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前不久，一位老友问我：“1936年宋庆龄写给鲁迅的那封信，现在看到有两封，到底哪封是真的啊？”我说：“两封都是真的啊！”原来，这位朋友是看到有人写文章考辨这两封信的真伪，结论是一封横版的是1949年以后写的，遣词造句、书写形式、标点符号都不太像1936年的用法
前不久，一位老友问我：“1936年宋庆龄写给鲁迅的那封信，现在看到有两封，到底哪封是真的啊？”我说：“两封都是真的啊！”原来，这位朋友是看到有人写文章考辨这两封信的真伪，结论是一封横版的是1949年以后写的，遣词造句、书写形式、标点符号都不太像1936年的用法，可能靠不住，所以引起了他的困惑。我想，这事说起来确实有点不同寻常，也难怪他会一脸困惑。
事情起于1936年3月初。当时上海还是早春天气，乍暖还寒。2日下午，鲁迅出门，到二三百米外溧阳路自己的藏书室去翻了一下午的书。那个房间虽然朝南，但却是个阴冷的处所，一下午待下来，鲁迅着凉了，随后就发病了：主要症状是气喘难耐，后来知道是气胸小发作。但他还是硬撑着写作。3月23日，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另一位美国共产党人格兰尼奇带着鲜花来拜访鲁迅，还带来了宋庆龄的问候和茶叶及糖果等。但鲁迅的病情却一直反复迁延不愈。到5月间实在支撑不住，就开始找须藤医生治疗，此后一直发烧，到5月底，须藤给他注射了一支强心剂，却有些好转了。5月31日，史沫特莱和茅盾找了美国医生托马斯·邓来给鲁迅诊治，医生说情况很严重，恐怕撑不过年，史沫特莱当场就泪崩了。大概过了几天她见到宋庆龄，就把这情况说了。宋庆龄一听也急了，当时她因为割治盲肠炎正在恢复中，但不顾病体立马给鲁迅写信，用恳求的口吻强烈建议他立即住院治疗，而且上升到中国革命的高度来看待：“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宋庆龄对鲁迅生命的意义理解的深度非比寻常。
鲁迅日记没有记载这封信，因为那时候鲁迅已经病得无法坚持写日记了。但最迟第二天鲁迅就应该会收到信了。不过，鲁迅还是没能进医院治病。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因为他既离不开左翼文化阵地，而且他还是个通缉犯，去医院意味着自我暴露，是危险的。但是他肯定对宋庆龄的来信非常感动。鲁迅逝世后，1937年10月许广平发表了《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一文，讲述了事情的过程，并以“促鲁迅先生就医信”为题全文公布了宋庆龄致鲁迅信，还摘录了鲁迅病重期间从5月15日到7月5日的日记。这件事由此广为人知。人们在为宋庆龄对鲁迅的深切关心和深厚感情所感动的同时，也对两人的伟大情怀深为敬佩。
但是，为什么后来出现了第二封信呢？
原来，1956年上海市政府在虹口公园建造了鲁迅纪念馆新馆，在布设鲁迅生平陈列时，需要展出这封信。但是他们却找不到这封信。情急之下，他们给宋庆龄去信，请她根据已经发表的那封信重新书写一下供展出。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原负责人杨兰写的《深情的关怀——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上海鲁迅纪念馆》中说：“1956年新馆建立，鲁迅生平陈列重新布置。为体现宋庆龄同志对鲁迅病情的关切，拟陈列宋庆龄1936年恳请鲁迅住院治疗的亲笔信，但当时这封信的原件没有找到（现已发现原件存北京鲁迅博物馆），我们就恳请宋庆龄同志重写一封，她即欣然根据史料记载又重新书写了她1936年6月5日致鲁迅的信。”（《上海鲁迅研究》第五辑，1991年9月）所以，上海鲁迅纪念馆最初展出的宋庆龄《促鲁迅先生就医信》手迹不是她当初写的那封信，而是1956年重抄的信（下图）。
在上海鲁迅纪念馆1990年编印的《四十纪程》中的《上海鲁迅纪念馆大事记》中1956年项下记载：“本年，宋庆龄应本馆之请，根据记载重写她1936年6月5日致鲁迅信。”这里的“根据记载”，就是指1937年许广平公布的宋庆龄书信和她的说明。但是，具体的重抄时间并没有很精确的记录，所以《大事记》的记载是“本年”。
但是，想不到这却是一个乌龙事件。后来原信（下图）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发现了！其实这封信本来在上海收藏的几率就比较低，因为1950年许广平在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时候就把大部分藏书和书信运去了北京，但北京鲁迅博物馆是1956年10月才正式建成，所以上海馆找这封信的时候，北京馆还没有正式成立，那么找不到也就很自然了。后来原信找到了毕竟是好事。这样一来，就成了上海馆和北京馆各藏一封内容基本相同的信了。所以，最终的结论是：我的朋友看到的这两封信都是真的！只不过前后隔了20年，后信按照重抄时的表达习惯略有修饰，也是合理的。
但是还有问题。首先是：这信究竟是谁执笔的？按照鲁迅博物馆研究员杨燕丽的描述：“这封信写在高21厘米，宽28厘米的道林纸上，是1936年当年的原信，由宋庆龄口述，她的秘书写成。最下边的签名为宋庆龄的笔迹。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1956年宋庆龄又重抄了此信，个别文字作了修饰。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保存的宋庆龄的来信》，载《从鲁迅遗物认识鲁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7页）据作者告知，“由秘书写成”的说法，是许广平当年在移交时告知的。但许广平没有说1956年重抄的信，是不是秘书所抄。她又何由知道是秘书所写呢？这不免让我疑惑。如果对两信加以比较，却可以发现两信正文的笔迹基本一致！虽然前信字迹更工整，后信相对草一些，但是笔迹风格却相当接近。前信的正文用笔似乎是钢笔而签名用笔似乎是蘸水笔，而后信则似乎全文都是用的蘸水笔。尽管如此，还是能看出两信正文的笔迹出自同一人。能满足这个条件的秘书，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黎沛华（1899—1972）。她是广东番禺人。1916年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1932年由何香凝推荐到宋庆龄身边做中文秘书，她为宋庆龄处理过很多中文文件，一直到1960年代中期才离开宋庆龄。所以两信均由黎沛华执笔再由宋庆龄签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比对了黎沛华的笔迹，却发现她的字体风格与此信明显不同，笔迹更加老练紧致。再看正文和签名笔迹，虽然用笔有差异，但笔迹并无违和感，看1956年重抄的信，也是从正文到签名一气呵成的。因此也不能完全排除正文和签名都是宋庆龄本人笔迹的可能性。
其次，重抄的信为什么要对个别文字作修饰呢？按照绍兴鲁迅纪念馆的陈孜颖的看法，是因为到了五十年代，随着时代氛围的改变，表达用语、书写形式、标点符号等都在改变，所以后面这封信显然更符合1950年代的表达方式（《革命的情谊——宋庆龄致鲁迅书信考辨》，载《绍兴鲁迅研究专刊》，2022年）。但是，这些小变化并不能改变此信情真意切的情感色彩。这封前后相隔20年写了两次的书信，真切地见证了宋庆龄对鲁迅的深厚战友之情。
来源：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