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行车”在我国出现，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中国是“自行车王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西自行车运动成绩勇冠全国。那么，太原历史上何时出现的自行车？太原在自行车方面有哪些故事？本文定让您耳目一新。
作者：时中瑛
“自行车”在我国出现，不过百余年的历史。中国是“自行车王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山西自行车运动成绩勇冠全国。那么，太原历史上何时出现的自行车？太原在自行车方面有哪些故事？本文定让您耳目一新。
一、“自行车”的来历及清末自行车的情况
自行车究竟是谁最先发明的？哪年发明的？目前说法不一。据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载，最初的设想系意大利达·芬奇（1452年-1519年）于15世纪想象出了“齿轮自行车”。而这一“天才设想”直到300年后才出现。
上图为达·芬奇手稿图，摄自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
1790年的一个雨天，法国人西夫拉克在巴黎街头被经过的四轮马车溅了一身泥水。马车走远后，他仍呆在路边想：为什么不能把马车切掉一半，由四个轮变成两个轮，人们不就能“骑行”了吗？他回家就动手设计，经过反复试验，于次年造出了第一架代步“木马轮”。其前后有两个木质车轮，中间连着横梁，上面安一整个板凳。由于无链条传动，骑车人需靠双脚蹬地，车才能缓慢前行。加上车上无转向装置，只能直行，不会拐弯，骑一会儿就满身大汗。严格讲算不上“自行”，但却是“自行车”的雏形，标志着人类开始尝试用车轮代替步行。
上图为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珍藏的1791年西夫拉克制的“木马轮”车，为复制品
又过了26年，德国人冯·德莱斯于1817年造出了通过车把控制方向的“木轮走路机”。一天，他骑着“The Walking Machine”进行了表演，4个小时骑行的距离，相当于马车15个小时才能完成。第二年便获得了英国的专利，故被视为自行车的始祖。1830年，法国政府为邮差配备了这种“走路机”，真正推动了它的普及、改进和发展。
上图为冯·德莱斯造出的“木轮走路机”，摄自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
第一个将“木马轮车”“走路机”这种“用轮代步”的机械，称为“自行车”的中国人，是清末的张德彝。张德彝，又名张德明，祖籍盛京铁岭（辽宁铁岭），清初，其家族被编入汉军镶黄旗。他一生出国八次，共在国外工作生活了27个春秋。他每次出国时，都要写详细的日记，记录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和一些趣闻轶事。
同治七年（1868年），他受清廷委派赴欧州考察，回来后撰写了《欧美环游记》，其中一篇就记述了伦敦街头的自行车情形：“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大者二尺，小者尺半，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手按机轴，前推后拽，左右环顾，甚趣”。
上图为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珍藏的早期自行车，与张德彝在伦敦见到的基本相似
上图与张德彝在巴黎看到的相似，但前后轮差异不大，梁尾无小箱。也基本符合光绪皇帝所骑自行车的几个特点
后来他在法国巴黎又见到了自行车：“游人有骑两轮自行车者，前轮大，后轮小，上横一梁。大轮上放横舵，轴藏关键，人坐梁上，两手扶舵，足踏轴端，机动驰行，疾于奔马。梁尾放小箱以盛行李。出租此车，每一点钟用法郎若干，另有铁房，为演习乘车之所。”可见，当时巴黎已有很多自行车。
我国最早出现的自行车，则是在清末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外国人敬献给光绪皇帝一辆自行车，当时还未用链条传动，前轮上安装了一横木作扶手，脚蹬与前轮轴相连，带动后轮转动，骑起来很吃力。光绪皇帝对自行车感到很新奇，在洋人的“指导”下，骑了几回，觉得挺有意思，但却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干涉：“一朝之主应稳当，岂能以‘转轮’为乐，成何体统？”
上图为影视剧中，宣统皇帝溥仪在故宫内骑自行车，后边有许多太监“保驾”
上图为溥仪骑自行车，摄自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
1922年，16岁的“末代皇帝”溥仪，得到堂弟溥佳敬献给的一辆自行车。溥仪在太监们的“保驾”下，几天就学会了骑车。他在《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为了方便骑自行车，叫人统统锯掉了故宫宫门的门槛。”现在到故宫游览，门槛均为活动的拼接状，就是当时溥仪让改掉的。据清宫档案载，溥仪的自行车累计有20余辆，都存放在御花园的“绛雪轩”，实际成为了溥仪的“御用”自行车存车库。就连皇后婉容也在他的影响下，学会了骑自行车。
上图为末代皇后婉容在故宫内骑自行车，旁边有宫女陪同骑行
据2019年版《太原体育志》载，太原城内出现的第一辆自行车，系光绪27年（1901年），市民朱益文在省城街头骑“脚踏车”疾行时，人们都好奇地围观，还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不吃草的毛驴”。
二、民国时期太原自行车概况
民国初期，太原街头自行车数量不断增加，但只有少数富家大户及留洋归来的人家才有。自行车被视为奢侈品，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自行车才逐渐成为新兴代步工具，市面上的自行车都是洋货，故称“洋车”。名气大的牌子当属英、德两国的“凤头”“蓝牌”“钻石”等。
上图为民国时期，山西朔县“忠义成”五金洋车行开业三周纪念全部员工合影
上两图为民国年间，骑自行车的男子和女子，成为当时的一种时尚
据1993年太原科学技术志编纂委员会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太原科学技术志》载，太原的第一家自行车行创办于宣统年间，其名为“西法斋”，1927年倒闭。民国4年（1915年），太原又有人出资创办了名为“悦德厚”的第二家自行车行。民国6年（1917年）有人创办了“快利”“进利”等自行车行。1921年后，太原本地人先后开设“凤鸣”“利亿”“广裕兴”“晋源兴”“协和”等五金行和“双星公司”等自行车及其零配件销售的维修点。
上图为民国时期，太原市民推着自行车走向首义门
1927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了官营性质的“斌记五金行”。随着太原城内人口增加和经济繁荣，1931年，中国银行出资开办了“日进五金行”，大量包销日本产的“僧帽”“兰正”“香槟”“能率”“现代”等牌子的自行车。骑自行车不仅成为时尚，更成为人们便利出行的交通工具。
上图为1928年，太原县晋祠村的村政整理视察点，左侧即停放着一辆自行车
在自行车管理方面，光绪34年（1908年），清廷颁布了《违警律》，对自行车悬挂铃铛和牌号最早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要求所有骑行者务须照章执行，否则予以处罚。具体为第27条：“乘自行车不设铃（铛）号（牌）者，处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或五元以下、一角以上罚金。”
上图为民国时期，市民骑自行车到晋祠游玩，竟将车推到“周柏”之上
上图为1935年举行的自行车越野赛，吸引了众多市民观看。比赛所用自行车，均为普通自行车
1921年太原市政公所成立后，明确由省会警察局承担具体管理职责。为规范市民骑车，强化交通管理，民国17年（1928年），太原市市政公所出台规定，明确自行车的检验、登记、核发号牌均由警察部门管理，要求“自行车车件应求完备，车上应安置手铃，一车不准两人共乘，前后轮至少须装设一制动器，其制动力以能于车下坡时制止车之下行为标准。若于日落后、黎明前行驶，须于车前悬白光灯一盏，车后装置红色反光石一块。”同时，要求巡警的一项职责就是对自行车检查。如发现有人骑自行车不遵守以上规定，即随时处罚。
上图为民国20年（1931年），位于四岔楼的元隆当铺当的一辆自行车当票，其当额为大洋15元，利息为月息3分，当期18个月，并贴税票
上图为民国时期文水县彩票，头等奖是德国产的自行车
上图为民国后期，“日升车行九记”的账本，太原解放初加贴“华北人民政府”50元的税票8张
针对许多市民经常在夜间骑行，不可避免地发生碰伤行人等情况，为避免事故发生，更好地规范交通秩序，市警察局要求，自行车夜行必须燃灯。1936年3月30日的《太原日报》，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案查各项自行车辆夜行必须燃灯，不得代以手电灯，迭经通伤切实注意取缔，以利通行在案。近查各街通行之自行车仍有夜不燃灯、随意行驶等情形，罪特有违功令，尤易发生危险......倘查有未配置车灯之自行车辆，夜晚随意行驶，应即从严制止通行，令其限期装置车灯。倘逾限仍不配置，务须按照违警罚法严予惩办，以儆效尤”。
上图为1941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根据地骑车视察
上图为抗战时期，八路军小战士骑车传递情报，摄自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
通过整治，不仅确保了骑车人夜间骑行安全，避免撞伤行人，也确保了道路顺畅。
三、日伪统治时期的自行车概况
1937年11月8日，日寇侵占太原后，太原街头出现了更多的自行车，但大多为日本货，俗称“东洋货”。较有名的有“富士”“僧帽”“菊花”“现代”“能率”“宫田”等牌子。相对于英、法、美等欧美国家的自行车而言，日本产的自行车比较笨重，但较为结实和相对耐用。
上图为日伪统治时期，白底蓝字的太原自行车号牌
上图为驻扎在太原的日军士兵推着自行车，为日军所摄
据网友“贱议你读史”所撰的《为什么汉奸们都喜欢骑自行车，而日本军人却在地上跑？》文，1941年4月，冈村宁次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该方面日军有24.5万人，马匹5.2万头，汽车8000辆，平均每30人有一辆卡车。加上骑兵和非作战人员，平均约15—20人有一辆卡车。日军在华北平原作战时，出行主要以火车和汽车为主，他们调兵遣将、运送物资和掠夺资源，都离不开公路和铁路。
上图为1937年10月底，日寇在忻口战役中，用马车拉运辎重和给养
上图为1938年，日寇侵占太谷县期间，乘坐马车行军
上图为日军自行车队
但在以山区地形为主的山西进行作战时，一方面铁路、公路较少，路网密度也不够，更主要的是山丘纵横，尤其是八路军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部分位于交通不便的山区和丘陵地带。故日寇行军作战时，大多情况下只能徒步，且通常是日军伪军联合行动。
上两图为日伪统治笔者老家清源县期间，汉奸骑自行车下乡。选自任太堡的《聊一聊抗战时清徐县的那些汉奸》，载于2025年10月11日《太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官方账号
上图为骑自行车的敌后“武工队员”在树下休息
如某县城一个日军中队要进山或下乡“扫荡”，除几辆卡车、几匹马和马车拉运日军外，伪军和汉奸基本享受不到坐汽车和马车的“待遇”，如何才能跟上“皇军”行军速度呢？只有三个办法解决：要么跟着跑，要么坐马车，要么骑自行车。跟着汽车跑，距离短了还有可能，距离长了则不现实。故伪军、汉奸主要以骑车为主，少量坐“马车”辅之。许多文学作品和影视剧中，对汉奸骑自行车和敌后“武工队员”骑车的场景使用较普遍。同时，骑自行车还能携带抢来的小型“战利品”。用马车，一方面可以坐人，更主要的是能拉运军用物资和辎重给养，并可以解决“扫荡胜利”后，拉运较大“战利品”的难题。
上图为日伪统治时期，鼓楼街“三月三”传统集会上，市民推自行车“靠左”行走
上图为日伪统治时期，太原“增幸”洋行门口，两位推自行车的职员，由太原开明照相馆摄
四、解放战争时期用自行车送“太原城防图”
1946年夏的一天，在督军府西侧的府西街口，响起一阵鞭炮声，名叫“谦益信”的自行车行开张了。由于位置优越，加上老板善于经营，自行车行生意十分红火，老板张全禧也是小有名气，与社会各方人士联系广泛。
上图为四十年代末的府西街，正中房屋即为“谦益信”自行车行，图中有两人骑车，源自2008年赵国柱主编的《太原老城》
实际上，该车行是解放军太行军区太原情报站设置的一个工作点。情报站利用车行做掩护，收集信息，传递情报，配合解放军开展军事斗争。笔者老乡清源县东罗村人韩成栋前辈，1946年至1949年在太原绥靖公署、二战区司令长官军政联合办公室，给秘书长吴绍之当副官，与受太行区委派的同村同学时寿之共同推进地下革命工作，二者相互传递情报时大多在时寿之住处，也有可能通过此自行车行传递。笔者认为理由有二，一是该处距督军府近，韩成栋传递情报出行方便；二是时寿之同属太行区情报站。
张全禧平时注重与国民党军政人物来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交了阎锡山侍从室上校参谋张光曙。由于张全禧对他出手大方，在金钱问题上从不计较，张全禧很快与之结为好友。张光曙是国民党山西保安第十七团的“挂名”团长，该团其实有名无实，只有虚的“番号”编制，没有实际兵员，是阎锡山为从南京政府“套取”经费而设的。该团所有印章、证件都在张光曙家里。
上图为解放初的太原“五星”自行车号牌
1948年10月，太原城被人民解放军“包围”后，张光曙十分苦闷，想到天津投靠老上司陈长捷。他写给陈的信中有许多牢骚话，全被张全禧看到了，张光曙十分害怕。不久，解放军攻占了天津城，陈长捷被俘。张光曙为找到新的出路，表示愿力所能及为解放军做点事情。张全禧乘势利导，对他说：“老兄，请你帮个忙好吗？”“张老板，你太客气了。平时你待兄弟不薄，有事尽管说吧！”“能行的话，把太原城内的军事布防情况绘成图，就算为太原解放立大功了”。张全禧给他指了条弃暗投明的正路。
上图为毕业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曾在太原铁路局机务段工作，居住于后铁匠巷，民国年间为“富家大户”的笔者亲戚冯长，在解放前所摄
随后几天时间里，张光曙以“视察”为名，白天到守城各部队实地查看每个据点的兵力部署、火力配备、明碉暗堡、堑壕电网等，晚上把默记的信息标注到图上，用十几天时间绘成了“太原城防图”。张全禧拿到图后，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个较稳妥的办法：把自行车大梁的管子及内胎切割开，将城防图塞进去，再照原样焊接起来。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张全禧推着自行车，由张光曙护送出城，从城南杨家堡“亲训师”第三团的防区通过。张光曙假说张全禧是他的“卫士”，回太谷县老家安顿家眷，阎军予以放行。张全禧就这样把城防图秘密送到了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
解放军参谋人员根据张光曙绘制的“太原城防图”，制成了沙盘，包括双塔、鼓楼、城墙、城门、敌军工事、炮兵阵地、兵力部署、指挥系统等标识得一清二楚。为最终解放太原提供了有力的情报支撑。
上图为1949年的解放路，路中依稀有人骑自行车
日伪统治和解放战争时期，笔者老家清源县东罗村也有个类似人物叫刘景圣。1941年至1946年，他以开设自行车修车铺为名，吸纳中共地下党员从事革命工作，先后保护了清太徐县委书记张云、游击四大队副政委马真、公安局长张解华、地下交通员张四本及榆太路西县委领导李景文等，护送过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高岗。1947年，因根据地领导调整，在不清楚其为中共地下情侦人员的情况下，被八分区公安局误以汉奸罪判刑，1948年病故于狱中。1993年妻子王桂兰提出申诉，经中共太原市委组织部审核，最终于1995年平反。山西省委组织部副厅级调研员肖辉为其撰文《特殊使命》，收录于2001年反映太原地下革命工作的专著《龙啸》一书中，并在各类书籍报纸广为刊发。
上图为刘景圣生前遗照
五、建国后太原自行车的发展简况
（一）太原自行车生产制造情况
解放前，太原自行车以个体经营为主。1952年7月成立了太原第一车辆修造生产合作社。1954年5月成立了第二车辆生产合作社，108户347人加入。1958年8月成立了太原车辆修造厂，试制成功“双塔”牌自行车。1979年改造为具有年产5万辆能力的大厂，1980年改称太原自行车厂。1982年“铁锚”自行车名列全国第22名。1985年曾生产“永久牌”自行车，累计产量达30万辆的规模。1993年停产，2013年最后一处车间坍塌，太原自行车厂退出历史舞台。该厂职工除少量进入“后勤服务中心”外，大部分进入“咪表”公司，负责收取道路停车“服务费”。
上图为1950年，太原市人民政府税务局“使用牌照税执照”，税率为36斤小米，税额为30600元
上图为1979年的《山西省自行车零件质量标准（试行草案）》
上图为太原自行车工业公司“铁锚”自行车商标
上图为太原自行车厂生产的“铁锚”牌商标
上图为七十年代太原自行车工业公司的自行车“购物券”
据同仁张敏介绍，由于市面上自行车供应紧张，拥有强大机械制造能力的山西机床厂于1960年试制了“飞仙牌”自行车，采取多家分工分别制造车圈、车把等部件，机床厂总装，集中了各厂的优势，确保了自行车品质，受到市场的欢迎。八十年代末，随着军品任务加重，加之自行车市场竞争加剧，“飞仙牌”自行车停产。
上图为山西机床厂生产的“飞仙”牌自行车商标
（二）太原自行车消费管理情况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日益普及，直至八十年代，拥有一辆自行车，成为每个年轻人向往的目标，也是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买自行车必须有“票证”，没有票证的则需托关系、走后门。
上图为1952年，太原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颁发的自行车《行车执照》
上图为1955年2月，太原市人民政府车辆牌照规费收据，表中车号牌工料费5000元为第一套人民币的币值。当年10月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由新币1元兑换首套人民币1万元
上图为1956年太原市公安局颁发的《自行车行车执照》，由“太原市十大藏书家提名”获得者、藏友贾大锦提供
上图为1977年祁县西六支村供销社的自行车购买证
上图为七十年代，交城县火箭人民公社卖给太原一辆自行车的证明
上图为1972年，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印发的《关于骑自行车违章问题处理暂行规定》文件
上图为1980年，山西省公安厅印发的《山西省自行车管理办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笔者参加工作不久，即有了人生的第一辆自行车。每逢周末，经常骑行近三个小时回清徐老家，后来学会了“爬车”，一般是右手拽住拖拉机的后车斗，左手把住自行车的车把，骑行时既省力，速度也比较快，且有利于安全，通常两个多小时就能回到距迎泽大街50公里的家中。随着年龄的增长，交通出行方式主要靠开车，骑自行车真正成为了“健身”。
上图为六七十年代，中共太原市委党校的自行车存车牌
上图为1974年的山西自行车牌
上图为七八十年代的太原自行车号牌
上图为八十年代的《太原市自行车行车执照》
上图为八十年代，南城区（现迎泽区）公安分局自行车管理站收费单据
上图为1982年自行车分配登记卡，背面为清徐县购物券，所分配自行车为“永久”牌
上图为1985年太原自行车厂生产的“永久牌”自行车，摄于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
上图为1975年，三个青年推着自行车，摄于建设路和迎泽大街丁字口的新建太原火车站广场前
上图为1986年车同寿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自行车旅游》
（三）公共自行车发展情况
2012年4月，公交公司启动公共自行车项目，将其定位于同公交车、出租车、轨道交通的“四位一体”，为公共交通慢行方式。首批建设98个点，一小时内免费，降低了市民出行成本。之后不断推广，因布点多、费用低、停放便利、管理良好等，深受市民喜爱。2019年又购新车5000辆。截至2025年，建成服务点1285个，投入自行车4.1万辆，安装锁桩5.89万个，覆盖建成区220平方公里。据公交公司统计，自2012年4月投运至2025年9月22日，累计租用10.95亿人次，最高日租用56.85万人次，单车周转量最高达20车次，免费租用率最高达99.7%，均居全国前列。
上图为2013年太原公交集团与移动公司开发的“龙城单车”便民服务软件，方便了市民查找和退还公交自行车
2017年《人民日报》以“太原公共自行车为啥跑得欢”为题进行了宣传报道。公交公司先后荣获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状”、全国职工职业道德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公共自行车“卓越项目”、“全国两轮公共交通行业低碳创新奖”等荣誉。公共自行车项目，不仅优化了交通结构，提升了市民生活质量，推动了绿色低碳出行，还提升了省城人民的出行便捷度和幸福感。
上图为市民骑公交自行车在煤炭交易中心举办婚礼
上图为市民在街道上骑行公交自行车
2017年5月，共享单车进入太原，凭借扫码支付、随意取用、停车便利等优势，解决了市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受到市民的青睐。据交通管理部门统计，我市共享单车日均骑行25.5万人次、55万公里。但由于停放无序，也给城市管理造成了难题。
上图为迎泽街道办事处携手滴滴青桔单车进行绿色净网骑行活动
（四）太原自行车运动情况
五十年代初，随着自行车的普及，太原兴起了自行车运动。尤其是太钢，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每年一届自行车赛形成传统，涌现出耿建业等40多位驰名国内外的骁将。1959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钢城铁骑》，引起全国反响。
上图为五十年代，平遥火柴厂生产的“自行车运动员”的“火花”
上图为陈彦龙著，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自行车运动》
上图为七十年代的公路自行车赛
上图为1972年在太原举行的全国自行车赛，为室外公路自行车赛
1960年，山西自行车队成立。1963年柳丽春、耿建业作为国手参加了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柳春丽获女子20公里个人赛冠军，耿建业获男子100公里第三。在1964年第二届全运会上，山西自行车队获5项第一。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上，山西队夺5枚金牌。尤其是1979年建成全国第二座自行车赛场后，太原为全国培养了大批专业运动员，山西自行车运动也飞跃发展。据1995年编撰出版的《山西通志·体育志》记载，从1958年至1990年，山西自行车队共获全国冠军143个，国际比赛中夺冠7个。
上图为1979年建成的山西自行车赛车场
上图为八十年代初太原赛车场内的自行车赛
上图为八十年代的山西自行车赛车场的入场券
80年代初，出生于清徐县北尹村的著名剧作家郭恩德，以自行车运动员段贵平为原型，创作了《神行太保》。1983年，山西电影制片厂拍摄了同名电影，不仅介绍了自行车运动，而且宣传了山西美景。
上图为1983年山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神行太保》电影海报
上图为1986年太原“禹王杯”国际自行车邀请赛《秩序册》
上图为1984年“禹王杯”自行车赛
上图为1984年太原“禹王杯”自行车邀请赛纪念章
上图为2002年山西省第十一届运动会，自行车赛的奖牌
此后，太原举办了“禹王杯”国际自行车赛，承办了第五届城运会自行车赛，组织了2008年“小轮车世界锦标赛”。特别是2019年以来，连续举办“环太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依托东西山旅游公路和娄烦涧河湿地公园，组织了300多公里的公路自行车赛，不仅展示了城市风貌、历史古迹和自然美景，为车手们提供了丰富的视觉体验和挑战，成为宣传太原的五大特色体育名片之一。今年10月19日，又将组织第五届比赛，除20支专业队伍、180余名国内外顶尖高手参加的120公里公路赛外，还有3000名爱好者参加的50公里健身骑游，必将再掀自行车运动高潮。
上图为2019年首届环太原公路自行车赛通行证
上图为2019年首届环太原公路自行车赛保障证
上图为2020年第二届环太原公路自行车赛参赛手册，由太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副队长刘健提供
上图为2023年第三届环太原公路自行车赛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常跃平的“副总指挥”证
作为城管环卫部门负责人，笔者自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参与了赛道及周边卫生保障，为太原自行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上图为2024年环太原自行车赛三个赛段示意图
上图为2024年环太原公路自行车赛《赛事指南》
上图为2024年环太原公路自行车赛起点开哨，运动员们争先恐后、激烈比赛
上图为运动员们骑行在美丽的东山赛道
上图为2024年环太原公路自行车赛期间，笔者检查东山赛道环境卫生时，在自行车标识牌前留影
2021年，市委市政府在汾河公园建成了75公里长的专用自行车道，为国内较长的城市专用自行车道，成为广大市民休闲、健身的场所和外地游客游览的重要景观。
上图为太原市民骑着公交自行车，在汾河公园内自行车专用道上骑行
（五）自行车博物馆及收藏情况
作为自行车王国，全国目前已有多个自行车博物馆，比较知名的是位于河北霸州的中国自行车博物馆，为全国唯一经国务院批准的自行车博物馆，也是收集藏品最多、种类最全的自行车博物馆。其次是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藏有近200年来，世界各国生产的古董自行车1300余辆，以及与自行车相关的配件、文稿、图片、书籍等。
上图为位于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1号的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
上图为笔者在甘肃三木自行车博物馆留影
晋中市榆次区则利用经纬纺机厂的废弃厂房，开设了集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老车文化、计量衡器、音像电影、警察文化、非遗文化等15个博物馆为一体的“GoHome艺术生活场”，将潮流文化、儿童玩乐、网红打卡、特色餐饮、研学旅游融为一体。其自行车馆共收藏建国以来的各类自行车300余辆。
上图为笔者在晋中自行车博物馆留影，一辆为售卖冰糕车，一辆为邮政送信、送报车
上图为售卖“糖葫芦”的天津“飞鸽”牌自行车
笔者在清徐老家东罗村开设有800平米的家庭博物馆，几年来共收藏自行车商标牌、号码牌、行车执照、购货发票、相关票证、自行车书籍等藏品约1000余件。2023年10月，应杏花岭区三桥街道金刚里社区主任李怡所邀，笔者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了为期1年的“时悦斋老物件”藏品展，广大居民观看后，纷纷点赞好评。
上图为时悦斋博物馆收藏的部分自行车商标牌
这正是：
肇始外邦，盛扬赤县。
历史变迁，车轮转换。
始于新奇，归于体健。
自力自行，遂心所愿。
笔者注：本文主要参考资料有：1989年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太原文史资料第13辑·庆祝太原解放四十周年专辑之二》；1993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太原科学技术志》；网友“start”撰写的《昔日车铃响，今朝忆辉煌——太原自行车厂的岁月故事》；网友“贱议你读史”所撰的《为什么汉奸们都喜欢骑自行车?而日本军人却在地上跑？》文；1995年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山西通志·第四十二卷·体育志》；2008年赵国柱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太原老城》；2011年贾立进主编的《民国太原》；2019年太原市体育局编撰，三晋出版社发行的《太原体育志》；太原市公交公司提供的《太原公共自行车发展史》；2025年李文清著《凤鸣春·骑车与爬车》；2025年10月11日太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官方账号登载的任太堡文《聊一聊抗战时清徐县的那些汉奸》等相关资料。
同时，笔者实地参观了甘肃三木和晋中自行车博物馆。著名剧作家赵威龙，太原学院教授康玉庆，太原市体育局局长梁勇、副局长张长青，太原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任杜俊峰，太原市第三少年体校校长杨海生，太原市交通局局长赵宏亮、副局长胡敏，太原市公交集团董事长岳旭强、副总经理乔明，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宋文广，市公安局副局长、交警支队支队长续卫东，交警支队副支队长高文晋，治安支队副支队长张朝辉，太原市行政审批局二级调研员王锁柱，市政府原副秘书长常跃平，太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副队长刘健，太原供水集团董事长张智弘，山西玉龙机电设备公司总经理刘春玉，山西省太原戒毒所原政委张贵虎，红色报纸收藏家卫石东，藏友贾大锦，同仁叶建刚、李龙、郝华贵、安保强、苏建良、张敏、范建姝、李广旭、韩海平、郭红卫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来源：太原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