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翅一元还便宜?鲁迅远超克五,吃遍京沪大饭庄子,纵享美食名菜

B站影视 港台电影 2025-10-12 22:19 2

摘要:风还挺大,一位个子不高、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进了牙医徐景文的诊所。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是1923年的一个下午,北京王府井。

风还挺大,一位个子不高、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进了牙医徐景文的诊所。

他穿得整整齐齐,西装外套系得很严,左手却一直捂着脸。

脸色不太好看,像是熬了几夜没睡。

他递给医生一张纸,干脆利落地说:“补四颗牙,再拿一瓶漱口水。

徐医生接过纸看了一眼,说:“得花四十七块银元。

男人点点头,没还价。

这人就是鲁迅。

四十七块银元。

那会儿北京一位三等巡警月薪也就五六块,祥子拉半年车也未必挣得出来。

而鲁迅,花这钱就像买份早点一样干脆——因为牙疼实在折磨人,而他也确实出得起。

但谁能想到,让他牙疼到半夜睡不着的罪魁祸首,就是他自己最舍不得戒的那些糖。

说起来也怪,那几年他一边频繁跑牙医诊所,一边在日记里偷偷写下:“夜间,又将藏着的柿霜糖吃了一大半。”吃完牙疼得不行,第二天又去补牙。

就像一场没完没了的拉锯战。

可这事儿要往前倒,还真不是简单的嘴馋那么回事儿。

鲁迅不是普通人。

他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进士,父亲也在仕途中混得不错。

可是后来出事了,祖父牵扯进科举舞弊案,被革职查办,家道一落千丈。

但那种“家道中落”跟“家徒四壁”可不是一回事。

周家的大宅子卖出去就换了一万两千块银元,换句话说,得让一个普通人干上两百年。

所以即使没了官职,鲁迅小时候依然能念上最好的私塾,后来又进了江南水师学堂,还远赴日本留学。

这些经历,成了他后来人生的根基。

他回国后进了北洋政府教育部,职位不高不低,叫“佥事”,月薪两百银元。

可这还不算啥,他的稿费才是真正的“大头”。

那几年,《新青年》《语丝》《晨报副刊》这些刊物都抢着用他的稿子。

千字三十银元,按现在的说法,差不多是“人形印钞机”。

而且他还据理力争,要求标点符号也得算字数。

算上版税、讲课费、研究院津贴,他一年能挣一万块银元。

这笔钱放在当时相当惊人。

比如说,给祥子置办一百辆洋车,绰绰有余。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生活并不拮据,甚至可以说相当讲究。

吃饭这件事,尤其认真。

1912年,他刚到北京,第三天就坐着洋车去了宣武门外的“广和居”。

那是“八大居”之首,清末民初的老牌饭庄,官员、文人、名伶都爱去。

他点的菜也不含糊:火爆腰花、干炸丸子、三不沾……每道都是招牌。

后来他在北京住了十四年,日记里记录的饭馆有六十五家。

大饭庄、小馆子、街头小吃,只要是有名的,他基本都去过。

有时候一顿饭能点上五六个硬菜,红烧鸭肝、扒乌参、罗汉大虾……全是荤的。

他特别爱吃绍兴菜,尤其是清炖鱼翅。

这道菜看着清淡,其实工序复杂,要用鸡汤火腿汁小火慢炖。

他说一大盘只要一块银元,物美价廉。

可那时候一块银元,是普通人家小半个月的伙食费。

他还专门请了个绍兴厨子到家里,每顿饭都要配上一点花雕酒,还得是玫瑰花泡的。

每天晚上,饭后喝点酒、吃点甜食,成了习惯。

有时候是萨其马,有时候是玫瑰酥糖,偶尔也来点巧克力。

可这习惯也真要命。

几年下来,牙坏得厉害。1923年到1926年,他在徐景文那儿治了十八次牙,后来又换了个牙医,继续治。

光是日记里明确记下的花费就有七百六十二块银元。

差不多是一套四合院的三分之一。

可他还是戒不掉。

有一次,他牙疼得整晚没合眼,天一亮就去找牙医。

回来路上路过临记洋行,还是没忍住,进去买了两斤甜食,边走边吃。

还有一次,他在去买萨其马的路上摔了一跤,膝盖破了,也没先找药房,而是先把点心买到手。

那时候他已经不在教育部了。1925年,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教育总长章士钊革职。

他不服气,把章和教育部一起告上法庭,最后还真赢了官司,拿到赔偿。

之后他去了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做教授。1927年搬到上海,住在虹口区的一栋三层小楼里。

楼上住人,楼下有厨房和书房。

他又请了个本帮菜大厨在家掌勺,家里还有两个保姆。

可就算家里饭菜再讲究,他也舍不得放弃外面的饭馆。

在上海的九年,他日记里提到的大型餐馆有七十五家。

陶乐春、知味观、聚丰园、功德林……这些名字,今天在老上海人口中依然熟悉。

他最常去的是陶乐春,一家川菜馆。

他不怕辣,连梅干菜扣肉都要加点辣椒。

有一次林语堂请他吃饭,一桌人都辣得直冒汗,他还吃得津津有味。

有意思的是,他不仅自己吃,还经常给外国朋友推荐好吃的。

把叫花鸡推荐给日本人内山完造,把桂花糖糕推荐给爱尔兰人萧伯纳。

有时候还带他们一起去吃,边吃边聊。

到生命的最后几年,鲁迅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

可只要还能站起来,他就不肯躺着。1936年夏天,天气闷热,他已经病得很重了。

可他硬是撑着去了南京路的“陶陶居”,请几个朋友吃饭。

他知道,这顿饭可能是告别。

那次之后,他再也没去过那家餐馆。

参考资料:

朱正,《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陈漱渝,《鲁迅年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施蛰存等,《鲁迅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来源:乌龙笑谈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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