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办公楼里，弥漫着一股旧纸张、铁锈和浓茶混合在一起的独特气味。

1979年4月9日，星期一。

春寒料峭的上海，空气中还带着一丝黄浦江水汽的湿冷。

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办公楼里，弥漫着一股旧纸张、铁锈和浓茶混合在一起的独特气味。

端木宏峪的办公室陈设简单得近乎刻板，一张磨掉了漆皮的写字台，两把待客的木椅子，墙角立着一个灰绿色的铁皮文件柜，柜门上贴着褪色的封条。

唯一的亮色，是窗台上那盆长势喜人的君子兰。

端木宏峪刚在自己的座位上坐稳，一阵尖锐的“叮铃铃”声便划破了清晨的宁静。

桌上那台老式的黑色拨盘电话机，正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

他伸手拿起沉甸甸的话筒，一股熟悉的电流声“滋滋”作响。

“喂，治安处。”他的声音带着一丝因常年吸烟而造成的沙哑。

“端木处长！是我，叶志三！”电话那头的声音急促而响亮，是普陀分局刑警队长的叶志三。

尽管端木宏峪现在的官衔是副处长，但对于叶志三这些“文革”前就跟着他的老部下而言，“端木处长”这个称呼，早已成了一种无法改变的习惯和依赖。

“志三啊，什么事这么火急火燎的？”端木宏峪一边说着，一边用另一只手捂住了自己的胃部。

一阵熟悉的绞痛，如同钻头般从内部袭来，他的额头瞬间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

“处长，出事了！长风公园，一个老头死在了炊事房里，现场……现场有点乱，技术组的人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准是自杀还是他杀，您……您是不是得亲自过来一趟？”

端木宏峪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仿佛一头闻到血腥味的苍鹰。

他那因胃病而略显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职业性的冷峻。

“我马上到！”没有一句多余的废话，他“哐”地一声挂断电话，抓起椅背上的外套，大步流星地走出了办公室。

那辆饱经风霜的北京212吉普车，很快便发出一声咆哮，冲破晨雾，朝着长风公园的方向疾驰而去。

七十年代的长风公园，还保留着一种质朴而开阔的美。

没有后世那些花里胡哨的游乐设施，只有大片的草坪、茂密的树林和波光粼粼的人工湖。

案发现场位于公园西南角，一处假山背后，临着一条潺潺流淌的小河，河边栽种着一排新绿的柳树。

那间肇事的炊事房，就孤零零地立在柳树的阴影里。

端木宏峪赶到时，现场已经被警戒线圈了起来。

叶志三正焦急地踱着步，看到吉普车驶近，他立刻像看到了主心骨一样迎了上来。

“处长，您来了。”

“情况怎么样？”端木宏峪一边问，一边犀利地扫视着四周的环境。

假山、小河、幽静的曲径……这里虽然偏僻，但绝非人迹罕至。

他注意到不远处的小路上，还有清晨锻炼留下的脚印，甚至柳树下的长椅上，还遗落着半张昨天的《解放日报》。

“凶手选择在这里动手，胆子不是一般的大。”

端木宏峪喃喃自语，“他要么对这里的环境了如指掌，知道什么时候人最少；要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他弯腰钻过警戒线，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混合着煤炉熄灭后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炊事房内部空间狭小而昏暗，水泥地上印着一个个勘查人员留下的脚印套。

屋子中央摆着一张油腻的木桌，东面墙角是一个粗糙的水泥水斗，水斗里泡着一只铅桶。

离水斗不远处，是一个熄了火的煤炉，炉上坐着一只铝锅，锅盖半开，能看到里面泡得发白的生米。

而最触目惊心的，是躺在水斗和一只保暖桶之间的那具尸体。

死者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看年纪约莫六七十岁，仰面朝天，双目圆睁，仿佛凝固了生命中最后一刻的惊恐与不甘。

他的头部已经成了一团模糊的血肉，暗红色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混合在一起，将他身下的水泥地浸染成一幅恐怖的图画。

老人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口袋空空，没有任何值钱的物件。

空气仿佛都凝固了。

端木宏峪的目光，落在了尸体旁不远处，那把静静躺在地上的斧头。

斧刃和斧背上，都凝固着暗褐色的血迹和碎肉组织，无疑，它就是夺走老人性命的凶器。

“太惨了……”叶志三的声音有些发涩，“技术组的同志说，致命伤在后脑，但正面也有多处击打伤，简直就像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一样。

端木宏峪没有说话，他强忍着胃部的翻江倒海，蹲下身子，仔细观察着尸体倒地的姿态和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他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剖析着眼前这片混乱。

“不，这不是仇杀。”许久，他才缓缓站起身，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不是仇杀？”叶志三愣住了。

“你看死者倒地的姿势，头朝东脚朝西，身体几乎没有扭转。

这说明，第一下攻击来自他的背后，而且是势大力沉的一击，瞬间就让他丧失了所有反抗能力。”

端木宏峪指了指那把斧头，“凶手用的，是斧背。

这是一记破釜沉舟的重锤，憋足了劲，就是为了要他的命。”

他顿了顿，继续分析道：“老人中招后，立刻就倒下了。

但凶手还不放心，又绕到正面，对着他的头部和脸部连续猛砸。

现场没有任何搏斗的痕迹，这说明双方力量悬殊，或者说，凶手根本没给死者任何反应的机会。

这种手法，带着一种强烈的、急于灭口的动机。”

“灭口……”叶志三咀嚼着这个词。

“对，灭口。”

端木宏峪的目光转向死者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你看他的表情，惊愕、痛苦，好像有话要说，但一个字都来不及讲。

我判断，他和凶手是认识的，但绝对算不上熟悉。

如果是至交或亲人，凶手会把他引到更私密、自己更熟悉的环境再动手，而不是选在公园这个半公开的场所。”

“那凶手……”

“一个新手。

”端木宏峪斩钉截铁地说，“而且是个胆大包天、心狠手辣的家伙。

你看，他杀人后，现场留下了这么多线索，多余的动作太多，手法也很幼稚。

所以我推断，凶手的年龄不会很大，甚至……有可能是个未成年人。”

这个推断让在场的所有刑警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动机，应该是谋财害命。

法医勘查的死亡时间大概在昨天白天，敢在白天动手，说明凶手对公园里人来人往的规律非常清楚，很可能是这里的常客。”

端木宏峪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转身对叶志三下达了指令，“下一步，侦查方向就放在和老头认识的关系人身上，特别是那些青少年！凡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一个都不能漏，全部给我查一遍！尤其要注意，案发后到过现场，并且对老头的死表现出过度关心的人！”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侦查员忍不住插嘴问道：“端木处长，有没有可能是流窜作案？比如外地来的盲流，抢东西被发现了，临时起意杀了人？”

端木宏峪摇了摇头，目光坚定：“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如果是流窜犯，和老头素不相识，单纯为了劫财，一斧子把他砸晕，拿了钱就跑了，何必还要绕到正面补上十几下？

为什么？因为老头认识他！他害怕老头醒过来之后去告发他，所以他一上来就下了死手，要的就是一个‘死’字！我们不能被这种假象迷惑了方向。”

案情分析会在普陀分局一间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召开。

端木宏峪强忍着胃痛，听完了技术人员和法医的报告。

法医的尸检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现场判断：死者头部、面部共有十三处由钝器造成的创口，最长的一道有6厘米，最短的也有2厘米，每一击都深达骨膜，颅骨呈粉碎性骨折。

凶器，就是现场那把斧头。

死者的身份也很快被核实了。

他叫汤广娄，时年67岁，是长风公园的退休木匠，因为手艺好，退休后又被公园返聘为临时工，负责一些修修补补的活计。

一个关键信息从汤广娄家属的口中被证实：汤广娄手上常年戴着一块“上海”牌7120型全钢防震手表，从不离身，但这块表在尸体上并未被发现。

“劫财杀人”，动机被彻底坐实了。

然而，接下来的排查工作却迅速陷入了泥潭。

汤广娄在公园工作了一辈子，认识的人太多了。

家属和公园职工、常来锻炼的老人们提供了长长一串名单，加起来足有一百多人。

这些人里，有和他因鸡毛蒜皮吵过架的邻居，有找他借钱被拒的同事，还有一些行为不端的小混混。

刑警队几乎是倾巢出动，将这一百多号人查了个底朝天，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所有人都有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案件的焦点，很快集中到了一个名叫老张的公园花匠身上。

老张五十多岁，嗜赌如命，最近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被人追得焦头烂额。

有不止一个目击者证实，案发前三天，老张曾气冲冲地找汤广娄，想预支下个月的工资，但汤广娄只是个临时工，没有这个权力，便一口回绝了。

两人为此在公园的长椅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老张当时撂下狠话：“老东西你给我等着，别逼我走绝路！”

动机、矛盾、目击者，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老张。

叶志三亲自带队，几乎就要将他列为头号嫌疑人。

然而，经过严密细致的调查，一条铁一样的不在场证明摆在了所有人面前：案发当天，老张去了一个远房亲戚家，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整整一天都泡在麻将桌上，同桌的牌友加上亲戚家的邻居，足有七八个人可以为他作证。

这条最重要的线索，就这么断了。

整个专案组的气氛顿时变得压抑起来，案件仿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一百多人的排查无功而返，唯一的重点嫌疑人也被排除，调查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就在所有人都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组传来了一个消息，一个微弱但至关重要的转机。

他们在炊事房那个水泥水斗里的铅桶内壁上，提取到了一枚极其清晰的指纹。

这枚指纹，成了迷雾中唯一闪烁的星光。

然而，当这枚指纹被送到市局进行比对时，结果却再次令人失望——在普陀分局所有登记在册的前科罪犯指纹库里，没有找到任何匹配对象。

这个结果，却也从侧面再次印证了端木宏峪最初的那个大胆判断：凶手，是一个没有案底的新手。

公安局的案情分析室里，空气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墙上的案情分析板上，贴满了现场照片和密密麻麻的关系图，每一条被否定的线索都被红笔划掉，留下纵横交错的绝望痕迹。

时间一天天过去，案件毫无进展。

就在专案组的士气跌入谷底时，一名负责外围走访的年轻侦查员，带回了一条看似毫不起眼的线索。

“端木处长，我……我这有个情况，不知道有没有用。”

侦查员在会议上有些犹豫地开口，“我走访公园附近单位的时候了解到，上海市少体校的划船队，训练基地就在长风公园的人工湖。

队员们说，他们训练渴了，有时候图方便，会直接去那个炊事房找汤老头要水喝。”

这条线索一出口，会议室里立刻响起了一片低低的议论声。

“少体校的运动员？一群孩子嘛。”

“是啊，案发那天是星期天，他们放假，应该不训练吧？”

“再说，他们都是集体行动，哪来的作案时间？这群孩子最大的也就十七岁，最小的才十五，怎么可能下那么狠的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大部分侦查员都下意识地排除了这个方向。

在他们看来，将一桩如此残忍的凶杀案和一群挥洒汗水的少年运动员联系在一起，简直是天方夜谭。

会议室里嘈杂一片，唯有端木宏峪，在听到“少体校划船队”这几个字时，原本微蹙的眉头瞬间舒展开来，眼中闪过一道精光。

他抬起手，轻轻敲了敲桌子，所有的议论声戛然而止。

“同志们，静一静。”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权威，“我来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他环视众人，缓缓说道：“我们之前的判断是什么？凶手年龄不大，心狠手辣，熟悉公园环境。

现在，这条线索告诉我们，有一群年龄在十五到十七岁之间的青少年，他们是公园的‘常客’，并且和死者汤广娄有过直接接触。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可是处长，他们还是孩子啊……”叶志三也觉得这个方向有些过于大胆。

“孩子？”端木宏峪的嘴角勾起一抹冷峻的弧度，“不要被年龄迷惑了。

十五到十七岁，正是荷尔蒙过剩、冲动易怒的年纪。

而且，他们是运动员，一个身高体健的划船运动员，面对一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在力量上具备着绝对的、压倒性的优势！”

他的话像一记重锤，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我们再来分析动机。”端木宏峪站起身，走到案情分析板前，“我们总在想，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让凶手下了那样的死手。

但我们换个角度想，万一，动机简单到可笑呢？万一这群孩子里，有某个人手头缺钱了呢？万一有某个人，单纯就是看上了汤老头手腕上那块品相不错的上海手表呢？

为了虚荣，为了一点钱，一个冲动的少年，向一个毫无防备的老人下毒手，这，完全是可能的！”

“我们之前分析，凶手年龄偏低。

现在这群孩子的年龄，不是正好落在我们估算的范围之内吗？”

端木宏峪的目光扫过每一个侦查员的脸，语气变得异常坚定，“所以，我认为，下一步的侦查重点，必须立刻转向这支划船队！志三，你马上联系市少体校，我们要提取划船队全体队员的指纹和掌印，一个都不能少，给我比对仔细了！”

端木宏峪的决断力排众议，为陷入僵局的侦破工作强行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少体校的领导非常配合公安机关的工作。

两天后，在长风公园内的划船队训练基地，一场特殊的“指纹采集”开始了。

阳光正好，人工湖上波光粼粼，少年们刚刚结束一轮高强度的训练，身上还带着汗水和阳光的味道。

他们被教练召集到办公室里，对于公安人员的到来，大部分队员都表现得嘻嘻哈哈，充满了少年人特有的那种事不关己的好奇。

他们排着队，按着油墨，在卡片上留下自己的指纹，整个过程更像是一场新奇的游戏。

端木宏峪没有待在分局等消息，而是亲临了采集现场。

他没有说话，只是抱着手臂，站在角落里，用那双洞察一切的眼睛，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每一个队员的表情和举动。

轮到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队员时，端木宏峪的目光微微一凝。

这个队员叫胡子化，是队里个子最高的几个之一。

和其他人的轻松随意不同，他刻意表现出一种最夸张的“无所谓”，甚至还跟旁边的队友开了个玩笑，说：“警察同志，你们可查仔细点，说不定凶手就是我呢！”

然而，就是这句看似大大咧咧的玩笑话，却让端木宏峪捕捉到了一丝不协调。

他注意到，胡子化在说笑的时候，眼神深处有一闪而过的警惕和试探。

并且，当他的手指按上油墨台时，指尖有那么一瞬间微不可察的僵硬。

这个稍纵即逝的细节，像一颗石子，在端木宏峪平静的心湖里，激起了一圈细微的涟漪。

他记住了这个名字——胡子化。

三天后，4月19日。

普陀分局刑警队队长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撞开，叶志三像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他的脸上因极度的兴奋而涨得通红，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抖。

“处长！端木处长！出来了！比对结果出来了！”他将一份检验报告重重地拍在桌子上，“比对上了！少体校划船队，队员胡子化，十五岁零六个月，他的右手食指指纹，和我们在现场铅桶上提取到的那枚指纹，完全吻合！”

整个办公室瞬间沸腾了！

“抓人！马上把他抓回来审！”一个年轻刑警激动地喊道。

“稍安勿躁。”

端木宏峪却异常冷静，他示意叶志三坐下，然后拿起那份报告，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处长，还等什么？人证……哦不，物证俱在了！”叶志三急切地说。

“志三，你要记住，一枚指纹，只能说明胡子化在案发前后的某个时间点，到过炊事房，并且接触过那只铅桶。”

端木宏峪的语气沉稳如山，“这足以将他列为重大嫌疑对象，但还不足以将他钉死。

我们现在动手，万一他一口咬定只是去要水喝，我们怎么办？打草惊蛇，反而会给我们后续的工作带来麻烦。”

“那……您的意思是？”

“在动他之前，我们要把网织得更密一些。

”端木宏峪的眼中闪烁着猎人般的光芒，“你现在马上安排人，围绕这个胡子化，展开全面的、秘密的外围调查。

我要知道他的一切，他的家庭背景、性格、在学校和运动队的表现、社会关系、最近的经济状况，以及，案发当天，也就是4月8号星期天，他一整天的活动轨迹。

记住，要秘密进行，不要惊动他本人。”

一张无形的大网，以胡子化为中心，悄然撒开。

一条条看似零散的信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迅速地拼凑出了一个清晰而令人心惊的轮廓。

胡子化曾经的普陀区少体校教练反映：“这个孩子，身体素质是好，但脑子都用到歪地方去了。

在区体校的时候就自由散漫，惹是生非，经常和同学打架。

他个子高、身体壮，专挑小同学欺负，有一次甚至把一个同学的眉毛给剃光了，引起公愤，我们才把他开除。

后来市队来招人，我看他可惜了，就推荐了上去，没想到……”

市少体校划船队的现任教练反映：“胡子化是今年2月份才来的，印象就是比较懒，还好动顽皮。

4月8号，就是案发那天，队里安排去港口码头进行水上训练，可他没去。

后来我问他，他说自己的公交月票被扒手偷了，没钱坐车。

听起来倒也像个理由，我就没深究。”

另一名教练提供了一个更重要的细节：“4月10号，公安局的同志来队里了解情况，当时胡子化就挤在边上听。

当警察同志问谁在案发前动过炊事房里的斧头时，胡子化立刻插嘴说，是他在星期天下午训练时动过。

可是他那天，分明就没来训练！”

游泳池的值班员赵某回忆：“4月8号上午，大概八点半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年轻人的声音，问划船队有没有人。

我说没有，那边‘啪’就挂了。

挂了电话没几分钟，公园里一个临时工来我这儿聊天，说看到有个小青年，在炊事房周围鬼鬼祟祟地溜达。”

那位被胡子化呵斥赶走的临时工，被侦查员找到了。

他清晰地回忆道：“那天我休息，在炊事房边上的小河里捉虾。

突然有个人在岸上喊：‘侬做啥，还不快跑！’我抬头一看，是个小青年，站在炊事房门口，离我大概五十米。

我怕他去告状，就赶紧上岸走了。

那个小青年我记得，一米七几的个子，方圆脸，穿着件鸡心领的绒线衫，说的是上海话。”

而来自胡子化队友们的证词，则像一把把尖刀，彻底刺穿了他用谎言编织的外衣。

一名队友说：“星期六（4月7日）下午下雨，教练让我们在炊事房里举杠铃。

当时有个同学拿着那把斧头在门口劈柴玩，胡子化一把就抢了过去，说他来劈，两个人还差点打起来，被教练骂了一顿。

所以，他对那把斧头，印象肯定很深。”

另一名队员接着说：“星期一（4月9日），就是案发第二天，我看见胡子化戴了块崭新的上海手表，卖相特别好。

我们问他哪来的，他得意洋洋地说是他爸买给他的。

他还神神秘秘地跟我们说，长风公园那个老木匠被人杀了，我们问是谁杀的，他说是老木匠的儿子杀的！现在想想，他这是在故意散布谣言，转移视线！”

“他还跟我们说，他星期天没去训练，是因为月票和皮夹子一起被偷了。

可我们都知道，他平时花钱就大手大脚，经常抽好烟，说‘不是海绵烟他不抽’，还跟我们赌钱，虽然都是几毛一块的‘小来来’，但输了也赖账。

他经济上，肯定一直不宽裕。”

所有的线索，如同一条条溪流，最终都汇入了一条指向胡子化的江河。

那个在阳光下挥洒汗水的少年，其背后隐藏的虚荣、顽劣、暴力和谎言，被一层层地剥开，露出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

侦查的大网已经收紧到了最后一环。

根据队员们提供的线索，侦查员找到了胡子化正在交往的那个“女朋友”。

女孩还是个中学生，面对警察的询问，显得有些害怕。

她证实，4月9日下午，也就是案发第二天，她见到胡子化时，他确实戴上了一块崭新的上海手表。

当时胡子化一边抱怨自己皮夹子和月票被偷、手头拮据，一边又炫耀这块表是自己花了125元巨款新买的。

这种显而易见的矛盾，当时就让女孩起了疑心，还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偷了爸爸的表。

更重要的是，女孩交出了她和胡子化最近通信的字条。

在一张胡子化写给她的回信中，他再次用“皮夹子和月票被扒了，所以这几天不高兴”作为自己情绪反常的借口。

这个谎言，如今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

女孩还提供了一个细节：“4月19号那天，我们听说长风公园死了个老头，大家都在议论。

胡子化当时也在场，他嘴上说这事跟他没关系，但我发现他整个人都变得心事重重，跟我们一起玩的时候再也没以前那么高兴了，话也少了很多。”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走访了胡子化所在的梅陇中学。

他的班主任反映，胡子化在班上表现平平，但脾气暴躁，打过好几次架，甚至在一次冲突中把数学老师的手都给扭伤了。

“最近，好几个老师都看到他戴着一块上海手表来上学。”班主任回忆道，“我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手表是哪儿来的，他一会儿说是借同学的，一会儿又说是他爸给的，后来别的老师再问，他又说是他妈给的。

前言不搭后语，漏洞百出。”

“我把他逼急了，追问他表的真实来历。

他最后居然说，是长风公园一个老木匠借给他的，说那个老木匠死了，但不是他杀的。”

这个谎言，愚蠢到了极致，也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如何能把手表“借”给他？这无异于不打自招。

而最后一块，也是最坚实的一块拼图，来自一家不起眼的钟表修理店。

根据汤广娄家属提供的线索，侦查员找到了死者生前修理那块7120手表的地方。

在店铺满是灰尘的存根记录本上，侦查员们找到了那块表的修理记录，上面清晰地备注着一行字：“为防弄混，于表底板内，用红印泥盖‘利10’字样为记。”

至此，所有证据形成了完美的闭环。

人证、物证、口供、动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4月21日，清晨。

端木宏峪亲自带队，下达了抓捕命令。

抓捕过程异常顺利。

当侦查员敲开胡子化家的门时，这个刚刚起床、睡眼惺忪的少年，在看到门口那一排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时，脸上瞬间血色尽失，只剩下惊慌失措。

在他家那只老式的大橱内，侦查员轻易地就搜出了那块“上海牌”7120型手表。

一名技术员戴上白手套，用专业工具小心翼翼地撬开手表后盖。

在光洁的金属底板内侧，一个用红印泥盖上的、小小的“利10”字样，清晰地呈现在众人眼前。

铁证如山！

市局的审讯室里，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一盏孤零零的台灯，将光束打在胡子化那张稚气未脱却写满惶恐的脸上。

起初，他还想抵赖。

他一口咬定手表是自己在地摊上买的，对于指纹，他辩称自己确实去炊事房要过水喝，碰过铅桶。

他甚至编造了各种各样的时间和情节，试图为自己洗脱嫌疑。

端木宏峪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发怒。

他就静静地坐在对面，任由胡子化表演，那双深邃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他所有的谎言。

等到胡子化编得口干舌燥、自己都无法自圆其说时，端木宏峪才缓缓开口。

他不急不躁，将外围调查得到的一份份证据，如同一张张扑克牌，不紧不慢地抛到了桌面上。

“你的教练说，你4月8号那天，根本没有去港口训练。”

“公园的临时工指认，那天上午在炊事房门口呵斥他离开的人，就是你。”

“你的队友证实，案发前一天，你在炊事房里抢过那把杀人的斧头。”

“你的队友还证实，案发第二天，你戴上了这块新手表，并散布谣言，说是老木匠的儿子杀的人。”

“这是你写给你女朋友的信，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你是因为‘皮夹子和月票被扒了’才不高兴。”

每一份证据被念出，胡子化的脸色就更白一分。

他的身体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他用谎言为自己构建的那个虚假世界，正在一片片地崩塌、粉碎。

最后，端木宏峪将那块被密封在证据袋里的上海手表，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中央，推到胡子化面前。

“关于这块表的来历，你对你的同学、老师、女朋友，编造了不下七八个版本。

现在，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说实话。”

端木宏峪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股千钧之力。

“是……是我买的！真的是我买的！”胡子化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声音却已经带上了哭腔。

端木宏峪对他身边的技术员示意了一下。

技术员当场打开证据袋，再次撬开手表后盖，将那个鲜红的“利10”印记，直接展示在了胡子化的眼前。

“这个记号，你也认识吗？”

看到这个无论如何也无法辩驳的终极铁证，胡子化像是被抽掉了全身的骨头，瞬间瘫软在了椅子上。

他呆呆地盯着那个红色的印记，看了足足有十几秒，随即，“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那哭声，充满了悔恨、恐惧，以及一个十五岁少年在末路穷途时的彻底崩溃。

他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在接下来的审讯中，胡子化对自己于4月8日在长风公园炊事房内，抢劫并杀害老木匠汤广娄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整个犯罪动机，简单而又愚蠢。

那天，他在乘坐63路公共汽车去北站的途中，皮夹子和月票都被小偷扒走了。

包里有他攒了大半年的12元零花钱，这让他肉痛不已，心情也变得极度恶劣。

他没钱再去港口训练，便中途下车，一个人跑到长风公园里闲逛。

在划船队办公室和宿舍门口转了一圈，发现大门紧锁，一个人都没有。

于是，他信步走到了熟悉的炊事房，想找汤老头聊聊天，解解闷。

就在聊天时，他看到了汤老头手腕上那块崭新的上海手表，再联想到自己刚刚被偷走的全部家当，一个邪恶的念头，如同毒蛇般从心底钻了出来——把这块表抢过来。

他先是走出炊事房，假装四处观望，发现了正在河里捉虾的那个临时工。

他做贼心虚，便大声呵斥，将这个潜在的目击者赶走。

随后，他再次返回炊事房，谎称自己皮夹子掉了，没钱坐车回家，想向汤广娄借1元钱。

善良的汤老头没有丝毫怀疑，他转过身，从兜里掏出自己的钱夹，准备拿钱。

就在他毫无防备的一刹那，胡子化悄悄抄起了墙边那把他前一天还玩过的木工斧，用斧背，对准汤广娄的后脑，用尽全身力气，猛地砸了下去。

汤广娄哼都没哼一声就倒下了，但他下意识地试图转身。

已经杀红了眼的胡子化，害怕他没死透，又绕到正面，对着他的头部和面部，一下又一下地疯狂猛敲，直到老人彻底没了动静。

作案后，他用极度慌乱但又异乎寻常的“冷静”，在水斗处洗了手和脸，又用铅桶里的水冲洗了鞋子上溅到的血点，也正是在这时，他留下了那枚决定性的指纹。

最后，他撸下汤广娄手上的手表，拿走了钱夹，仓皇逃离了现场。

在路上，他将钱夹里仅有的7元4毛7分钱揣进自己兜里，然后把钱夹随手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至此，这起轰动一时的“4.8长风公园凶杀案”，真相大白。

最终，考虑到胡子化作案时未满十六周岁，且归案后认罪态度良好，端木宏峪在提交给检察院的材料中也对此予以了说明，法院最终以抢劫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五年。

当一切尘埃落定，端木宏峪独自一人走出审讯室，站在走廊的窗前，点燃了一支烟。

窗外，是上海喧嚣的市景，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然而，他的心中却没有丝毫破获大案后的喜悦。

那熟悉的胃痛，又开始如影随形地折磨着他。

他破获了一桩凶案，挽救了法律的尊严，却挽救不回两条逝去的生命——一个惨死的老人，和一个被自己的贪婪与冲动彻底毁灭的少年。

这世间的罪恶，或许永远也无法根除。

他能做的，只是在下一次罪恶发生时，再一次，忍着胃痛，冲向现场。

来源：史飞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