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名字越贱，命越硬，好养活。我爹娘在我记事前就去了南边，再没回来，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那年我十一岁，属狗，大名叫林和平，小名叫狗剩。

我们村里，叫狗剩、铁蛋、黑娃的，能凑一个加强排。

名字越贱，命越硬，好养活。我爹娘在我记事前就去了南边，再没回来，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这名字，挺配我。

1958年的夏天，热得邪乎。

村里的大喇叭整天放着“赶英超美”的歌，大人们的眼睛里，也都烧着一团火。

那火，能炼钢，也能把人烧成灰。

我们红旗人民公社三大队出事，就是在一个这样的下午。

我正赶着队里那几头宝贝得不行的黄牛往回走，远远就看见大队部那几间青砖瓦房门口，围了一大圈人。

乌泱泱的，跟炸了窝的蚂蚁似的。

空气里有种焦躁不安的味道，混着汗臭和尘土，呛得人鼻子发酸。

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年代，一堆人聚在一起，要么是开批斗会，要么就是出了天大的事。

我把牛赶进牛棚，拴好，悄悄地踮着脚，从人群的缝隙里往里钻。我人小，身子又瘦，跟条泥鳅似的，没一会儿就挤到了最前面。

一眼，我就看到了陈望德，我们队的会计。

他被人围在中间，脸白得像墙上刚刷的石灰。

他平时是个极体面的人，就算下地，那身蓝布褂子也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头发用刨花水抹得油光锃亮，一丝不苟。手里不是夹着笔，就是抱着他那个用油布包着、比命还重要的账本。

可现在，他头发乱了，上衣的扣子也崩掉了一颗，露出的锁骨瘦得扎眼。

他整个人，像一棵被雷劈了的树，外面看着还立着，芯子已经空了。

“陈望德！你再给我想想！那本账到底去哪儿了！”

说话的是我们大队书记，张爱国。

他是个黑脸膛的汉子，当过兵，嗓门跟打雷一样。他一瞪眼，村里最能撒泼的婆娘都得矮半截。

张书记指着陈望德的鼻子，唾沫星子喷得老远。

“全大队三百多口人，一年的工分，一年的口粮，全在那本账上！丢了？你跟我说丢了？！”

“我……我不知道……”

陈望德的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哆哆嗦嗦的，带着哭腔。

“早上还在……开会的时候，我还拿出来算过的……下午就……”

人群里立刻嗡嗡地炸开了锅。

“天爷嘞！账本丢了？”

“那我们今年的活不是白干了？”

“我家可是指着那点工分换救命粮的啊！”

我听得心里发紧。

工分，在那个时候，就是命。一分，能换多少粮食，多少布票，都记得清清楚楚。没有账本，就等于所有人这一年的汗水，全都白流了。

“是不是你监守自盗，想贪污？”人群里，不知道谁尖着嗓子喊了一句。

这一声，像一滴水掉进了滚油锅。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都变成了刀子，扎在陈望德身上。

“对！肯定是他！”

“平时看他穿得人模狗样的，原来憋着坏水！”

陈望德的身子晃了晃，嘴唇已经没有一丝血色。

他抬起头，眼睛里是一种绝望的、空洞的茫然，扫过一张张愤怒又熟悉的面孔。

“我没有……我一分钱都没拿过队的……我没有……”

他的辩解，无力得像风里的落叶。

我心里难受得不行。

陈叔不是那样的人。

村里人都说我命硬克亲，没人愿意搭理我。只有陈叔，每次在路上碰到，都会冲我笑笑。

有一回，我放牛回来晚了，饿得眼冒金星，缩在村口的大槐树下。

是陈叔路过，从兜里掏出一块地瓜干，塞到我手里。

那块地瓜干，硬得能硌掉牙，但甜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还摸着我的头说：“狗剩，好好活着，活着就有指望。”

这样一个人，会贪污？我不信。

张书记显然也不完全信，但他更急。

公社明天就要来人核账，要是交不出来，他这个大队书记的帽子，也得跟着一起丢。

“把他先关到柴房里！让他好好想想！”

张书记一挥手，两个民兵立刻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陈望德。

“不！我不去！账本找不到，我就是跳了门前的井，也说不清了！”

陈望德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气，猛地挣脱开，像疯了一样就往大队部门口那口老井冲过去。

“我死了，就清白了！”

人群发出一声惊呼，乱成一团。

我吓得心跳都停了。

那口井，黑洞洞的，夏天站在井边都觉得冒凉气。村里人都说，掉下去就捞不上来了。

说时迟那时快，张书记一个箭步冲上去，从后面死死抱住了陈望德的腰。

“你个熊玩意儿！死能解决问题吗？！”

张书记力气大，陈望德被他箍住，动弹不得，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瘫了下去，趴在井沿上，放声大哭。

那哭声，不像个大男人，倒像个迷路的孩子，充满了无助和恐惧。

“我的账本……我的命啊……”

我看着他抖动的肩膀，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胀。

人群渐渐散了，人们一边走一边议论，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担忧和幸灾乐祸。

只有我，还站在原地，看着被架进柴房的陈叔，看着张书记铁青着脸，一脚踹翻了院里的一个破板凳。

天边的晚霞，烧得像血一样。

我得帮陈叔。

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猛地发了芽。

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那个给我地瓜干的人，就这么完了。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草棚里闷热，蚊子嗡嗡地叫。我脑子里，全是陈叔那张惨白的脸，和他绝望的哭声。

他被关在柴房里，不知道怎么样了。

我悄悄爬起来，借着月光，溜出了家。

大队部静悄悄的，只有柴房的门缝里，透出一点微弱的油灯光。

我像只猫一样，凑到窗户底下。

窗户很高，我够不着，就搬来一块石头垫在脚下，小心翼翼地探出半个脑袋。

柴房里，陈叔坐在地上，背靠着一堆干柴，一动不动，像个泥塑。

他面前的地上，放着一碗黑乎乎的窝窝头和一碗水，一口都没动。

油灯的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的阴影，让他看起来又老了十岁。

他嘴里一直在念叨着什么。

我屏住呼吸，仔细听。

“……从场院到大队部……从大队部到食堂……然后就回来了……路上……路上……”

他在一遍遍地回忆自己今天的路线。

我心里一动。

对啊！账本那么大一个东西，不可能凭空消失，肯定是掉在什么地方了！

只要顺着陈叔走过的路找一遍，说不定就能找到！

这个想法让我激动起来。

我感觉自己像个话本里要去破案的大侠，浑身充满了力量。

天一亮，我就行动了。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知道，这事儿告诉大人，他们只会把我赶走，骂我多管闲事。

我得自己来。

我一边赶着牛，一边在脑子里规划路线。

陈叔今天走过的地方：场院，大队部，食堂。

这三点一线，是村里最主要的路。

我决定从场院开始。

那时候正是大炼钢铁的时候，村东头的场院上，搭起了一座土高炉，日日夜夜烧着火。

地上乱七八糟，到处是矿石、焦炭，还有家家户户献出来的废铁。

我想，账本那么金贵的东西，陈叔肯定是用他那个宝贝油布包包着的。油布是黄色的，在这一片灰黑里，应该很显眼。

我把牛拴在远处的树上，让它们自己吃草，然后一头扎进了场院。

我像一只觅食的小狗，低着头，一寸一寸地搜寻。

高炉的热气烤得我脸颊发烫，脚下的煤渣硌得我脚底板生疼。

我翻开一块破铁锅，掀起一堆烂草席，甚至把一个废弃的鸡笼都给倒了过来。

没有。

除了灰尘和垃圾，什么都没有。

一个上午过去了，我一无所获，累得满头大汗，灰头土脸。

中午，我没心思回家吃饭。

我跑到食堂。

食堂里，人们正排着队打饭，今天吃的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

大家一边喝着糊糊，一边还在讨论陈叔的事。

“听说了吗？张书记给陈望德下了最后通牒，今天天黑前再找不到，就把他送到县里去！”

“送到县里？那不就成了坏分子了？这辈子都完了！”

“活该！谁让他不小心！”

我端着我的那份玉米糊糊，躲在角落里，听得心惊肉跳。

天黑前……

时间不多了。

我匆匆喝完糊糊，顾不上烫嘴，又开始在食堂周围转悠。

食堂后面是猪圈，臭气熏天。我想，陈叔那么爱干净的人，应该不会来这里。

但万一呢？

我捏着鼻子，在猪圈外面的烂泥地里找了一圈。

几只猪哼哼唧唧地看着我，好像在嘲笑我的愚蠢。

还是没有。

从食堂到大队部的路，是一条黄土路，两边是半人高的野草。

这条路，我每天放牛都要走好几遍，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我把速度放得很慢很慢，眼睛像鹰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路边的草丛，我都用手扒拉开，仔细看。

一块红色的碎布头，让我心跳加速，捡起来一看，是哪个姑娘丢的手帕。

一个黑色的瓦罐碎片，让我想象了半天，也不像油布包。

太阳慢慢偏西，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

我的希望，也随着太阳的下沉，一点点地被吞噬。

难道，真的找不到了吗？

难道，陈叔真的要被送走了吗？

我拖着疲惫的步子，走回大队部。

大队部门口，一个人都没有。那口老井，在夕阳下，显得更加阴森。

柴房的门，还紧紧地锁着。

我不知道陈叔在里面怎么样了。

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只是个十一岁的孩子，我能做什么呢？大人们都找不到，我怎么可能找到。

我坐在大队部对面的石碾子上，抱着膝盖，看着天边的火烧云发呆。

牛棚里，传来了老黄牛“哞哞”的叫声。

它是在催我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准备去给牛添点草料。

就在我转身的一刹那，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我的脑海。

牛棚！

我怎么把牛棚给忘了！

陈叔每天都会去牛棚转一圈。

他说，牛是咱们农民的宝，比人还金贵。

他每天都会去看看牛的吃喝，看看有没有生病。

今天早上，他肯定也去了！

我的心，“怦怦”地狂跳起来。

牛棚里光线很暗，混杂着干草、牛粪和牲口身上的味道。

队里一共五头牛，都是我的伙伴。尤其是那头最老的老黄牛，我跟它最有感情。

它脾气温顺，我小时候还骑在它背上玩过。

我冲进牛棚，第一眼就看向老黄牛的那个角落。

那里有一个给它单独准备的石槽，里面放着切碎的精料。

陈叔最宝贝这头老黄牛，说它为队里干了一辈子活，老了，该享享福了。

我跑过去，把石槽里的草料全都扒拉出来。

没有。

我不甘心，又跪在地上，往石槽底下看。

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清。

我把手伸进去，在冰凉的石板和潮湿的泥土之间摸索。

我的指尖，触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

不是石头，不是泥块。

那触感，有点像……油布！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用尽力气，把那个东西拽了出来。

借着从门外透进来的微光，我看到了。

一个黄色的、方方正正的油布包，上面还沾着几根草屑。

是它！

就是它！

我激动得差点叫出声来，赶紧用手捂住嘴。

我抱着那个油布包，感觉自己抱住了全世界。

我找到了！我真的找到了！

陈叔有救了！

我甚至能想象到，陈叔看到账本时，会是怎样的表情。

他会哭吗？还是会笑？

他会不会再摸摸我的头，夸我一句“好孩子”？

我来不及多想，抱着账本就往外冲。

我得赶紧把它交给张书记！

我一口气跑到大队部，院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看到张书记正和几个大队的干部在院子里抽烟，一个个愁眉不展。

“张书记！”

我扯着嗓子喊了一声。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

张书记看到我，眉头皱得更紧了：“狗剩？你个小娃子，来这儿干啥？去去去，一边玩去！”

“我……”

我把怀里的油布包举得高高的，因为跑得太急，上气不接下气。

“我……我找到了！”

张书记愣住了。

院子里所有人都愣住了。

空气仿佛凝固了。

张书记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油布包，眼睛里先是疑惑，然后是震惊，最后是狂喜。

他一个箭步冲过来，一把从我手里夺过油布包。

他的手都在抖。

他颤抖着解开绳子，打开油布，露出了里面那本熟悉的、蓝黑色封皮的本子。

本子的一角，有点被牛的口水浸湿了，微微有些卷曲。

但那熟悉的三个大字——“账务簿”，在夕阳下，清晰无比。

“找到了……真的找到了！”

张书记的声音都变了调，他拿着账本，翻来覆去地看，像是看一件失而复得的绝世珍宝。

“好小子！好小子！”

他突然转过身，一把抱住了我，用他那长满胡茬的下巴，在我脸上狠狠地蹭了一下。

“你可是救了全大队三百多口人的命啊！”

旁边的人也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问我。

“狗剩，你在哪儿找到的？”

“真是神了！我们找了一天都没找到！”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搞蒙了，只是傻傻地笑。

“在……在牛棚，老黄牛的食槽底下。”

“牛棚？”

大家面面相觑，然后爆发出哄堂大笑。

“我就说嘛！陈会计那个人，丢了魂，都不会丢了账本！”

“肯定是去看牛的时候，顺手放在那儿，一忙就给忘了！”

张书记笑得最大声，他拍着我的肩膀，力气大得让我龇牙咧嘴。

“走！跟我去见陈望德！”

他拿着账本，拉着我，大步流星地走向柴房。

“拿钥匙来！快！”

一个民兵飞奔着去取了钥匙。

“哗啦”一声，锁开了。

柴房的门被猛地拉开，外面灿烂的晚霞一下子涌了进去。

陈叔还坐在原来的地方，听到动静，他缓缓地抬起头，眼睛因为长时间在黑暗里，被光刺得眯了起来。

他看到了张书记，看到了我，看到了张书记手里高高举着的账本。

他的眼睛，瞬间就直了。

他像是没看清，使劲地揉了揉眼睛，然后伸出颤抖的手，指着那个账本。

“账……账……”

他想说什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

“找到了！”

张书记把账本拍在他面前。

“你个糊涂蛋！掉牛棚里了！是狗剩给你找回来的！”

陈叔的目光，从账本上，慢慢地，慢慢地移到了我的脸上。

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睛里，先是难以置信，然后是巨大的、无法言说的激动。

下一秒，两行浑浊的眼泪，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毫无征兆地滚落下来。

他没有哭出声，只是无声地流着泪。

那眼泪，流过他憔悴的脸颊，滴落在他破旧的衣襟上。

他看着我，想对我笑一下，可是嘴角刚刚牵动，就变成了咧嘴要哭的表情。

他就那么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着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周围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

我只看得到他弯下去的、瘦削的脊背。

那个平时在我们面前永远挺得笔直的、体面的陈会计，在那个傍晚，为一个十一岁的放牛娃，弯下了他的腰。

我的眼泪，也一下子涌了出来。

从那天起，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他们不再叫我“克亲的狗剩”，而是喊我“小英雄和平”。

走在路上，总有婶子大娘往我兜里塞个煮鸡蛋，或者一把炒花生。

张书记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给我戴了一朵大红花，还奖励了我十个工分。

十个工分！

那可是壮劳力干好几天才能挣到的。

我成了村里的名人。

但我最高兴的，不是这些。

是陈叔。

他从柴房出来后，大病了一场。

等他好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

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家。

他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桌上点着一盏明亮的煤油灯。

陈婶给我端来一碗香喷喷的鸡蛋羹，上面还滴了麻油。

我长这么大，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陈叔就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脸上一直带着笑。

等我吃完了，他从里屋拿出一个东西。

是那个账本。

他又拿出一支笔，一张纸。

他在纸上，一笔一划地写下两个字。

“和平。”

“这是你的名字。”

他指着那两个字，看着我，目光温和又郑重。

“狗剩，叔没什么好报答你的。你要是不嫌弃，以后每天晚上，就来叔这儿，叔教你认字，教你算术。”

我愣住了。

认字？

在那个年代，村里能认全自己名字的人，都掰着指头数得过来。

对我这样的放牛娃来说，认字，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我……我行吗？”我结结巴巴地问。

“行！怎么不行！”

陈叔的语气斩钉截铁。

“你这么聪明，肯定行！咱们就从这本账本开始学。”

他翻开那本差点要了他命的账务簿。

“你看，这个字，念‘工’，做工的工。这个字，念‘分’，工分的分。”

“这个，是‘粮’，粮食的粮。”

“这个，是‘人’，人民的人。”

灯光下，他指着账本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一个一个地教我。

那些冰冷的、代表着汗水和生存的数字、符号，在他的讲解下，仿佛都有了生命。

我学得很快。

我的脑子，好像突然开了窍。

那些曾经在我看来像天书一样的方块字，一个个地，都跳进了我的脑子里，再也忘不掉。

每天放完牛，我最期待的，就是去陈叔家。

那盏小小的煤油灯，成了我童年里最亮的光。

我不仅学会了认字，还学会了算术。

陈叔教我用算盘，那噼里啪啦的算盘珠子，在我手里，也渐渐变得听话起来。

他常说：“和平，人可以穷，但心里不能穷。心里有墨水，走到哪儿，腰杆子都是直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春去秋来，我从一个瘦小的孩子，长成了半大小子。

我不再是那个只会放牛的狗剩了。

我能看懂报纸，能帮队里记工分，甚至还能帮陈叔核对一些简单的账目。

陈叔的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

那次的事情，到底还是伤了他的元气。他时常咳嗽，人也越来越瘦。

但他教我的时候，眼睛里总是有光。

我十四岁那年，陈叔把我叫到床前。

他已经病得很重了，说话都费力。

他拉着我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熟悉的油布包。

“和平……叔……怕是不行了……”

他喘着气，把油布包塞到我手里。

“这个……以后就交给你了……”

我打开一看，里面除了那本旧账本，还有一本新的，和一个刻着我名字的印章——林和平。

“我跟张书记……说好了……让你接我的班……”

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油布包上。

“叔……”

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别哭……”

陈叔费力地抬起手，想像以前一样摸摸我的头，却只抬到一半，就落了下去。

“好好干……做个……有用的……人……”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消失在喉咙里。

那一年，我成了红旗公社三大队最年轻的会计。

我接过了陈叔的笔，他的算盘，和他那个比命还重要的账本。

我上任的第一天，张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拍着我的肩膀，说了跟陈叔一样的话。

“好好干，别辜负了望德的一片心。”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学着陈叔的样子，把账目记得清清楚楚，一笔一划，一丝不苟。

每到年底分粮的时候，看着社员们拿着我算出来的工分条，领到一年的收成，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时，我就会想起陈叔。

我想，这大概就是他说的，“做个有用的人”吧。

后来，恢复了高考。

我白天在队里干活，晚上就点着煤油灯，复习陈叔留给我的那些初中课本。

村里人都笑我痴心妄 posibilidades。

“一个会计，还想考大学？别做梦了！”

我没理他们。

我只记得陈叔说的，“心里有墨水，腰杆子就是直的”。

1977年，我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省城一所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是我们整个公社，第一个大学生。

走的那天，全村的人都来送我。

张书记握着我的手，眼睛红红的。

“好样的！和平！要是陈望德能看到今天，该有多高兴啊！”

我回头，望向村口那棵老槐树，望向那几间熟悉的青砖瓦房，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灯下教我认字的清瘦背影。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陈叔，我没有给您丢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县里的财政局工作。

我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步步做起，凭着扎实的业务能力和清白的操守，一直做到了局长的位置。

这些年，我经手的账目，数以亿计。

但我心里，永远记着那本改变了我一生的，三大队的账务簿。

它教会我的，不仅仅是数字，更是责任，是良心，是生而为人的底线。

退休后，我回到了那个生我养我的小村庄。

村子变化很大，盖起了新楼，修了水泥路。

大队部已经改成了村委会，那口老井，也早就填上了。

我出钱，在村里建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开馆那天，我给村里的孩子们，讲了我小时候的故事。

我告诉他们，有一个叫陈望德的会计，他用一本账本，为一个放牛娃，点亮了一盏灯。

“知识，是能改变命运的。”

我看着孩子们那一双双清澈明亮的眼睛，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而良心，是能决定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故事讲完，我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个用油布包着，已经泛黄变脆的蓝黑色封皮本子。

正是那本，1958年的账务簿。

我把它，和那本崭新的、空白的账本，还有那枚刻着“林和平”的印章，一起，郑重地放进了图书室的玻璃展柜里。

它们将永远留在这里，提醒着我，也告诉着后人。

在那个遥远的、激情又迷惘的年代，曾有过一个叫陈望德的普通会计，他用近乎偏执的认真守护着一本账，也守护着三百多口人的生计和希望。

也曾有过一个叫狗剩的放牛娃，他用最纯粹的善良和执着，拯救了一个人的性命，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展柜上。

我仿佛又看到了陈叔那清瘦的背影，听到了他在灯下温和的声音。

“和平，好好活着，活着就有指望。”

是啊，活着，就有指望。

只要心里那本账，永远是清白的。

岁月流转，我的人生也翻过了大半。

在县城安家落户，儿孙绕膝。我的孙子，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最喜欢缠着我讲过去的故事。

他总是不理解，为什么一本破本子，会那么重要。

“爷爷，不就是一本账吗？现在都用电脑了，丢了再做一个呗，至于要死要活的吗？”

他晃着我的胳膊，一脸的天真。

我摸着他的头，笑了笑。

我很难跟他解释清楚，在那个物资匮乏、精神紧绷的年代，一本记录着集体劳动成果的账本，承载的不仅仅是数字。

它是一份契约。

一份人与人之间，最原始、最脆弱，也最坚实的信任。

它是一个坐标。

在那个集体主义的汪洋大海里，每个人都能通过它，找到自己存在的位置和价值。

它更是一种人格。

对于陈望德那样的旧式读书人来说，账目的清晰与完整，等同于他人品的清白与正直。账丢了，就等于人格破产，比杀了他还难受。

这些，是活在信息时代的孩子，无法体会的沉重。

我决定带他回去看看。

车子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两旁的白杨树高大挺拔。

我指着窗外的一片片田野，告诉孙子：“你看，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爷爷小时候，就是在这儿放牛的。”

孙子好奇地问：“爷爷，那头老黄牛呢？就是你找到账本的那头。”

我的心，轻轻地颤了一下。

老黄牛啊……

它在找到账本后的第三年，就老死了。

队里的人都舍不得，张书记做主，没有把它卖给屠宰场，而是找了块向阳的山坡，把它埋了。

下葬那天，很多人都去了，包括我和陈叔。

陈叔抚摸着冰冷的牛身，叹了口气，对我说：“和平，它干了一辈子活，没享过什么福，是个好牲口。人啊，不能不如牲口。”

我当时似懂非懂，后来才慢慢明白，他是在教我，做人要懂得感恩和本分。

回到村里，我先去了陈叔的坟上。

坟头长满了青草，很干净，显然时常有人打理。

我摆上带来的水果和酒，默默地站了很久。

孙子在我身后，安静地陪着。

“爷爷，这位就是陈望德太爷爷吗？”

“是啊。”我轻声回答，“一个教了我一辈子怎么做人的人。”

接着，我带孙子去了村里的图书室。

图书室不大，但很明亮。一排排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几个孩子正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书。

管理员是个年轻的姑娘，是村里考出去又回来的大学生。她看到我，热情地打招呼：“林局长，您回来啦！”

我笑着摆摆手：“早就不是局长了，叫我林大爷就行。”

我领着孙子，走到那个玻璃展柜前。

里面的油布包，账本，印章，静静地躺在那里，被岁月染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

孙子把脸贴在玻璃上，仔细地看着。

“爷爷，这个本子……好旧啊。”

“是啊，”我感慨道，“它比你爸爸的年纪都大。”

我指着那本“账务簿”，给孙子讲。

“你看，这一页，记录的是王二麻子家，夏天修水渠，得了五个工分。”

“这一页，是李大娘家，交了三篮子鸡蛋，换了半斤盐。”

“还有这一笔，是奖励给一个叫‘狗剩’的小孩十个工分，因为他找到了这本账本。”

孙子“哇”了一声，眼睛亮晶晶的：“爷爷！那就是你呀！”

我点点头。

“对，那就是我。”

我看着那一行行工整的字迹，有些是陈叔写的，清秀瘦硬，有些是我后来接手后写的，稚嫩却认真。

那些数字和名字，不再冰冷。

我仿佛能看到王二麻子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背影，能听到李大娘拿到盐时满足的笑声，能感受到那个叫狗剩的孩子，戴上大红花时激动的心跳。

一本账，记录了一个村庄的呼吸和脉搏。

“后来呢，爷爷？”孙子追问，“你当了会计，是不是很威风？”

我摇摇头。

“不是威风，是责任。”

我给他讲了接手账本后的事。

那时候，我年纪小，很多人不服气。

有一次，一个在村里有点势力的懒汉，非说我给他记错了工分，少记了两分。

他在大队部又吵又闹，指着我的鼻子骂，说我毛都没长齐，肯定算错了。

当时我心里又气又怕，但我记得陈叔的话，腰杆子要直。

我拿出账本和计工分的底单，当着张书记和所有人的面，一项一项地跟他对。

“三月十五，挑粪，半天，一分。”

“四月初二，插秧，一天，两分。”

“……”

我一条条念，一条条算，最后用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

结果，一分不差。

那个懒汉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从那以后，再没人敢质疑我的账。

我也明白了，陈叔为什么那么看重账本的准确。

因为准确，就是公正。

公正，才能让人信服。

“爷爷，你真厉害！”孙子满眼崇拜。

我笑了：“不是我厉害，是这本账厉害。是‘道理’这两个字厉害。”

那天，我在图书室里，给孙子讲了很久很久。

从大炼钢铁，到人民公社。

从工分，到粮票。

从恢复高考，到改革开放。

我把自己的一生，都浓缩在了这本小小的账本里，讲给了他听。

孙子听得入了迷，时而惊呼，时而沉默。

我不知道他能听懂多少，但我知道，一颗种子，已经在他心里种下了。

关于诚实，关于责任，关于一个时代的记忆。

傍晚，我们要离开了。

村委会主任，也就是当年的张书记的儿子，小张书记，非要留我们吃饭。

我婉拒了。

临走时，他塞给我一个布包。

“林大爷，这是今年村里自己种的新米，您带回去尝尝。”

我打开一看，是雪白饱满的大米，散发着清香。

我的眼睛，有些湿润。

当年，我们为了几工分能换来的陈米，争得面红耳赤。

如今，这片土地，已经能长出这么好的粮食了。

车子缓缓驶出村庄。

我回头望去，夕阳的余晖，正洒在村委会那几间红砖房上，也洒在不远处的图书室上。

一切都那么安详、静谧。

那个喧嚣、狂热、也曾让人绝望的时代，已经远去了。

但有些东西，却永远地留了下来。

就像陈叔留给我的那本账。

它不再记录工分和粮食，却记录了一种精神。

一种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的，叫做“本分”和“良心”的东西。

回到家，我把那包新米，熬了一锅粥。

米香四溢。

我盛了一碗，递给孙子。

“尝尝，这是爷爷长大的地方，种出来的米。”

孙子喝了一口，眼睛一亮：“真香啊，爷爷！”

我笑着，也喝了一口。

香甜软糯，滑入喉咙，暖了整个身子。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夏夜，坐在陈叔家的煤油灯下，吃着那碗香喷喷的鸡蛋羹。

陈叔就坐在对面，微笑着看着我。

“和平，人可以穷，但心里不能穷。”

“好好干，做个有用的人。”

……

我这一生，都在努力践行着他的话。

我当过会计，做过局长，管过数不清的钱。

但我始终记着，我的第一任老师，是用一本差点丢了的账本，教我写下了“人”这个字。

一撇，一捺，要顶天立地，要对得起良心。

夜深了，孙子已经睡熟。

我独自坐在书房里，打开了电脑。

屏幕上，是我正在写的回忆录。

我敲下了一行字：

“谨以此文，献给我人生的启蒙老师，陈望德先生。”

窗外，月光如水。

我知道，无论世事如何变迁，科技如何发展，账本的形式或许会变，但账本里蕴含的“道”，永远不会变。

那就是，对每一个数字负责，对每一份信任负责，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这是陈望德会计，用他的一生，给我上的，最重要的一课。

也是我，想留给我的子孙后代，最宝贵的财富。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