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车门打开，下来的人西装革履，和我这身沾满泥点的粗布衣服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恭敬地拉开后座的车门，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走了下来。她穿着一身我叫不出牌子的米色风衣，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眼神清亮，带着一丝久居上位的审视。

那天，当那一排黑色轿车缓缓停在我家那栋摇摇欲坠的泥瓦房前时，整个梁家坳都静了。

车门打开，下来的人西装革履，和我这身沾满泥点的粗布衣服像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恭敬地拉开后座的车门，一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走了下来。她穿着一身我叫不出牌子的米色风衣，头发盘得一丝不苟，眼神清亮，带着一丝久居上位的审视。

她是我婆娘，是我四个孩子的妈，是我十年前从山洪里捡回来的那个，只会傻笑和流口水的疯女人。

整整十年，我从一个三十岁还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变成了四个孩子的爹。村里人笑我，说我梁金诚捡了个疯婆娘回来，是想传宗接代想疯了。他们不懂，在我眼里，她不是疯子，她只是个需要人照顾的，可怜人。我给她取名叫“阿兰”，因为我在山里捡到她的时候，她怀里死死抱着一株被泥水冲断的野兰花。

十年里，我靠着几亩薄田和一身力气，把她和四个娃拉扯大。日子苦得像黄连，但我看着炕上排成一排的四个小脑袋，和身边睡得安稳的阿兰，心里就觉得踏实。

可现在，她恢复了，记起了所有事。她不再是我的阿兰了，她是他们口中的“沈小姐”。

而这一切，都得从十年前那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午后说起。

第1章 山坳里的“野兰花”

十年前，我三十岁，在梁家坳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山村里，算得上是“老绝户”了。家里穷，父母走得早，留下一栋泥瓦房和几亩薄田。媒人给我说过几门亲，但姑娘一看到我家那四面漏风的墙，就再也没了下文。

我认命了，想着这辈子就这么一个人，种种地，养几只鸡，老了就去住五保户的屋。

那天下午，天跟漏了个窟窿似的，山洪说来就来。我正从地里往家跑，就看见村口那条河的上游，冲下来一个人。我当时也没多想，跳下水就把人给捞了上来。是个女人，浑身是泥，头发乱得像鸡窝，身上穿着的衣服虽然破了，但料子看着不像村里人穿的。

她没受伤，就是吓得不轻，一双大眼睛里满是惊恐，嘴里咿咿呀咿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把她带回家，烧了锅热水让她洗洗，又把我娘留下的一件干净衣服给她换上。

她不吵不闹，就是呆呆地坐着，谁跟她说话她都没反应。我给她盛了一碗热腾腾的红薯粥，她捧在手里，也不吃，就那么看着。直到我把一个煮熟的鸡蛋剥了壳，递到她嘴边，她才像个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张开嘴，小口小口地吃起来。

村长和几个长辈过来看了，都摇头。说这女人八成是脑子被洪水吓坏了，问也问不出是哪里人。村长叹了口气，对我说：“金诚啊，要不……送去镇上的救助站吧？”

我看着她，她正蜷缩在角落里，抱着膝盖，像一只受了惊的小猫。我心里一软，说：“叔，再等等吧，也许过两天就好了。我看她不像坏人。”

这一等，就再也没送走。

我发现她虽然话说不清楚，但特别爱干净。每天早上起来，都会自己去河边洗脸，把那件旧衣服也洗得干干净净。她不认识村里人，谁跟她说话她都躲，唯独不躲我。我下地干活，她就远远地跟在后面，找个田埂坐下，安安静静地看着。我收工回家，她就跟在我身后，像个小尾巴。

她怀里总抱着那株被冲断的野兰花，睡觉都放在枕头边。我想，她应该很喜欢兰花吧。于是我给她取了个小名，叫“阿兰”。

我喊她“阿兰”的时候，她会抬起头，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虽然还是不说话，但我感觉她听懂了。

村里的闲言碎语也渐渐多了起来。三婶就在我家门口的石磨上，对着一群婆娘大声嚷嚷：“你们看梁金诚，三十年不开窍，一开窍就捡个疯婆娘回家，我看他是想媳妇想疯了！”

“可不是嘛，那女人看着白白净净的，就是个傻子，能干啥？当菩萨供着啊？”

我听见了，心里堵得慌，但没出去跟她们吵。我一个大男人，跟一群长舌妇计较什么。我只知道，阿兰是个活生生的人，我不能把她扔出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我种地，她跟着。我做饭，她就在灶台边给我递柴火。她学得很快，看我做过几次，就能笨拙地帮我淘米、洗菜。虽然有时候会把盐当成糖，把一锅好好的菜烧得没法入口，但我从没骂过她。我会把菜倒掉，摸摸她的头，笑着说：“阿兰，没事，我再做一锅。”

她就会低下头，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怕她冷，把家里唯一一床新棉被给了她，自己盖着旧的。半夜，我被冻醒了，发现阿兰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的床边，正费力地想把她的新被子往我身上盖。

我心里一热，鼻子发酸。我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我把她拉进我的被窝，用我自己的体温去温暖她。她开始有些挣扎，但很快就在我怀里安静下来，像一只找到了港湾的小船。

那一夜，什么都没发生，但我知道，我这辈子都离不开这个女人了。她虽然脑子不清醒，但她的心是热的，她知道谁对她好。

第二年开春，我不顾村里人的风言风语，去镇上托人办了手续，给她上了户口，就在我的户口本上，身份是：妻。

名字，我给她填的是“梁兰”。

从那天起，她就是我梁金诚名正言顺的婆娘了。

第2章 四个娃和一根旧木梳

有了名分，日子似乎也没什么不同，但我的心境却完全变了。以前是可怜她，收留她。现在，她是我的责任，是我要用一辈子去守护的人。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宝，是在一个麦子成熟的夏天出生的。那天我正在地里割麦子，邻居家的二牛气喘吁吁地跑来，说阿兰要生了。我扔下镰刀就往家跑，村里的接生婆张奶奶已经在屋里忙活了。

我在门外急得团团转，听着屋里阿兰一声声压抑的痛呼，心都揪成了一团。当张奶奶抱着一个皱巴巴的男娃出来，笑着对我说“恭喜啊金诚，是个大胖小子”时，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

我走进屋，阿兰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但看见我，她虚弱地笑了。我握住她的手，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阿兰，辛苦你了。”我说。

她摇摇头，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身边小小的婴儿，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光芒。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不是疯子，她只是把自己的世界关起来了，而这个孩子的到来，像一把钥匙，撬开了那扇门的一条缝。

从那天起，阿兰变了。她的话还是不多，但不再是咿咿呀呀，偶尔能说出一两个清晰的词，比如“娃”、“饿”、“抱”。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孩子身上，喂奶、换尿布，做得有模有样。

看着她抱着孩子，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曲子，我心里比蜜还甜。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变了，从嘲笑变成了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羡慕。毕竟，在梁家坳，能传宗接代就是最大的本事。

接下来的几年，二宝、三宝、四宝相继出生。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凑成了两个“好”字。我家那栋小小的泥瓦房，一下子变得热闹非凡。

日子也变得更加艰难。四个孩子要吃要穿，像四只嗷嗷待哺的雏鸟。我白天在地里拼命，晚上回来还要编竹筐，拿到镇上去卖，一个才能挣几毛钱。家里的饭桌上，常年都是红薯粥、玉米糊糊，孩子们只有过年才能穿上一件新衣服。

阿兰的身子也因为接连生育，变得有些虚弱。但我发现，她的神智却在一天天好转。她能说的话越来越多了，虽然颠三倒四，但已经能和我进行简单的交流。她会指着大宝的作业本，问我：“金诚，这个……念啥？”

我会耐心地一个字一个字教她。有时候，她会突然指着天上的云，喃喃自语：“像……棉花糖。”

我愣住了，棉花糖？梁家坳这个地方，连糖块都少见，她是从哪里知道“棉花糖”这个词的？我问她，她又会陷入迷茫，摇摇头，说：“不知道……就是……知道。”

这些零星的、不属于这个小山村的词汇，像一颗颗石子，投进我平静的心湖，泛起圈圈涟漪。我隐隐觉得，阿兰的过去，或许并不简单。

但我不敢深想。我怕，怕她想起来之后，会离开我，离开这个家。现在这样就很好，她是我婆娘，是娃的妈，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再苦再累，我心里也是安稳的。

我对我婆娘好，是全村公认的。我不让她下地，不让她干重活。每天晚饭后，我都会打一盆热水，给她烫脚。她有一头又黑又长的头发，因为神智不清，自己打理不好，总是乱糟糟的。我专门去镇上，花了五块钱，买了一把桃木梳。

那是我当时身上全部的钱。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我都会让她坐在床边，我拿着那把木梳，从上到下，一遍一遍，耐心地帮她把头发梳顺。她的头发很软，像绸缎一样。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我看着镜子里她的侧影，心里就觉得特别安宁。

“阿兰，舒服不？”我问。

她会轻轻“嗯”一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这把桃木梳，我给她梳了整整十年。梳齿已经磨圆了，梳背上的漆也掉了，露出了木头本来的颜色，被我的手摩挲得油光发亮。

这十年，我用这把梳子，梳顺了她的长发，也梳理着我们之间无言的岁月。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直到我们都白了头。

我没想到，平静的日子，会被一个从城里来的医疗队打破。

第3章 裂缝里的光

那年秋天，镇上组织了一个“医疗下乡”的活动，一辆白色的医疗车开进了我们梁家坳，停在村口的打谷场上。村里人跟看西洋镜似的，都围了过去。

我本来没想去凑热闹，但大宝那天有点咳嗽，我就带着他去看看。阿兰不放心，也抱着四宝跟了过来。

一个戴眼镜的，看起来很斯文的年轻医生给大宝看了看，说是有点着凉，开了点药。我正要道谢，那个医生的目光却落在了我身后的阿兰身上。

他盯着阿兰看了好一会儿，眼神里带着一种专业人士的探究。他走过来，温和地问：“大嫂，您好，能跟您聊几句吗？”

阿兰吓得直往我身后躲，把脸埋在我的背上。

我赶紧解释：“医生，不好意思，我婆娘她……她脑子有点……怕生。”

医生点点头，表示理解。他又问我：“大哥，大嫂这种情况多久了？有没有去大医院看过？”

我叹了口气，把十年前捡到她的事简单说了一遍。

医生听完，沉吟了片刻，对我说：“大哥，从我的初步观察来看，大嫂可能不是天生的智力问题，更像是由某种强烈的精神刺激导致的‘应激性记忆障碍’。你看，她的眼神虽然有些涣散，但偶尔会流露出思考的神色，这说明她的核心认知功能可能没有完全损坏。”

我听得云里雾里，“应激性……啥？”

“简单来说，就是受到了巨大的惊吓或者打击，大脑为了自我保护，把一部分记忆给‘封存’了。”医生推了推眼镜，说，“这种病，不是绝症。如果能进行系统性的治疗和引导，是有可能恢复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撞了一下。恢复？这个我从来不敢想的词，就这么被一个外人轻飘飘地说了出来。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恐惧。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攫住了我的心脏。

如果她恢复了，记起了以前的事，她还会留在这个家吗？她还会认我这个又穷又土的庄稼汉当丈夫吗？她还会认这四个泥猴子一样的孩子吗？

我不敢想下去。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地拉着阿兰和孩子回了家。一路上，医生的话像魔咒一样在我脑子里盘旋。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看着身边熟睡的阿兰，她的呼吸均匀而平稳，脸上带着一种安详。我伸出手，想摸摸她的脸，手却停在了半空中。

我梁金诚是个自私的人吗？我问自己。我希望她一辈子都这样糊里糊涂地跟我过下去，是不是太自私了？她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她有权利找回自己的人生。

可我舍不得。这十年的相濡以沫，这四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已经成了我生命的全部。我无法想象没有他们的日子。

我的内心在天人交战。

过了几天，我揣着卖竹筐攒下的几十块钱，偷偷去了趟镇上，找到了那个年轻医生。我问他，治这个病，得花多少钱？

医生告诉我，治疗很复杂，需要药物、心理疏导，还有环境刺激，花费不好说，但肯定不是一笔小数目。他还说，最好的办法，是找到能刺激她记忆的东西，比如她过去熟悉的人或物品。

我揣着这个答案，失魂落魄地回了家。钱，我没有。她过去的人和物，我更是一无所知。

希望的门似乎开了一道缝，但门外却是万丈深渊。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阿兰说的每一个奇怪的词。她偶尔会说出“钢琴”、“咖啡”、“写字楼”这样完全不属于我们世界的东西。我把这些词偷偷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心里越来越沉。

我知道，她的世界，离我的世界，太远了。

真正的改变，发生在一个雨夜。那天晚上电闪雷鸣，跟她被我捡回来的那天一模一样。阿兰被雷声惊醒，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浑身发抖。

我赶紧把她搂在怀里，像哄孩子一样拍着她的背：“阿兰不怕，打雷呢，我在。”

她在我怀里抖了很久，忽然抓住我的胳膊，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嘴里清晰地吐出三个字：“沈……若……兰。”

我愣住了。

“沈若兰……”她又重复了一遍，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来，“我叫……沈若兰。”

她哭了，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这十年的委屈和迷茫全部哭出来。我抱着她，心里五味杂陈。

我知道，那扇尘封了十年的记忆之门，终于被一道惊雷，劈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缝。

光，就要照进来了。而我，连同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都将被这道光照得无所遁形。

第4章 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阿兰，不，或许我该叫她沈若兰了。从那个雷雨夜之后，她像是变了个人。

她不再整天呆呆地坐着，眼神里有了焦距。她会长时间地站在门口，望着通往山外的唯一那条土路，一站就是大半天。她的话变得多了起来，虽然还是断断续续，但逻辑清晰了不少。

她开始问我问题。

“金诚，我们……结婚多久了？”

“十年了。”

“大宝……几岁了？”

“九岁，上小学二年级了。”

她每问一个问题，我每回答一个，她的脸色就更白一分。她看着自己那双因为常年做家务而变得粗糙的手，眼神里充满了陌生和难以置信。

我知道，她正在努力地将“阿兰”的人生和“沈若兰”的记忆拼接在一起，而这个过程，对她来说无疑是痛苦的。

有一天，她正在帮我收拾一个旧木箱，那是爹娘留下来的。忽然，她从箱底翻出了一本大宝用过的旧算术本。她盯着本子封底上印着的九九乘法表，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拿起一支铅笔，在另一张干净的纸上，颤抖着写下了一串数字。

那是一串十一位的数字，看起来像个电话号码。

她写完，就死死地盯着那串数字，像是看着什么救命稻草。她抬起头，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带着恳求和挣扎的眼神看着我：“金诚……我想……打个电话。”

我的心，在那一刻，沉到了谷底。

我最害怕的事情，终究还是要来了。这个电话一旦打出去，就像是按下了启动键，我们这个勉强维持了十年的家，很可能就会分崩离析。

我看着她期盼的眼神，看着她眼角尚未褪去的迷茫，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沉默了很久，久到她眼里的光都快要熄灭了。我终于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地说：“好。”

我们村里没有电话。要打电话，得去十几里外的镇上邮局。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把家里仅有的几十块钱都揣进兜里，用自行车驮着她，往镇上赶。山路颠簸，她坐在后座，双手紧紧抓着我的衣服。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紧张的。

到了邮局，我交了押金，把电话递给她。她拿着听筒的手，抖得厉害。她照着纸上的号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去，每按一下，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电话通了。

她把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屏住了呼吸。

“喂？您好，这里是沈氏集团董事长办公室，请问您找哪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非常职业、有礼貌的女声。

沈若兰的身体猛地一震，眼泪瞬间就涌了出来。她张了张嘴，喉咙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有压抑的呜咽。

电话那头的秘书显然有些不耐烦：“喂？请问您说话吗？不说话我挂了。”

“别挂！”沈若兰终于喊了出来，声音嘶哑而陌生，“我……我找……我找沈国栋。”

沈国栋。她清晰地说出了一个名字。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秘书的语气变得警惕起来：“请问您是哪位？有预约吗？”

“我是……我是他女儿。”沈若兰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我是沈若兰。”

这五个字说完，她就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气，靠着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泣不成声。

电话那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过了足足有半分钟，才传来一个因为激动而变了调的声音：“小姐？是……是大小姐吗？您在哪儿？您还活着？”

接下来的对话，我听得断断续续。我只看到沈若兰一边哭一边说，她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她在一个山村里，她说她有四个孩子……

我站在一旁，像个局外人。看着我的婆娘，对着一个陌生的电话，哭诉着另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人生。那一刻，我感觉她离我好远好远，远到我伸出手也抓不住。

挂了电话，她坐在地上，哭了很久。我没有去扶她，就静静地站在她身边。我知道，她需要时间。

回家的路上，她一言不发。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看着前面土路上自己的影子，和身后她的影子，第一次觉得，这两个影子，或许很快就要分开了。

回到家，孩子们像往常一样扑了上来。

“妈，你回来啦！”

“妈，我今天得了小红花！”

沈若兰看着四个孩子，眼神复杂。她蹲下身，把他们一个个搂进怀里，抱得很紧很紧，仿佛要嵌进自己的身体里。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了很多。她说她想起来了，她家在省城，父亲叫沈国栋，是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十年前，她刚大学毕业，因为一场意外，和家人失散，后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她说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金诚，”她看着我，眼睛里有泪光，“谢谢你。这十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死了。”

我摇摇头，说：“你是我婆娘，是娃的妈，我不照顾你照顾谁。”

“可我……”她欲言又止，最终还是没说下去。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不属于这里。她的世界，有名牌，有钢琴，有写字楼，有我们无法想象的富足。而我的世界，只有泥土、汗水和还不完的穷。

我们俩，就像两条本不该相交的平行线，因为一场意外，拧在了一起十年。现在，意外要被修正了，我们，也该回到各自的轨道上去了。

那一夜，我们谁都没睡。我们就那么睁着眼，听着窗外的风声，和彼此的心跳声，等待着天亮。

我们都知道，天亮之后，一切都将不同了。

第5章 一排黑色的轿车

等待的日子，每一分每一秒都像是在油锅里煎熬。

沈若兰不再像以前那样跟着我下地，她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门口那块大石头上，望着山路发呆。孩子们似乎也感觉到了家里气氛不对，变得异常乖巧，不敢大声吵闹。

村里的风言风语又起来了。

“听说了吗？梁金诚那个疯婆娘，好像要好了！”

“好了才糟呢，听说是城里有钱人家的小姐，能看上咱们这穷山沟？还能看上梁金诚这个土坷垃？”

“那四个娃咋办？怕是要扔给金诚一个人咯！真是造孽！”

这些话像针一样，一根根扎进我的心里。我假装听不见，白天依旧下地干活，把力气都使在锄头上，好像要把心里的烦闷都刨进土里。

三天后的上午，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大宝突然从村口疯跑回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喊：“爹！爹！村里来了好多……好多黑色的车！都往我们家开来了！”

我握着斧头的手一紧，心里那只悬着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我抬起头，看见沈若兰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她扶着门框，脸色煞白，身体摇摇欲坠。

果然，没过几分钟，一排看起来就贵得吓人的黑色轿车，缓缓地、带着一种与这个小山村格格不入的压迫感，停在了我家门口。尘土飞扬中，整个梁家坳的鸡鸣狗吠都像是被按了静音键。

车门打开，最前面那辆车上下来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虽然鬓角已经斑白，但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锐利，不怒自威。

他身后跟着几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一个个都面无表情。

那个男人下车后，目光在周围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我家这栋破旧的泥瓦房上，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嫌弃和震惊。

当他的目光转向门口的沈若兰时，那张严肃的脸瞬间就垮了。他的嘴唇哆嗦着，眼睛一下子就红了，声音颤抖地喊了一声：“兰……兰兰？”

沈若兰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她松开门框，跌跌撞撞地朝那个男人跑过去，扑进他怀里，放声大哭：“爸！”

那一声“爸”，喊得撕心裂肺，包含了十年的委屈、迷茫和思念。

那个被称为“爸”的男人，也就是沈国栋，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女儿，老泪纵横，不停地拍着她的背，嘴里喃喃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的女儿……”

父女俩抱头痛哭了很久，才慢慢平复下来。

沈国栋拉着女儿的手，上上下下地打量她，看到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和粗糙的双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疼惜和愤怒。

他的目光，终于转向了我。

那是一种审视的、带着强烈阶级优越感的目光，像是在看一件物品。他上下打量着我这个穿着解放鞋、浑身汗臭的庄稼汉，眉头皱得更深了。

“你就是梁金诚？”他的语气很冷，不带一丝感情。

我放下斧头，拍了拍手上的木屑，点了点头：“我是。”

就在这时，四个孩子大概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从屋里探出小脑袋，怯生生地看着这群陌生人。

沈国栋的目光扫过那四个孩子，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脸上还有没洗干净的泥印。他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眼神里的愤怒几乎要喷出火来。

他猛地转过头，死死地盯着我，一字一句地问：“这……这四个孩子，都是你的？”

我挺直了腰杆，迎着他的目光，说：“是我的，也是阿兰的。”

“阿兰？”沈国栋冷笑一声，“她叫沈若兰！我沈国栋的女儿！你……你这个山野村夫，你把我女儿害成什么样了！你让她在这种鬼地方，给你生了四个孩子？”

他的声音越来越大，充满了被侵犯的愤怒。他觉得，他那高贵、纯洁的女儿，被我这个泥腿子给玷污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站着。我知道，在他眼里，我可能连个人都算不上。

“说吧，”沈国栋从口袋里掏出一本支票簿，和一支金色的钢笔，“要多少钱，你才肯跟我女儿断绝关系？一百万？两百万？开个价。”

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好像用钱就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包括十年的夫妻情分和四个亲生骨肉。

周围的邻居都围了过来，听到“一百万”、“两百万”这样的字眼，都倒吸一口凉气，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羡慕和嫉妒。在他们看来，我梁金诚这是祖坟冒青烟了。

我看着那本支票簿，又看了看躲在沈若兰身后，吓得瑟瑟发抖的四个孩子。

我笑了。笑得有些悲凉。

我走到沈国栋面前，摇了摇头，说：“我不要你的钱。”

然后，我一字一句，清晰地对他说：“沈先生，阿兰……不，若兰她不是一件东西，可以让你用钱买来买去。她是我婆娘，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户口本上写得清清楚楚。这四个孩子，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我们是一家人。”

“你！”沈国栋气得脸色发紫，指着我的手都在发抖。

“爸！”沈若兰拉住了他，“别说了！金诚……他不是那样的人。这十年，是他救了我，是他一直在照顾我。”

“照顾？”沈国栋指着这破房子，指着这四个孩子，怒吼道，“这就是他给你的照顾？让你过着猪狗不如的日子，让你变成一个生育机器？兰兰，你清醒一点！跟爸回家！”

说着，他就要拉着沈若兰上车。

孩子们哇地一声就哭了出来，冲上去抱住沈若兰的腿。

“妈，别走！”

“妈妈，不要我们了吗？”

沈若兰被孩子们哭得心都碎了，她蹲下身，抱着孩子们，泣不成声。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情，一边是十年相濡以沫的恩情。她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我看着这一幕，心如刀割。

我知道，我该做个了断了。

我走过去，轻轻地把孩子们拉开，然后对沈若兰说：“若兰，你跟你爸……回家吧。”

她猛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别过脸，不去看她的眼睛，继续说：“你本来就不属于这里。回去吧，回到你自己的生活里去。孩子们……有我。”

我的声音很平静，但只有我自己知道，说出这句话，花光了我全身的力气。

第6章 空荡荡的泥瓦房

沈若兰最终还是走了。

她是被她父亲半强迫地拉上车的。临走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太多的东西，有不舍，有愧疚，有挣扎，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决绝。

孩子们哭喊着追着车跑，大宝跑在最前面，摔倒在尘土里，膝盖都磕破了。我跑过去，把他从地上抱起来，看着那排黑色的轿车越开越远，最后消失在山路的尽头。

整个梁家坳，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仿佛刚才那一切都只是一场幻梦。

可我知道，不是梦。我怀里孩子温热的眼泪，和我空荡荡的心，都在提醒我，这是真的。

我婆娘，走了。

我带着四个哭得撕心裂肺的孩子回到家。那栋小小的泥瓦房，一下子变得空旷得可怕。屋子里，似乎还残留着她的气息。灶台上，还有她早上没吃完的半碗红薯粥。床头，还放着那把被我摩挲得油光发亮的桃木梳。

我把孩子们安顿好，一个人坐在门槛上，从中午坐到太阳落山。

我没哭，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像塞了一大团湿棉花，喘不过气。我一遍遍地回想这十年。从河里捞起她，给她取名叫阿兰，她第一次对我笑，我们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一幕一幕，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

我梁金诚这辈子，没读过多少书，也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就知道，做人要凭良心。我捡了她，就得对她负责。她是我的女人，我就得让她吃饱穿暖。我们有了娃，我就得把娃拉扯大。

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我自问没有亏待过她。虽然日子苦，但我把能给的，最好的，全都给了她。

可到头来，还是留不住。

也是，我拿什么留？拿这四面漏风的泥瓦房？还是拿这还不清的穷？人家是千金大小姐，我是个山野村夫，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十年，就像是她做的一场噩梦，现在梦醒了，她也该回到她原本光鲜亮丽的世界里去了。

村里人开始在我家门口指指点点。

“我就说吧，人家城里小姐怎么可能看得上他？这下好了，人财两空，还多了四个拖油瓶。”

“梁金诚这回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白养了人家十年。”

“可怜那四个娃，这么小就没了妈。”

这些话，我一句句都听在耳朵里，但我没心思去理会。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四个孩子，最大的才九岁，最小的才四岁，我一个大男人，又当爹又当妈，怎么拉扯得过来？

晚上，孩子们哭累了，都睡着了。我给他们一个个盖好被子，看着他们挂着泪痕的小脸，心疼得不行。

我走到床头，拿起那把桃木梳，坐在床边，对着空气，一下一下地梳着。仿佛她还坐在那里，靠着我的肩膀，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

梳着梳着，眼泪就下来了。我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像个孩子一样，捂着脸，压抑着声音，哭得浑身发抖。

我不是哭她走了，我是哭我自己。我哭我没本事，给不了她好日子，护不住我们的家。我哭这不讲道理的命，给了我十年温暖，又毫不留情地把它收了回去。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是丢了魂。白天照常下地，晚上回来给孩子们做饭、洗衣。只是话变得更少了，整个人都沉默得可怕。

孩子们也很懂事，不再哭闹着要妈妈。他们只是会经常跑到村口，坐在那块大石头上，眼巴巴地望着山路。我知道，他们在等。

一个星期后，村长找到了我。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是一个穿西装的人送来的，让我亲启。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封信。

信是打印的，措辞很客观，很冷漠。大意是，沈国栋先生为了感谢我这十年来对他女儿的照顾，卡里存了一百万，作为补偿。同时，信里还附了一份离婚协议书，只要我签了字，这笔钱就归我。信的末尾还提到，如果我愿意放弃四个孩子的抚养权，他们愿意再追加一百万。

两百万，买断我十年的婚姻，和四个亲生骨肉。

我看着那封信，气得浑身发抖。

在他们眼里，感情、亲情，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他们以为，给钱，就是对我最大的恩赐。

他们不懂，我梁金诚是穷，但我有骨气。我养活不了我的婆娘，是我没本事。但要我卖儿卖女，我做不到！

我抓起那封信和那张银行卡，冲到灶台边，把它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火里。看着它们化为灰烬，我心里那股憋屈的火，才算是消了一点。

我对着灶膛里的火光，一字一句地对自己说：“梁金诚，你听着，从今往后，你就一个人，带着四个娃过。就算去要饭，也绝不低这个头！”

我以为，我和沈若兰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画上句号了。

我没想到，半个月后，一辆出租车，会再次停在我家门口。

第7章 她的选择

那天，我正在院子里教大宝写字，二宝和三宝在旁边玩泥巴，四宝坐在小板凳上啃着红薯。

一辆出租车停在了门口，车门打开，走下来一个人。

是沈若兰。

她穿着一身简单的白色连衣裙，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脸上没有化妆，但气色比之前好了很多。她脚上穿着一双平底鞋，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

她瘦了些，但眼神却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定。

我愣住了，手里的树枝掉在了地上。孩子们也看见了她，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扔下手里的东西，像一群小炮弹一样冲了过去。

“妈妈！”

“妈妈你回来了！”

沈若兰扔下行李箱，蹲下身，把四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亲着每个孩子的脸蛋，嘴里不停地说：“妈妈回来了，妈妈再也不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这幅情景，一时间竟不知道该作何反应。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心里又酸又胀，像是打翻了五味瓶。

她……怎么回来了？她不是应该在省城里，过着她千金大小姐的生活吗？

等孩子们的情绪稍微平复了一些，她才站起身，拉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

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带着一丝歉意和紧张。

“金诚，”她轻声说，“我回来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喉咙却像是被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两份文件，递给我。一份，是那份我烧掉的离婚协议书的复印件，上面被她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另一份，是一份财产赠与协议。

我看不懂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她就解释给我听。

她说，她回去后，跟她父亲大吵了一架。她父亲逼她离婚，逼她忘掉这十年，忘掉我们和孩子。但她做不到。

“金诚，”她看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这十年，对你来说，是辛苦。但对我来说，是我人生中最安稳、最踏实的十年。在我最无助、最像个野兽一样活着的时候，是你，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一个人的尊严。”

“我爸说，他可以给我更好的生活。可是金诚，再好的生活，如果没有你，没有孩子们，那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华丽的笼子。”

“我记得你给我梳头的每一个晚上，记得你为了给我买那把桃木梳，饿了一天的肚子。我记得你为了让孩子们吃上一个鸡蛋，自己只喝清汤。我也记得，你为了护着我，跟村里人吵架时通红的眼睛……这些，一百万，一千万，都买不来。”

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所以，我做了选择。我爸说，如果我选择你们，他就当没我这个女儿，沈家的一切，都跟我再没关系。”

“这份赠与协议，是我妈留给我的嫁妆，是我唯一能动用的财产。我把它都转到了你的名下。”她把文件塞到我手里，“金诚，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以后要在一起。你……还愿意要我吗？”

她最后一句话，问得小心翼翼，带着一丝不安。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文件，又抬头看看她，看看她身后那四个眼巴巴望着我的孩子。

我心里那堵了半个多月的墙，轰然倒塌。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

我一把将她和孩子们，全都搂进怀里。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用力地抱着他们，仿佛要把这失而复得的珍宝，永远地揉进自己的生命里。

我一个不善言辞的庄稼汉，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心里的激动。我只能用我最大的力气，告诉她我的答案。

我当然要你。

没有你，家就不完整了。

第8章 扎根在泥土里的兰花

沈若兰的回归，在梁家坳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人都没想到，飞上枝头的凤凰，居然还会飞回这个穷鸡窝。他们看我的眼神，从同情，变成了彻底的看不懂。

但我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家，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甚至比以前更充满了欢声笑语。沈若兰带回来的钱，我一分没动。我跟她说，这钱是你的，我梁金诚一个大男人，养得活老婆孩子。

但她坚持要用这笔钱，来改善我们的生活。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离开梁家坳，而是在我那栋老泥瓦房的原址上，盖了一栋两层的小楼。青瓦白墙，窗明几净，是村里最漂亮的一栋房子。

我们还把村里通往镇上的那条土路，自己出钱，修成了平整的水泥路。孩子们去上学，再也不用走一脚泥了。

沈若兰变了，但又好像没变。

她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学会了网购，给孩子们买来了漂亮的衣服和数不清的玩具。她还买了一架钢琴，放在客厅里。闲暇的时候，她会坐在钢琴前，弹奏出悠扬的曲子。孩子们会围在她身边，安静地听着。那一刻，我看着他们，觉得生活美好得不真实。

但她也还是那个“阿兰”。她会挽起袖子，跟我一起下地。虽然农活做得笨手笨脚，但她学得很认真。她会穿着我给她买的围裙，在崭新的厨房里，研究着怎么做出孩子们爱吃的菜。她做的菜，有时候还是会咸，有时候会淡，但我们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

晚上，等孩子们睡了，她还是会让我给她梳头。我拿着那把旧的桃木梳，一下一下，温柔地梳理着她的长发。

“金诚，”她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我爸后来又找过我。”

我梳头的手顿了一下。

“他想通了，”她笑了笑，“他说，他这辈子挣再多的钱，也不如看到我真心笑一次来得重要。他说，他尊重我的选择。他还说，有空……想来看看外孙们。”

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我笑了：“好啊，来了我给他做我们这儿的特色菜。”

“对了，”她忽然转过身，从床头柜里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递给我，“送给你的。”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块崭新的手表，看起来就很贵。

我连忙推辞：“这……这太贵重了，我一个种地的，戴这个干啥。”

她却拉过我的手，固执地把手表给我戴上，说：“你是我丈夫，是这个家的顶梁柱，你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金诚，以前是你照顾我，以后，换我来照顾你。”

我看着手腕上的表，又看看她亮晶晶的眼睛，心里暖流涌动。

第二年春天，沈国栋真的来了。他不再是坐着一排豪车，而是自己开了一辆普通的越野车。他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多礼物，看着他们在院子里疯跑，他那张严肃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跟我喝了一顿酒，喝到最后，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的男人，红着眼睛拍着我的肩膀说：“金诚，我女儿……拜托你了。”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爸，您放心。”

那一声“爸”，我叫得自然而然。

日子就这么平淡而幸福地过着。沈若兰用她的知识和眼界，带着村里人搞起了特色种养殖，还联系了城里的销路。几年下来，梁家坳家家户户都富裕了起来，大家看我的眼神，也从看不懂，变成了由衷的敬佩。他们都说，我梁金诚有福气，娶了个“仙女”回来。

我知道，她不是仙女。她只是一株曾经迷了路的兰花。

她可以开在华丽的温室里，但她最终选择，把根，深深地扎进了我这片贫瘠但真诚的泥土里。

因为在这里，有阳光，有雨露，有能让她安心停靠的港湾，还有四个，我们用爱浇灌出来的，最美的花骨朵。

而我，梁金诚，这辈子最幸运的事，不是拥有了多少财富，而是在那个大雨滂沱的午后，遇见了我的阿兰，并用我笨拙的方式，守护了她十年。

原来，真正的富足，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当你在深夜里醒来，身边睡着你爱的人，隔壁房间里，传来孩子们均匀的呼吸声。

那份踏实，千金不换。

来源：无忧的风铃一点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