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比如，他塑造选择对象是余占鳌，而余占鳌是一个土匪，那么，只要他创作时对余占鳌进行品格意志包装，那么，人们在阅读完他的作品后就不会仅仅单纯地认为余占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同时认为"哦，原来抗战时期山东土匪都是这样的啊！" 哪样的呢？豪放、侠义、不阿、情感识烈、

《红高梁》本质的、主要想描写的主题人物，实际上是余占鳌，但是，在九儿身上费了不少笔墨，这些笔墨，或多或少地掩盖了重点描写余占鳌的意图。

余占鳌是个什么人物？

余占鳌是个土匪，这本是作者想歌颂的主题，但是作者也费了不少笔墨描写他成为土匪前的生活，以此来掩盖作者真正想描写土匪的创作意图。

余占鳌是一个具象化个体的土匪，作者用个性化描写的手法，试图掩盖文学创作社会关怀和个体典型性代表意义的功能。

作者作者从个性化个体描写切入，利用人的思维由个性化自然向抽象化递进的逻辑误区诱导人们产生抽象化典型化误判的特质来实现创作意国和意识形态引导。

比如，他塑造选择对象是余占鳌，而余占鳌是一个土匪，那么，只要他创作时对余占鳌进行品格意志包装，那么，人们在阅读完他的作品后就不会仅仅单纯地认为余占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同时认为"哦，原来抗战时期山东土匪都是这样的啊！" 哪样的呢？豪放、侠义、不阿、情感识烈、忠肝义胆、打抱不平、放荡不羁伴随着一身正气，家国情怀充满于胸。这正是作者想要的结果。因为作者通过对余占鳌的描写，真正要告诉读者的，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余占鳌个人具有这样的品格，而是土匪群体具有这样的品格，简言之，余占鳌品格=山东土匪品格，余占鳌什么样，山东土匪就是什么样。

综上所述，《红高梁》对余占鳌的描写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是通过对余占鳌的描写来给抗战时期山东土匪树立形象的。这部作品，不管有什么样情节的掩盖，其核心主题，是用他的视角，特别是意识形态视角，展示山东土匪，并通过文学形象塑造，向受众输送他的意识形态。

文学，既是社会文化的一个专业门类，同时也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工具。

问题是，这两个功能能够很好地相互掩盖。

比如，你指出他的问题，他会说，我对余占鳌作个性描写是主体，我写的是余占鳌，这是文学小说创作的基本手法，但是你如果被他这样诱导，相信了他的话，他创作人物品格对土匪定义的意识形态理念，就会不知不觉进入你的头脑。

为什么说《红高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这个判断，是通过作者对作品主要人物身份选择的观察得出的。

这里，必须弄清一点，我们所指的"主要人物"，是作者用来表达主体意识形态的人物，他（她）不一定是作品里的一号角色，恰恰相反某些作品中的一号角色，可能是用来为作者想表达主体意识形态理念而塑造的人物做掩护的。

辨析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抗战时期山东的土匪是一个什么样的体。

抗战时期山东的土匪，主体上是一个极其凶恶残暴的团伙，奸淫掳掠、夺财害命无所不用其极，恶贯满盈，罪行昭彰。其行径反人类无耻至极到令人发指。

山东土匪主体是刘黑七(刘贵堂)团伙，刘黑七是国民党蒋系、汪系，以及日寇三姓家奴，直接勾结日寇，在蒋、汪体系都被授予将衔，规模厐大，为害特别严重。这股势力，触角遍及山东各地，到处流窜，无所不在。

这股势力绑票勒索，不但绑富人，而且绑穷人，言称"阎王不嫌鬼瘦"，他们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做。自刘黑七以降大小匪首，均普遍有一个习惯，每到一村一地，必"娶"(霸占)一女或数女作老婆，美其名曰"处处有新娘，夜夜当郎"。

不但刘黑七主要土匪势力如此，一些比刘黑七势力小的土匪团伙亦是如此。

以刘黑七为首的山东各股土匪势力，大都投靠日寇，直接参与对中共领导的山东敌后抗日军民的作战行动，屠杀手无寸铁的根据地群众，频繁制造血案。

有一支土匪武装，伪装投奔八路军，在获得人员补充和划定地盘后，突然叛变，将充实该武装的政工干部和党员全部屠杀，不留活口。

山东土匪恶行，罄竹难书，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生存和对日作战产生极大危害。之后，刘黑七匪部主力在狍犊崮为我八路军剿灭，其他残余土匪大都加入汪伪部队。

这就是山东土匪主要背景。

山东抗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可歌可泣的人物、事件题材颇多，而《红高粱》均不撷选，却选择了恶名昭彰、行操败劣，残暴凶狠，毫无人性的土匪群体一员作歌颂题材，包装渲染，说明这种选择，不光是作品创作题材选择，而且是意识形态导向选择。

《红高粱》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题材展开创作？这种选择和作者理念有关。

作者和作者所在的那个意识形态群体有一个口头禅，那就是，"不为权贵唱赞歌"，说白了，就是不为主流唱赞歌。所以，和我们党，我们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沾边的题材如杨靖宇、王二小、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雷锋这样的题材，他们都不会选，不但不会选，还要抵制，在他们传播的导向里，这都是为党的领导唱赞歌，都是虚假的；不但自己抵制，还要搞出一些东西来影响社会，引导全社会去抵制。

你弄出上述正面形象宣传，我就非要弄一个土匪形象出来和你的宣传打擂台，和你抢群众。

这些人故意混淆概念，他们常常把一些我们正面宣传英雄人物时由于不正确操作产生的辟如形式主义的现象混淆为我们宣传的这些英雄人物事迹都是编造的。而实际上，我们正面宣传的英雄人物的事迹，都是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

既然是这样，他们被揭露后，也只能说我们宣传理念虚伪，欺骗，违背人伦，缺乏正义性。

照着这个逻辑，他们要和我打擂台，叫板，否定我们，证明他们作品是真实的、不虚伪的、符合人伦的、无欺骗的、正义的叙事，就应该把他们的题材的全部实际的情况展示出来加以证明。避如，真真实实地把抗战时期山东土匪全部所做所为明明白白地展现给受众，然后告诉大家，这些土匪的行径怎么就符合人伦，怎么具有正义性，怎么善良，为什么应该堂堂正正地歌颂和推崇，以及这样正面歌颂为什么不是道德绑架。

然而，他们不是这样，他们在创作和宣传的时候，把抗战时期山东土匪的一切罪恶都掩盖起来闭口不谈，选择这个群体的一员作题材，把他用豪爽、帅真、坦荡、义气、俠仗、单纯，以及充满家国情怀的无畏包装起来，然后用余占鳌的形象告诉人们，抗战时期的土匪是这样的。

这样，有两个问题要问，第一，谁在欺骗？第二，这样的欺骗是不是在唱赞歌？为谁唱赞歌？

有些人就是这样，宁愿欺骗也要堵我们的嘴，不让我们为真正的正义唱赞歌而引导我们为包装了的邪恶唱赞歌。可见，他们对主流文化仇恨到什么程度。

其实这样上不得台面的雕虫小技很容易识破。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些"资深文化人"。他们肆意偷换概念给前台这类作品和作者公然站台。他们把文学写作手法技巧这种"术"的东西与文学社会关怀这种"道"的东西混淆起来，以写作手法的"精湛"去等同社会人文道徳的"深刻"。

按照他们的逻辑，一个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如果伪造病情骗着患者，把他的肾脏切了卖，手术水平越高，社会道徳水平就越高。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