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徐世海的身影在郑州街头的人流中并不起眼。五十岁上下的年纪，留着寸头，头皮泛着健康的青黑色，脸上总挂着淡淡的笑意，眼角纹路里藏着家装生意人惯有的随和——手上常年带着打磨板材留下的薄茧，指甲缝里偶尔还嵌着不易洗净的木屑。只是与人对视时，他的眼神会不自觉地黯淡一瞬，
徐世海的身影在郑州街头的人流中并不起眼。五十岁上下的年纪，留着寸头，头皮泛着健康的青黑色，脸上总挂着淡淡的笑意，眼角纹路里藏着家装生意人惯有的随和——手上常年带着打磨板材留下的薄茧，指甲缝里偶尔还嵌着不易洗净的木屑。只是与人对视时，他的眼神会不自觉地黯淡一瞬，那抹挥之不去的忧郁，像一层薄雾，笼罩着这个看似平静的中年男人。
他的生活原本按部就班：经营着一家不大不小的家装公司，接单、监工、和客户谈方案，日子过得扎实；闲时加入本地公益救援队，跟着队友穿梭在城市角落，打捞落水者、参与暴雨后的应急救援。2020年5月11日那天，他还和往常一样，跟着救援队去郊外的贾鲁河边打捞一位落水老人，冰冷的河水浸透裤腿，忙到傍晚才满身疲惫地回家。
推开家门时，客厅的灯亮着，17岁的大儿子徐浩宇正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见父亲回来，男孩起身走进厨房，从保温壶里倒出一杯温热的菊花茶——那是徐世海常年喝的茶，男孩记得父亲胃不好，特意把水温控制在不烫口的程度，双手递到徐世海面前：“爸，累了吧，喝点茶歇会儿。”徐世海接过杯子，指尖触到杯壁的温度，心里泛起一阵暖意。
那天晚上，徐浩宇像往常一样，洗完自己的校服和袜子，又拿起拖把把客厅、卧室的地面仔细拖了一遍。浅灰色的地砖被擦得发亮，倒映着天花板上的吸顶灯，连沙发底、桌腿旁的死角都没放过。徐世海靠在卧室门口看着儿子忙碌的背影，只当是少年临近周末心情不错，笑着说“别太累，明天再弄也行”，没多想便回房休息。他未曾想，这竟是父子间最后的温情画面。
次日清晨6点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宁静。徐世海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门，门口站着小区的保安老李，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慌张：“徐先生，你家孩子……顶楼有人跳下来了，穿的蓝色校服，你快去看看是不是你家浩宇！”短短几句话，像一把重锤砸在徐世海的心上，他来不及换鞋，赤着脚就往楼道里冲。电梯上升的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金属厢壁反射出他慌乱的神情，当他跌跌撞撞跑到18楼顶楼平台，看到那具盖着白布、露在外面的蓝色校服裤腿时，整个人瞬间瘫倒在地，喉咙里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泪水疯狂地涌出眼眶，顺着脸颊滴在水泥地面上。
在亲戚朋友的记忆里，徐浩宇从不是会走向极端的孩子。这个身高186厘米的少年，皮肤白皙，眉眼清秀，笑起来时嘴角会露出两个浅浅的梨涡，浑身透着阳光的气息。学校组织爬山活动，他总是主动把同伴最重的登山包抢过来背在自己肩上，拍着胸脯说“我个子高，力气大，你们这点小身板可扛不住”；有同学生活费提前花完，不好意思开口借，他会假装顺路拉着对方去食堂，把自己的餐盘推过去一半：“我妈给我打了不少生活费，吃不完浪费，一起吃。”
熟悉徐家的邻居都说，这家人的日子过得很有“烟火气”：徐世海夫妻俩很少吵架，两个儿子相处和睦，每到周末，家里总会传出徐浩宇弹吉他的声音——他自学了《成都》《平凡之路》，偶尔还会教弟弟弹简单的和弦，客厅里时常夹杂着兄弟俩的笑声。
整理儿子遗物时，徐世海翻遍了徐浩宇的书桌、衣柜，甚至是书包里的每一个夹层，都没能找到他走向极端的蛛丝马迹。直到他颤抖着手，用儿子生前记在课本扉页的密码，登录上那个常用的QQ号，一个陌生的网络世界骤然展现在他眼前。那些以“游戏交流”“动漫同好”为名义建立的青少年社交群里，隐藏着不少与“死亡”相关的讨论：有人在深夜发送“活着没意义”的消极言论，有人公开传递“父母和老师都帮不了你，只有生命重来才能改写人生”的扭曲观念，还有人在群里约定“一起走”的时间和方式。
徐世海盯着屏幕，手指因为用力捏着鼠标而泛白，指节微微发抖。他一页页翻着聊天记录，看到儿子曾在群里问“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得到的却是“早点解脱更好”的回复。他终于明白，儿子阳光外表下，藏着一个他从未触及的、充满绝望的内心世界。在徐浩宇的画夹里，徐世海还发现了一幅未完成的素描——画的是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穿着厚重的防护服，脸上带着口罩和护目镜，只露出一双坚定的眼睛，铅笔线条细腻，能看出少年画这幅画时的用心。可就是这样一个曾为逆行者动容的孩子，最终却没能留住自己的生命。
最初登录儿子的QQ群，徐世海只是想弄清一个问题：17岁的徐浩宇，究竟是被怎样的绝望裹挟，才会放弃生命。但随着在群里“潜伏”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看到的画面让他脊背发凉——这些群里的成员大多是13到20岁的青少年，他们有的因学业压力焦虑到失眠，有的因家庭矛盾被父母忽视，有的则因校园霸凌或人际关系受挫而自我否定。
在群里，负面情绪像病毒一样蔓延：有人分享自己被父母责骂的经历，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他们根本不爱你，活着干嘛”的怂恿；有人表达对未来的困惑，换来的却是“努力也没用，不如一了百了”的否定；甚至有人在群里直播自残，下面竟有不少人跟风效仿。徐世海看着那些用动漫头像、昵称稚嫩的账号在屏幕上闪烁，仿佛看到了儿子生前在群里徘徊、挣扎的样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涌上心头——他不能让更多孩子重蹈儿子的覆辙。
从那天起，徐世海成了一名“网络劝生者”。他换了个卡通风格的QQ头像，用年轻人喜欢的语气在群里发言，刻意避开说教，先以“同病相怜”的姿态接近那些流露出消极情绪的孩子。他的生活轨迹彻底被改写：白天打理家装生意时，手机总是放在手边，每隔十分钟就点开QQ查看消息，生怕错过某个孩子的求救信号；晚上躺在床上，屏幕亮到凌晨一两点，和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聊天开导，有时聊到激动处，眼泪会打湿手机屏幕。公益救援队的活动他渐渐减少参与，不是不想，而是精力早已被“劝生”这件事填满。
这些年里，徐世海记不清自己试图拉回多少个孩子。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郑州的、云南的、贵州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濒临破碎的人生。如今再提起这些孩子，他的语气里会透出一丝欣慰：有人后来考上了警校，穿着警服拍照片发给她，说“以后我也要保护别人”；有人继承了家里的小卖部，把店面重新装修，每天在朋友圈分享卖货日常；有人开了家小型加工厂，带着家乡的乡亲一起做手工活，还邀请徐世海去参观；还有人成了“斜杠青年”，白天做平面设计，晚上开网约车，说“现在每天都很充实，再也不会想那些不好的事”。
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湖北武汉的19岁女孩。那年女孩独自去外地参加动漫展，被陌生人以“合作拍摄cosplay照片”为由骗到酒店，不仅被强行拍下裸照，还被迫写下一张5万元的欠条，上面详细标注着她的身份证号、家庭住址和父母联系方式。女孩吓坏了，不敢告诉家人，深夜一个人坐在街边的长椅上痛哭，对着手机屏幕敲下了“不想活了”的字眼。
徐世海恰好看到这条消息，他立刻私信女孩，没有直接劝她“别傻”，而是先聊起自己喜欢的动漫角色，缓解她的恐惧。聊了半个多小时，女孩才慢慢放下戒备，说出了自己的遭遇。徐世海一边用轻松的语气安慰她“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一起想办法”，一边悄悄询问她所在的位置——女孩只记得长椅旁有个“XX便利店”的招牌。徐世海立刻联系当地警方，提供了便利店的名字和女孩的大致年龄段，警方通过调取监控，最终在凌晨3点找到了蜷缩在长椅上的女孩。直到警察发来“孩子安全”的消息，徐世海悬着的心才落下来。后来女孩给他发消息说：“叔叔，谢谢你，我以后再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了，我要好好活着，让那些坏人付出代价。”
还有一个18岁的男生，整整半年时间里，几乎每天都找徐世海倾诉。男生说自己总是不开心，却不敢告诉任何人——父母觉得他衣食无忧，认定他的烦恼是“无病呻吟”，每次他想开口说心事，换来的都是“你年纪轻轻有什么可愁的，我们当年比你苦多了”；老师也常常因为他成绩波动责备他，说他“心思不在学习上，浪费家里的钱”。久而久之，男生开始自我怀疑，变得越来越敏感，同学一句无心的“你怎么又发呆”，都能让他纠结一整晚。
他和徐世海的聊天常常持续到凌晨2点，徐世海会听他吐槽学校的事、家里的事，偶尔分享自己做公益救援的经历，劝他“别把心事都憋在心里，找个信任的人说说就好了”。男生会回复“只有跟叔叔你说，我才觉得踏实，好像有人真的在听我说话”。有时徐世海凌晨5点醒来，还能看到男生3小时前发来的消息，内容大多是“叔叔，我又失眠了”“我觉得自己好没用，什么都做不好”。徐世海总会在早上第一时间回复他，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耐心。
见多了这样的孩子，徐世海也愈发清楚，很多青少年的痛苦，源于“无人倾听”。他曾遇到过一位高二女生，因为和父母吵架产生了极端念头。女生说，父母从不听她解释，只要她反驳一句，就会被指责“不懂事”“叛逆”，甚至被锁在房间里不让吃饭。徐世海在屏幕这头，一字一句地敲下：“人生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是活着的样子，如果一直平平稳稳，那才是真的没救了。现在的困难，以后回头看，可能只是小事一桩。”这句话，他后来也对很多孩子说过，像是一种信念，传递着“痛苦总会过去”的希望。
2021年，徐世海的事迹被本地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评论区里，有人留言感谢他：“谢谢徐叔叔，是你让很多像我一样迷茫的孩子看到了光”；有人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也曾有过那样的时刻，要是当时有人能拉我一把，或许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更多人则在追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会陷入绝望？我们到底哪里做得不够？”这些评论，徐世海一条一条地看，每看一条，就更坚定了继续做“劝生者”的决心。
徐世海的故事，也传到了演员黄志忠的耳朵里。彼时的黄志忠，早已凭借《大明王朝1566》里刚正不阿的海瑞、《人间正道是沧桑》里复杂立体的杨立仁等角色，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塑造过无数经典人物，却从未想过，现实中会有这样一位父亲——在承受丧子之痛后，没有沉溺于自我毁灭，反而选择挺身而出，像一盏灯，照亮那些濒临熄灭的生命。
看到报道的那一刻，黄志忠的内心像被重锤击中。他反复读着文章里的每一个细节：徐世海赤着脚冲上楼顶的慌乱、登录QQ时的颤抖、深夜聊天时的耐心，既震惊于“约死群”的存在——这个隐藏在网络深处的黑暗角落，竟在悄无声息地吞噬着青少年的生命；更被徐世海的行为打动——一个普通人，在人生遭遇重创时，没有倒下，反而选择成为别人的希望，这份勇气太难得。“我深深地敬佩他，”后来提及徐世海时，黄志忠的语气里满是敬重，“他把自己的伤口变成了照亮别人的光，这份格局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看完报道的当天，黄志忠就决定去找徐世海。他推掉了手头一个准备签约的剧本，买了最早一班去郑州的机票，几经辗转，终于在一家位于建材市场旁的家装店里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网络劝生者”。眼前的徐世海，比照片里更显憔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说话时声音温和，提及儿子时会下意识地停顿，眼里的悲伤藏不住，只有聊到被救下的孩子时，眼神才会透出一丝光亮。
接下来的三天里，黄志忠几乎每天都和徐世海待在一起。他们一起在街边的小饭馆吃饭，点几个简单的家常菜——番茄炒蛋、青椒肉丝，喝着当地产的白酒。酒过三巡，徐世海打开了话匣子，说起那些劝生的故事：哪个孩子后来考上了大学，哪个孩子找到了喜欢的工作，哪个孩子现在会主动和他分享生活里的小事。说着说着，两人都红了眼眶，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酒杯里，泛起细小的涟漪。那些或感人或伤痛的案例，像一颗颗种子，在黄志忠的心里生根发芽。“那几天我们聊得太多了，几乎是声泪俱下，”黄志忠后来回忆，也就是在那些推心置腹的聊天中，两人达成了共识——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让更多人看到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危机，让更多父母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让更多人愿意伸出援手。
从郑州回到北京后，黄志忠立刻着手筹备电影。他组建了创作团队，开始搜集资料、撰写剧本。接下来的五年里，他和徐世海从未断过联系，电话、视频通话成了常态——有时是黄志忠询问劝生的细节，有时是徐世海想起某个被忽略的情节，主动联系他希望加到剧本里。电影里将近40%的台词，都是两人在一次次聊天中“聊出来的”——那些徐世海劝孩子时说过的话，那些孩子向他倾诉的烦恼，那些深夜里的挣扎与坚持，都被原汁原味地融入剧本。
为了让电影更贴近真实，创作团队的成员也效仿徐世海，潜入各种青少年社交群，甚至“卧底”进一些带有消极倾向的群组进行调研。一位26岁的年轻编剧，在群里待了不到一个月，就因为目睹了一场直播极端行为的骇人场景，心理受到极大冲击，一度陷入抑郁，不得不暂停工作接受心理疏导。这样的经历，让整个主创团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题材不仅是一个故事，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他们拍的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而是一封写给所有父母、所有青少年的“警示信”。
剧本改了一版又一版。有时黄志忠觉得某个情节不够真实，比如“孩子为什么不跟父母说”，会立刻给徐世海打电话确认；有时徐世海想起某个被救下的孩子曾提到“父母总拿自己和别人比”，也会主动联系黄志忠，希望能把这个细节加到剧本里，让更多父母看到自己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部电影容不得半点敷衍，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台词，都可能影响到屏幕前的某个孩子、某个家庭。
来源：大城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