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是穿越到古代喊 “爸爸”，大概率会收获一屋子懵圈脸 —— 但你要是大大方方喊声 “阿爷”，说不定古人还会笑着递你块点心。别觉得离谱，中国人对父亲的称呼，堪称一部跨越千年的 “时尚变装剧”，从甲骨文里举着教鞭的 “父”，到现在随口就来的 “爸爸”，每一次改口都

要是穿越到古代喊 “爸爸”，大概率会收获一屋子懵圈脸 —— 但你要是大大方方喊声 “阿爷”，说不定古人还会笑着递你块点心。别觉得离谱，中国人对父亲的称呼，堪称一部跨越千年的 “时尚变装剧”，从甲骨文里举着教鞭的 “父”，到现在随口就来的 “爸爸”，每一次改口都有实打实的史料 “撑腰”，藏着的生活小秘密能让你笑出眼泪。

商周：“父” 是家里的 “硬核教导主任”

3000 多年前的商周，喊爹得规规矩矩叫 “父”。这字在甲骨文里长得超有画面感：一只手举着根教鞭，翻译过来就是 “家里管教育、说一不二的大佬”。那会儿不管是写官方文书，还是蹲在门口唠嗑，“父” 都是 “官方认证 + 日常通用” 的双料冠军，跟现在的 “爸爸” 一样百搭。《诗经・小雅》里一句 “父兮生我”，直译就是 “爹啊你把我生出来”，直白得像邻居阿姨聊天，可见当时 “父” 的普及度有多高。不过到了魏晋之后，“父亲” 俩字开始冒头，但多在书面上 “刷存在感”，当面喊的人少，就像现在写作文用 “家父”，平时还是喊 “爸” 来得自在。

南北朝隋唐：“爷” 逆袭成全民 “爹圈顶流”

一到南北朝，喊爹的画风突然 “180 度大转弯”，“爷” 直接把 “父” 挤到一边，成了口语里的 “顶流。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木兰辞》，花木兰替父从军前说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这里的 “阿爷” 可不是现在的爷爷，而是她亲爹！要知道北朝战乱多，民歌最能反映老百姓的真实对话 —— 要是那会儿大家还喊 “阿父”，乐府诗里肯定不会特意用 “阿爷”。更关键的是，《木兰辞》最早收录在南朝陈代的《古今乐录》里，后来经唐代文人整理才定型，这意味着从南北朝到隋唐，“爷” 当爹的称呼至少流行了几百年，连官方认可的乐府诗都把它当 “家常话” 写，足以证明它不是某个地方的 “方言彩蛋”，而是全国通用的口语主流。

南朝还有个文字学家顾野王，编了本叫《玉篇》的 “古代语文工具书”。他在书里明确写 “爷，父也”，要知道字典收录的词汇都得经过 “严格筛选”，必须是社会广泛认可的用法，这就像现在 “爸爸” 被写进语文课本一样，说明 “爷” 的主流地位早被官方文字界 “盖章认证” 了。

宋代：“爹” C 位出道，皇帝百姓都 “追更”

到了宋代，“爹” 突然 “横空出世”，一下子就火遍了大江南北，连皇帝都赶这个时髦。比如宋高宗赵构，每次给远在金国的宋徽宗写书信，开头都得写 “臣构言，爹爹圣躬万福”。你想啊，皇帝对父亲的称呼，肯定得是当时最得体、最常用的叫法，要是用了生僻词，反而不合规矩，这就像现在明星用的流行词，往往能带动一波潮流。这件事可不是瞎编的，南宋史学家李心传花了 30 年写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里，直接引用了当时的官方文书，这本书专门记载宋高宗时期的历史，相当于 “南宋初年编年史”，可信度直接拉满。

不光皇家爱用，老百姓也把 “爹” 挂在嘴边。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写过 “里中儿郎呼父为爹爹”，说的是乡下年轻人都这么喊爹，连皇家和百姓的叫法都统一了，“爹” 在宋代的普及度就不用多说了吧。其实更早的时候，晋代学者戴良在《失父零丁》里就写过 “失阿爹”，这篇其实是篇 “古代寻父启事”，“零丁” 这类文体在魏晋时期多是民间实用文书，不会用太生僻的词 —— 戴良选择写 “阿爹”，说明晋代部分地区已经有人这么喊了，只是没像宋代这样 “全民打卡”。

元代：“爹”“爷” 混搭，玩出 “家庭称呼套路”

元代的称谓有点 “混搭风”，没有绝对统一的口语叫法，更多是根据家庭习惯和语境 “自由选择”，但 “爹” 依然是普通人的 “首选”。关汉卿的《窦娥冤》里，窦娥喊父亲窦天章一口一个 “俺爹”，比如 “俺爹将我嫁与蔡婆婆为儿媳妇”，透着底层百姓的质朴感，和宋代民间用法一脉相承；可到了王实甫的《西厢记》里，丫鬟红娘提到崔老夫人的丈夫时，却说 “俺爷在时，曾许了这门亲事”，这里的 “爷” 多了点敬重，少了点亲昵，更偏向对已故父亲的称呼。这种 “爹” 管日常、“爷” 表敬重的分工，像极了现在有些家庭既喊 “爸”，又在提起爸爸时说 “我家老爷子”，充满了生活烟火气。

明清：“爹” 是日常款，“父亲” 是礼仪限定

明清时期的 “爹”，那用的就是相当普遍了。不管是市井百姓还是小康家庭，都把它当日常称谓。《水浒传》里李逵提到已故父亲时说 “俺爹死得早”，带着市井汉子的豪爽劲儿；《红楼梦》里更细分，贾宝玉喊贾政 “父亲”（偏正式），可贾琏、王熙凤私下跟平儿聊家常时，会说 “我爹当年在江南”，把 “爹” 用在熟人对话里，透着亲近；连《西游记》里，陈玄奘小时候喊养父都叫 “爹”，跟凡人家庭没两样。这些小说作者都特擅长捕捉生活细节，他们频繁用 “爹” 而非古雅的 “父”，正说明 “爹” 已经成了全民通用的 “生活词”。

不过明清时期也有 “讲究”，正式场合得搭配 “父亲” 用。比如收录于《清代家书丛刊・士人卷》的清代家书就特别明显，江南文人周培在道光年间写给父亲的信里，开头是 “父亲大人膝下，谨禀者”，用 “父亲” 搭配 “大人”“膝下”，是典型的书信敬语格式，像穿正装参加宴会；可正文里又换成 “知爹近日常感风寒”“爹可按医嘱服用”，瞬间切换成 “家常模式”，把担忧直接传递出来；结尾又换回 “儿必归家探望父亲与母亲”，呼应开头的敬重，跟书信 “首尾呼应” 的规矩完美契合。

普通百姓就没这么多 “讲究” 了。咱们再看一封清代光绪年间，山东农民刘二写给父亲的家书（收录于《清代民间家书集成・农家卷》），原文片段更接地气：“爹，俺这月在砖窑上挣了三百文，先托王二哥捎回二百文”“俺前儿梦见爹您了”，连敬语都简化了，靠 “您” 和关心的话体现尊重，比如 “您也别太累着”。这不是不尊重，而是不同阶层的语言习惯 —— 百姓家庭更注重 “实在”，文人家庭更讲究 “礼仪规范”，就像现在有人穿西装赴宴，有人穿休闲装聚会，各有各的门道。

20 世纪：“爸爸” 一统江湖，简单才是王道

在 20 世纪国语运动的浪潮中，“爸爸” 这一称谓凭借 “简单好读” 的天然优势，顺利突破地域方言的界限，成为全国通用的主流父亲称谓，完成了从方言词汇到全民通用称谓的华丽蜕变。这一转变并非偶然，而是语言发展规律、社会文化变迁与官方推广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藏着跨越千年的语言积淀与时代印记。

追溯 “爸爸” 的称谓源流，其雏形可追溯至久远的历史时期。三国魏张揖所著《广雅・释亲》中，首次明确记载 “爸，父也”，将 “爸” 与父亲的指代关系正式纳入文献记载。而 “爸” 字以 “父” 为形、“巴” 为声的构造，既承接了上古时期 “父” 字 “ba” 的古音，又满足了口语化表达的需求，其字形中 “巴” 所蕴含的依附之意，也暗合了子女与父亲的情感联结。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唐代丝路贸易带来的阿拉伯文化与本土语言的融合，阿拉伯语中尊称长者的 “巴巴” 一词与汉语 “爸” 结合，叠音形式的 “爸爸” 开始初步出现，为其后来的普及埋下了伏笔。不过在清代以前，“爸爸” 的使用范围较为局限，仅在吴方言区域流传，《正字通》中 “吴人呼父” 的记载便印证了这一地域特征。

20 世纪国语运动的开展，为 “爸爸” 的全民化提供了关键契机。清末民初，语言统一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需求，1909 年清政府设立 “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官话正式命名为 “国语”，开启了官方层面的语言规范化进程。此后，中华民国教育部通过召开 “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出版《国音字典》等一系列举措，不断推动国语的标准化与普及化，而北方官话因其使用人口众多、内部差异较小的特点，成为国语的基础方言。“爸爸” 在北方方言中本就有着一定的普及基础，其双音节叠词的形式朗朗上口，老人小孩都能轻松发音，恰好契合了国语推广中 “简洁易懂、便于传播” 的核心需求。

这一时期的文化界与社会层面也为 “爸爸” 的正名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助力。1933 年，语言学家黎锦熙发表《“爸爸” 考》，从学术角度对这一称谓进行梳理与正名，提升了其文化认可度。1945 年上海借 “八八” 谐音倡议设立父亲节，进一步强化了 “爸爸” 这一称谓的社会影响力，使其在民间的传播更加广泛。新中国成立后，1955 年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 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 “普通话”，明确其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定位，并通过学校教育、政策推广等方式全面普及。在这一过程中，“爸爸” 凭借其普适性与亲和力，彻底超越了 “爹”“爷” 等传统称谓以及各地方言中的特殊称谓，成为全国范围内最通用的父亲称谓。

从商周时期象征宗法权威的 “父”，到南北朝至唐代盛行的 “爷”，再到宋至清末主导民间的 “爹”，直至 20 世纪一统江湖的 “爸爸”，这千年的称谓变迁远不止是文字形式的改变。它见证了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反映了从等级森严的伦理秩序向更具温情的家庭关系的转变，更是语言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生动写照。正如清人梁章钜在《称谓录》中所记载的那样，自古以来父亲的称谓不下七八十种，而 “爸爸” 能在众多称谓中脱颖而出，正是因其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与老百姓的生活需求。或许再过几百年，当后人翻阅我们这个时代的文献与记录，听到 “爸爸” 这一称谓时，也会像我们如今回望古人称 “爷” 那样，感受到其中蕴含的独特时代气息与文化趣味。

来源：云逸音说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