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7 年 12 月 10 日，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灯光聚焦在两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人身上——31 岁的李政道、35 岁的杨振宁。他们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把“对称性”这块物理学的基石撬开了一道裂缝，也让自己一夜之间成为百年诺奖史上首次登台的中国学者。那一

1957 年 12 月 10 日，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灯光聚焦在两位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人身上——31 岁的李政道、35 岁的杨振宁。他们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把“对称性”这块物理学的基石撬开了一道裂缝，也让自己一夜之间成为百年诺奖史上首次登台的中国学者。那一刻，没人能想到，这份并肩闪耀的荣耀，会在五年后走向沉默与疏离；更没人能预见，他们留下的不仅是公式与定理，还有一段关于天才、友谊与荣誉的永恒追问。

故事，要从战火中的西南联大说起。

西南联大 图源网络

1938年秋天，16岁的杨振宁考进了西南联大化学系，成绩排第二。第二年，他就转到了物理系。这小伙子来自合肥的一个数学世家，在那样动荡的年代，他对物理那叫一个敏感！听说他和同学黄昆在昆明的茶馆里激烈讨论爱因斯坦的新论文，还直言不讳地说人家没什么原创性，那股子锐气，真是让人吃惊。那时候的他哪能想到，三年后会有个更年轻的天才闯进他的学术圈子。

青年杨振宁 图源新华社

到了1941年，才15岁的李政道辗转来到了西南联大。他是苏州富商的儿子，本来好好上学呢，结果日军一闹，学业中断了。不过他自学能力超强，居然把大学物理课程都搞定了。上吴大猷教授的“古典力学”课时，他主动找老师要额外的习题做，解题的速度和深度把吴大猷都惊到了，直夸他：“在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和助教里头，像政道这么有天赋又勤奋的，找不出第二个。”后来，吴大猷推荐他参加“种子计划”，他就成了中国第一个没拿学士学位就直接读博士的人。

青年李政道 图源百度百科

这两位天才在联大碰面，就像吴大猷说的：“他们俩就像两粒钻石，不管放哪儿都会发光。”杨振宁在吴大猷的指导下写了篇《以群论讨论多原子分子振动》的论文，第一次接触到对称性原理；李政道呢，靠旁听课程展现出了超厉害的物理直觉，给他俩以后的合作埋下了伏笔。

1946年，杨振宁进了芝加哥大学，跟着费米学习。这位1938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带学生的法子对杨振宁影响可大了。杨振宁后来在《论文选集》里写：“费米教我，物理不光是方程，更是对自然的直觉把握。”他在实验室待了18个月，发现自己动手能力不行，就专心搞理论物理去了。

同年9月，李政道在吴大猷的推荐下也到了芝加哥，以试读生的身份直接开始读博。当时他才20岁，靠着惊人的天赋通过了考核，费米亲自指导他的博士论文《白矮星中的氢含量》，还给了他“有特殊见解和成就”的高评价。在芝加哥的时候，杨振宁和李政道开始了第一次合作。1949年，他们一起发表了《角分布与相干散射》，署名按年龄排，写成了“杨振宁和李政道”。这事儿后来还引发了争议。

芝加哥大学的学术氛围塑造了他们的科学品格。杨振宁喜欢数学形式的优美，李政道则更关注物理现象的本质。这种互补在1951年他们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合作的时候特别明显。他们提出的“李 - 杨单位圆定理”，为统计力学相变理论打下了基础，连爱因斯坦都专门请他们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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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第六届罗切斯特会议上，θ - τ介子的衰变问题把整个物理学界都震住了。这两种粒子质量、寿命都一样，可衰变产物的宇称却不一样，这就逼着李政道和杨振宁重新审视“宇称守恒”这个物理学的基本信念。他们翻了一堆文献，发现弱相互作用领域，宇称守恒从来没被实验证实过。

6月22日，他们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大胆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可能不守恒，还设计了五种实验方案来验证。这次论文署名变成了“李政道和杨振宁”，打破了之前按年龄排序的习惯。这个颠覆传统的理论一开始遭到了很多物理学家的质疑，泡利还写信说：“我不信上帝是个左撇子。”

关键时刻，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站了出来。她放弃了原本要去欧洲休假的计划，在极低温度下做了极化钴 - 60β衰变实验。1957年1月15日，实验结果出来了，电子发射明显不对称，直接证明了宇称不守恒。消息一传开，物理学界都震惊了——这个一直被当成“神圣”的对称性原理，在弱相互作用中竟然崩塌了。

吴健雄 图源百度百科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从提出理论到获奖，速度创了诺奖纪录。颁奖典礼上，31岁的李政道用中文演讲，把科学探索比作“孙悟空与如来佛祖”；35岁的杨振宁则强调：“这项工作是我们对物理学基本问题共同思考的结果。”当时的他们可能没想到，这段科学佳话五年后就彻底破裂了。

杨振宁和李政道 诺奖领奖 图源网络

1962年4月，《纽约客》记者伯恩斯坦写了篇《宇称问题侧记》，结果引发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关于贡献归属的公开争吵。杨振宁要求文章里凡是提到“李和杨”的地方都要注明“按字母顺序排列”，甚至提出诺贝尔奖受奖顺序也要按年龄排。李政道在《破缺的宇称》里回忆说：“他想在所有场合都写成‘杨和李’，包括标题、诺奖宣布和受奖的时候，连夫人名字的排序也要按年龄来。”

这场冲突的根源能追溯到1951年的署名顺序问题。当时他们合作的两篇论文，第一篇因为杨振宁“年长四岁”的要求，署名是“杨和李”；第二篇按国际惯例改成了“李和杨”。李政道后来抱怨说：“这违反了学术界贡献优先的原则。”而杨振宁在《论文选集》里解释：“我以为这只是朋友之间的一种友好商量。”

1962年4月18日，两人在普林斯顿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回顾了从1946年相识以来的合作经历。杨振宁后来写道：“我们发现对所有关键事件的记忆完全不同。”这次谈话最后不欢而散，奥本海默痛心地说：“这是物理学界的悲剧。”

从那以后，六十多年过去了，两位科学大师再也没有合作过，各自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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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裂之后，杨振宁转向规范场论研究。他1954年提出的“杨 - 米尔斯方程”成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石，被物理学界认为是“能和麦克斯韦方程媲美的伟大发现”。晚年他回国推动科教事业发展，促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2015年还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国公民。

杨振宁考察正负粒子对撞机 图源极目新闻

李政道则在统计力学、粒子物理等领域不断取得突破，提出了“李模型”“KLN定理”等理论。1980年代，他发起CUSPEA计划，为中国培养了915名物理博士。他还拿出自己的积蓄设立了“秦惠䇹 - 李政道基金”，支持中国大学生做科研实习。

李政道与学生们在一起 图源李政道图书馆馆藏

对于宇称不守恒的贡献争议，科学史学者认为应该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在1950年代的物理学界，“资深合作者署名在前”是很常见的惯例。而李政道和杨振宁的互补性正是他们取得突破的关键——杨振宁擅长把问题数学形式化，李政道则善于抓住物理现象的本质。

就像吴大猷在回忆录里说的：“争论谁先想到不如承认，这是两人智慧碰撞的结晶。”

杨振宁先生晚年回忆这段过往，深情地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李政道先生也曾坦言：“我与杨振宁的分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悲剧，但无法回避”。

如今，随着李政道和杨振宁先生的先后仙逝，这段尘封的历史，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来源：沧海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