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父亲的棺材停在院子中央时，北风卷着黄土往灵堂里灌，那对白纸灯笼被吹得撞在门框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像谁在暗处敲着破锣，给这场没人捧场的葬礼伴奏。两根碗口粗的香椿木杠子架在棺底，木头纹理里还嵌着去年春天的麦糠。那是父亲帮邻居家抬粮时蹭上的，可现在，这两根托起

父亲的棺材停在院子中央时，北风卷着黄土往灵堂里灌，那对白纸灯笼被吹得撞在门框上，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像谁在暗处敲着破锣，给这场没人捧场的葬礼伴奏。两根碗口粗的香椿木杠子架在棺底，木头纹理里还嵌着去年春天的麦糠。那是父亲帮邻居家抬粮时蹭上的，可现在，这两根托起过全村收成的杠子，却找不到一双愿意搭上来的手。

我跪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膝盖冻得发僵，却不敢动。院墙外的土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墙头上趴着半大孩子，嘴里叼着辣条，手指着棺材笑；胡同口的石碾子上，几个老人嗑着瓜子，声音顺着风飘进来：“早知道这样，当初就该签字卖地”“连抬棺的人都没有，养这么大的儿子有啥用”。那些话像碎玻璃，扎在我脸上，疼得我不敢抬头。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来。半年前村里征地建物流园，开发商给每亩地6万块补偿，还许诺优先安排工作，全村人都签了，只有父亲不肯。那天他蹲在自家三分菜地前，手里攥着刚拔的萝卜，萝卜缨子还滴着水，他红着眼眶跟村干部吵：“这地是我爹传下来的，埋着我爷的骨头，凭啥说卖就卖？盖了仓库，我孙子吃啥？”

村干部把补偿协议拍在他面前：“老顽固，别给脸不要脸！全村就你特殊？”围观的人也跟着劝，连平日里走得最近的堂叔都拉他：“哥，咱农民跟政策拧着来，没好果子吃。”可父亲铁了心，抓起协议撕得粉碎，纸片落在菜地里，跟绿油油的萝卜缨子混在一起。

从那天起，村里的门就对我们家关上了。我去井边挑水，刚把桶放进井里，就有人在背后喊：“别喝这水，小心沾了‘老顽固’的晦气！”转头一看，是隔壁的王婶，她手里的洗衣盆还冒着泡，却特意绕到我跟前说这话。后来井水被人堵了两次，父亲半夜扛着铁锹去疏通，回来时裤腿全是泥，却没跟我抱怨一句，只说“没事，明天就能挑水了”。

我在镇上超市打工，老板娘也总旁敲侧击：“你爸要是识相点，咱们村现在都该盖新楼了。”有次盘点货物，少了一包烟，老板娘盯着我：“不是你拿的吧？毕竟你家正缺钱办‘大事’呢。”我攥着拳头想反驳，却想起父亲治病花光了积蓄，连寿材都是跟亲戚借的钱，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父亲的身体，就是那时候垮的。他还是每天天不亮就去菜地，浇水、施肥，把那三分地伺候得比自己还金贵。可我夜里总听见他咳嗽，有时还会坐在炕头抽烟，烟头在黑暗里亮到天明。有次我起夜，看见他对着菜地的方向发呆，嘴里念叨：“我不是要作对，就是怕这地没了，咱们就真成了没根的人了。”

半个月前，父亲在菜地里摘豆角时倒了下去。我从镇上赶回来时，他躺在垄沟里，手里还攥着一把豆角，豆角上的露水把他的衣裳打湿了。送医路上，他的手渐渐凉了，我趴在他耳边喊：“爸，地咱不卖了，咱守着，你醒醒啊！”可他再也没睁开眼。

父亲走后，我第一个找的是堂叔。按村里规矩，本家男丁要牵头办丧事，我提着两箱白酒、一条烟去他家，门敲了半天，他才慢悠悠开门，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却别过脸：“大侄子，不是叔不帮你，你爸当初把人都得罪遍了，现在没人愿意来，我总不能强拉着人家吧？”我往屋里看，看见村干部正坐在炕沿上喝茶，两人的目光碰在一起，他赶紧把头低下去。

我又去找村支书，他坐在办公桌后，手指敲着桌面：“你爸当初不配合工作，现在村里没人愿意出面，我也没办法。要不你找外面的殡葬队？就是贵点，得花万把块。”万把块——那是我在超市打半年工的工资，我连给父亲买香烛的钱都要借，哪还有能力找殡葬队？

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敲了十几家门。发小家的门虚掩着，我推开门，看见他躲在门后，只露出半张脸：“我妈不让我去，说怕得罪人。”他的声音很小，却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小时候我们一起在菜地里偷瓜，父亲还总把最大的西红柿给他，可现在，他连露个面都不敢。

回到家时，母亲正坐在灵堂前哭，眼睛肿得像核桃。她看见我空着手回来，哭声更响了：“你爸这辈子老实巴交，咋就落得这个下场？连个抬棺的人都没有……”我抱着母亲，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落在她花白的头发上。就在这时，院门口传来脚步声，抬头一看，是村里的老光棍李大爷。

他手里攥着一沓皱巴巴的零钱，有10块的、5块的，甚至还有1块的，他把钱塞到我手里：“孩子，这500块你拿着，是我攒的低保钱，不够我再去借。你爸是个好人，去年我生病，是他背我去的医院，这忙我必须帮。”说着，他撸起袖子，露出胳膊上的旧伤疤：“我再去叫上我那两个远房侄子，虽然人少，但总能把你爸送下地。”

那一刻，我看着李大爷满是皱纹的脸，突然觉得心里暖了一块。李大爷无儿无女，平时在村里没人待见，是父亲总接济他，给他送自家种的蔬菜，帮他修漏雨的屋顶。原来，父亲种下的善因，终究有人记得。

第二天出殡时，天上飘起了小雨。李大爷带着他的两个侄子来了，加上我和母亲的远房表哥，凑够了八个人。他们抬起棺材，脚步有些踉跄，却走得很稳。院墙外的人还在看，只是没了之前的嬉笑声，有人悄悄往后退了退，给我们让开了一条路。

走到村口时，我回头望了一眼自家的菜地，绿油油的豆角藤还在架上爬着，只是再也没人去摘了。后来我才知道，就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天，村支书已经带着人把地给量了，补偿款也打在了村里的集体账户上，只是没人告诉我——他们早就笃定，没了父亲，我迟早会妥协。

安葬好父亲后，我带着母亲去了镇上租房子住。临走前，我去了父亲的菜地，摘了一把还没成熟的西红柿，装在父亲生前用的布兜里。坐在去镇上的公交车上，母亲突然说：“你爸要是知道有人愿意帮他抬棺，肯定会高兴的。”我点点头，把脸贴在布兜上，西红柿的清香里，似乎还带着父亲的味道。

后来听说，村里的物流园盖到一半就停工了，开发商卷着补偿款跑了，那些签字卖地的人没拿到钱，也没了工作。堂叔曾托人给我带话，想让我回村帮着维权，我没应——不是记恨，是知道有些底线，一旦丢了就捡不回来了。

每年清明我回村给父亲上坟，都会去看李大爷，给他带些镇上买的点心。他总拉着我去村口的老槐树，说：“你爸当年就在这树下帮我修过三轮车。”风穿过槐树叶，沙沙响，像父亲在说话，又像在告诉我：善良从不会白费，就算全世界都冷眼，总有一束光会照过来。

来源：聪颖雪碧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