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657年，唐朝名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在曳咥河（今中亚额尔齐斯河）大败西突厥主力，生擒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彻底终结了西突厥对中亚的统治，将唐朝疆域拓展至葱岭以西。此时的欧亚大陆两端，一边是大唐帝国的金戈铁马与开疆拓土，另一边是东欧平原上斯拉夫部落的分散聚居与

公元657年，唐朝名将苏定方率领远征军在曳咥河（今中亚额尔齐斯河）大败西突厥主力，生擒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彻底终结了西突厥对中亚的统治，将唐朝疆域拓展至葱岭以西。此时的欧亚大陆两端，一边是大唐帝国的金戈铁马与开疆拓土，另一边是东欧平原上斯拉夫部落的分散聚居与文明萌芽。当苏定方在中亚草原树立唐朝旗帜时，后世被称为“俄罗斯人”的先民，正处于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的关键阶段，其历史轨迹虽与大唐毫无交集，却同样在塑造着欧亚大陆北部的文明格局。

一、时空坐标的锚定：苏定方征西突厥与俄罗斯先民的时代定位

要厘清“苏定方征西突厥时俄罗斯人在干什么”，首先需破除一个认知误区——公元7世纪中叶，“俄罗斯人”这一民族概念尚未形成，其先民主要是散居于东欧平原的东斯拉夫人部落，以及部分与他们杂居的芬兰-乌戈尔人、瓦良格人（维京人分支）。此时的东斯拉夫人尚未建立统一国家，更无“俄罗斯”这一名称（“俄罗斯”一词源于9世纪末“基辅罗斯”，由瓦良格首领留里克建立），因此我们的叙述需聚焦于“东斯拉夫人部落联盟时期”，而非狭义的“俄罗斯国家时期”。

从时间线看，苏定方征西突厥的核心战役集中在公元657年：

1. 正月，苏定方率军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出发，分南北两路征讨西突厥；

2. 冬十二月，在曳咥河击败西突厥十万大军，沙钵罗可汗西逃；

3. 次年（658年），苏定方追擒沙钵罗于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西突厥汗国正式灭亡。

这一时期对应的东斯拉夫人历史，处于“前基辅罗斯时代”的中期，即考古学上的“波罗的海文化期”向“布拉格文化期”过渡阶段（约6-8世纪）。此时的东斯拉夫人已从森林采集经济转向定居农业，形成了多个部落联盟，但尚未出现文字、城市与统一政权，其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今乌克兰中北部、白俄罗斯南部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西南部，与唐朝相隔哈萨克草原、里海、高加索山脉等地理屏障，双方既无直接交流，也无间接信息传递——大唐的史书从未提及“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也无从知晓遥远东方有一个强盛的帝国正在征服中亚。

二、生存基底：东斯拉夫人的经济生活与部落格局

公元7世纪中叶的东斯拉夫人，虽未进入文明国家阶段，却已形成稳定的生产生活模式，其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完全服务于“适应东欧平原自然环境”这一核心目标，与苏定方麾下唐军的“军事化扩张”形成鲜明对比。

1. 农业与手工业：从“刀耕火种”到定居农耕

东斯拉夫人的经济支柱是农业，但其耕作方式远落后于同时期的唐朝。由于东欧平原多森林、沼泽，且气候寒冷（年均气温比中原低5-8℃），他们采用“三圃制”的原始形态：将土地分为三块，一块种植黑麦、大麦（耐寒作物），一块休耕恢复地力，一块种植豆类补充蛋白质，这种耕作方式产量极低，每亩收获量仅为唐朝关中地区的1/3。为了开垦新土地，部落成员需集体砍伐森林、排水造田，这也催生了“部落协作”的社会组织模式——与唐军的“府兵制”专业化军事组织截然不同。

手工业尚未从农业中完全分离，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

- 金属加工：使用简陋的熔炉冶炼生铁，制造斧头、镰刀等农具，以及少量短剑、标枪等武器（无铠甲，无法与唐军的明光铠、陌刀相比）；

- 纺织业：用亚麻纤维手工织布，制作粗糙的衣物，无丝绸等精细织物；

- 制陶业：采用轮制技术制作陶罐，用于储存粮食和水，纹饰简单，远不及唐三彩的工艺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东斯拉夫人此时已开始与周边部落进行简单贸易：用粮食、毛皮换取拜占庭帝国的玻璃器皿、波斯的金属工具，但贸易规模极小，且多通过游牧部落中转，与唐朝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大规模国际贸易形成天壤之别。

2. 部落联盟：分散的权力结构与原始信仰

东斯拉夫人尚未形成统一政权，而是分为多个独立的部落联盟，每个联盟由若干血缘相近的部落组成，主要有以下几支：

- 波利安人：居住在第聂伯河中游（今乌克兰基辅附近），是后来基辅罗斯的核心部落，以农业为主，已出现半永久性的定居点；

- 德列夫利安人：居住在第聂伯河西部（今白俄罗斯境内），以狩猎和林业为生，部落战斗力较强，常与波利安人发生冲突；

- 斯洛维涅人：居住在伊尔门湖周边（今俄罗斯诺夫哥罗德附近），掌握了简单的造船技术，通过湖泊、河流进行渔猎和短途贸易；

- 维亚季奇人：居住在奥卡河上游（今俄罗斯莫斯科州南部），处于较原始的游牧向农耕过渡阶段，部落组织松散。

每个部落联盟由“长老会议”和“军事首领”共同管理：长老会议由部落中的长者组成，负责制定生产计划、调解内部纠纷；军事首领由部落成员选举产生，主要负责防御外敌和组织狩猎，无固定权力，与苏定方这样的唐朝常设军事将领有着本质区别。

在信仰方面，东斯拉夫人信奉多神教，认为自然万物皆有神灵：崇拜太阳神“达日博格”、雷神“佩伦”、大地女神“莫科什”，通过祭祀、占卜祈求风调雨顺。此时的基督教尚未传入东欧（拜占庭帝国对东斯拉夫人的传教始于9世纪），与唐朝的佛教、道教并存局面形成对比，也反映了双方文明发展阶段的差异。

三、外部互动：东斯拉夫人与周边文明的有限接触

当苏定方在中亚与西突厥激战、唐朝与波斯、印度等文明频繁交流时，东斯拉夫人的外部互动范围极为有限，主要集中在与拜占庭帝国、阿瓦尔汗国、法兰克王国的间接接触，这些互动虽微弱，却为后来俄罗斯文明的形成埋下伏笔。

1. 与拜占庭帝国：遥远的文明辐射

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是当时东斯拉夫人接触到的最先进文明，但双方并无直接领土接壤。公元7世纪中叶，拜占庭正处于与阿拉伯帝国的激战中（632年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不断入侵拜占庭的叙利亚、埃及领土），无暇东顾，仅通过黑海北岸的希腊商人与东斯拉夫人进行零星贸易。

东斯拉夫人从拜占庭获得的主要是“文明符号”而非实际技术：

- 少量拜占庭金币（作为财富象征，而非流通货币）；

- 简单的基督教宗教画像（未形成信仰传播）；

- 先进的农具设计图纸（因技术落后无法仿制）。

此时的拜占庭史书《往年纪事》中，首次提及“斯拉夫人”，称其“居住在森林中，勇猛好斗，以耕种和渔猎为生”，但记载极为简略，远不如《旧唐书》《新唐书》对西突厥的详细描述——这也反映了东斯拉夫人在当时欧亚文明体系中的边缘地位。

2. 与阿瓦尔汗国：草原帝国的间接压迫

阿瓦尔汗国是当时东欧草原的霸主，由来自中亚的阿瓦尔人（与西突厥有远亲关系）建立，其疆域东至里海，西至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南至拜占庭边境。公元7世纪中叶，阿瓦尔汗国虽已走向衰落（因长期与拜占庭、法兰克王国战争），但仍对东斯拉夫人形成间接压迫。

阿瓦尔人并未直接征服东斯拉夫人，而是通过“部落贡赋”进行控制：要求东斯拉夫人每年缴纳毛皮、粮食等贡品，否则便发动小规模袭击。这种压迫促使东斯拉夫人的部落联盟更加紧密，也推动他们改进武器制造技术（如仿制阿瓦尔人的复合弓）——但与苏定方率军征服西突厥、直接建立行政统治的模式不同，阿瓦尔人对东斯拉夫人的控制是松散的、间接的。

值得一提的是，阿瓦尔汗国与西突厥汗国曾有过短暂交流（6世纪末至7世纪初），但当苏定方征服西突厥时，阿瓦尔汗国已与西突厥失去联系，东斯拉夫人更无从知晓“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强大的帝国击败了与阿瓦尔人同源的突厥人”。

3. 与法兰克王国：西欧文明的微弱影响

法兰克王国是当时西欧最强大的国家，由查理·马特（688-741年）统治，正处于“采邑制”改革时期，逐步建立封建制度。公元7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与东斯拉夫人通过日耳曼部落（如萨克森人）间接接触，主要交流形式是军事冲突与奴隶贸易：

- 法兰克王国的封建领主偶尔会雇佣日耳曼部落袭击东斯拉夫人的定居点，掠夺奴隶和粮食；

- 东斯拉夫人则通过波罗的海沿岸的部落，将毛皮等商品运往西欧，换取少量铁器。

这种互动规模极小，且充满暴力，远不如唐朝与中亚诸国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和平贸易与文化交流——此时的东斯拉夫人，尚未进入法兰克王国、拜占庭帝国等文明的核心视野，更遑论遥远的唐朝。

四、文明分野：苏定方征西突厥与东斯拉夫人发展的本质差异

公元7世纪中叶，苏定方征服西突厥与东斯拉夫人的部落生活，看似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却折射出欧亚大陆两端文明发展的本质差异，这些差异也决定了此后“中华文明”与“俄罗斯文明”的不同走向。

1. 政治组织：“帝国官僚制”与“部落联盟制”的鸿沟

苏定方征西突厥的背后，是唐朝成熟的帝国官僚体系支撑：

- 中央有三省六部制，负责制定战略、调配资源；

- 地方有州县制与都护府制（如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负责管理边疆；

- 军事上有府兵制，士兵专业化、装备标准化，能组织大规模远征（苏定方此次出征兵力约1.5万人，后勤补给由沿途州县与绿洲城邦提供）。

而东斯拉夫人的政治组织仍处于“部落联盟”阶段：

- 无统一中央政权，各部落联盟独立决策；

- 无专业官僚队伍，事务由长老与军事首领共同处理；

- 无常备军，战斗时由部落成员临时组成，装备简陋，无法组织大规模远征。

这种政治组织的差异，使得唐朝能通过军事征服直接将西突厥纳入版图，而东斯拉夫人则需再等待200余年，直到9世纪末留里克建立基辅罗斯，才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2. 经济模式：“农耕文明的巅峰”与“农耕文明的萌芽”

苏定方征西突厥时的唐朝，已处于农耕文明的巅峰：

- 农业上，推广曲辕犁、筒车等先进农具，关中、江南地区亩产极高，能支撑庞大的人口与军队；

- 手工业上，丝绸、瓷器、金属制品工艺精湛，通过丝绸之路远销中亚、欧洲；

- 商业上，有长安、洛阳等国际大都会，市坊制度成熟，货币经济发达。

而东斯拉夫人的经济模式仍处于农耕文明的萌芽阶段：

- 农业技术落后，产量低，无法支撑大量非农业人口；

- 手工业未专业化，无大规模生产能力；

- 商业以物物交换为主，无统一货币，贸易范围局限于周边部落。

这种经济模式的差异，使得唐朝能通过经济优势吸引中亚诸国归附，而东斯拉夫人则需依赖外部贸易获取先进技术，文明发展速度远慢于唐朝。

3. 文化认同：“大一统文明”与“部落文化”的分野

苏定方征西突厥的过程，也是唐朝“大一统”文化认同的传播过程：

- 唐朝通过设置都护府、推行科举制、传播汉文化，将“天朝上国”的观念传播至中亚；

- 西突厥部落虽被征服，但逐渐接受唐朝的文化与制度，成为唐朝疆域的一部分；

- 唐朝有统一的文字、历法、法律，文化凝聚力极强。

而东斯拉夫人尚未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

- 无统一文字（直到9世纪末才从拜占庭引入西里尔字母）；

- 各部落有不同的方言、习俗，无统一的文化符号；

- 信仰多神教，无统一的宗教体系，文化凝聚力薄弱。

这种文化认同的差异，使得唐朝能长期稳定统治中亚，而东斯拉夫人则在后来的历史中，经历了多次分裂与融合，才逐渐形成“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认同。

五、历史的回响：从部落到帝国的漫长征途

当苏定方在中亚树立唐朝旗帜时，东斯拉夫人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的后裔将在1000多年后建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俄罗斯。从公元7世纪中叶的部落联盟，到9世纪末基辅罗斯的建立，再到16世纪莫斯科公国的崛起，东斯拉夫人的文明进程虽缓慢，却始终在适应东欧平原的自然环境与周边文明的互动中稳步推进。

苏定方征西突厥与东斯拉夫人的部落生活，虽处于同一时空，却因地理屏障、文明阶段的差异而毫无交集，这也成为欧亚大陆文明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大航海时代到来前，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多在各自的轨道上发展，偶有间接接触，却难以形成直接交流。直到13世纪蒙古帝国的崛起，才首次将东亚、中亚、东欧连接为一个整体，此时的唐朝早已灭亡，东斯拉夫人也已进入基辅罗斯时期，苏定方与7世纪东斯拉夫人的“时空对话”，才通过蒙古帝国的驿站系统，间接留下了微弱的历史印记。

今天，当我们回望公元657年的欧亚大陆，一边是大唐帝国的金戈铁马与开疆拓土，一边是东斯拉夫人的刀耕火种与部落协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图景，却共同塑造了今天欧亚大陆的政治格局。这段看似毫无关联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每个民族都在适应自身环境与时代需求的过程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苏定方的远征是唐朝帝国意志的体现，而东斯拉夫人的部落生活则是俄罗斯文明的起点，两者虽相隔万里，却都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生动注脚。

来源：橘子洲头望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