢莫言老师的读者来说，高密也可以说是他文学上的原乡。来到高密，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我感到自己真的是从作品中走到了现实世界，走到了一个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高密的话题，离不开文学，离不开莫言老师。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个细节。莫老师是1997年开始到检察日报社工作的，我也是1997年参加工作的。我和莫老师在工作时间上的巧合，让我忽然感到一种契合，仿佛我在中国作协这些年的文学之路，和莫老师的工作与创作经历，在精神的深层产生了呼应。这也让我想到自己从事文学工作这么多年，一直不断受到文学的滋养。文学对每个人的成长都会有特别大的帮助，我认为不管对谁来说，这种滋养都是宝贵的，虽然潜移默化但都会帮助一个人塑造他的人格和精神，也从而会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

未来，我们愿意和检察系统一起多开展一些培训方面的合作。比如可以一起组织作家们到基层去采风、创作，开展文学实践活动，实现互相促进。我也希望检察系统能有更多创作者不断地涌现，也能加入中国作协的队伍里来，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检察文学的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作协也愿意成为其中的一份力量。

参加笔会的检察文学爱好者们到红高粱影视城、红高粱抗战馆进行文学采风。

主持人：李一鸣书记不仅是作协的领导，还是一位评论家，请您从评论家的角度，谈谈莫老师的“检察十年”。

李一鸣：莫言老师在致辞时谈到，十年检察时光给了他环境、氛围、题材、灵感。这十年的黄金岁月，我想每一天都是像金子那样珍贵。莫言老师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也推出了他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如《生死疲劳》《檀香刑》等等，这给了我很多启示。文学工作如何来做？我想到了莫老师提到的环境，想到了环境和创作里包含的三组关系。

第一组是环境与心境。创作是一个作家复杂的精神劳动，需要作家心灵的自由和丰盈，需要给作家创造一个宽容的、温暖的环境，这有利于作家平心静气、舒适自意，然后才能进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创作状态，我们感觉当年的检察日报社是如此的宽松、如此的温暖，这对作家创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组是作品与场景。莫言老师提到在检察日报社工作的十年给了他创作题材，也就是说给了他生活的场景。我想作家也应该像莫老师那样到生活的场景中，无论是陌生的生活，还是熟悉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不仅发现生活、书写生活，而且创造生活。

第三组是创作与愿景。当时检察日报社的领导同志对莫老师说，你也可以写检察题材的文学作品，结果莫老师就写了《红树林》，包括现在的《鳄鱼》。这种愿景对作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工作应该给作家目标和期许，给创作以政策和机制，比如扶持机制、作品转化机制等。如果说滋养心境是解放精神生产力，创设场景促进精神生产资料的增长，构筑愿景就是完善精神生产的生产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从解放精神产品的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关系这三个层面看到这黄金十年对莫老师的重大意义，这也是我们文学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能够从中得到的有益启示。

一审一校：刘一瑶

二审二校：宋文伟

三审三校：任 鹏

来源：淄博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