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后，不断向南向西推进，威胁平津，窥伺华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然而，当时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却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集中大量军事力量对中国共产

作者：王一亿

会谈时间 1936年4月9日晚至10日凌晨

会谈地点 陕北肤施（今延安）城内桥儿沟天主教堂

中共代表 周恩来、李克农等

东北军代表 张学良、王以哲等

会谈前提 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受损严重；张学良逐渐转向联共抗日立场

主要议题 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全国红军集中河北；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联合苏联；互不侵犯和经济通商

主要成果 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识；中共调整对蒋策略（"反蒋抗日"→"逼蒋抗日"）

历史意义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基础

1 历史背景：民族危亡与内部纷争

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日本帝国主义自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后，不断向南向西推进，威胁平津，窥伺华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然而，当时的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却坚持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集中大量军事力量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连续不断的“围剿”。

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此时红军兵力已大幅减少，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持续围剿，处境十分困难。与此同时，被蒋介石调往西北进行“剿共”的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在与红军的作战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

东北军的困境尤为明显。这支由张学良率领的军队，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迫离开东北老家，辗转多地，内心充满了收复失地、打回老家的强烈愿望。广大东北军将士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对内战普遍存在抵触情绪。1935年，东北军在陕北与红军的交战中损失惨重，两个主力师被歼灭，这对张学良产生了极大震动，使他开始重新思考对共产党和抗日战争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一宣言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影响了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态度。

2 会谈前的接触与准备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立即开始着手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要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必须争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这些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1936年1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之间的首次正式接触是通过被俘的东北军军官高福源实现的。高福源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在1935年10月的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在红军中，他受到了优待和思想教育，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他主动提出愿意回到东北军劝说张学良与红军合作抗日。

经中国共产党同意，高福源于1936年1月回到东北军驻地，见到了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转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张学良在听取高福源的汇报后，表示同意与中国共产党代表进行秘密会谈。

1936年2月，中共中央派遣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前往洛川，与王以哲和张学良进行了初步会谈。在2月25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李克农与王以哲就局部合作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包括停止敌对行动、恢复通商、保护红军采购人员等。3月4日，张学良亲自飞抵洛川与李克农会谈，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同情，并提出希望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进行更高级别的会谈。

基于这些前期接触，1936年4月6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名义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正式提出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肤施与张学良会商救国大计。电文明确了会谈的时间、地点和主要内容：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起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商谈之问题，敝方拟为：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问题；4、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张学良当即回电同意中共方面提出的会谈安排和议题，并确定会谈地点在肤施城内桥儿沟天主教堂。

3 会谈地点与象征意义

肤施，即今天的延安，当时是东北军的防区，由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二九师驻守。这个地名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从宋朝起，延安府的首县就是肤施县。民国撤裁州府后，将肤施县改为延安县，但民间仍习惯称延安县为肤施县。

关于“肤施”地名的由来，有一个感人的传说：

“相传，释迦牟尼有个弟子，为传播佛法而长途跋涉，当他到达延安时实在没有力气了，便停留在清凉山上等死。这时，一只老鹰停在他身边，他问老鹰：你在这里干什么？鹰说：我在等你死，因为我已经饿得没有力气飞了。释迦牟尼那个弟子说：既然如此，那你现在就可以吃我，反正我也活不过明天了。鹰不忍心。于是他就主动割下了身上的一块肉抛给了鹰。鹰因为吃了这块肉而有了生气，他却因失血而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割肤施鹰”的佛家弟子，便把山下的这座小城命名为“肤施”。”

这次会谈的地点选择在肤施城内的天主教堂，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这座教堂在肤施城里十分醒目，“它的大门是一列宽大的拱廊，四边有花环，饰以小象，两旁夹着两条有壁龛的柱子，柱头是尖的。大门顶上有三条竖线花纹，竖线之上刻了一个抱着圣婴耶稣的圣母像。两侧外面有5个没有门洞的拱门，用花边描画出来。教堂四周有围墙，显得非常安静。”选择这里作为会谈地点，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里无人打扰，便于保密；另一方面也因为这是肤施最漂亮的建筑物，显示了张学良对这次会谈的重视。

4 关键人物：周恩来与张学良

4.1 周恩来：中共卓越谈判家

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早年曾在南开学校就读，后赴日本、法国和德国留学，在欧洲期间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回国后，他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其卓越的谈判技巧、深厚的政治智慧和非凡的个人魅力著称，是中国共产党内处理复杂敏感问题的能手。

在前往肤施会谈前，周恩来已经做了充分准备。他深知这次会谈对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至关重要，也清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与心态。他带着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同时也准备根据会谈实际情况灵活应对。

4.2 张学良：背负国仇家恨的少帅

张学良当时是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东北军的最高统帅。作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他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失去了父亲，随后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中国的形式统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被迫率领东北军离开家乡，内心充满了国仇家恨。

张学良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情感和现代意识的军事将领。他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深知国家面临的危机。同时，他也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和不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对他来说既是政治选择，也是情感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和张学良还有一个特殊的联系——他们都曾受教于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张学良曾回忆说：“我和周恩来能够一见如故，还因为我们都曾是张伯苓先生的学生。”这种同门之谊为两人建立互信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5 艰难旅程与重要会谈

5.1 奔赴肤施的艰险路程

1936年4月7日，周恩来带领李克农、高福源一行，骑着马，冒着陕北的风雪，在20多名红军骑兵警卫护送下从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起程，一路南下奔赴肤施。这段路程约需两天时间，沿途地形复杂，还要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哨卡，行程颇为艰险。

4月8日傍晚，周恩来一行到达肤施城郊东北的川口村。按照事先约定，周恩来让随行的电台与张学良联系，不巧的是电台发生了故障，一时联络不上。直到第二天上午，张学良才得到了周恩来已到达川口的消息。

此时张学良正在洛川，他一面急电驻守肤施的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准备盛情接待，一面亲自驾机带领王以哲等人飞往肤施。中共代表刘鼎也随张学良同机到达。

5.2 历史性的夜晚会谈

4月9日黄昏时分，周恩来、李克农由高福源引路进入肤施城（护送人员和马匹都留在城外），来到了作为会谈地点的天主教堂。当晚8点左右，历史性的会谈正式开始了。

会谈在教堂内一个简朴的房间中进行，只有周恩来、张学良和少数几位核心助手参加。据与会者回忆，会谈开始时气氛略显紧张，但很快就变得坦诚而热烈。张学良首先表示：“欢迎！欢迎！蒋介石在肤施的暗探很多，不能大张旗鼓欢迎，请周先生见谅。”周恩来笑着回应：“肤施可是块宝地，我相信不久会大放光明的。”

会谈中，张学良明确表示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参与酝酿此事。他答应可使驻陕甘的东北军为红四方面军北上让路，在云南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活动则需取得中央军同意，他愿为此事活动。

然而，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又“抗日”又“反蒋”的方针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蒋介石有可能被争取加入抗日阵营，不应该将其排除在外。张学良表示：“蒋介石现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可能争取与其合作。”他还以自己在某次参加会议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时的情况为例，说明蒋介石的抗日决心：“关于承认伪满一事，蒋委员长正厉地说：‘待我蒋某死后，诸公再谈考虑！’”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张学良的意见，他一方面充分肯定张学良坚持抗日的大义，另一方面也表示尊重他提出的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并坦诚地告诉张学良，需要报告党中央讨论后才能做出决定。周恩来指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学良的意见带回去慎重研究。法西斯主义是反共反人民的，没有群众基础。要收复东北，没有广泛的群众参加是不可能的。”

双方还就一系列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包括：

· 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问题

· 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的问题

· 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 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 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会谈持续了整整一个夜晚，直到4月10日凌晨才结束。在坦诚布公的气氛中，双方达成了许多重要共识，为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6 会谈成果与历史意义

6.1 达成重要共识

肤施会谈取得了重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双方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并表示东北军愿意与红军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其次，双方就红军与东北军的合作关系达成了具体协议。包括互不侵犯、互派代表、通商贸易等事宜。这些协议为后来红军与东北之间的实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张学良提出的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周恩来表示将把这一意见带回中共中央认真研究。这一意见最终促使中国共产党调整了对蒋政策，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此外，双方还就国际援助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共产党表达了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的意愿，张学良表示理解和认可。

6.2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战略转变

肤施会谈最显著的历史影响是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蒋政策的重大调整。根据张学良的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于1936年9月1日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将“反蒋抗日”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这一战略转变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再将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为不可调和的敌人，而是可能争取的合作对象。这一转变大大增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和可能性，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后来在评价这一转变时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6.3 为西安事变奠定基础

肤施会谈建立的互信与合作关系，为半年后发生的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创造了条件。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其抗日。在复杂危急的局势下，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邀请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

正是基于肤施会谈建立的个人信任和政治共识，周恩来能够迅速前往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事变，最终促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如果没有肤施会谈建立的良好互信，西安事变的结局可能会完全不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也可能因此而改变。

7 后续影响与历史启示

7.1 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肤施会谈直接促成了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在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建立合作关系后，又通过与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进行沟通，建立了类似的合作关系。这样，在西北地区就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

这种局面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蒋介石后来发现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剿共”不力，于1936年10月亲自飞赴西安督战，最终导致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7.2 推动全国抗战局面形成

肤施会谈及其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国性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能够迅速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能够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都与肤施会谈开启的政治进程密切相关。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7.3 个人友谊与历史佳话

肤施会谈还建立了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个人友谊，成为历史上一段佳话。尽管会谈后不久张学良就被蒋介石长期软禁，但周恩来一直念念不忘这位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重要贡献的朋友。

在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张学良的历史功绩，并关心他的处境。据有关资料记载，周恩来在临终前还曾嘱咐身边工作人员：“不要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这其中就包括张学良。

张学良晚年在美国夏威夷定居时，也曾多次回忆起与周恩来的会谈，对周恩来的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表示钦佩。他曾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们俩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刺透了。”

8 结语：历史转折点的重要启示

1936年的肤施会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能够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以民族大义为重，通过坦诚对话建立互信，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必要条件。

肤施会谈的成功告诉我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时，各党派、各团体应当超越政见分歧，团结一致，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肤施会谈也展示了政治智慧与妥协艺术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能够根据形势变化调整策略，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表现了高度的政治灵活性和战略眼光。而张学良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能够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

今天，我们回顾肤施会谈这一历史事件，仍然能够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它提醒我们，面对外部威胁和挑战时，民族团结是最有力的武器；它也告诉我们，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肤施会谈已经过去80多年，但它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意识，仍然闪耀着历史的光芒，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着不竭的精神动力。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