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百岁老人惊觉：六十年前才知自己为中央特科要员

摘要：2001年春天，在北京西郊宾馆的礼堂里，85岁的沈安娜正为年轻干部们做报告，座位上还有位来自宜兴的老人，名叫姚子健，本来只是陪家人来听听。当“舒曰信、华明之、沈伊娜”这几个名字从沈安娜嘴里说出来是，那位老人手里的水杯忽然晃了晃，连茶水都洒到裤腿上也没注意到。这

2001年春天，在北京西郊宾馆的礼堂里，85岁的沈安娜正为年轻干部们做报告，座位上还有位来自宜兴的老人，名叫姚子健，本来只是陪家人来听听。当“舒曰信、华明之、沈伊娜”这几个名字从沈安娜嘴里说出来是，那位老人手里的水杯忽然晃了晃，连茶水都洒到裤腿上也没注意到。这些名字，他藏在心里已经60多年了。

散场之后，儿子姚一群察觉父亲有些不对劲，追问几句后，姚子健才颤抖着声音问：“沈伊娜的妹妹？她还在世？”

说实话，这一问就像把他那扇关了大半辈子的门给撬开了，从此以后，姚子健的人生真正开始和他藏了许久的秘密撞上了。

没人晓得，这位在礼堂里心慌意乱的老人，14岁就已经在刀刃上踱步过。

1930年的中国，北方战火纷飞，上海租界里暗潮涌动，宜兴乡下的姚子健，因为家境拮据，早就放下书本，不再念书了。

那天，劳动大学附中的老师跑过来说：“包吃包住，要不要去南京读书啊？”他攥紧衣角点了点头，就座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当时想起来，那会儿的少年根本不懂什么叫“命运改写”，只知道有书读、有饭吃，就觉得是天大的幸事，可那所学校根本不是个普通的学堂，而是中共的外围联络点。

入学才两个月，那高年级的学生就递给他一封用蜡封的信，说“明天六点坐慢车去无锡蠡桥堍，有人叫‘夜来香’，把信交给他，别回头看”。

姚子健没问过原因，也没打听信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第二天他准时出发了。接下来的一年，他在苏州、无锡、南京之间跑了超过二十次，每次都只是把信送到，然后就走，从不多说一句话。

说实在的，这种不打听缘由的踏实，反倒成了隐蔽战线特别需要的性格。多问一句，可能就会露出马脚，揭露自己，也倒会让别人陷入危险。

到了1934年，姚子健成为了南京国民政府陆地测量总局的一名制图员。

那栋灰白色的洋楼里，每天都能听到皮靴踩在地板上的声响，他坐在桌前，把前线传来的航片，一笔一划地绘成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碉堡在哪、桥梁在哪、河流在哪，通通用细细的墨线标得一清二楚，不能出丝毫差错。到了晚上，整幢楼都得关闭灯火，可姚子健还是会一直待在办公室里。

他会把白天多拎的一份地图胶片悄悄放进暗袋里，第二天一大早，老同学鲁自诚会叫他去夫子庙喝豆浆，桌子底下，那胶片就从姚子健的手里传到了鲁自诚那儿。

豆浆还在冒着热气，两个人都没抬头，好像就只是普通朋友在一起吃早饭一样。

1935年，鲁自诚带他到紫金山脚下的草棚里，面对一个只露出背影的人郑重宣誓。从那天起，他每个月多拿了三块钱的“交通费”，还获得了个绰号“JY”。

那会儿的姚子健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画的地图到底有什么用，只知道这是上级交代的任务，得认真完成。

一直到后来，有人跟他说明，哪些地图拼在一起，送到了延安的窑洞里，也送到了新四军的指挥部。反“扫荡”、黄桥战役、宿北战役，都靠这些地图来制定战术。没人再告诉他，鲁自诚的上头，是中央特科情报科长王世英。中央特科的规矩嘛，单线联系，不留纸面，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只是个“普通地下党员”。回头想想，这种“不清楚”其实也是在保护他，隐蔽战线的残酷所在：你永远不晓得自己的任务到底有多关键，也永远不知道身边的人究竟是谁，只能凭着信任一路前行。

南京快要失守的时候，姚子健带着测绘总局的人往南撤，走了一半，却接到秘密命令，要他去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报到。

到香港之后，他变成了“中央信托局的职员”，白天穿得体体面面去上班，到了晚上却用米汤把日军南海航道图、英美领事的电报摘要写在《良友》画报的彩页上。需要用的时候，只用酒精一擦，字就能显现出来，然后再交给那个假装是报贩的交通员递出去。

1941年12月24日，太平洋战争拉开序幕，香港一片混乱，姚子健带着一张微缩胶片，混迹在人群中向九龙方向逃去。

在路上遭遇空袭，弹片划伤了他的左腿，鲜血立刻涌出，他没敢停下来，迅速扯下一块破棉裤绑住伤口，踉踉跄跄地走到深圳河边。

河水冷得刺骨，他把胶片含在嘴里，双手提着行李，一点点踩过去，胶片没事，可他的左耳，从那以后就听不清了。

说真的，这种九死一生的经历，谁也不一定扛得住，但姚子健挺过去了，靠的不是啥高深的道理，就是那一句“不能丢了胶片”。

自从从香港逃出去以后，姚子健的人生似乎就像按了一下“重启”按钮似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回到江苏，起初在省交通厅工作，接着又到常州中学和宜兴师范当老师，主要教学生机械制图和测量学。

站在讲台上的他，跟普通老师没啥两样，没人能看出来他曾经是个携带情报的地下工作者。妻子说，他最怕看电影里的特务场景，每次一看到，条件反射似的会摸左胸，那儿曾经缝过暗袋，装着情报。

孩子们也只知道父亲“做过会计、画过图纸”，家里的奖状，他都藏在箱子底下，和旧航测尺、铜壳怀表一块放着。

原本以为，和平年代到了，他应该能把那些事儿讲出来吧？可没想到，他竟然没说。

不是不愿讲，是不敢讲，也不能讲，隐蔽战线的规矩早就刻在骨子里了，就算身边都是家人，也绝不允许有一丝松懈。

1979年，姚子健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里面只有一张南京陆地测量总局的老照片。他看完后，偷偷把信烧了，然后在院子里呆了整整一个晚上。

那会儿的他，似乎已经打算把那些秘密埋到坟里，心里可能觉得，往事就让它藏在心底不提比揭开来更稳妥。直到2001年遇见沈安娜，一切才出现了转变。

一个月过去了，北京安贞医院的病房里，两个老人隔着氧气管轻轻握了握手。

沈安娜笑着说：“你属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这条线，原来你就是中央特科的情报员！”姚子健愣了一下，嘴唇微微发抖，说：“我……我只是跑腿的。”

沈安娜轻拍着他的手背，说：“在特科，没有什么所谓的小人物，每一环都牵扯着生死。”这话，算是给姚子健打了一张“身份证”，他这一辈子所做的事，不是什么“跑腿”的差事，而是关乎救命和赢仗的重大任务，身份的确认花了整整八个月时间。

调查组辗转去了江苏、南京、上海、香港，最后在一堆旧账本里翻出一张1931年12月的报销单，上面写着“交交通费至YJ，代号JY，送三信，留存回字”。

这行字，和姚子健说的时间、路径还有代号完全一致。

在2002年冬天，宜兴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把一本蓝色的小册子递到他手中，册子上写着“隐蔽战线老同志确认书，中央特科外围交通系统，1931年参与任务”。

老人轻抚着那本册子的封皮，笑着说：“原来……我算是个‘特科人’了。”慢慢地，他的荣誉也逐渐增多：一次性补助、纪念章，还收到了抗战胜利70年阅兵老兵方阵的请柬。

他把补助钱捐给了希望小学，把纪念章偷偷放进了抽屉里，至于阅兵请柬，就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了。这是他这一辈子唯一愿意拿出来“秀一秀”的东西。

2017年11月，在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102岁的姚子健坐在轮椅上，由人推着缓缓走过红毯。

当闪光灯一闪，他突然抬手行了个军礼，虽然动作有点不够规范，但全场竟然静了三秒。

那一瞬间，没有人觉得这个军礼不地道，因为大家都明白，那是个老兵对信念的最后敬意。

2018年1月12日凌晨，姚子健在宜兴中医院离开了，享年103岁。他没有要求哀乐，也没有追悼词，追思会就家人和几位党史办的干部在场。按照他的遗愿，遗体捐献给了江南大学医学院。

学生们解剖时才发现，老人左耳少了一块软骨，那是香港炸弹留下的痕迹；左胸皮肤上有细小的针线痕迹，那是当年缝制暗袋的地方。

这些痕迹，变成了最真切的“历史教材”，让年轻一辈真切地“感受”到过去的时光。那个月，央视播出了纪录片《红色堡垒》，镜头移到姚家小院里的那张空藤椅，画外音缓缓说道：“他走了，中央特科的最后一位战士，带走了那个时代的温度。”如今，前往宜兴市档案馆还能找到那张泛黄的《交通费报账单》，只不过“YJ”这两个字母已变得模糊不清。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里藏着一卷编号“JY”的微缩胶片，里面是1935年那张《京沪杭地形图》，那些等高线细得跟老年人的掌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