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在受降实录里，看见历史中那些沉默的细节

摘要：在大多数人的记忆图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为终点。1945年8月15日，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在中国等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时任日本外相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图景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密苏里”号上的投降仪式为终点。1945年8月15日，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形式发布《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在中国等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时任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军方代表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签下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

然而，对于付出了巨大牺牲和代价的中国而言，她的胜利与尊严，是在其后一系列庄严而具体的受降仪式中被真正书写的。

何以为“证”

翻开《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实录》（以下简称《见证》），可以看到一份份严谨的历史文书，这些文献我们或有耳闻，但具体内容并未被大部分人所熟知，比如中美英发起的《波茨坦公告》、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都开罗签署的《开罗宣言》，还有日本政府向中国投降降书、记录着地点和日期的缴械清单。这些文件冷静而格式化的语言，成为宏大历史图景中最坚硬的基石。它们不容辩驳地见证了一个事实：那台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机器，在此刻已经彻底停止运转，并必须按照战胜国的指令，完成最后的解体程序。

许多历史细节在这些原始文书中得以窥见。当时，日本天皇裕仁向全国广播的《终战诏书》篇幅并不长，却处处可见遣词造句的精心设计。这份诏书主要由彼时的日本内阁书记官长与两位汉学家共同执笔，并经过内阁大臣的多轮修订，堪称日本天皇、内阁与高层秘书反复推敲的“集体之作”。细读诏书，通篇不见“投降”二字，亦无“战败”之词，仅以中性的“终战”喻示战争结束。文中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毫无反省之意，反而继续颂扬军国主义分子的武士道精神，甚至将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化为“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彻底暴露了裕仁天皇与日本政府企图篡改历史真相的政治图谋。此外，诏书还对盟军的军事行动横加指责，称“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辜，惨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将侵略者的身份与被侵略者的反抗倒置，混淆是非。死到临头之际，日本军国主义仍在狡辩“为东亚解放”，责怪“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

《见证》一书以简洁的笔触回顾了日本投降的全过程，并强调了两点关键认知：第一，整个进程先是日本乞降，而后盟国准降，这一次序不容颠倒；第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由美、英、中、苏四大国率先向世界公布，其后才有日本天皇播出所谓的“终战”诏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唯有服从，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

书中另一珍贵之处，在于收录了大量历史现场照片。如果说文字构筑了历史的骨架，那么这些影像，则是为历史注入了血肉与温度。从日本投降的新闻报道、各地军民欢庆胜利的场景，到军令部长徐永昌代表中国政府在受降书上签字的关键瞬间，每一张定格的画面，都是对文字记录最直观最有力的印证与补充。八十年后，它们依然能将那个时代的庄严、激越与屈辱、落寞，直接投射到读者心中，产生文字所不能及的震撼力。

一寸一寸，拾起尊严

由于历史资料的散佚与研究的不足，受降历史中的诸多细节并不为国人知晓。“受降”这一看似简单的行为，实则复杂且谨慎。

1945年9月9日9时，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用微微颤抖的手，分别在降书正副本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随后又从衣袋中取出圆形图章，郑重盖于名下。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瞬间，也是全体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庄严时刻。那一天，古城南京处处旌旗招展，好似披上节日的盛装。

关于受降地点的选定，书中也提供了清晰的脉络。历史的坐标几经流转——从江西的玉山、上饶，到湖南的芷江，最终定格于江苏南京。这座曾饱经创伤的民国首都，在反复商讨与抉择后，被赋予了见证胜利与终结战争的最终荣光。而芷江，虽与最终的签字典礼失之交臂，但它见证了洽降仪式，同样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此后，中国战区的受降工作正式展开，共划分为长沙、广州、汉口、北平等16个受降区、100处缴械点。在山东，受降仪式举行的12月27日正是济南沦陷8周年纪念日。仪式结束后，受降主官李延年挥笔题写“我武维扬”四个大字，至今保存在山东省图书馆“奎虚书藏”楼。纵观各地受降，从宪兵的严格选拔、会场的庄重布置，到各方入场顺序的精心设计，都体现出对政治仪式的高度重视。也正是在这一系列严谨的规则之中，那些曾被践踏的民族尊严，被一寸一寸、一遍一遍地重新拾起、确认与重塑。

在这里，有一支英雄队伍不得不提。抗战期间，鲁南地区活跃着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鲁南军区铁道大队，也是“铁道游击队”的原型。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三天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竟下令，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对其他武装可“行使自卫武力”。

此令一出，本应缴械的日军非但未立即投降，反而拒绝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交出武器。11月的一个深夜，龟缩于临城的千余名日军乘坐列车企图南逃。铁道大队果断出击，炸毁沙沟站南韩庄段铁路，同时破坏临城站南线，将日军围困于沙沟一带。陷入孤立无援、饥寒交迫的绝境后，日军终于乞降。

1945年12月1日，一千多名日军向不足百人的八路军铁道游击队正式投降。而此次日军向地方游击队缴械投降之举，在国内抗战史上十分罕见。这段传奇，至今闪耀着信念与勇气的光辉。

永远值得铭记的一刻

《见证》一书以其宏阔的视野还原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的历史全景。只有目睹那些堆积如山的武器被收缴，那些曾经骄横的侵略者垂首认降，我们才能真正丈量出从“九一八事变”的烽火到南京受降的礼炮之间，中华民族所跨越的究竟是怎样一道血与火的深渊。

在那些决定民族命运的宏大仪式背后，更动人的还有那些普通人的身影。他们是这幅历史画卷中最真实、最温润的底色。例如，负责南京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会场警戒工作的赵振英，晚年回忆起“我是当时全场唯一能自由行动的人”时，仍然有些掩不住的骄傲与得意。又如，从记者黎秀石在“密苏里”号上发回的文字报道中，可以感受到盟军誓血前仇的坚毅信念与胜利后扬眉吐气的心情。这些常被宏大叙事忽略的“小人物”，以其鲜活的感受提醒着我们：胜利是由无数个体的牺牲与期盼共同铸就的，历史的洪流最终要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人身上。

因此，如今回望这段历史，在民族尊严之外，也要看到个体尊严。受降仪式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胜利，更是为千千万万个在战争中失去家园、亲人乃至生命的普通人，所讨回的一份庄严公道。它告诉我们，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福祉休戚相关，唯有国家有主权、民族有尊严，其中的个体才有真正的安全与荣光。

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而是无数先烈的生命和整个民族的苦难换来的宝贵成果。受降的那一刻虽然短暂，却值得永远铭记。受降书上那些斑驳的签名，照片中那些肃穆的面容，仿佛是一种诉说：历史从未远去，而我们，永远是这段记忆的继承者与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