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嗯”了一声，头也没抬，继续把手头这份退休金核算的表格最后一个数字填完。干我们这行，迎来送往，每天对着一堆名字，早就麻木了。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个需要盖章的流程。

“陈哥，下一个，林悦。”

同事小张在门口喊了一嗓子，把一叠材料放在我桌上。

我“嗯”了一声，头也没抬，继续把手头这份退休金核算的表格最后一个数字填完。干我们这行，迎来送往，每天对着一堆名字，早就麻木了。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个需要盖章的流程。

直到我拿起那份新材料，指尖碰到申请人签名那一栏，看到了那两个字。

林悦。

我的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划出了一道短短的黑印。

心里某个角落，像是老旧房子的木门，被人轻轻推开了一道缝，积了十五年的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

我抬起头。

门口走进来一个女人，很瘦，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简单地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她低着头，走路有点慢，似乎不太适应办公室里明亮的灯光。

她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把一个布袋子放在膝盖上，双手交叠着压住，指节因为用力而显得有些突出。

我的喉咙有点发干。

是她，又不是她。

是她的眉眼轮廓，高挺的鼻梁，还有那薄薄的嘴唇。但又不是她，因为我记忆里的林悦，眼睛里永远有光，像夏夜里最亮的星星。而眼前这个女人，眼神是黯淡的，像蒙了一层雾的玻璃，所有的光都透不进去。

时间真是个不讲道理的东西。

1993年的夏天，我们大院里最轰动的事，就是林悦考上了北大。那会儿，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更何况是北大。敲锣打鼓送来的录取通知书，红得刺眼。林叔叔和王阿姨脸上的笑，像是刻上去的，见谁都咧着嘴。

林悦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站在人群中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她的马尾辫甩来甩去，阳光洒在上面，亮得晃眼。

我就站在人群的外围，看着她。那时候我十八岁，刚刚高考落榜，心里一片灰败。我爸托关系，给我弄了个参军的名额，过几天就要去报道了。

她像是在天上飞的凤凰，而我，是地上扑腾的土鸡。我们之间的距离，隔着一个叫“前途”的东西，宽得像条银河。

她走之前，来我家送东西。是我妈让她给我捎几本书，说是在部队里别把学习落下了。她把书递给我，小声说：“陈辉，到了部队，好好干。”

我点点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又说：“我给你写信。”

我还是点头。

那一刻，我甚至不敢看她的眼睛。

后来的十五年，我的人生轨迹简单得像一条直线。新兵连，下部队，考军校，提干，再到转业。戈壁滩的风沙，边境线的月亮，演习场的硝烟，构成了我全部的青春。我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好好干”这三个字上。

我给她写过信，她也回过。一开始还说说彼此的生活，后来，她的信越来越短，间隔越来越长。她说她很忙，学业，社团，还有很多我听不懂的新鲜事。我看着她信里那些关于未来的宏伟蓝图，再看看自己手里擦得锃亮的钢枪，慢慢地，就不再写了。

我知道，我们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再后来，从我妈那儿零星听到一些消息。她毕业了，进了一家很大的外企。她结婚了，丈夫是她的大学同学，也是个青年才俊。他们买了房，买了车，在北京扎下了根。

每一次听到她的消息，我心里都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不疼，就是有点闷。然后我会对自己说，挺好的，她本来就该过这样的生活。

而我，也在部队里结了婚，妻子小敏是部队医院的护士，一个踏实本分，会过日子的女人。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转业回到北京，分了这套小房子，进了这个街道办事处。工资不高，但稳定。每天处理着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日子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我以为，我和林悦的人生，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会各自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直到今天，2008年的这个下午，她坐到了我的对面。

“你好，我……我来申请低保。”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

低保申请。

这四个字，像一把重锤，把我脑子里那个穿着白裙子、眼睛里有星星的女孩形象，砸得粉碎。

我强迫自己把视线从她脸上挪开，落回到那份申请材料上。

申请人：林悦。

年龄：33岁。

家庭住址：和平里X巷X号筒子楼。

家庭情况：离异，与女儿共同生活。

申请原因：本人无固定工作，女儿患有慢性肾病，需长期治疗，家庭生活困难。

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眼睛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拿起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公式化：“林悦同志，你的材料我看了一下。按照规定，我需要跟你核实几个情况。”

她点点头，没说话，放在膝盖上的手又握紧了一些。

“你之前的工作单位是？”

“……A&G咨询公司。”她说了一个我只在财经杂志上见过的名字。

“离职原因？”

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只是吐出三个字：“个人原因。”

“你女儿的病，具体是什么情况？有医院的诊断证明吗？”

“有。”她从那个旧布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

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沓厚厚的化验单和诊断书。我看不懂那些专业的医学术语，但“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症期）”这几个字，我认识。

我的手，开始有点发凉。

“每周需要做几次透析？”

“两次，有时候三次。”

“费用呢？”

“一次四百多，医保能报销一部分，但很多药是自费的……”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咔哒”声，一声一声，敲在我的心上。

我低着头，假装在看材料，其实脑子里一团乱麻。我该说什么？说“节哀顺变”？不对，人还活着。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自己都不信。

我只能继续扮演一个尽职尽责的办事员。

“你前夫呢？他不承担抚养费和医药费吗？”我问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残忍的一个问题。

她的身体明显地僵了一下。

过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轻轻地说：“联系不上了。”

四个字，轻飘飘的，却好像有千斤重。

我把所有的材料整理好，放在一边，然后抬起头，第一次真正地、仔细地看着她。

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纹，脸色是长期休息不好和营养不良造成的蜡黄。那件蓝色的外套，袖口已经磨得起了毛边。

这十五年，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个曾经意气风发，说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女孩，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说一句“好久不见”，或者“你还好吗”。但这些话堵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在“低保申请”这四个字面前，任何寒暄都显得虚伪和残忍。

最终，我只是拿起桌上的公章，在她的申请表上盖了下去。红色的印泥，落在白纸上，那么刺眼。

“好了，你回去等通知吧。我们会尽快安排入户调查，核实情况。”我的声音干巴巴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她站起身，对我鞠了一躬，很轻地说了一声：“谢谢。”

然后她转身，慢慢地往外走。

看着她瘦弱的背影，即将消失在门口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叫住了她。

“林悦。”

她停下脚步，回过头，脸上带着一丝疑惑。

我的心里天人交战。理智告诉我，到此为止，我只是个办事员，她是申请人，我们之间只有工作关系。但情感上，有个声音在嘶吼，你不能就这么让她走。

最终，那个声音占了上风。

“你……你等一下。”我站起来，从自己的抽屉里拿出钱包，把里面所有的现金都掏了出来，大概有七八百块钱。我快步走到她面前，把钱塞到她手里。

“先拿着，给孩子买点吃的。”

我的动作太快，她根本没反应过来。当她看清手里的东西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那层厚厚的雾，好像终于被什么东西刺破了。水光，一点一点地漫了上来。

“陈辉……”她开口，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用？”

她的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掉了下来。大颗大颗的，砸在我的手背上，滚烫。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心，像是被一只手狠狠地攥住了，疼得喘不过气来。

我最怕看到的，就是她的眼泪。

小时候，我们一个大院的孩子玩，她不小心摔破了膝盖，血流了一大片，她咬着牙，一声不吭，硬是没哭。高考前，她压力大得整晚整晚睡不着，眼睛熬得通红，也只是更拼命地看书。

我从没见过她哭。

可现在，她就站在我面前，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不是因为生活的苦，不是因为女儿的病，而是因为在我这个故人面前，她所有的骄傲和体面，都被撕碎了。

她想把钱还给我，手却抖得厉害。

“我不能要……”她哽咽着说，“我不是来要饭的……”

“这不是施舍。”我抓住她的手，不让她把钱抽回去，声音也有些发紧，“林悦，这是……这是我欠你的。”

她愣住了，不解地看着我。

“你忘了？小时候我掉进河里，是你把我拉上来的。我妈说，你是我家的恩人。”我胡乱地找着借口，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蹩脚的借口。

那次落水，其实是院里好几个孩子一起把我们拉上来的。

但她好像信了，或者说，她愿意相信。她不再挣扎，只是低着头，任由眼泪无声地流淌。

周围的同事都看了过来，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探究。我顾不上这些，拉着她的手腕，把她带到了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

“别在这儿哭。”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塞给她。

她靠着墙，慢慢地蹲了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压抑了不知道多久的情绪，在这一刻，终于决堤了。

我站在她身边，像一尊雕像。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任何语言，在这样沉重的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我只能陪着她。

就像很多年前，她站在人群中，享受着所有人的祝贺和羡慕，而我，只能远远地站着，看着她。

只是这一次，我们的位置，好像颠倒了过来。

那天之后，我失眠了。

躺在床上，旁边是妻子小敏均匀的呼吸声，我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全是林悦的样子。她坐在我对面时局促不安的样子，她低声说“联系不上了”的样子，还有她在我面前失声痛哭的样子。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反复播放。

白天在单位，我也是心神不宁。小张跟我开玩笑，说：“陈哥，你这几天怎么跟丢了魂似的？那天那个女的，你认识啊？老同学？”

我含糊地应付过去。

这件事，我没法跟任何人说，包括我的妻子小敏。不是不信任她，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我遇到了我的初恋？说那个曾经让我仰望的女神，现在落魄到要申请低保？

小敏是个好女人，但她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怕她多想，怕她误会。这种事，解释起来太复杂，只会给原本平静的生活，添上不必要的波澜。

我只能把这件事，一个人闷在心里。

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沉甸甸的。

一个星期后，按照流程，我要去林悦家进行入户调查。

去之前，我犹豫了很久。我甚至想跟主任申请，换个同事去。我害怕再次面对她，害怕看到她生活里的那些不堪。

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自己去。

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能逃避。而且，我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我必须去。我必须亲眼看看，才能彻底打消脑子里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才能把那个记忆里的白裙少女，和眼前这个为生活所困的女人，真正地重叠在一起。

我需要一个答案。一个关于“为什么”的答案。

和平里X巷，是个老旧的居民区。筒子楼，红砖墙，墙皮大片大片地剥落，露出里面的水泥。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和油烟混合的味道。

我按照地址，找到了林悦家。那是一扇掉漆的木门，门上贴着一张已经褪色的“福”字。

我敲了敲门。

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开了一条缝。林悦从门后探出头，看到是我，她的眼神闪过一丝慌乱。

“陈……陈干事，你怎么来了？”她下意识地想把门关上。

“林悦，我是来做入户调查的。这是规定流程。”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公事公办。

她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把门完全打开了。

“进来吧。”

我走了进去。

房间很小，大概只有十几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几乎就占满了所有的空间。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桌子上堆满了药瓶和 medical records。唯一显得有些生气的东西，是窗台上的一盆绿萝，叶子长得很精神。

一个看起来七八岁的小女孩，正坐在床上，盖着被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她长得很像林悦，只是脸色苍白得有些不正常。

看到我进来，小女孩有些怯生生地往林悦身后躲了躲。

“这是我女儿，叫念念。”林悦摸了摸女孩的头，声音里带着一丝温柔。

“念念，叫叔叔。”

小女孩看着我，小声地叫了一句：“叔叔好。”

我冲她笑了笑，心里却是一阵发酸。

这就是她的女儿，那个患了重病的孩子。

林悦给我倒了杯水，我接过来，捧在手里。

“家里有点乱，你别介意。”她有些局促地把桌上的东西收拾了一下。

“没事。”我拿出表格和笔，开始按照流程提问。

“家里就你们两个人住？”

“嗯。”

“这房子是租的？”

“是，每个月三百。”

“你现在主要靠什么生活？”

“……打点零工，翻译一些东西。不稳定。”

我一边问，一边记录。每一个问题，都像是在揭开她的伤疤。而我，就是那个手持利刃的人。

调查进行得很顺利，也很压抑。

结束的时候，我合上本子，对她说：“情况我了解了。你的条件符合规定，我们会尽快把手续办下来。”

“谢谢。”她低着头说。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

走到门口的时候，床上的念念突然开口了。

“妈妈，我今天可以吃一个苹果吗？”她的声音小小的，带着一丝祈求。

林悦的身体僵了一下。

她转过身，对女儿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我看不懂的苦涩。

“念念乖，苹果凉，吃了会肚子疼。等你好一点，妈妈给你买好多好多苹果，好不好？”

念念懂事地点了点头，没再说话，只是眼神黯淡了下去。

我的脚，像被钉在了地上，再也迈不动了。

一个苹果。

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一个苹果是再普通不过的水果。我儿子甚至有时候会挑食，咬两口就扔掉。

可是在这里，一个苹果，竟然成了一种奢望。

我转过身，看着林悦。

“为什么？”我终于问出了那个一直盘踞在我心里的问题，“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的语气可能有些急切，甚至带着一丝质问。

林悦愣住了，她没想到我会问这个。

她沉默了很久，眼神飘向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空。

“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怨不得别人。”她轻声说，像是在对我，又像是在对自己。

“他叫孙博文，是我大学同学。”她开始讲述，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个别人的故事。

“他很有才华，也很……有野心。我们毕业后一起进了那家外企，从最底层做起。我们很拼，没日没夜地加班，就是想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自己的家。”

“后来，我们做到了。我们买了房，虽然有贷款，但我们觉得未来一片光明。那时候，我们是所有人眼里的神仙眷侣。”

她的嘴角，似乎牵起了一丝微笑，但转瞬即逝。

“90年代末，股市很热。他觉得给人打工没前途，想自己出去闯。他很有说服力，给我画了一张很大的饼。我也觉得，凭我们的能力，应该能做一番事业。”

“他辞职了，拿着我们所有的积蓄，还有跟亲戚朋友借的钱，全部投进了股市。一开始，确实赚了不少。我们的生活，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他给我买名牌包，买很贵的衣服，他说，我的女人，就该用最好的。”

“我那时候，被那种虚假的繁荣冲昏了头。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再后来……就是2001年，股市大跌。我们所有的钱，一夜之间，全没了。不仅如此，还欠了一屁股的债。”

“他变了。变得暴躁，易怒，整天喝酒，回家就跟我吵架。他说是我拖累了他，说如果不是为了我，他不会那么急功近利。”

“我劝他，我们还年轻，可以从头再来。房子没了可以再买，钱没了可以再赚。只要我们两个人心在一起。”

“可是，我太天真了。我以为我们之间有爱情，其实，我们有的只是共同的野心。当野心破灭的时候，什么都没了。”

“就在那个时候，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以为，孩子的到来，可以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确实安分了一段时间，开始找工作，我们一起还债。”

“念念出生后，他很高兴。但好景不长，念念三岁的时候，查出了这个病。”

她指了指床上的女儿。

“慢性肾衰。医生说，这是个无底洞，需要终身治疗。要么换肾，要么就一直透析。”

“这个消息，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开始躲着我，躲着这个家。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发现他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他给我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对不起，我撑不下去了。’”

“还有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

“我找过他，去他老家，去我们所有可能去的地方。都找不到。他就那样，从我们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亲戚朋友的债，要还。孩子的病，要治。我只能把房子卖了，搬到这里。我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能借的都借了。我不敢找太正式的工作，因为要随时带孩子去医院。只能接一些翻译的活，有一单没一单的。”

“北大毕业又怎么样呢？在生活面前，一张文凭，什么都不是。”

她终于说完了。

屋子里一片死寂。

我看着她，心里像是被无数根针扎着，密密麻麻地疼。

我一直以为，她是天上的凤凰，是我够不到的存在。我甚至因为自己的平凡，而在她面前感到自卑。

可我从来没想过，凤凰也会折翼，也会跌落凡尘。而且，摔得那么重，那么惨。

我脑子里那个穿着白裙子，骄傲地笑着的女孩，和眼前这个被生活磨平了所有棱角，平静地讲述着自己苦难的女人，终于，完全重合在了一起。

没有怨恨，没有哭诉。她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这种平静，比任何声嘶力竭的控诉，都更让我感到心痛。

“对不起。”我说。我不知道除了这三个字，我还能说什么。

“不怪你。”她摇了摇头，“陈辉，谢谢你还认我这个老同学。也谢谢你……没有看不起我。”

她的话，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我怎么会看不起她？

在我心里，她从来都是那个需要我仰望的人。即使现在，她落魄了，可她为了女儿，一个人扛下了所有。她没有被打倒，她还在坚持着。

在我看来，她比以前更让我敬佩。

我从她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北京的冬天，风很硬，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我没有坐车，一个人沿着马路，漫无目的地走着。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有对她遭遇的同情，有对那个男人的愤慨，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力感。

我能为她做什么？

给她钱？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我知道，以她的骄傲，她不会接受。那天给她的几百块钱，已经是极限了。而且，我自己的家庭也不富裕，我也有妻子和孩子要养。我能给的，对于她女儿的病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帮她找工作？她需要照顾孩子，没法坐班。那些零散的翻译活，收入微薄，根本撑不起这个家。

我感觉自己像个没用的废物。

回到家，小敏已经做好了饭。儿子在客厅里跑来跑去，玩着他的小火车。屋子里暖烘烘的，充满了饭菜的香气。

“回来了？快去洗手，准备吃饭了。”小敏接过我的公文包，很自然地帮我把外套挂起来。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单位有点事，加了会儿班。”我撒了个谎。

饭桌上，儿子一边吃饭，一边给我讲着幼儿园里的趣事。小敏不时地给他夹菜，又叮嘱我多吃点。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晚餐。温馨，平淡，却是我过去十五年，用汗水和努力换来的。

我看着眼前的一切，再想想林悦那个只有十几平米，冷冰冰的家。

一种巨大的割裂感，在我心中蔓延。

晚上，我躺在床上，又失眠了。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一直觉得，我过得很平凡。没有考上好大学，没有做成大事业。转业回来，进了一个最基层的单位，每天跟柴米油盐打交道。

我有时候也会觉得不甘心。觉得凭我的能力，不该只是这样。

可是现在，我突然发现，我所拥有的这种“平凡”，对于林悦来说，可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幸福。

我有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温暖的家。我不用为下一顿饭发愁，不用为孩子的医药费彻夜难眠。

我一直以为，林悦是成功的，我是失败的。

但生活的评判标准，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

我不再纠结于“为什么”了。生活没有为什么。它就是这样，充满了无数的变数和无奈。

我的思考，开始从“我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转变为“我到底能为她做点什么”。

我不能给她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我能不能，在她黑暗的世界里，为她点一盏小小的灯？

我开始行动起来。

我不能直接给她钱，但我可以想别的办法。

我利用我工作上的便利，开始留意各种信息。社区里有没有什么适合她做的兼职？有没有什么针对特殊困难家庭的补助政策，是她不知道的？

我还联系了几个当年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发小。大家现在各行各业都有，有做生意的，有在学校当老师的，有在医院当医生的。

我建了一个小群，把林悦的情况，隐去了她的名字，简单地说了一下。我说，我们院里有个姐妹，遇到了难处，孩子生了重病，老公跑了，一个人扛着。我们能不能，帮她一把？

我没指望能得到多少回应。毕竟，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难处。

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群里一下子就炸开了锅。

“谁啊？这么惨？”

“陈辉，你别卖关子，到底是谁？”

“不管是谁，都是咱们院里长大的，不能不管！”

“我在医院，医药费这块，我看看能不能想点办法，找找专家，或者申请一些药物援助。”

“我在学校，她孩子上学的事，我来想办法。不能让孩子因为这个耽误了。”

“我这儿有个项目，需要翻译一些英文资料，不要求坐班，按件计酬，你看她能做吗？”

看着群里一条条刷新的消息，我的眼睛，有点湿润。

这就是我们这代人，从小在一个大院里长大的情分。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不怎么联系。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事，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手。

我把那个翻译的活，告诉了林悦。

我没说是我们发小提供的，只说是社区里一个企业的项目。

她很高兴，立刻就答应了。

“太好了，陈辉，真的太谢谢你了。”电话那头，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久违的轻松。

“别客气，你先试试。要是做得好，以后还有。”

有了这份稳定的兼职，林悦的经济状况，有了一些改善。虽然还是紧张，但至少，不用再为下个月的房租和女儿的透析费发愁了。

她的低保，也很快就批了下来。每个月能有一笔固定的补助。

我还拜托在医院的发小，帮念念联系了肾病方面的专家。专家给出了新的治疗方案，虽然不能根治，但可以延缓病情的发展，提高孩子的生活质量。而且，他还帮忙申请了一个慈善基金会的援助项目，可以减免一部分医药费。

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事情会就这么慢慢地好起来。

但生活，总是会在你觉得看到希望的时候，再给你沉重一击。

那天，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了林悦的电话。她的声音，充满了惊慌和恐惧。

“陈辉，你快来！念念……念念她晕倒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什么都来不及想，跟主任请了个假，抓起车钥匙就冲了出去。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念念已经被送进了急救室。

林悦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急救室门口的长椅上。她的脸色，比纸还要白。

“怎么回事？”我冲过去问她。

“我不知道……她今天早上还好好的，突然就说头晕，然后就……”她说着，又哭了起来。

我扶着她的肩膀，让她坐下。

“别急，医生在里面，会没事的。”我安慰她，其实我自己的心，也悬在嗓子眼。

急救室的灯，一直亮着。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终于，门开了。一个医生走了出来。

“谁是家属？”

“我是！”林悦立刻冲了过去。

“孩子的情况暂时稳定了，是急性肾衰引发的并发症。但是……”医生顿了顿，表情很严肃，“她的情况，不能再拖了。透析只能维持，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做肾移植。”

肾移植。

这三个字，像三座大山，压在了我们心上。

“医生，那……那肾源呢？”林悦颤抖着问。

“这个很难等。而且，就算有合适的肾源，手术和后期的抗排异治疗，也是一笔巨大的费用。”医生叹了口气，“你们家属，要有心理准备。”

医生走了。

林悦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像是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过了很久，她突然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近乎绝望的平静。

“陈辉，我想好了。”

“我想把我的肾，给念念。”

我愣住了。

“你疯了？！”我下意识地喊了出来，“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配型都不一定成功，就算成功了，你自己的身体呢？”

“我查过了，直系亲属配型成功的概率很高。”她说，声音不大，但异常坚定，“只要能救念念，我怎么样都无所谓。”

“那钱呢？手术费呢？”我追问。

“我……我去借，我去求，就算去卖血，我也要把钱凑够。”

看着她那张因为熬夜和焦虑而憔悴不堪的脸，看着她那双因为坚定而亮得有些吓人的眼睛。我突然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这不是希望，这是孤注一掷的赌博。

她把她自己，也当成了赌注。

我把她按在长椅上，强迫她看着我的眼睛。

“林悦，你听我说，你不能这么做。你倒下了，念念怎么办？你让她一个人，怎么活下去？”

我的话，似乎击中了她的要害。

她眼里的光，瞬间就熄灭了。

她低下头，双手抱着头，发出了压抑的呜咽。

“那我该怎么办……陈辉，你告诉我，我到底该怎么办……”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努力，都像个笑话。

我以为我帮了她，我以为我让她看到了希望。

但实际上，我只是在她那座即将倾塌的房子上，糊了几张纸。一场大风刮来，一切都回到了原点，甚至，比原点更糟。

我看着她痛苦的样子，心里像被刀割一样。

我第一次，对自己的“平凡”和“稳定”，产生了怀疑。

我的稳定，我的按部就班，在真正的灾难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我能做的，太有限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

我让小敏跟单位请了假，来医院陪着林悦。我把情况跟小敏坦白了。我告诉她，林悦是我的老同学，遇到了天大的难处。

小敏听完，什么都没问，只是红着眼睛说：“你做得对。这种时候，我们不能不管。”

我把车开到了一条河边，那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地方。

我摇下车窗，点了一支烟。

冬夜的冷风，灌进车里，吹得我浑身发抖。

我看着漆黑的河面，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无能为力了吗？

就在我感到最绝望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

是部队的老领导，我现在转业单位的主任，也是他帮忙安排的。他快退休了，但人脉很广。

“喂，小陈啊，这么晚还没睡？”

“……领导，我……”

“我听说了你那个同学的事了。”领导的声音很沉稳，“你做得很好，有情有义，像个当兵的样子。”

我没想到，这件事会传到他耳朵里。

“但是，光有情有义，解决不了问题。有时候，还得用点‘笨’办法。”

“领导，我……”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本事，帮不了她？”

我沉默了。

“小陈，我问你，你在部队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了想，说：“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不对。”领导否定了我，“是‘永不放弃’。是你的战友掉队了，你得把他背回来。是阵地只剩下你一个人，你也得给我守住了！”

领导的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脑子里的迷雾。

是啊，永不放弃。

我怎么就忘了呢？

在部队的那些年，我遇到过比这更困难的情况。在演习中断水断粮，在抗洪抢险中连续奋战三天三夜。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为什么现在，面对生活的困难，我就觉得自己不行了？

“我明白了，领导。”我的声音，重新有了力气。

“明白就好。”领导笑了笑，“钱的事，你别愁。我帮你联系了几家企业，看看能不能拉点赞助。另外，媒体那边，我也帮你问问。有时候，社会的力量，比我们个人大得多。”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

天边，已经开始泛起了一丝鱼肚白。

我突然有了一种顿悟。

我一直把林悦的事，当成是我一个人的事。我用我个人的力量，个人的关系去帮助她。我错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战斗，也不是她一个人的战斗。

我能做的，不仅仅是给她送钱，帮她找工作。我能做的，是把她的困境，告诉更多的人。是把那些愿意伸出援手的人，都聚集起来。

我，陈辉，一个普通的退伍军人，一个基层的社区工作者。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我身后，有我的战友，有我的领导，有我们那个大院里长大的发小，有千千万万个善良的普通人。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力量。

我发动了车子，调转车头，向着市区的方向开去。

天，亮了。

接下来的日子，忙得像个陀螺。

在老领导的帮助下，我们联系上了一家本地的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了林悦，做了一期专题报道。

节目播出后，反响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林悦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

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几乎被打爆了。无数的市民，自发地为念念捐款。有退休的老干部，拿着自己的退休金来的。有小学生，把自己存钱罐里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还有很多企业的负责人，主动联系我们，表示愿意承担念念所有的治疗费用。

短短几天时间，捐款的数额，就远远超过了手术所需的费用。

我们那个发小群里，也炸开了锅。

“我靠，陈辉，你小子行啊，搞出这么大动静！”

“这下好了，念念有救了！”

“林悦呢？她怎么样？”

我给林悦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她泣不成声。

“陈辉，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谢谢你们……”

“别谢我。”我说，“要谢，就谢谢这个社会，谢谢那些素不相识的好心人。”

肾源，也很快就有了消息。

中华骨髓库里，找到了一个初步配型成功的志愿者。

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手术那天，我们所有人都守在手术室外。

我，小敏，我们大院里那帮发小，还有很多通过新闻报道，自发赶来的市民。

大家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当手术室的灯，终于熄灭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脸上带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笑容。

“手术很成功。”

人群中，爆发出了一阵压抑的欢呼。

林悦当场就跪了下去，对着手术室的方向，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我看着她，眼眶也湿了。

念念的恢复，比预想的要好。

出院那天，阳光很好。

林悦牵着念念的手，走在前面。念念穿着一件新衣服，脸上有了血色，蹦蹦跳跳的，像个小天使。

林悦回头，冲我笑了笑。

那是我时隔十五年，再一次看到她那样笑。

眼睛里，重新有了光。

像夏夜里，最亮的星星。

后来，林悦用社会捐款剩下的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基金会。专门用来帮助那些和念念一样，患有肾病的贫困家庭儿童。

她自己，成了基金会的第一个全职员工。

她不再是那个需要别人帮助的弱者。她开始用自己的经历，去帮助更多的人。

她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

我和她，没有再续前缘。我们都默契地，把那份年少的悸动，埋在了心底。

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最坚实的战友。

有时候，我们会约着一起，带着各自的孩子，去公园里玩。

看着两个孩子在草地上追逐嬉戏，我们会相视一笑。

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的生活，也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我还是那个在街道办事处，每天处理着柴米油油盐的陈辉。

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再看那些来办事的群众，眼神里多了一份理解和耐心。我不再觉得他们的那些“小事”是麻烦。我知道，每一份申请表的背后，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或者是一个人最后的挣扎。

我的工作，不再只是一份糊口的差事。它有了一种新的意义。

那天，又是一个普通的下午。

我坐在办公桌前，整理着材料。

同事小张在门口喊：“陈哥，下一个。”

我抬起头，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了进来。

我站起身，迎了上去，扶着她在椅子上坐下。

“大妈，您别急，慢慢说。有什么事，我帮您。”

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递到她手里。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我的办公桌上，暖洋洋的。

我突然觉得，我的人生，虽然平凡，但也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来源：足智多谋冰淇淋yh6B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