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多年以后，当林晚秋这个名字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印记时，我偶尔还会从柜子最深处，摸出那张已经泛黄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多年以后，当林晚秋这个名字只剩下一点模糊的印记时，我偶尔还会从柜子最深处，摸出那张已经泛黄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那不是我的，是她的。

是我亲手把她送走的，就在我们“结婚”的第七个年头。

整整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夜，我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变成了快三十的汉子。我教会了她怎么分五谷，怎么在泥地里走路不摔跤；她教会了我写自己的名字，读懂了报纸上的大标题。我们像搭伙过日子的伙计，又像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守着那个新婚之夜她含泪求我许下的诺言，过着一种外人看不懂的日子。

思绪拉回到1971年的那个秋天，一切都得从大队部门口那棵老槐树下说起。

第1章 新婚夜的陌生人

1971年的秋风，刮在人脸上，跟刀子似的，带着一股子要把地里最后一点油水都榨干的狠劲。

那天，我们红旗生产大队的李大山队长，叼着个旱烟杆，把我从田埂上叫到了大队部。他那张被太阳晒得像老树皮一样的脸上，难得地挤出几分笑意，指了指旁边坐着的一个姑娘，对我说：“建国，这是好事。城里来的林知青，响应号召，决定扎根农村。组织上研究决定，把她分配给你当媳妇。今晚就办事，粮食和布票，队里都给你们记上了。”

我叫陈建国，那年二十二，是队里出了名的壮劳力，会点木匠活，一个人能扛两百斤的麻袋。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我饿不死，也能让家里人饿不死。可说到娶媳妇，我那点工分，加上家里还有个常年吃药的娘，实在是困难。

我顺着李队长的手指看过去，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那姑娘，就是林晚秋。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卡其布上衣，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垂在胸前。她的脸很小，白得像我们冬天刚下的雪，跟我们队里那些被日头晒得黑红的姑完全不一样。她低着头，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角，整个人缩在椅子里，像一只受了惊的兔子，浑身都写满了“格格不入”。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这就像天上掉下来个仙女，不偏不倚，正好砸我怀里了。我甚至能听到旁边几个来办事的社员压低了声音的议论。

“建国这小子，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一个泥腿子，配个文化人，嘿！”

我娘王秀英听到消息，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赶过来，拉着我的手，激动得嘴唇都在哆嗦。她绕着林晚秋走了两圈，眼神里是那种庄稼人打量一头好牲口的挑剔和满意。她拍着我的后背，压低声音说：“好，好啊！这么俊的媳妇，能生养，屁股大，一看就是好生养的。给咱老陈家传宗接代，就靠她了！”

我听着娘的话，脸臊得通红，偷偷去看林晚秋，发现她的头埋得更低了，肩膀微微地颤抖着。

整个过程，她一句话都没说。

婚礼办得极其简单。傍晚，队里给凑了几斤瓜子糖块，相熟的几户人家过来坐了坐，闹哄了一阵子，就算礼成了。我娘乐得合不拢嘴，把家里仅有的一块红布挂在了我们那间土坯房的窗户上，看起来总算有了一点喜气。

可我知道，这喜气是假的。

屋子里的人散尽后，我娘把我拉到一边，往我手里塞了两个煮熟的鸡蛋，压着嗓子嘱咐：“建国，今晚你主动点。她一个城里姑娘，脸皮薄。你是个男人，得让她知道，进了咱老陈家的门，就是咱老陈家的人了。早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我捏着那两个还有点烫手的鸡蛋，心里五味杂陈。

推开门，我看见林晚秋还穿着白天那身衣服，直挺挺地坐在炕沿上。昏黄的煤油灯光照着她的侧脸，她的睫毛上，好像挂着水珠。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只能听到我自己的心跳声，像打鼓一样。炕上铺着我娘用好几块旧布拼起来的“新”被褥，上面用红线绣着一对歪歪扭扭的鸳鸯。

我把鸡蛋放在桌上，搓了搓手，不知道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从喉咙里挤出一句：“……饿不饿？锅里还有点红薯粥。”

她像是被我的声音吓了一跳，猛地抬起头。灯光下，我清楚地看到，她眼睛红红的，脸上挂着两行清晰的泪痕。

她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看着我，那眼神很复杂，有恐惧，有抗拒，还有一丝……绝望。

我们就这样对视着，时间仿佛凝固了。我这个在田里天不怕地不惧的汉子，在那一刻，竟然觉得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陈建国同志，”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沙哑的哭腔，“我知道，这件事你也没有选择。我……我也没有。”

“我……”我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她深吸了一口气，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从炕上下来，走到我面前。她比我矮一个头还多，我能闻到她身上一股淡淡的、像是墨水和书本的味道。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动作。

她“扑通”一声，直直地跪在了我面前。

我魂都吓飞了，赶紧伸手去扶她：“你这是干啥！快起来！有话好好说！”

可她很固执，摇着头，任凭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打湿了胸前的衣襟。

“陈建国同志，我求你一件事。”她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你能不能……能不能答应我？”

“你说，你先起来再说。”我急得满头是汗。一个大男人，让新媳妇在新婚之夜给自己下跪，这要是传出去，我的脊梁骨都得被全村人戳断。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她仰着那张梨花带雨的脸，眼神里带着一种孤注一掷的恳求。

我实在没办法，只能蹲下身子，跟她平视着，叹了口气：“行，你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

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无比清晰，每一个字都像凿子一样，刻在了我的心里。

她说：“我知道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们都反抗不了。但是我求你，给我留一点念想。我们……我们只做名义上的夫妻，行吗？”

我愣住了，脑子里嗡嗡作响。名义上的夫妻？这是什么意思？

她看我没反应，急忙解释道：“我的意思是……在生活上，我可以照顾你，给你洗衣服做饭，干我该干的活。但是在……但是在其他方面，你不能碰我。我们就当是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同志，或者兄妹。”

说到最后几个字，她的脸已经红到了耳根，声音也小得像蚊子哼。

我沉默了。我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我是个正常的男人。我娘那些话还在我耳边响着，传宗接代，开枝散叶，这是刻在每个庄稼人骨子里的念想。现在，这个名义上的媳妇，却要我当个有名无实的丈夫。

这太荒唐了。

见我久久不语，她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带着哭腔说：“我家里还有年迈的父母，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我……我总有一天要回去的。如果政策变了，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城了……我求你，到时候你一定要放我走，就当我们从来没有结过婚。”

“到那个时候，我会报答你的。我给你做牛做马都行，我一辈子都记着你的恩情。”

原来，这才是她心里真正的盘算。她从没想过要在这里扎根，她嫁给我，只是在眼下这种绝境里，为自己找一个临时的庇护所。

我心里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有点失落，又有点愤怒，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怜悯。看着眼前这个跪在地上，哭得浑身发抖的城里姑娘，我突然觉得，她也挺可怜的。就像一只翅膀折了的鸟，掉进了我们这片陌生的田野里。

我脑子里乱糟糟的，想起了李队长那不容置疑的口气，想起了我娘那充满期盼的眼神，又想起了她那双绝望的眼睛。

许久，我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仿佛把心里的那点不甘和绮念都吐了出去。

我伸手，把她从冰冷的地上拉了起来，扶着她坐回炕沿。她的手很凉，一点温度都没有。

我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答应你。”我说，“只要你不想，我陈建国绝不碰你一根手指头。将来有一天，你要是真能回城了，我亲自送你去车站。这张结婚证明，到时候你想撕就撕。”

她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

“真的。”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我陈建国虽然是个粗人，但说话算话。”

她呆呆地看了我好一会儿，眼泪又一次决堤而出。但这一次，哭声里，似乎少了一些绝望，多了一些别的什么东西。

那天晚上，我把炕上那床新被子给了她，自己抱了床旧被褥，在屋子另一头的地上打了个地铺。

躺在冰冷的地铺上，我能听到她躺在炕上，压抑着声音，轻轻地啜泣。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陈建国的婚姻，跟村里任何人家的都不一样了。我娶回来的，不是一个媳妇，而是一个需要我小心翼翼守护的秘密，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的陌生人。

第2章 屋檐下的“同志”

第二天一大早，我娘就喜气洋洋地守在门口，看见我从屋里出来，一把将我拉到墙角。

“怎么样？成了吧？”她挤眉弄眼地问，脸上满是期待。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不敢看她的眼睛。

“那就好，那就好！”我娘高兴得直拍大腿，“你让她多睡会儿，城里姑娘金贵。我去给你俩煮鸡蛋汤。”

我看着娘兴高采烈地往厨房走，心里像压了块石头。这个谎，看来是要一直撒下去了。

林晚秋很快就起来了。她换上了一身更耐脏的旧衣服，头发也利索地盘了起来。看到我，她的眼神有些躲闪，低声说了句：“早。”

早饭桌上，气氛很尴尬。我娘热情地把一碗卧了两个鸡蛋的汤推到林晚秋面前：“晚秋啊，多吃点，补补身子。”

林晚秋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她偷偷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求助。

我赶紧打圆场：“娘，她饭量小，吃一个就行了。剩下的我吃。”说着，我就把其中一个鸡蛋拨到了自己碗里。

我娘瞪了我一眼，但也没再说什么。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搭伙过日子”的生活。

为了不让我娘起疑心，我们白天在人前表现得像一对正常的新婚夫妻，晚上回到屋里，就恢复成“同志”关系。她在炕上，我在地上，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林晚秋是个聪明人，也是个要强的人。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努力地学着做一个农村媳妇。第一天，她跟着我下地，学着割猪草。城里姑娘哪里干过这个，没一会儿，手上就磨出了好几个水泡。她疼得直咧嘴，却一声不吭，咬着牙继续干。

我看着心疼，抢过她的镰刀说：“你歇着吧，这点活我一个人就行。”

她却固执地摇摇头：“不行，我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就该干活挣工分。”

我拗不过她，只好找了块布，把镰刀柄给她缠了几圈，让她握着能舒服点。

她学东西很快，从一开始的笨手笨脚，到后来，喂猪、做饭、洗衣服，都慢慢上了手。虽然做得不如村里那些干惯了活的媳妇利索，但谁都看得出，她尽力了。

我娘一开始对她还有些挑剔，觉得她干活慢，费粮食。但时间长了，看着林晚秋默默地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换下来的脏衣服洗得清清爽爽，话也渐渐少了。

尤其是一件事，让我娘对她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

我娘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得厉害。以前都是我给她揉腿。林晚秋来了之后，有一次看到我娘疼得在炕上哼哼，就主动过去，学着我的样子，轻轻地给她捶腿按摩。

我娘开始还挺抗拒，后来发现她按得不轻不重，还挺舒服，也就由着她了。从那以后，只要我娘腿疼，林晚秋就会主动过去帮忙，还会用热水给她敷。

有一天晚上，我娘把我叫到她屋里，小声说：“建国，我看晚秋这孩子，心眼不坏。就是身子骨弱了点，你平时多疼着她点。还有，你俩都结婚快半年了，肚子怎么还没动静？”

我又只能找借口：“娘，这事急不来。她刚来，水土不服，身子还没养好呢。”

我娘叹了口气，没再追问。

我和林晚秋之间，也渐渐有了一种默契。我们很少说话，但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大概就能明白对方的意思。

我知道她不习惯吃粗粮，每次队里分了点细粮，我都会偷偷留起来，让娘给她做。我知道她怕黑，晚上总会把煤油灯点到她睡着了才吹。

而她，也用她的方式关心着我。

我是个粗人，衣服破了洞，随便扯块布缝上就行。林晚秋来了之后，我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破了的地方，她会用细密的针脚给我补得整整齐齐。

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竟然开始教我认字。

那天晚上，我借着煤油灯的光修理一把锄头，她就坐在炕上，手里拿着一本都翻卷了边的书在看。

她忽然开口问我：“陈建国，你想学认字吗？”

我愣了一下，随即摆摆手，憨笑道：“我一个大老粗，学那玩意儿干啥，会写自己名字就行了。”

“不一样的。”她很认真地说，“认了字，就能看懂报纸，就能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你很聪明，学起来肯定快。”

从那天起，每天晚上，她都会教我认十个字。她用树枝在地上写，我跟着学。我的手握惯了锄头和斧子，刚开始拿笔，抖得像筛糠。她就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我。

她的手很软，带着一丝凉意。当她的手覆盖在我的手背上时，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又一次不争气地加快了。

我不敢看她，只能死死地盯着地上的字。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感受到她的存在，不是作为一个“知青”，也不是作为一个“名义上的妻子”，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温暖的女人。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地上的字，从“陈建国”，到“红旗生产大队”，再到报纸上的大标题，我认识的字越来越多。

而我们之间的那堵墙，似乎也在不知不觉中，变薄了一些。

有一次，队里放电影，全村的人都搬着小板凳去了打谷场。我也想带她去看看，热闹一下。

她摇了摇头，说：“人太多，我不习惯。”

我知道她性子静，就没勉强。可我刚走到院子门口，她又从屋里追了出来，往我手里塞了一个烤红薯。

“晚上风大，这个……你拿着暖暖手。”她说完，就红着脸跑回了屋。

我握着那个滚烫的红薯，站在院子里，心里也跟着暖烘烘的。

我开始觉得，这样的日子，其实也挺好。虽然我们不像别人家夫妻那样亲密，但我们相互尊重，相互关心。她就像一株种在我这片贫瘠土地上的兰花，虽然开得不那么热烈，却自有她的清香。

我甚至开始产生一种奢望：或许，时间长了，她会慢慢习惯这里的生活，会慢慢接受我，我们就这样，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直到有一天，她从城里来的一个知青那里，收到了一封家信。

那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推开门，就看到她坐在炕上，手里捏着一封信，肩膀一抽一抽地哭着。

我心里一紧，赶紧走过去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她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把信递给我：“我爸……他病了，很严重。”

我虽然认字多了，但信上那些连笔的字还是看不太懂。她哽咽着给我解释，说她父亲得了重病，信里让她别担心，但她知道，家里肯定已经到了很困难的地步。

“我想……我想寄点钱回去。”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无助。

可我们哪有钱？我们所有的收入就是工分，换来的粮食刚够糊口。我做木工活攒下的那点钱，还要给我娘买药。

看着她绝望的样子，我一咬牙，说：“你别急，我来想办法。”

第二天，我天不亮就起了床，把我那套吃饭的家伙——斧子、刨子、凿子，都背上了。

“你干啥去？”林晚秋也醒了，不安地问。

“我去县里，看看能不能揽点木工活。”

去县里要走几十里山路，我怕她担心，说得轻描淡写。

那段时间，我白天在队里上工，晚上就跑到山里砍树，周末就背着木料去县城给人打家具。我拼了命地干，一个月下来，人瘦了一圈，但手里终于攒下了二十块钱。

当我把那二十块钱，连同我娘省下来的一点全国粮票，一起交到林晚秋手上时，她捏着那几张被汗水浸透的钱，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许久，她才抬起头，眼圈红红地看着我，轻声说了一句：

“陈建国，谢谢你。”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第3章 一碗红糖姜水

日子就像我们村头那条小河，不紧不慢地流淌着。转眼间，就到了1977年的冬天。

这个冬天，似乎比往年都要冷。雪下得特别大，一连几天都没停，把整个村子都埋在了白茫茫的一片里。地里的活干不了，社员们都缩在家里猫冬。

我和林晚秋，已经这样“搭伙”过了六年。

六年，足以改变很多事情。我已经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村里人人都敬重一声的“建国哥”。我的木工手艺越来越好，农闲时总有人找我帮忙，家里的光景也比以前强了不少。

林晚秋也变了。她不再是那个刚来时，风一吹就要倒的城里姑娘。常年的劳作让她的皮肤染上了健康的麦色，虽然依旧清瘦，但眼神里多了几分坚韧。她已经能熟练地干各种农活，甚至还能和我娘一起，把家里那几分自留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村里人早就把她当成了地地道道的陈家媳妇。有时候，邻居大娘会开玩笑地问她：“晚秋，啥时候给建国生个娃啊？”

每到这时，她总是红着脸低下头，而我就会出来打圆场：“快了快了，正养身子呢。”

谎言说了一千遍，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要信了。

这六年来，我们依旧分铺睡，我睡地铺，她睡土炕。那道无形的墙，依然存在。但我能感觉到，墙的这边和那边，都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她会很自然地在我下工回来时，递上一条热毛巾。我也会在她看书到深夜时，悄悄地往煤油灯里添满油。我们之间的对话，也从最初的客气疏离，变得家常起来。

“今天队里分了点白菜，晚上我给你做个猪肉白菜炖粉条吧。”

“你那件棉袄的袖口又磨破了，脱下来，我给你补补。”

“明天要降温，你下地多穿点。”

这些话，听起来就像任何一对普通夫妻之间的对话。有时候，我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我们真的就是一家人。

我甚至已经很久没有想起那个新婚之夜的承诺了。我觉得，她可能也忘了。或许，她已经认命了，准备就这样，一辈子待在这个小山村里。

然而，一件突如其来的事，像一块巨石，砸进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激起了滔天巨浪。

那天，大队的广播喇叭里，突然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国家要恢复高考了！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在沉寂的村庄里炸响。对我们这些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来说，这事很遥远，就像天上的星星，看看就行了。但对村里那几个知青来说，这不亚于黑夜里亮起的一盏明灯。

广播响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劈柴。林晚秋正在屋里就着窗户透进来的光看书。

我听到广播，心里还没什么感觉，可一回头，就看见林晚秋像被定住了一样，呆呆地站在门口，手里那本书“啪”地一声掉在了地上。

她的脸色苍白，嘴唇微微颤抖，眼神里迸发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芒，那是混杂着震惊、狂喜和不敢置信的复杂情绪。

“晚秋，你……”我迟疑地开口。

她像是没听到我的话，猛地冲出屋子，跑到院子中间，仰着头，仔细地听着广播里每一个字。当广播员用激昂的声音重复“恢复高考”这四个字时，两行清泪，瞬间从她的眼眶里滑落。

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

那个被我刻意遗忘了六年的承诺，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的记忆，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城了……我求你，到时候你一定要放我走。”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

从那天起，林晚秋就像变了一个人。

她不再下地干活，整天整天地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她把箱子底那些早就泛黄的课本全都翻了出来，一本一本地整理好。我们那间小小的土坯房，成了她的战场。

白天，她借着窗户的光看书。晚上，她就点着那盏小小的煤油灯，一看就是大半夜。煤油用得飞快，我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去供销社买。

她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近乎疯狂的学习状态。吃饭的时候，她眼睛还盯着书本，胡乱地往嘴里扒拉几口。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能看到灯光下她瘦弱的身影，听到她用极低的声音在背诵着什么。

我娘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

“建国，晚秋这是咋了？中了邪了？地也不下，活也不干，整天抱着那几本破书啃。”我娘把我拉到一边，满脸不高兴。

我只能替她解释：“娘，国家恢复高考了，她……她想试试。”

“试试？”我娘的嗓门一下子高了八度，“试什么试？她都是你陈建国的人了，还想飞到天上去不成？一个结了婚的女人，不好好在家相夫教子，整天做那些白日梦！你看看她，都瘦成什么样了！”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听着。

家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我娘看林晚秋的眼神，从不满变成了怨怼。她觉得这个儿媳妇的心，根本就不在这个家里。

而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我看着林晚秋日渐消瘦的脸颊和越来越深的黑眼圈，心里不是不心疼。有好几次，我想劝她，别太拼了，身体要紧。可话到嘴边，看着她那双燃烧着希望火焰的眼睛，我又咽了回去。

我知道，这是她等了多少年的机会。这是她唯一的希望。我有什么资格去阻止她？

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笨拙地支持她。

我把家里的活全揽了过来，不让她分心。我把队里分的鸡蛋都省下来，每天早上煮一个，硬塞给她吃。晚上，我会烧好一盆热水，让她泡泡脚，解解乏。

她对我做的一切，都看在眼里。她什么都不说，只是在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愧疚。

矛盾终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爆发了。

那天晚上，林晚秋又在灯下看书看到深夜。我娘起夜，看到我们屋的灯还亮着，就推门进来了。

“这都几点了，还点着灯！不知道煤油不要钱啊！”我娘一进来就没好气地嚷嚷。

当她看到林晚秋还在埋头苦读，而我躺在冰冷的地铺上时，她整个人都炸了。

“林晚秋！”我娘的声音尖利得像要划破屋顶，“你到底安的什么心？我们老陈家是缺你吃了还是缺你穿了？你男人睡地上，你一个人占着热炕头，你还想怎么样？你是不是就盼着考出去，好把我们这一家子都甩了？”

林晚秋被这突如其来的呵斥吓得浑身一颤，手里的书都掉在了地上。她抬起头，脸色苍白，嘴唇翕动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娘！你少说两句！”我赶紧从地铺上爬起来，挡在林晚秋身前。

“我少说？我再说晚了，我儿媳妇都要跟人跑了！”我娘气得直哆嗦，指着林晚秋的鼻子骂，“我告诉你，你生是陈家的人，死是陈家的鬼！想走？门都没有！”

“我……我没有……”林晚秋终于挤出一句话，声音里带着哭腔，“我只是想……”

“你想什么？你想回你的大城市，过你的好日子去，是不是？你当我们这些泥腿子是什么？是你脚底下的垫脚石？”

我娘的话，句句诛心。

林晚秋的脸，一瞬间血色尽失。她看着我娘，又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痛苦和屈辱。

“够了，娘！”我大吼一声，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从来没有用这么大的声音跟我娘说过话。

我娘愣住了，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建国，你为了这个女人吼我？”

我深吸一口气，拉着我娘的胳膊，把她推出了屋子，然后关上了门。

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林晚秋两个人。

她还保持着刚才的姿势，呆呆地坐着，眼泪无声地往下流。

我走到她身边，蹲下来，捡起地上的书，放到她手里。

“别听我娘的，她就是……就是怕你走了。”我的声音有些干涩。

她没有看我，只是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砸在书页上，晕开了一片片墨迹。

“陈建国，”她突然开口，声音沙哑得厉害，“我是不是很自私？”

我沉默了。

“我利用了你，利用了你们家的善良，把你当成我回城的跳板。我……”她哽咽着，说不下去。

屋子里一片死寂，只有煤油灯的火苗在轻轻地跳动。

我看着她瘦弱的肩膀在寒夜里微微颤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站起身，走到桌边，倒了一碗热水，又从柜子里摸出一小包用油纸包着的东西，那是过年时分的红糖，我一直没舍得吃。我往碗里放了一大块，又切了几片姜放进去，递到她面前。

“喝了吧，暖暖身子。”我说，“天太冷了。”

她抬起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没有接。

我把碗硬塞到她手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喝了。然后，好好看书。别想那些没用的。”

她捧着那碗滚烫的红糖姜水，热气氤氲了她的眼睛。

“陈建国……”

“什么都别说了。”我打断她，转过身，背对着她，声音很轻，却很坚定，“我答应过你的事，就一定会做到。你只管安心考试，剩下的，交给我。”

那天晚上，她没有再看书。

我躺在地铺上，能听到她很轻的、压抑的哭声，持续了很久很久。

第4章 撕开的口子

那晚的争吵，像一把刀，在我们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上，划开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

我娘彻底不跟林晚秋说话了。她每天板着一张脸，做饭只做自己和我两个人的，看见林晚秋就当没看见。有时候林晚秋想帮忙，她会一把抢过东西，冷冷地甩下一句：“不敢劳您这个文化人的大驾。”

林晚秋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她不再出房门，除了上厕所，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屋里。她吃得更少了，人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

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

我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一边是我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娘，一边是我承诺过要守护的女人。我谁也怨不得，只能把所有的苦都往自己肚子里咽。

我试着跟我娘沟通。“娘，晚秋她不容易，一个人从城里到咱这山沟沟里……”

话还没说完，就被我娘打断了：“她不容易？我们老陈家就容易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给你娶个媳妇回来，是让她当祖宗供着的吗？建国，你就是个傻子！被人家卖了还帮着数钱！”

我知道我娘在气头上，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我又去劝林晚秋。“你别往心里去，我娘就是那个脾气，刀子嘴豆腐心。”

林晚秋只是摇摇头，低声说：“不怪大娘，是我的错。”

她越是这样说，我心里就越难受。

日子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一天天挨到了考试的日子。

考试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我给林晚秋煮了两个鸡蛋，又冲了一碗红糖水，让她吃了下去。

考场在县城，要走几十里山路。我怕她一个人路上不安全，决定送她去。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她拒绝道。

“不行，路上滑。”我的态度很坚决。

出门的时候，我娘站在她屋门口，冷冷地看着我们，一言不发。

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怎么说话。雪后的山路很滑，我走在前面，不时地回头，伸出手拉她一把。她的手冰凉，没什么力气。

走到一半，她体力不支，脸色发白，一个踉跄差点摔倒。我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

那一刻，她整个人的重量都靠在了我身上。隔着厚厚的棉衣，我依然能感觉到她身体的瘦弱和颤抖。

“歇会儿吧。”我扶着她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从怀里掏出一直焐着的水壶递给她。

她靠在石头上，看着远处被白雪覆盖的群山，轻声说：“陈建国，对不起。”

“又说这个。”我皱了皱眉。

“我是真心的。”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愧疚，“这几个月，让你为难了。”

我没说话，只是从兜里掏出一支铅笔。那是我特意去供销社给她买的，削得尖尖的。

“别想那么多了，好好考试。”我把铅笔递给她，“到了考场别紧张，题都会做的。”

她接过铅笔，紧紧地握在手里，点了点头。

把她送到考场门口，看着她随着走进去，那个瘦弱的背影，在人群中显得那么单薄，又那么坚定。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我送走的，不仅仅是去参加一场考试的她，而是即将离我远去的，整整七年的时光。

我在考场外等了一整天。天快黑的时候，她才从里面出来。

“考得怎么样？”我迎上去问。

她摇了摇头，脸上没什么表情：“不知道。题太多了，没做完。”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很沉默。我知道她心里压力大，也没多问。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真正的煎熬。

林晚秋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每天跟着我下地，回家做饭洗衣，仿佛考试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我们都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她的话更少了，常常一个人坐在炕头发呆。有时候，我会看到她看着窗外，眼神飘得很远很远。

我娘对她的态度依旧冷淡，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指桑骂槐。这个家，就像一口即将沸腾却又被强行压住盖子的锅，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终于，在春节前几天，消息传来了。

那天，邮递员骑着自行车，一路喊着“林晚秋的信”，把一封信送到了我们家。

那一刻，我们三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林晚秋的手抖得厉害，半天都拆不开信封。我接过来，帮她撕开。里面是一张薄薄的纸。

是大学录取通知书。

上海的一所师范大学。

林晚秋看着那张纸，先是愣住了，然后，她用手捂住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滚而下。她蹲在地上，放声大哭，仿佛要把这七年所有的委屈、压抑和期盼，都哭出来。

我娘站在一边，脸色复杂地看着那张通知书，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回了自己屋。

而我，手里捏着那张轻飘飘的纸，却觉得它有千斤重。

我心里很乱。一方面，我为她高兴，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知道，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

我答应过她，要亲手送她走。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小卖部打了一斤白酒，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喝。

冬夜的寒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可我感觉不到冷。酒很辣，烧得我喉咙和胃里都火辣辣的。

我一杯接一杯地喝，脑子里乱哄哄的，七年来的点点滴滴，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在眼前闪过。

我想起我们新婚的那天晚上，她跪在我面前，含泪求我的样子。

我想起她第一次下地，手上磨满了水泡，却咬着牙不吭声。

我想起她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教我写字的那个夜晚。

我想起她在我下工回来时递上的热毛巾，和那个塞到我手里的烤红薯。

我想起她捧着那碗红糖姜水，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七年，两千五百多个日夜。我们不是夫妻，却比很多人家的夫妻，都更像亲人。

我以为时间可以改变一切，我以为她会留下。原来，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她心里那座城的灯火，从来没有熄灭过。而我，只是她在这片黑暗的田野里，暂时停靠的一棵树。

现在，天亮了，她要飞走了。

不知道喝了多久，我感觉身后有人给我披上了一件棉衣。

我回头，看见林晚秋站在我身后，眼睛红肿。

“别喝了，伤身子。”她的声音很轻。

我没理她，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一饮而尽。

她在我的对面坐了下来，沉默了很久，才开口：“建国，谢谢你。”

又是这三个字。

我“呵”地一声笑了，笑声里带着几分自嘲和苦涩。

“谢我什么？谢我耽误了你七年青春？”

“不是的！”她急忙说，“没有你，我可能……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这七年，你为我做的，我一辈子都记得。”

“记得有什么用？”我看着她，借着酒劲，第一次把心里的怨气说了出来，“你记得，然后呢？你还是要走，不是吗？你回到你的大上海，当你的大学生，以后当你的老师。你会认识很多有文化的人，你会过上你想要的生活。而我呢？我陈建国，还是这个山沟里的一个泥腿子！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的话，像一把刀子，也刺伤了她。

她的脸色变得惨白，嘴唇颤抖着，说：“我……我知道。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你没有对不起我。”我摇了摇头，把杯中最后一点酒喝干，然后把酒杯重重地顿在桌上，“你只是……从来没有把这里当成过你的家。”

说完这句话，我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回了我的地铺，用被子蒙住了头。

我听到她在我身后，低低地哭了起来。

那一晚，我们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仿佛轰然倒塌。但墙的两边，却隔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遥远。

第5章 最后的晚餐

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像一块投入湖面的石头，彻底打破了家里的平静。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林晚秋开始收拾她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小小的木箱子，里面装着几件旧衣服和那些被她翻得起了毛边的书。

我娘的态度很奇怪。她不再冷言冷语，但也不和林晚秋说话，整天就是唉声叹气。有时候，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门槛上，看着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发呆，眼神空洞。

我知道，她心里也不好受。七年的相处，就算是一块石头，也该焐热了。她嘴上说得再狠，心里又何尝没有把林晚秋当成自己的家人。只是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即将离去的“儿媳”。

而我，则开始了我人生中最忙碌的一段日子。

我把我这几年做木工活攒下的所有钱，都取了出来，一共一百二十六块五毛。我又去跟几个关系好的兄弟借了点，凑够了一百五十块钱。

我把钱用布包好，塞给林晚秋。

“路上用。”我说。

她说什么都不要，把钱又推了回来。“建国，我不能再要你的钱了。你为我做的已经够多了。”

“拿着！”我的口气不容置疑，“上海那么大的城市，处处都要花钱。你一个女孩子家，身上没钱怎么行？这钱算我借你的，等你以后工作了，再还我。”

我知道，只有这样说，她才会收下。

果然，她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收下了，眼圈红红的。

除了钱，我还想为她做点什么。我想起她那个从城里带来的小皮箱，早就破旧不堪了。于是，我利用晚上的时间，用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木料，连夜给她赶制了一个新的木箱。

那几天，我几乎没怎么合眼。我把木头刨得光滑如镜，用榫卯结构拼接得严丝合缝，还在箱子面上，笨拙地刻了一朵兰花。

我记得她说过，她最喜欢兰花。

箱子做好的那天，我把它搬到她面前。她看着那个崭新结实的木箱，和上面那朵朴拙的兰花，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许久都没有说话。

我看见，有眼泪，滴在了木箱上。

离别的前一天晚上，我对我娘说：“娘，明天晚秋就要走了。今晚，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吧。”

我娘沉默了半天，点了点头，叹了셔口气，说：“去吧，把家里那只老母鸡杀了。”

那只老母鸡，我娘养了好几年，一直宝贝似的，留着下蛋换盐巴，平时谁都舍不得动。

那天晚上，我掌勺，做了我这辈子最丰盛的一顿饭。小鸡炖蘑菇，白菜炒肉片，还炒了两个鸡蛋。雪白的米饭，冒着腾腾的热气。

饭菜上桌，我们三个人围着桌子坐下，谁都没有动筷子。

屋子里，安静得可怕。

最终，还是我娘打破了沉默。她颤巍巍地夹起一块鸡腿，放到了林晚秋的碗里。

“晚秋啊，”我娘的声音有些沙哑，“吃了这顿饭，你就要走了。到了上海，要好好照顾自己。城里不比咱们乡下，人心复杂，凡事多留个心眼。”

林晚秋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哽咽着，叫了一声：“娘……”

这一声“娘”，她叫得自然而然，发自肺腑。

我娘的眼睛也红了。她转过头，用袖子擦了擦眼角，说：“别哭，这是好事。是我们老陈家没福气，留不住你这样的文化人。”

“娘，不是的……”林晚秋泣不成声，“是我……是我对不起你们。”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娘摆了摆手，“这都是命。建国他爹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就盼着他能娶个好媳妇，传宗接代。你是个好姑娘，只是……只是你这只凤凰，不该落在我们这个鸡窝里。”

说着，我娘从怀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东西，一层层打开，里面是一只银镯子。那镯子样式很旧了，看得出有些年头。

“这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娘给我的。本来，是想等我抱上孙子的时候，再传下去的。”我娘把镯子戴在了林晚秋的手腕上，“现在，你带着它走吧。就当……就当是家里给你的一个念想。”

林晚秋看着手腕上的镯子，哭得更厉害了。她站起身，走到我娘面前，又一次“扑通”跪了下去，磕了三个响头。

“娘，您的大恩大德，晚秋这辈子都报答不了。以后，您就是我的亲娘。等我安顿好了，我一定回来看您！”

我娘扶起她，抱着她，两个人都哭成了一团。

我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幕，眼眶也湿了。我端起酒杯，一口气喝干，辛辣的液体，从喉咙一直烧到心里。

这顿饭，我们三个人，是流着泪吃完的。

吃完饭，林晚秋默默地收拾着碗筷。我娘看着她的背影，把我叫到她屋里。

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布包，塞到我手里。

“建国，这里面是五十块钱，还有一些粮票。是我这几年攒下的棺材本。你明天送晚秋的时候，偷偷塞给她。别让她知道是我给的，不然她又该不收了。”

我捏着那个沉甸甸的布包，心里百感交集。“娘……”

“别说了。”我娘打断我，“我虽然不识字，但道理我懂。咱们不能耽误了人家姑娘一辈子。她能从咱们家走出去，也是咱们老陈家的体面。你是个好孩子，你做得对。”

“只是……娘对不起你。让你……让你这几年，受委屈了。”

我再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我一个快三十岁的汉子，在我娘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那天晚上，林晚秋没有再让我睡地铺。

她把炕收拾得干干净净，对我说：“建国，今晚，你睡炕上吧。地上凉。”

我看着她，没有拒绝。

七年来，我第一次，睡在了这盘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炕上。

我们并排躺着，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谁都没有说话，但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黑暗中，她忽然轻轻地开口：“建国，你……恨我吗？”

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她。在从窗户透进来的微弱月光下，我能看到她眼睛的轮廓。

“不恨。”我说，“我只是……有点舍不得。”

她沉默了。

过了很久，我感觉到她朝我这边挪了挪。然后，一只微凉的手，轻轻地、试探地，握住了我的手。那只长年握笔的手，很软；而我这只长年握斧头的手，布满了老茧。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握着手，在即将分别的最后一个夜晚。

我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但我知道，这一刻，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了那堵墙。我们是夫妻，是亲人，是即将天各一方的知己。

天快亮的时候，我感觉到她松开了手，悄悄地起了床。

我知道，天亮了，她就要走了。

第6章 车站的承诺

天蒙蒙亮，公鸡还没打鸣，我就起来了。

林晚秋已经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那个我亲手为她打造的木箱，就立在门口。

我娘也起了个大早，在厨房里忙活着，煮了十几个鸡蛋，又烙了厚厚的几张杂粮饼。

“路上吃。”她把用布包好的食物塞进林晚秋的包里，眼睛红红的，却硬是没让眼泪掉下来。

“娘，您多保重身体。”林晚秋跪下来，又给我娘磕了个头。

“快起来，快起来，地上凉。”我娘把她拉起来，拍了拍她身上的土，“去吧，别误了车。”

我背起那个沉甸甸的木箱，林晚秋背着她的帆布包，我们走出了院子。

我娘拄着拐杖，一直站在门口，看着我们，直到我们的身影消失在村口的小路上。

去县城的路，我们来时走过一次，回去时，心情却截然不同。

一路上，我们依然沉默。但这一次的沉默，不尴尬，也不压抑，反而充满了某种沉甸甸的离愁别绪。

快到县城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让她在路边等我一下。我跑到没人的地方，把我娘给我的那个布包，小心地塞进了她帆布包的最底层。

到了汽车站，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找了个角落，把箱子放下。我看着她，想说点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还是她先开了口。

“建国，家里的事，以后就都拜托你了。娘的腿，一到阴雨天就疼，你记得多给她揉揉。还有，你胃不好，别老是凑合着吃，要按时吃饭。”

她絮絮叨叨地嘱咐着，像一个即将远行的妻子。

我听着，心里一阵阵地发酸，只能不停地点头。

“还有……”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支崭新的钢笔。

“我没什么能留给你的。这支笔，是我用省下来的钱买的。你已经认识那么多字了，别再用树枝了，用笔写吧。有空的时候，多看看书，多写写字。”

我接过那支钢笔，沉甸甸的。我看着她，眼眶发热。

“我……”我终于开口，声音却嘶哑得不像自己的，“你到了上海，安顿好了，给……给家里来封信，报个平安。”

“嗯，我一定会的。”她用力地点头。

汽车的鸣笛声响了起来，催促着人们上车。

离别的时刻，终究还是到了。

我把木箱扛上车，给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

她坐在窗边，我站在车下，我们隔着一层玻璃，相互看着。

“建国，”她把车窗打开一条缝，对我喊，“你回去吧，路还远。”

我摇了摇头，固执地站在原地。

“还有一件事，”她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郑重和认真，“我们的结婚证明……我没有撕。它就在箱子里。陈建国，你听着，从法律上，我林晚秋永远都是你陈建国的妻子。这个身份，除非你不要了，否则，我一辈子都认。”

我愣住了，完全没想到她会说出这样的话。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她的眼泪又流了下来，但脸上却带着一丝笑容，“等我，好吗？等我大学毕业，等我能自己立足了，我就回来接你和娘。我们……我们去上海，我们还是一家人。”

我的心，被她的话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巨大的震惊和喜悦，像烟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炸开。

“你说真的？”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真的。”她重重地点头，“我林晚秋，对天发誓。”

汽车开始缓缓地开动了。

“回去吧！”她朝我挥着手，眼泪和笑容交织在一起。

我跟着车跑了几步，也朝她挥着手，大声喊道：“我等你！我等你回来！”

汽车越开越远，最终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了路的尽头。

我站在原地，许久许久都没有动。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她送给我的那支钢笔。

冬日的阳光，照在身上，一点都不觉得冷。我的心里，像是被一团火填满了，滚烫滚烫的。

我等了七年，等来了她的离开。

现在，我要开始一个新的等待。

我知道，这个等待，可能会很长，很长。但我愿意等。

因为，就在刚才，那个我爱了七年的姑娘，她给了我一个，关于未来的承诺。

第7章 远方的来信

林晚秋走了之后，家里一下子就空了下来。

我和娘的生活，又回到了七年前的样子。只是，一切又都好像不一样了。

屋子里，到处都是她生活过的痕迹。她用过的梳子，她看过的书，甚至空气中，都仿佛还残留着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墨水香味。

我没有再睡地铺，而是搬到了炕上。睡在她曾经睡过的地方，枕着她枕过的枕头，仿佛这样，就能离她近一些。

我娘的话也变少了。她不再念叨着抱孙子的事，只是常常会坐在院子里，朝着村口的方向，一坐就是大半天。

我知道，我们都在想她。

村里的人很快就知道了林晚秋考上大学回城的事。一时间，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说我傻，辛辛苦苦养了七年的媳妇，就这么放跑了。

有人说林晚秋没良心，一朝得势，就忘了本。

也有人劝我，别等了，城里姑娘心高，回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让我赶紧再找一个。

对于这些议论，我一概不理会。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生活和学习中。

我用她送我的那支钢笔，开始练字。我把她留下的那些书，一本一本地看。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我的字，从一开始的歪歪扭扭，变得越来越工整。我能看懂整张报纸了，甚至开始试着写日记。

我把我们的故事，我每天的生活，我对她的思念，都写在了本子上。

半个月后，我们收到了她的第一封信。

信是从上海寄来的。她告诉我们，她已经顺利报到，学校给她安排了住宿，一切都很好。她还说，她在我的包里发现了娘给的钱，让她在车站哭了很久。她让我们不要担心她，她会好好学习，也会照顾好自己。

信的最后，她特意写了一句：建国，勿念，等我。

我拿着那封信，给我娘念了一遍又一遍。我娘听着听着，就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从那以后，我们每个月都能收到她的来信。

她在信里，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世界。她说上海的楼很高，路很宽，晚上的灯火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她说大学的课堂很大，老师讲的东西很有趣。她说她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还发表了文章。

她的每一封信，都像一扇窗，让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看到了外面的广阔天地。

而我，也坚持给她回信。

我告诉她，家里的收成很好，娘的身体也还硬朗。我告诉她，我用新学的木工技术，给家里打了新的桌椅。我告诉她，我正在读她推荐的那本《红与黑》，虽然有些地方看不太懂。

我们的信，成了连接两个世界的桥梁。

第二年，她用自己获得的奖学金，给我们寄来了一台收音机。

当收音机里第一次传出清晰的声音时，我娘激动得像个孩子。从那以后，每天听广播，成了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听新闻，听评书，听歌曲。我们通过这个小小的匣子，感受着时代的脉搏，也感受着她对我们深切的挂念。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四年就过去了。

1982年的夏天，林晚秋大学毕业了。她被分配到上海一所中学当老师，有了正式的工作和收入。

她寄回来的钱越来越多，信也越来越厚。她说，她在努力存钱，想在上海买个小房子，一个能容纳我们三个人的家。

我看着信，心里充满了期待。

然而，就在我们都以为好日子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娘的身体，却突然垮了。

她病得很重，县城的医院已经无能为力。我写信告诉了晚秋，她立刻请了假，从上海赶了回来。

当她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们家门口时，我几乎不敢认她。

她剪了短发，穿着一身得体的连衣裙，和七年前那个穿着蓝色卡其布上衣的知青，判若两人。但她看我的眼神，还是和以前一样，温柔而清澈。

她一回来，就立刻安排，带我娘去省城的大医院看病。她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为我娘支付了高昂的医药费。

在医院里，她日夜不休地照顾着我娘，喂水喂饭，擦洗身体，比我这个亲儿子还要周到。

我娘躺在病床上，拉着她的手，老泪纵横：“晚秋啊，娘……娘拖累你了。”

“娘，您别这么说。”晚秋握着我娘的手，说，“您养育了建国，也照顾了我七年。现在，该轮到我孝敬您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我娘的病，奇迹般地稳定了下来。

出院那天，晚秋对我说：“建国，我们把娘接到上海去吧。那里的医疗条件好，我也能更好地照顾她。”

我看着她，点了点头。

回到村里，我们开始办理各种手续。当我们宣布要离开这里时，整个村子都轰动了。

曾经那些说风凉话的人，如今看我们的眼神，都充满了羡慕和敬佩。

李大山队长，如今已经是大队书记了。他拍着我的肩膀，感慨地说：“建国，你小子，有福气啊！”

我笑了笑。

我知道，我的福气，不是娶了一个大学生，而是我当年，选择相信了一个承诺，守护了一份善良。

离开的那天，我们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了乡亲们。

我只带走了那个我亲手为晚秋做的木箱，和那本写满了我们故事的日记。

坐在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我娘靠在晚秋的肩上，安详地睡着了。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山峦，心中感慨万千。

晚秋把头轻轻地靠在我的肩膀上，就像很多年前，在那个寒冷的冬夜，她把手放在我的手心里一样。

“建国，”她轻声说，“我们回家了。”

我转过头，看着她。阳光透过车窗，照在她脸上，她的笑容，比我见过的任何风景，都要温暖。

我握住她的手，用力地点了点头。

是啊，回家了。

从1971年到1982年，我们用整整十一年的时间，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我们从两个世界的陌生人，变成了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来源：玩次拓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