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头也没抬,专心致志地用新买的红木茶夹,将沸水冲淋过的茶叶拨入我那只价值不菲的紫砂壶里。茶香袅袅升起,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享受着这份独属于我的惬意。
“老张,家里的物业费该交了,这个月我手头有点紧,你看……”妻子淑琴站在我面前,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请求。
我头也没抬,专心致志地用新买的红木茶夹,将沸水冲淋过的茶叶拨入我那只价值不菲的紫砂壶里。茶香袅袅升起,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享受着这份独属于我的惬意。
“我们说好的,一人一半。”我从皮夹里抽出几张钞票,不多不少,正好是物业费总额的一半,递了过去。淑琴接过那几张单薄的纸币,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我看着她,心里却觉得这才是最公平、最现代的夫妻相处之道。
01
我叫张卫国,今年六十二岁,从一家效益不错的国企中层岗位上退下来,每个月有一万四千块的退休金。
这笔钱,在我看来,是我勤勤恳恳工作四十年的最好回报,是我晚年生活品质的终极保障。我喜欢品茶,对茶叶和茶具都颇有研究,我还喜欢钓鱼,光是那些进口的鱼竿、鱼线、饵料,就堆满了半个储物间。我的朋友们都羡慕我,说老张会生活,懂得享受。
对此,我深以为然。男人辛苦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老了能随心所欲,活得体面吗?
我的妻子淑琴,今年六十。她年轻时在一家社区小工厂上班,厂子效益时好时坏,最后改制,她也就提前内退了。她的退休金,一个月只有一千八百八十块。这个数字,在我那一万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我们的家,外人看来是和谐美满的。儿子小驰已经成家立业,我和淑琴守着这套三室一厅的房子,过着标准的退休生活。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在这个家的屋檐下,有一条清晰的财务分界线。
这条线,是我亲手划下的。
退休后不久,我正式向淑琴提出了“AA制”生活的构想。那天,我记得很清楚,我泡了一壶上好的大红袍,很认真地跟她谈。
“淑琴啊,我们都退休了,进入人生的新阶段了。我看现在年轻人都流行AA制,我觉得这个方式很好。经济独立,人格才能独立。以后,家里的所有开销,我们一人一半。水电煤气、物业费、买菜钱,我们都记个账,月底一算。这样清清楚楚,谁也不占谁的便宜,也能避免你花钱大手大脚。”
我至今都记得淑琴当时的表情。她愣了很久,眼睛里满是不可思议。“卫国,我们是一家人,是夫妻,分那么清楚干什么?我那一千多块钱,怎么跟你那一万多块钱AA?”
“钱多钱少不是问题,是态度问题。”我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解释我的理论,“我钱多,我可以有我的高品质消费,比如买茶、买鱼竿,这是我的自由。你钱少,你就根据你的能力来消费。我们共同的生活开销,一人一半,这是最公平的。这样也能激励你,学会理财,不能总想着依赖别人。”
淑琴的脸涨得通红,她想反驳,但她一辈子都是个温和、不善言辞的人。最终,她只是低着头说:“你要是觉得这样好,那就这样吧。”
从那天起,AA制成了我们家的基本法。
每天晚饭后,淑琴都会拿出一个小本子,记下今天买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每个月底,她会把水电煤气的账单拿给我,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出了总额和需要我支付的一半。我每次都会爽快地拿出钱,心里还为自己的“远见卓识”感到得意。我觉得,这种模式避免了中国式家庭里最常见的因为钱而产生的争吵。你看,多好。
只是,我渐渐发现,淑琴变得越来越沉默。
她买菜,总是掐着点去傍晚的菜市场,因为那时候的菜会便宜一些。她自己的衣服,好几年没见她买过一件新的,总是那几件洗得有些发白的旧衣服换来换去。以前她偶尔还会跟街坊邻居去烫个头,现在也只是自己在家用剪刀修一修刘海。
我不是没看到,但我选择用我的理论去解释这一切:这是她对自己财务负责的表现。她只有1880块,自然就该过1880块的生活。这很合理。
那天早上关于物业费的短暂交锋,只是无数个相似瞬间的一个缩影。淑琴拿着我给她的那一半钱,默默地放进了她的钱包里。那个钱包,皮质已经磨损,边角都露出了里面的帆布。而我的钱包,是儿子前年送的,名牌,崭新如初。
我端起紫砂壶,给自己又倒了一杯茶。茶汤金黄,香气馥郁。我闭上眼睛享受着,完全没有注意到,厨房里传来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那声叹息里,藏着一个女人几十年的付出,和对眼前生活深深的无奈。而我,却把它当成了退休生活里无伤大雅的背景音。
02
AA制的“公平”,很快就在生活的试金石下,显露出了它残酷的一面。
侄子,也就是我弟弟的儿子要结婚了。请柬送来那天,我当着淑琴的面,豪气地对我弟弟说:“放心,大伯肯定给你包个大红包!” 过了几天,我去银行取了两万块现金,包了两千块的红包,剩下的钱,给自己添置了一根顶级的碳素鱼竿。我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我的人情,我的面子,自然得用我的钱来维护。
巧的是,没过多久,淑琴娘家的侄子,也就是她弟弟的儿子,孩子满月。淑琴搓着手,跟我商量:“卫国,我弟弟家孩子满月,你看……我是不是也该表示一下?”
我正擦拭着我的新鱼竿,闻言头也不抬:“那是你娘家的亲戚,按我们的规矩,你自己看着办。”
“可是我这个月……钱不太够用。”淑琴的声音很低,带着恳求。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看着她,心里有些不耐烦。“淑琴,我们说好的原则不能破。你弟弟家,你出钱,天经地义。你要是觉得钱不够,那就少表示一点,心意到了就行。总不能坏了我们家的规矩。”
淑琴的脸一下子白了。她看着我,眼神里是我读不懂的复杂情绪,有失望,有悲哀,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决绝。她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房间。
后来我才知道,她最后只给侄子包了一个两百块的红包。为此,她弟媳妇在电话里对她冷嘲热讽了半天,说她这个当大姑的太小气。淑琴一个人在房间里偷偷抹眼泪,这些我当时都不知道。我只觉得,我维护了我的原则,做得非常正确。
真正把淑琴推向悬崖的,是一部手机。
淑琴用的那部老旧手机,是儿子淘汰下来的。屏幕有一道裂痕,像一道丑陋的伤疤。电池也完全不行了,充一次电用不了半天,接个视频电话都卡得不行。孙子在视频那头奶声奶气地喊“奶奶”,画面却总是定格,声音也断断续续。
那天,我们在看电视,一则新款智能手机的广告播了出来。淑琴的眼神被吸引了,她喃喃自语:“要是换个这样的手机,跟孙子视频就不会卡了。”
我听见了,随口说:“想换就换啊。”
“太贵了,”她摇摇头,“要两千多呢。”
两千多,对我来说,就是一饼好点的茶叶钱。但对她来说,是她一个多月不吃不喝的全部收入。
沉默了一会儿,她像是鼓足了巨大的勇气,试探性地看着我:“卫国,下个月是我六十大寿……你能不能……就当是生日礼物,赞助我一点?”
她用了“赞助”这个词,小心翼翼,仿佛是在跟一个外人请求施舍。
我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原则一旦被打破,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我不能开这个口子。
我放下遥控器,严肃地看着她:“淑琴,你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但只要你学会规划,省一点,几个月也能攒够钱买一部手机。花钱要靠自己,这才叫独立。我直接给你钱,那是害了你,会让你产生依赖心理。你都六十岁了,要学会为自己的消费负责。”
我说完这番话,感觉自己像个循循善诱的人生导师。
淑琴静静地听着,没有反驳,也没有争辩。她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久到我心里都有些发毛。最后,她扯了扯嘴角,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你说得对,是我没想明白。”
那一次谈话之后,她有好几天都没怎么跟我说话。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虽然觉得有些不自在,但依旧坚信我的做法是为了她好,是为了我们这个“现代化”的家庭好。
一个星期后,晚饭时,淑琴平静地对我宣布了一件事。
“卫国,我找了份工作。”
我夹菜的筷子停在了半空中,惊讶地看着她:“什么工作?你都六十岁了,退了休还折腾什么?”
“给一户人家当保姆,住家的,照顾一个上幼儿园的小孩。”她的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什么?”我几乎是吼了出来,手里的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保姆?住家保姆?你疯了!我张卫国一个月一万四的退休金,我老婆要去给别人当保姆?你这是要让我的脸往哪儿搁?让街坊邻居、老同事们怎么看我?”
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丢脸,这简直是对我个人能力和家庭地位的巨大侮辱。
淑琴面对我的怒火,却异常的冷静。她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想靠自己,活得舒坦点。我想给我侄子包个像样的红包,我想换个新手机跟孙子好好视频,我想买件新衣服,不想再从那1880块钱里一分一分地省。这些,靠我自己去挣,心里踏实。”
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的心上。但我强大的自尊心和根深蒂固的固执,让我无法低头。我听不出她话里的辛酸,只听到了对我的挑战。
我冷笑一声,把怒火变成了嘲讽:“好啊,真是出息了!你想独立,我成全你!你去,你去体验一下赚钱有多辛苦,伺候人有多不容易。到时候你就知道,还是待在家里最舒服!”
我以为我的激将法会让她退缩。
但她只是默默地吃完碗里的饭,然后起身开始收拾碗筷,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第二天早上,我还在睡觉,就听到她拖着一个小行李箱出门的声音。我翻了个身,心里冷哼:去吧,不出三天,你准会哭着跑回来。
我万万没有想到,淑琴这一走,我们原本就不算牢固的家,开始真正地分崩离析。
03
淑琴走了之后,头两天,我确实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
偌大的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想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想吃什么就叫外卖,没人再在我耳边唠叨“外卖不健康”“少抽点烟”。我把音响开到最大声,听着我喜欢的京剧,把茶具摆满了整个客厅的茶几,悠哉游哉。我甚至跟我的钓友们炫耀:“我老婆追求独立去了,我也乐得清静,享受一下单身生活。”
但这种“清静”,很快就变了味。
第三天,我发现换洗的衣服堆成了小山,没人洗。第四天,我叫的外卖吃腻了,想喝口热汤,却发现自己连煤气灶都打不熟练,做出来的饭不是咸了就是糊了。第五天,家里积了一层薄薄的灰,地面也黏糊糊的,没人打扫。整个屋子,开始弥漫着一种孤单和颓败的气息。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看着电视,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以前这个时候,淑琴总会给我端来一杯泡好的茶,或者一盘切好的水果。现在,只有电视机里嘈杂的声音和我自己的呼吸声。我突然发现,我那一万四的退休金,可以买来顶级的茶叶和鱼竿,却买不来那杯递到手边的热茶,和那份曾经被我忽略的温暖。
淑琴是每周休息一天。一周后,她第一次回家。
门锁转动的时候,我的心竟然不争气地跳了一下。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她。
她瘦了些,但精神头却出奇的好。她穿了一件崭新的浅蓝色衬衫,虽然不是什么名牌,但很干净、很合身。她不再是那个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愁眉苦脸计算着菜钱的女人。她的脸上虽然带着疲惫,但眼神里有一种我许久未见的光彩。
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有给儿子儿媳买的时令水果,有给小孙子买的进口零食,甚至,她还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了一盒包装精美的茶叶,放在我面前。
“我雇主家老板送的,他们知道你喜欢喝茶。你尝尝,听说是很好的龙井。”淑琴的语气很平淡。
我愣住了。这盒茶叶的牌子,正是我常喝的那个,价格不菲。以前,我都是自己花钱买,淑琴连碰都不会碰,生怕弄坏了。现在,她却把它当作一件寻常的礼物带了回来。
我心里五味杂陈,像打翻了调料瓶。有惊讶,有尴尬,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楚。我嘴上硬邦邦地说:“用不着,我自己的茶多得是。” 但我没把茶叶推回去。
那天晚上,她没怎么提工作上的事,只是说雇主家人很好,对她很尊重。她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屋子,洗了堆积的衣物,第二天一早又匆匆离开了。
看着她离开的背影,我心里的那种“她很快会哭着回来”的预言,第一次动摇了。
儿子小驰和儿媳小丽很快也知道了这件事。小驰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这是我们父子间少有的严肃对话。
我们约在外面的一家茶馆。小驰给我倒上茶,沉默了很久,才开口:“爸,你能不能把妈接回来?她都六十岁的人了,你让她去给别人当保姆,这像话吗?我们家不缺那点钱,街坊邻居都在背后戳我们脊梁骨。”
我的脸立刻挂不住了,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上:“什么叫我让她去?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她说她要独立,要实现自我价值,我这是尊重她!你懂什么?这是新时代的夫妻关系!”
“新时代?”小驰的音量也高了起来,“新时代就是丈夫拿着一万四的退休金自己享受,妻子拿着一千八的退休金不够花,被迫出去打工?爸,你扪心自问,你那套AA制,公平吗?我妈跟你过了一辈子,到老了,连换个手机的钱都得自己去挣,你不觉得心亏吗?”
“住口!”我被儿子的话刺到了痛处,恼羞成怒,“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告诉你,你妈现在过得好得很,精神面貌比以前强多了。这证明我的方法是正确的,我‘激励’了她!”
那次谈话不欢而散。我固执地认为,我是对的。儿子不理解我,是因为他太年轻,太传统。淑琴的变化,恰恰印证了我的理论——人,只有经济独立了,才能精神焕发。
我继续过着我的“单身”生活,只是心里越来越空。淑琴每周回来,我们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她不再向我抱怨钱不够花,我也不再有机会向她宣讲我的“AA制理论”。我们像合租在一套房子里的两个租客,客气,但疏远。
就在这种奇怪的家庭氛围中,一个消息传来,暂时打破了僵局——儿媳小丽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全家都很高兴。我盘算着,等孙子出生,我就是名正言顺的爷爷了。当了奶奶的淑琴,总没有理由再在外面给别人当保姆了吧?她肯定得回来帮忙带孙子。
儿子和儿媳也确实是这么想的。他们在一个周末,把我和淑琴约到一起,委婉地提出了这个请求。
“妈,等孩子出生,您就别去工作了,回来帮我们带带孩子吧?我们实在信不过外面的月嫂和育儿嫂。”小驰看着淑琴,满眼都是期盼。
淑琴看了看我,没说话。
我清了清嗓子,感觉自己重新掌握了家里的主动权。我以一个大家长的姿态发话了:“这是当然的。自己的孙子,肯定要自己带。淑琴,到时候你就把工作辞了,回来。”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淑琴会顺理成章地回归家庭。
但我没注意到,当我说完这番话后,淑琴、儿子和小丽,他们三个人交换了一个复杂而无奈的眼神。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悄然酝酿。我自以为是的“一家之主”的地位,即将在不久的将来,被现实击得粉碎。
04
儿媳小丽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全家的重心都转移到了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生命上。我心里的石头也落了地,想着淑琴很快就会辞职回家,我们这个家总算能恢复正常了。
可我这个“正常”的定义,依旧是建立在我那套牢不可破的AA制原则之上的。
一天,儿子小驰给我打电话,语气有些为难:“爸,我和小丽商量了一下,小丽生产后,想请一个月嫂。毕竟妈年纪也大了,一个人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太辛苦。月嫂的费用,现在好一点的,一个月差不多要一万五。”
我一听,立刻盘算起来。这是我们老张家的第一个孙子,是大事,钱肯定要出。但规矩不能乱。
我想了想,对着电话说:“请月嫂是应该的,这个钱我们长辈得出。这样吧,我们家出一半,七千五,剩下的一半你们小两口自己负责。你看,这很公平吧?你们也要开始承担做父母的责任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小驰才用一种极其疲惫的声音说:“……我知道了,爸。”
挂了电话,我为自己的“通情达理”和“坚持原则”感到很满意。你看,我既出了钱,支持了小辈,又没有破坏我定下的规矩,堪称完美。我完全没想过,对于刚买了房子、背着房贷、即将迎来孩子的儿子来说,这七千五百块意味着什么。
日子在一种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氛围中滑过。离预产期还有一周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那天我正在家午睡,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吵醒。是小驰打来的,声音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惊慌。
“爸!不好了!小丽……小丽突然见红了!肚子疼得厉害!我们现在正在去医院的路上!”
我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睡意全无。“怎么回事?别急,慢点说!去哪个医院了?”
“我们先去的社区医院,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小丽的胎位有点不正,而且有早产迹象,他们建议我们立刻转到市里最好的那家私立妇产医院!说那里有最权威的专家,设备也是最好的,能最大程度保证大人和孩子的安全!”
“私立医院?”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地方的费用可是天价。
“爸!医生说情况紧急,不能耽误!但那家医院……光是住院押金就要十万!我……我们手头根本没那么多现金!”小驰的声音里已经带了哭腔。
十万!这个数字让我心头一震。但转念一想,这是我第一个孙子,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钱算什么?而且,这也是我这个做爷爷的,展示家庭支柱作用的绝佳时机!
我立刻拿出了大家长的气魄,沉稳地对儿子说:“钱不是问题!你别慌,先赶紧送小丽去医院,办手续!钱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为了体现我的“公平”,我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我自认为非常关键的话:“我来出一半,五万块!剩下的五万,你们自己想办法,找亲戚朋友凑凑,或者跟你妈说说,她工作了两年,应该也攒了点钱。”
“爸……”
我没等儿子说完,就挂了电话。我立刻穿上衣服,从柜子深处找出我存私房钱的银行卡,火速赶往银行,取了五万块现金。然后我又觉得现金不方便,让银行职员帮我存进了一张新卡里。
做完这一切,我开着我的车,风驰电掣地往那家私立医院赶。一路上,我甚至在脑海里预演了接下来的场景:我风尘仆仆地赶到,在儿子最焦急无助的时候,像一个英雄一样,把这张存有五万块的银行卡交给他,告诉他“爸来了,别怕”。
我为自己的“慷慨”和“有担当”而感到无比自豪。五万块,不是小数目,但我拿出来了。而且,我还坚守了AA制的原则,让儿子也承担了一半,这是在教他成长。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世界上最好、最明事理的父亲和公公。
车子停在医院门口,我抓起那张银行卡,快步冲进了富丽堂皇的医院大厅。我按照儿子发来的信息,找到了产科住院部。
远远地,我就看见了等在产房外的儿子、儿媳的父母。小驰像一只无头苍蝇,在走廊里来回踱步,脸上满是汗水和泪痕。亲家母也在一旁不停地抹眼泪。
我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表情,让自己看起来更沉稳、更有依靠感。我大步流星地走过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小驰,别慌。”
儿子看到我,像是看到了救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爸!你来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崭新的银行卡,带着几分长辈的威严和毋庸置疑的口吻,递到他面前。
“密码是你的生日。爸说到做到,这里是五万。快去把押金交了,别耽误了小丽。”
“爸,不用了。”
我愣住了,举着卡的手僵在半空中,脸上的表情凝固了。
“什么叫不用了?人命关天的大事,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快拿着!”我有些急了,以为儿子是在跟我客气。
“真的不用了,”小驰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我说不出的复杂情绪,他抬起头,眼睛死死地看着我,“小丽已经进最好的VVIP产房了,所有的检查也都安排上了,钱……钱都已经付清了。”
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了一下。我下意识地追问:“付清了?谁付的?你哪来这么多钱?你不是说押金就要十万吗?”
小驰没有回答我,只是抬起手,朝着走廊的另一端指了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却彻底愣住了...
只见走廊尽头的休息区,一个穿着得体、气质优雅的中年女士,正拿着一杯热水,轻声安慰着我的亲家母。而在她旁边,站着的,正是我那应该在某个雇主家里忙碌的妻子——淑琴。
淑琴看到我望过去,只是对我点了点头,眼神平静,然后又转过头,继续低声跟那位女士说着什么。那位女士轻轻拍了拍淑琴的手背,脸上带着温和而真诚的笑容。
“是妈。”儿子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却像一颗炸雷在我耳边响起,“是妈的雇主,那位阿姨。妈刚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被她听见了。她二话不说,直接给这家医院的院长打了电话,动用关系给我们安排了最好的专家和病房。然后,她让她的司机马上送了二十万现金过来,把所有的费用都预付了。”
“她说……”儿子的喉咙哽咽了一下,“她说,这是感谢我妈这两年把他们家孩子照顾得那么好,胜过亲奶奶。这笔钱,不用还,就当是提前支付的奖金和一份心意。她还说,让我妈安心在这里照顾儿媳和孙子,那边的工作不用担心,她会另外请人……”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彻底懵了。
我看着不远处那个和陌生人谈笑风生、显得那么得体从容的淑琴,再低头看看自己手里这张准备用来“AA”的、微不足道的银行卡,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羞愧和荒谬感,像潮水一样将我瞬间淹没。
我引以为傲的一万四千块退休金,我坚守了半辈子的“公平”原则,我自以为是的“大家长”的担当……在这一刻,在淑琴的雇主轻描淡写预付的二十万面前,在淑琴用她的辛劳和善良换来的这份沉甸甸的尊重面前,显得那么苍白、那么可笑,那么无力。
我攥着那张冰冷的银行卡,站在人来人往、充满消毒水味的医院走廊里,第一次感觉自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小丑。
05
孙子平安出生了,七斤六两,是个健康的小子。
产房的门被推开,护士抱着孩子出来的那一刻,走廊里所有人都欢呼着围了上去。儿子小驰激动得语无伦次,亲家们喜极而泣。只有我,像个局外人一样,站在人群的外围,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我看到淑琴,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抢着看孩子,而是第一时间走到了刚被推出的儿媳小丽的病床边。她俯下身,用温热的毛巾,仔细地擦拭着小丽额头上的汗珠,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小丽,辛苦了,你真棒。别担心,孩子很好,你先好好休息。”
小丽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她虚弱地握住淑琴的手,叫了一声:“妈……”
那一刻,我清楚地看到,她们之间流淌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真正的亲情。
接下来的几天,病房里热闹非凡。亲家们忙前忙后,儿子也守在旁边学着怎么当一个爸爸。淑琴的雇主,那位优雅的王女士,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她不仅送来了各种顶级的燕窝、海参,还请了专业的营养师来给小丽搭配月子餐。
王女士每次来,都会拉着淑琴的手聊很久。她对淑琴说话的语气,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激。“淑琴姐,多亏了你,不然我们家那小子现在还不知道野成什么样。你对我们家的恩情,我们一辈子都记着。现在你当奶奶了,就安心享福,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好几次都想凑上去,跟这位“大恩人”说几句感谢的话。但每次话到嘴边,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能说什么呢?感谢她替我这个当爷爷的,尽了本该尽的责任吗?
我像一个透明人,在病房里游荡。偶尔想去抱抱孙子,可我连姿势都笨拙得可笑,孩子一到我怀里就哭,我又手忙脚乱地还给淑琴。我想帮忙做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我不会冲奶粉,不会换尿布,甚至连怎么给产妇熬一碗简单的粥都不知道。
我那一万四的退休金,和那张被我悄悄塞回口袋的银行卡,像一个巨大的讽刺,时时刻刻提醒着我的失败。我一直以为,钱就是底气,就是地位,就是家庭的支柱。但现在我才发现,当一个男人在一个家里失去了被需要的功能,他剩下的,就只有尴尬。
淑琴从头到尾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指责的话。她没有提钱的事,也没有提AA制,更没有在我面前炫耀什么。她只是忙碌着,用她的行动,无声地支撑起了这个家在最关键时刻的需要。她的沉默,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也更让我无地自容。
出院后,淑琴正式辞掉了保姆的工作,回家全心全意地照顾儿一媳和孙子。
家里又恢复了久违的烟火气。厨房里飘出了鸡汤的香味,阳台上晾晒着小孙子的尿布和衣服,客厅里时常能听到婴儿的啼哭和淑琴温柔的哼唱。
这一切,都和我无关。我依旧每天泡我的茶,看我的报纸,但茶水入口,却变得苦涩无比。我坐立难安,感觉自己在这个充满生机的家里,成了一个多余的摆设。
一天晚饭后,儿子和儿媳带着孙子回了他们自己的家。门“咔嗒”一声关上,刚才还充满了婴儿啼哭、大人欢笑的屋子,瞬间被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寂静所吞没。我站在客厅中央,那股热闹过后的空虚感像潮水一样涌来,将我淹没。空气里还残留着奶粉的甜香和儿媳身上淡淡的沐浴露味道,可这些温暖的痕迹,都与我无关。我像一个被遗忘在舞台上的道具,看着大戏落幕,人去楼空,只剩下无边的冷清。
我听见厨房里传来了水声。淑琴像往常一样,在厨房里清洗着奶瓶、消毒器皿。她没有休息,仿佛她的生命就是由这些琐碎而具体的事情串联起来的。我慢慢地走过去,靠在厨房的门框上,看着她的背影。
灯光从她头顶洒下,给她忙碌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她的动作很轻,很熟练,仿佛在对待什么珍贵的艺术品。那个背影,我看了几十年,曾经一度觉得它平凡、乏味,甚至有些陌生。可是在医院里,就是这个背影,挡在了产房门口,为儿媳擦去汗水;就是这个背影,在婴儿床边,哼着不成调的歌谣,换来了孙子的安睡。此刻,这个背影在我眼中,不再单薄,它显得如此坚实,如此可靠,仿佛撑起了整个家的天空,而我,一直躲在这片天空下,自私地享受着我所谓的“品质生活”。
几十年的画面,像失控的电影胶片,在我脑海里疯狂地闪回。我看到了二十岁出头的淑琴,扎着两条麻花辫,脸颊红扑扑的,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紧紧搂着我的腰,笑着说:“卫国,以后我们有了家,我一定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我也看到了三十多岁时,她抱着发烧的小驰,在医院走廊里奔波了一夜,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还要去社区工厂上班,临走前不忘给我把早饭做好。
然后,画面跳到了几年前的那个下午。我泡着上好的大红袍,用一种施舍般的、自以为是的口吻,向她宣布“AA制”的决定。我清楚地记起了她当时的表情,那不是不理解,而是一种深深的、被刺伤的眼神。她眼里的光,在那一刻,黯淡了下去。我当时怎么会看不见呢?我怎么会把那种心碎的表情,解读为“传统思想”的固执呢?
最后,画面定格在她拖着那个小小的行李箱出门的清晨。箱子的轮子在木地板上滚过,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那声音当时在我听来是那么刺耳,带着一种挑战的意味。我翻了个身,心里冷笑着想:“不出三天,你准会哭着跑回来。”现在回想起来,那“咕噜”作响的,不是箱子的轮子,而是我那颗被骄傲和自私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心,在碾过我们四十年夫妻情分时发出的声音。
我心里的那堵墙,那堵由一万四千块退休金、一套套茶具、一根根鱼竿和那些荒谬可笑的“原则”砌成的墙,终于在这一刻,在哗哗的水声中,在眼前这个沉默的背影前,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呻吟,然后,伴随着一声巨响,轰然倒塌。
06
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羞愧,那羞愧像烈火,灼烧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站直了身体,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我转身,脚步虚浮地走进我的房间。我打开衣柜,在最里面的隔层,拿出了我那张工资卡。这张卡,是我最大的骄傲,是我地位的象征,我一直视若珍宝,密码连儿子都不知道。
我握着这张冰冷的塑料卡片,它此刻却重如千斤。我一步一步地走回厨房,站在淑琴的身后。我的呼吸很重,近得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味。
她感觉到了身后有人,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关掉了水龙头。厨房里瞬间安静下来。她转过身,头发上沾着几滴水珠,疑惑地看着我。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那双眼睛见证了我所有的自私和不堪。我只是低着头,把那张银行卡颤抖地递到她的面前。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干涩得厉害。我张了张嘴,好几次才发出声音,那声音沙哑得不像我自己的。
“以后……家里的钱……都归你管。”
短短几个字,却仿佛耗尽了我一生的力气。
淑琴看着我手里的卡,没有立刻去接。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她的眼神里,没有我预想中的胜利者的得意,没有多年委屈得到宣泄的快感,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激动。那是一种我从未读懂过的眼神,平静,了然,仿佛穿过了我,穿过了这张卡,看到了我内心深处所有的挣扎和崩塌。
“老张,”她开口了,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钱谁管,不重要。”
她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词句,然后一字一句地,把话轻轻地,却又无比沉重地,放在了我的心上:“重要的是,我们得像一家人。”
说完,她没有再看那张卡一眼,就像它根本不存在一样。她转过身,重新打开水龙头,继续去洗她手里的奶瓶。哗哗的水声再次响起,仿佛要冲走这房间里所有的尴尬和沉重,也仿佛在告诉我,生活,还要继续。
我举着卡,像个被判了刑的囚犯,愣在原地。一股滚烫的液体,毫无预兆地从我眼眶里涌了出来。六十二年了,我从未如此狼狈地在一个女人面前掉眼泪。这眼泪里,有悔恨,有羞愧,更有在坚硬外壳破碎后,那一点点被救赎的解脱。
我把卡默默地收回了口袋,转身走出了厨房。那一晚,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一个人去了银行。柜台的职员公式化地问我需要办理什么业务,我告诉她,我要把我卡里所有的活期和定期存款,全部转到另一个账户上。在填写转账单的时候,我的手一直在抖。当我在签名栏写下“张卫国”这三个字时,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签署一份迟到了几十年的道歉信。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回家后,我把那张已经没有多少余额的工资卡,和那张银行的转账凭证,一起轻轻地放在了淑琴的床头柜上,就压在她那个磨损的旧钱包旁边。
我没有再说什么“AA制”,那个词,已经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笑话,我甚至不愿意再想起它,每一次想起,都像是在扇自己耳光。
生活还在继续,但有些东西,已经彻底改变了。我开始笨拙地学着做一些家务。我会早起,不等淑琴开口,就去菜市场买回新鲜的排骨。回来后,我对着网上的菜谱研究半天,结果还是把汤炖得不是太咸就是太淡。淑琴尝了一口,先是皱眉,然后看着我一脸紧张的样子,噗嗤一声笑了出来,拿起汤勺帮我调味。
我会试着给孙子换尿布,但那小小的、软软的身体在我粗糙的大手里,总是让我手足无措。不是尿布贴歪了,就是把小家伙弄得不舒服,惹得他哇哇大哭。淑琴会在一旁,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先是好气又好笑地摇摇头,然后走过来,握着我的手,耐心地教我:“你看,这里要这样贴,才不会漏尿。手要托住他的腰,对,就是这样……”
她的手很温暖,带着多年的操劳留下的薄茧。当她的手覆盖在我的手上时,一股久违的暖流,从我的指尖,一直传到了我的心里。
那个下午,阳光透过窗户,暖暖地照在客厅的地板上,照在我们俩和那个在襁褓中咿咿呀呀的小生命身上。我看着淑琴脸上温和的笑容,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绽放的菊花。我心里那个冰封已久、坚硬无比的角落,终于开始融化,化成了一滩春水。
我忽然明白,所谓的家,不是一套房子,不是一堆存折,更不是那些冰冷的原则。家,是厨房里升腾的烟火气,是阳台上飘扬的尿布,是深夜里为爱人留的一盏灯,是两个人笨拙地凑在一起,共同照顾一个新生命时的相视一笑。
家,终于有了家的样子。
来源:热血青年伊莱莎6w8X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