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器官短缺，这道横亘在现代医学面前的残酷现实，每年都在无情地吞噬着数十万等待移植的生命。然而，2025年8月25日，中国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建行教授团队的一项突破性成就：他们成功将经过6处基因编辑的巴马香猪左肺移植到一名脑死亡患者体内，并使其维持通气与气体

编辑：香瓜

要说全球医学新闻的“爆点”，这次中国科学家做的事够炸裂：把一只猪的肺，硬生生移进了人身上，还让它活蹦乱跳地工作了九天。

不是科幻片，也不是实验鼠，而是真刀真枪地完成在一名脑死亡患者体内。这事登上了《自然-医学》，全世界科学界直接炸了锅。

器官短缺，这道横亘在现代医学面前的残酷现实，每年都在无情地吞噬着数十万等待移植的生命。然而，2025年8月25日，中国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建行教授团队的一项突破性成就：他们成功将经过6处基因编辑的巴马香猪左肺移植到一名脑死亡患者体内，并使其维持通气与气体交换功能长达9天，未发生超急性排异反应。

这不仅是全球首例基因编辑猪肺移植人体手术，被《自然-医学》在线发表并誉为“里程碑”，更点燃了解决全球器官荒的希望之火。

这次成功的基石，可以说是一场在分子层面动的大手术，核心策略就是“减法”和“加法”并行，给这枚猪肺穿上了一件以假乱真的人类伪装服。

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因为人体的免疫系统极其“排外”，它会像最顶级的安保系统一样，瞬间识别出任何非自身细胞，并立刻启动攻击程序。

团队的第一步是做“减法”，他们要拆掉猪细胞上最显眼的“国籍身份牌”。这就像是抹掉护照上的国籍信息。

他们用CRISPR-Cas9这把基因剪刀，精准地敲掉了三个关键基因：GGTA1、β4GALNT2和CMAH。这几个基因负责生产一种叫做α-Gal的异种抗原。在免疫系统眼里，这东西就等于在猪细胞上刻了两个大字——“异类”。

一旦被识别，人体免疫系统会发起最猛烈的攻击，也就是所谓的“超急性排斥”，几分钟内就能让移植的器官肿胀、坏死。而这次，这颗最危险的“引信”被从源头上拆除了。西班牙的专家看到这个结果都直言，这简直是跨越了最具挑战性的障碍。

光拆除威胁还不够，还得有主动防御。第二步就是做“加法”，给猪肺安装上人类免疫系统的“通行证”和“刹车片”。团队植入了两个人体的基因，分别是CD55和CD46。这两个基因相当于我们免疫系统里的“自己人”，它们是补体调节蛋白。

有了它们，当免疫细胞巡逻过来时，就会看到熟悉的“通行证”，从而大大抑制攻击的冲动，让猪肺得以幸免。更绝的是第三个植入的基因TBM。这是为了对付一个“隐形杀手”——血栓。

猪和人的凝血系统存在差异，器官移植后很容易在细微的血管里形成血栓，导致微循环障碍，这对于血管网极其丰富的肺来说是致命的。TBM基因能够调节血栓，相当于给这套陌生的血液循环系统上了一道保险，防止它因为“水土不服”而崩溃。

这一减一加，总共6处关键的基因修改，如同一套组合拳，硬生生地把一个“异物入侵者”，改造成了一个能初步骗过、甚至能主动抵御人体免疫系统的“高级伪装者”。

如果说基因编辑是打赢了看不见的微观战争，那么让猪肺在人体内稳定工作9天，则是在极其脆弱的生理战场上取得的重大战术胜利。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所有器官里，肺，绝对是被公认为异种移植中“最难搞的那一个”，堪称“皇冠上的明珠”。

心脏、肾脏这些器官，都藏在身体内部，只需要面对来自血液的免疫攻击。但肺不一样，它要同时应付“内外夹击”。一方面，它的血管网络极其丰富密集，血液奔流不息，免疫细胞在这里严密布防。另一方面，它通过气道直接和外界空气相连。

这意味着，空气中无数的细菌、病毒都能长驱直入，这让肺部的免疫系统长期处于一种高度警惕的“战备状态”。这种双重压力，让它的炎症风险高到离谱。

它那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网，在移植手术中经历缺血、再灌注之后，非常容易出现损伤和水肿，也就是所谓的PGD，进而导致低氧血症。

过去的很多动物实验中，猪肺移植后，往往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因为免疫攻击和生理不耐受而彻底报废。这次能撑过9天，本身就证明团队对这个生理难题有了全新的解法。

这种成功，源于从源头到手术台的全方位保障。它不是普通的猪，而是来自广西的巴马香猪，由四川一家名为“中科奥格”的公司专门培育。

这些猪从出生起就生活在DPF级的无菌环境里，喝的是纯净水，吃的是特制饲料，连呼吸的空气都是经过层层过滤的。这种做法，从根源上就切断了猪源性病原体传播的链条，确保了移植器官的“出厂洁净度”，这对于脆弱的肺来说至关重要。

而在实验设计上，何建行团队的一个巧思更是堪称神来之笔。他们在手术中，并没有完全移除受体自身的肺，而是保留了其右肺作为“对照组”。

这有什么用？用处大了！它提供了一个无法替代的科学基准。一旦受体出现全身性的炎症反应，医生就能通过对比两个肺的状态，精准判断这究竟是移植肺引发的局部排异，还是全身系统的问题。

同时，团队还采用了自研的无管技术，减少了传统机械通气可能对移植肺造成的二次损伤。从供体的洁净培育，到实验设计的精妙对照，再到手术技术的创新，这场生理战役的胜利，环环相扣，缺一不可。

任何一项触及生命边界的探索，都必然伴随着巨大的伦理争议。这项研究之所以能成为“里程碑”而不是“禁忌”，关键在于它自始至终都被一个严谨的伦理框架牢牢框住。

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选择一位脑死亡患者，而不是活人？

答案很明确：因为这次实验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治疗”，而是为了“科学验证”。在活人身上进行如此高风险的探索，一旦失败，结果是致命的，这在伦理上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脑死亡在法律和医学上均已被认定为死亡，但其身体机能尚能短暂维持，这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获取最真实人体数据的、独一无二的窗口。

在中国，每年大约有30万人急需器官移植来延续生命，但实际能够完成的不到一万人，供需比悬殊到1：30。放眼全球，这个缺口更是高达90%。

异种移植，承载着他们最后的希望。这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空想，像中科奥格这样的公司，已经建起了年产能达3000头的医用猪基地，产业化的曙光已经出现。

超急性排斥被挡住了，但接下来数周内可能出现的急性排斥，以及数年后更为复杂的慢性排斥，依然是巨大的挑战。

还有一个长期隐患，就是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PERV）的安全性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但无论如何，一个规范的开端至关重要。这次实验，获得了脑死亡受试者家属的完全知情和自愿同意，全过程都由医院伦理委员会进行严格监督。

这不仅保证了本次研究的程序正义，更重要的是，它为未来更大胆、更深入的临床研究，树立了一个可复制、可遵循的伦理范本。

回过头来看，广州团队的这次突破，是通过对基因、生理、伦理这三大战场的协同攻坚，硬生生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变成了一个“从0到1”的现实。

这不仅仅是一次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它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医疗时代或许正在到来——未来，人类延续生命所需的器官，可能不再完全依赖于同类的捐献与漫长的等待，而是可以走向“按需设计”与“精准制造”。

来源：近代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