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银行的空调开得很足，冷气像无数根细小的冰针，扎在我的后脖颈上。

银行的空调开得很足，冷气像无数根细小的冰针，扎在我的后脖颈上。

我手里攥着一本存折，一本被岁月摩挲得起了毛边、封面颜色都快褪干净的存折。

指尖能感觉到封皮下那些凹凸不平的印痕，是我妈的名字，还有一串数字。

柜台里坐着一个很年轻的姑娘，化着精致的妆，工牌上写着她的名字，姓李。

她看我的眼神很公式化，带着一种职业性的审视。

“您好，办什么业务？”声音也像空调吹出来的风，没什么温度。

我把存折和一沓材料推过去，包括我妈的死亡证明，我的身份证，户口本。

我说：“取钱。”

她的视线落在存折上，然后是那些证明文件。

她拿起存折，翻开，手指在某一页停住。

我不用看也知道，那一页上是一个数字：62万。

准确地说，是六十二万零三百四十二块五毛。

她把存折放在验钞机旁边的一个小台子上，又拿起那些证明，一张一张地看，看得特别仔细，仿佛想从那些打印的宋体字里找出什么破绽。

空气里只有验钞机哗啦啦数钱的声音，和旁边窗口一个大爷因为理财产品跟经理争执的嚷嚷声。

我的心跳得很平稳。

我以为我会紧张，或者悲伤，但都没有。

我只是平静地看着她，看着她那双描了眼线的眼睛在文件和我脸上来回移动。

过了大概五分钟，她终于看完了。

她抬起头，把所有东西推回到我面前。

“对不起，先生。”

她的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

“这个钱，您取不了。”

我看着她。

“为什么？”

“规定是这样的。存款人已经过世，您虽然是直系亲属，但没有经过公证的遗嘱或者法院的判决书，我们不能确定您是唯一继承人。您不是本人，这笔钱我们不能给您。”

她的话说得很流利，显然已经对无数人说过同样的说辞。

每一个字都精准地踩在银行规章制度的点上，无懈可击。

我看着她年轻又笃定的脸，忽然觉得有点想笑。

我点点头。

“好得很。”

我说。

然后我收起所有的东西，转身就走。

我能感觉到她在我背后投来的那种夹杂着疑惑和一丝不耐烦的目光。

可能她觉得我会像那个大爷一样，开始大声理论，或者拍着柜台质问她。

但我没有。

我只是走了出去。

推开银行厚重的玻璃门，一股热浪夹杂着汽车尾气的味道扑面而来。

夏天的午后，阳光白花花的，刺得人眼睛疼。

我站在银行门口的台阶上，眯着眼睛看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流，它们像一盒被打翻的、五颜六色的铁皮糖果。

“好得很。”

我又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遍。

真的，好得很。

如果今天，我轻轻松松就把那62万取出来了，那才叫没意思。

那不过是一串冰冷的数字，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

可现在，它被锁在那本旧存折里，被银行的规定、法律的程序牢牢地锁着。

这反而让它变得有意思起来。

它不再仅仅是钱了。

它成了一个任务，一个需要我去解开的谜题。

而解开这个谜题的过程，就是重新走一遍我妈的路。

我回到我妈生前住的那个老小区。

楼道里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潮湿的、混杂着各家饭菜和旧家具的味道。

声控灯在我脚下“啪”地亮起，又在我身后“啪”地熄灭。

我掏出钥匙，打开那扇漆皮已经斑驳的门。

屋子里很暗，窗帘拉着。

空气中浮着一层微尘，在从窗帘缝隙里挤进来的那一道光柱里，像一群迷路的金色小虫子，漫无目的地飞舞。

我没有开灯。

我就站在玄关，让自己的眼睛慢慢适应这片昏暗。

我妈走了有一个月了。

她走得很突然，一个很平常的早晨，去楼下公园晨练，就再也没回来。

心梗。

医生说，走的时候应该没什么痛苦。

我办完葬礼，处理完各种琐事，一直没敢回这个屋子。

我怕。

我怕一推开门，她还像往常一样，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或者戴着老花镜坐在沙发上织毛衣。

可我知道，不会了。

这个屋子，现在只是一个装满了回忆的空壳子。

我需要在这里找到她立遗嘱的证据，或者任何能证明我是唯一继承人的东西。

律师朋友告诉我，如果没有遗嘱，就要去找所有法定继承人，让他们签放弃继承的声明，然后再去做公证。

我妈这边，亲戚早就断了联系。

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理论上，我就是那个唯一。

但我需要证明。

证明“我”是“我”，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我是我妈唯一的儿子”。

听起来像个绕口令，但这就是现实。

我深吸一口气，那股尘封的味道呛得我咳嗽起来。

我开始动手整理。

我从她的卧室开始。

衣柜里，她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每一件都用塑料袋套着，里面放着樟脑丸。

一股浓烈的、属于旧时光的味道扑鼻而来。

我记得这个味道。

我从小闻到大。

小时候，我总抱怨我妈，说她的衣服闻起来像个老古董。

她就笑笑，说：“这样不招虫子，衣服能穿得久。”

她一辈子都在为了“穿得久”、“用得久”而活。

她的衣服，没有一件是名牌。

大多是菜市场旁边那些打折处理的小店里淘来的。

款式老旧，颜色也暗沉。

我上大学那会儿，第一次拿到奖学金，给她买了一件羊绒大衣，米白色的，花了我差不多半个月的生活费。

她收到的时候很高兴，在镜子前比划了半天。

可她一次也没穿过。

她把它用最好的那个塑料袋套起来，挂在衣柜最里面，樟脑丸放了足足三颗。

她说：“太贵了，穿着出门怕弄脏了。”

后来，那件大衣就那么一直挂着，直到米白色变成了陈旧的米黄色。

现在，我把它取下来，抱在怀里。

羊绒的触感依然柔软，但那股樟脑丸的味道，已经深深刻进了每一根纤维里，再也洗不掉了。

就像我妈的节省，已经刻进了她的骨子里。

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除了几张揉得皱巴巴的纸巾，什么都没有。

床头柜，抽屉拉开的时候发出“吱呀”一声抗议。

里面是她的老花镜，一瓶用了半截的护手霜，还有几本健康养生的杂志。

最底下，压着一个小铁盒。

是那种装饼干的铁盒，上面印着一对穿着欧洲宫廷服饰的男女，图案已经有些模糊了。

我打开铁盒。

里面没有遗嘱。

只有一沓一沓用牛皮筋捆着的一毛、五毛、一块的零钱。

还有一些粮票、布票，甚至还有几张几十年前的公共汽车月票。

这些东西，她都留着。

仿佛留着这些，就能留住那些已经逝去的岁月。

我把铁盒放在一边，继续翻找。

床底下，是几个大纸箱。

我一个个拖出来，打开。

里面是我从小到大的东西。

我的第一张三好学生奖状，裱在一个廉价的相框里。

我小学时候的作文本，上面有老师红笔画的波浪线。

我初中时偷偷买的漫画书，她发现后没收了，却没舍得扔。

我高中时穿过的球鞋，鞋底都磨平了。

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她用塑料膜塑封起来，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

所有关于我的东西，她都当成宝贝一样收藏着。

而关于她自己的，却寥寥无几。

我找了整整一个下午，把整个卧室翻了个底朝天。

没有遗嘱，没有日记，没有任何法律上有效的文件。

太阳慢慢落下去，那道照进屋里的光柱，从金色变成了橘红色，最后消失不见。

屋子里彻底暗了下来。

我坐在地上，被一大堆旧物包围着。

我感觉自己像个闯入古墓的盗墓贼，把主人的安宁搅得一团糟，却什么宝藏也没找到。

我有点累，也有点饿。

我摸索着站起来，走进厨房。

打开冰箱，冷藏室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小块姜，已经干得像块石头。

冷冻室里，倒是满满当当。

冻饺子，冻馒头，冻肉。

我妈总喜欢把冰箱塞满，她说这样有安全感。

我在冷冻室的角落里，看到一包用保鲜袋装好的东西。

拿出来一看，是几团已经分好的面。

旁边还有一小瓶用玻璃罐装着的、凝固了的油。

是葱油。

我认得出来。

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妈做的葱油面。

那时候家里穷，没什么好吃的。

我妈就把小葱切成段，放在油锅里慢慢地熬，熬到葱段变得焦黄酥脆，满屋子都是那种霸道的香味。

然后用熬好的葱油，拌上一碗刚出锅的热汤面。

那是我童年里，最顶级的美味。

我把面拿出来解冻，烧了锅水。

等水开的时候，我把那罐葱油放在热水里温着，让凝固的猪油慢慢化开。

很快，厨房里就弥漫开那股熟悉的、久违的香味。

我的眼眶突然就热了。

我一直以为，我早就忘了这个味道。

我上了大学，留在了大城市工作。

我吃过昂贵的日料，精致的法餐，火辣的川菜。

我的味蕾被各种新奇复杂的味道惯坏了。

我以为，我再也想不起那碗简单的、只有酱油和葱油味道的阳春面了。

可当这股味道再次钻进我的鼻子里时，所有的记忆，就像决了堤的洪水，汹涌而来。

我记得，小学的一个雨天，我没带伞，淋成了落汤鸡。

回家的时候，又冷又饿，委屈得直掉眼泪。

我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给我烧了热水洗澡，然后端出了一碗热气腾腾的葱油面。

我记得，初中时和同学打架，被老师叫了家长。

我妈在办公室里一个劲儿地给老师道歉，回到家，她第一次打了我。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晚饭也没吃。

到了半夜，我饿得肚子咕咕叫，偷偷溜到厨房，发现锅里温着一碗葱油面，上面还卧着一个荷包蛋。

我记得，高考前那段日子，我每天复习到深夜。

不管多晚，我妈都会给我下一碗面。

她说：“吃饱了，脑子才转得动。”

那股葱油的香味，几乎贯穿了我整个成长的岁月。

它是我饥饿时的慰藉，是我委屈时的温暖，是我疲惫时的力量。

可我什么时候开始，不再需要它了呢？

大概是工作以后吧。

我开始忙，开始加班，开始有没完没了的应酬。

我很少回家。

每次回去，也都是来去匆匆。

她总会问我：“想吃什么？妈给你做。”

我总是说：“随便，都行。或者，我们出去吃吧，别麻烦了。”

我带她去过很多高级餐厅。

她每次都吃得很少，很拘谨。

她说：“外面的东西，油太大，盐太重，不健康。”

我知道，她其实是心疼钱。

但我总是不耐烦地打断她：“没多少钱，您就放心吃吧。”

我以为，我让她吃上了更好、更贵的东西，就是对她好。

我从来没问过她，她自己想吃什么。

我甚至，忘了问她一句：“妈，您还给我做碗葱油面吧。”

水开了。

我把面下进锅里。

面条在沸水里翻滚，像我此刻的心情。

我舀了一勺化开的葱油，倒进碗里，又加了点酱油。

面煮好了，捞进碗里，拌匀。

我端着碗，坐在客厅的小马扎上，就是我小时候坐的那个位置。

我学着我妈的样子，先把面在碗里高高地挑起来，再落下去，让每一根面条都均匀地裹上酱汁和油光。

然后，我吸溜了一大口。

咸了。

我放多了酱油。

我妈做的葱油面，从来不会咸。

她的手，像一杆最精准的秤，总能把味道调得刚刚好。

我吃着那碗咸得发苦的面，眼泪一滴一滴地掉进碗里。

我这才意识到，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会给我做饭的人。

我失去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能把我的口味、我的喜好，记得比我自己还清楚的人。

我失去的，是那个永远会为我亮着一盏灯、温着一碗面的家。

第二天，我去了公证处。

工作人员接待了我，听了我的情况，给了我一张长长的清单。

上面列着我需要准备的所有材料。

我妈的死亡证明、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

我的出生证明，用来证明“我妈是我妈”。

我外公外婆的死亡证明，用来证明我妈的父母已经不在了。

我爸的死亡证明。

还有一份，需要我到我妈生前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开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证明我是我妈唯一的儿子。

我看着那张清单，感觉像在打一个闯关游戏。

每一份证明，都是一个关卡。

我必须一关一关地过，才能拿到最终的宝藏。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开始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奔波。

派出所，医院，档案馆，街道办。

我每天都在排队，填表，盖章。

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脸色，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方言。

有热情指路的大姐，也有不耐烦地挥手让我去别处问的保安。

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繁琐和漫长得多。

尤其是在查找我外公外婆死亡证明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他们去世得很早，在老家。

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不规范。

当地的派出所说，档案库里找不到记录。

我只能托老家的远房亲戚，去他们当年所在的村委会，找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做一份证人证言，再由村委会盖章。

一来一回，又花了好几天。

在这个过程中，我像一个侦探，在一点一点地拼凑我母亲的过去，拼凑我们这个家庭的历史。

我去了她曾经工作过的工厂。

那是个早就倒闭的国营纺织厂，只剩下一片破败的厂房和锈迹斑斑的铁门。

门口的传达室里，只有一个看门的大爷。

我递了根烟过去，跟他聊起来。

他告诉我，我妈当年是厂里的技术骨干，操作一种叫“龙头机”的织布机，特别厉害。

“你妈那个人啊，话不多，但手上的活儿，没人比得了。”大爷嘬了口烟，眯着眼睛回忆。

“那时候厂里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工资，很多人都走了。你妈没走，她说，她走了，机器就没人会开了。”

“她一个人，守着好几台机器，硬是把一批出口的订单给完成了。厂里给她发了奖金，她都没要，她说，把钱给那些家里更困难的工友吧。”

我听着大爷的讲述，眼前仿佛出现了我母亲年轻时的样子。

穿着蓝色的工服，头发用一块方巾包起来，眼神专注地在嗡嗡作响的机器间穿梭。

那个样子，我从来没见过。

在我记忆里，她永远是那个围着灶台、为柴米油盐操心的中年妇女。

我从来不知道，她也有过那样一段闪光的岁月。

在街道办开亲属关系证明的时候，我又见到了我们家以前的老邻居，王阿姨。

她现在是居委会的主任。

她看到我，很热情地拉着我的手。

“你妈这个人啊，就是太要强了。”王阿姨叹了口气。

“你爸走得早，她一个人拉扯你，多不容易啊。那时候，多少人劝她再找一个，她都拒绝了。她说，怕你受委屈。”

“你上大学那年，学费不是一笔小数目吗？她白天在厂里上班，晚上还去给人家打毛衣，一针一线地给你攒学费。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她家灯还亮着，我过去一看，她趴在缝纫机上就睡着了。”

王阿姨说着，眼圈也红了。

“她这一辈子，没为自己活过一天。她所有的心思，都在你身上。”

我拿着那张盖了红章的证明，走出街道办。

阳光很好，但我感觉浑身发冷。

原来，我所以为的“平凡”的母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竟然那么用力地生活过。

我所以为的“理所当然”的成长，背后是她日日夜夜的辛劳和付出。

而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我甚至，还曾经埋怨过她。

我记得高三那年，班里开始流行用电脑查资料。

我也想买一台。

那时候一台电脑要好几千，差不多是她三四个月的工资。

我跟她提了。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拒绝了。

她说：“家里的钱，要留着给你上大学用。查资料，去学校机房不行吗？”

我当时特别生气。

我觉得她不理解我，不支持我的学习。

我和她大吵了一架，我说了很多伤人的话。

我说：“你就是舍不得钱！你根本不关心我的前途！”

我甚至说：“我真后悔生在这样的家庭！”

她当时什么也没说，只是背过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后来才知道，那段时间，她工作的工厂效益滑坡，她已经被内退了，每个月只能拿几百块钱的生活费。

她没有告诉我。

她怕我分心，影响高考。

她一边拿着微薄的收入，一边还要为我攒着那笔听起来像天文数字的大学学费。

我那台电脑的梦想，对她来说，是多么沉重而奢侈的负担。

可我，却用最恶毒的语言，像一把刀子，插进了她心里。

那天晚上，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她敲了敲门，把一碗葱油面放在门口。

我没吃。

第二天早上，那碗面还好端端地放在那里，只是已经凉透了，油也凝固了。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好像就有了一层看不见的隔阂。

我上了大学，去了别的城市，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我们打电话，说的也都是些“钱够不够花”、“注意身体”之类的客套话。

我很少跟她分享我的生活，我的快乐，我的烦恼。

我以为，这就是成长。

成长，就是慢慢地，和父母的世界剥离开来。

现在我才明白，那不是剥离。

那是我的残忍和自私。

我单方面地，关上了与她沟通的那扇门。

我把所有的证明材料都集齐了，装在一个厚厚的牛皮纸袋里。

去公证处的那天，天气很好。

我把材料递给工作人员。

她一张一张地审核，然后在电脑上录入信息。

最后，她打印出一份公证书，让我签字。

我拿起笔，在签名栏里，一笔一画地写下我的名字。

那一刻，我感觉手里的笔有千斤重。

这不仅仅是一个签名。

这是对我母亲一生的总结，也是对我过去二十多年人生的审判。

公证书要过几天才能取。

我走出公证处，并没有感到轻松。

我心里还是堵得慌。

那62万，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我还是不明白。

她那么节省的一个人，一辈子没穿过什么好衣服，没吃过什么好东西，连坐公交车都舍不得，宁愿走上几站路。

她是怎么攒下这笔钱的？

她攒这笔钱，又是为了什么？

我回到家，继续整理她的遗物。

这一次，我整理得更仔细。

我把她的每一件衣服都拿出来，把每一个口袋都掏一遍。

我把她的每一本书都翻开，看看里面有没有夹着什么纸条。

终于，在书房的一个旧书柜顶上，我发现了一个落满了灰尘的木箱子。

是樟木的。

一打开，那股熟悉的、浓烈的香味就涌了出来。

箱子里，没有值钱的东西。

只有一沓一沓的旧报纸，和几十本大小不一的本子。

是账本。

我随手拿起一本，翻开。

本子的纸张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是我妈的。

娟秀，又带着一种力量。

第一页，记着日期。

是我上大学的那一年。

“9月2日，晴。儿子去大学报到，给了他2000元生活费。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9月10日，雨。给儿子打了电话，他说一切都好。食堂的饭菜不知道合不合胃口。”

“10月1日，晴。国庆节。厂里发了50块过节费。存起来。- 收入：50元。”

“10月15日，阴。去菜市场，今天的青菜便宜，买了五斤。晚饭吃青菜面。- 支出：2.5元。省下：1.5元。”

“11月3日，风。毛线又涨价了。给张姐织的毛衣，可以多赚20块。- 收入：120元。”

……

一笔一笔，一行一行。

收入，支出，结余。

每一笔，都记得清清楚楚。

小到几毛钱的菜钱，大到几百块的工资。

我一本一本地翻下去。

从我上大学，到我工作。

从我第一次谈恋爱，到我第一次失恋。

从我升职加薪，到我创业失败。

我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清清楚楚地记录在这些账本里。

我给她寄的每一笔钱，她都记着，但后面都跟着一行小字：“儿子的钱，不能动。”

她自己的每一笔收入，哪怕是卖废品得来的几块钱，她都小心翼翼地记下，然后存起来。

她的支出，永远只有那几样：菜钱，水电煤气，还有一些零碎的日用品。

我从来没在她的账本上，看到过一笔为她自己添置新衣、或者出去旅游的开销。

她的世界，小得只剩下这个家，只剩下我。

而她的账本，就是她沉默的、却又无比深沉的爱的证明。

我看到，在我工作后，收入稳定了，我劝她不要再去打零工了，好好在家享福。

她口头上答应了。

但在账本上，我看到了真相。

她开始偷偷地去捡废品。

“6月8日，晴。今天捡的瓶子多，卖了12块5。- 收入：12.5元。”

“7月2日，雷阵雨。出门晚了，只捡了几个纸箱子。淋了雨，有点感冒。- 收入：5元。”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疼得无法呼吸。

我给她钱，我以为她会过得好一点。

可她，却背着我，用那样一种卑微的方式，继续为我积攒着什么。

为什么？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翻到最后一本账本。

时间是今年。

她的字迹，已经有些颤抖了。

最后一笔记录，停留在她去世的前一天。

“5月18日，晴。去银行，把最后一笔钱存了。一共是六十二万零三百四十二块五毛。够了。明天去问问律师，怎么写遗嘱。”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我的星星，妈妈只能帮你到这了。”

我的星星？

那是什么？

我愣住了。

这个称呼，很陌生，又有点耳熟。

我努力地在记忆里搜索。

突然，一个被我遗忘了很久的画面，从记忆的深处浮现出来。

那是我上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学校组织去看天文馆。

我第一次，在那个巨大的球形幕布上，看到了璀璨的星空。

银河，星云，流星。

我被那片深邃和壮丽彻底迷住了。

回家以后，我缠着我妈，给她讲宇宙的故事。

我告诉她，我想当一个天文学家。

我想去遥远的地方，看真正的星星。

我妈听着，没有像别的家长那样，说我不切实际。

她只是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以后造一个最大的望远镜，妈妈陪你一起看星星。”

后来，我把这个梦想画了下来。

画在一张图画纸上。

画了一个穿着宇航服的小男孩，站在一座高高的山上，用一个巨大的天文望远镜，看着满天的星星。

那幅画，被我妈贴在了我的床头。

可是，随着我慢慢长大，这个梦想，也像那张已经泛黄的图画纸一样，渐渐褪色了。

中考，高考，我选择了最稳妥、最热门的专业。

工作，我选择能赚钱、有前途的行业。

我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

我早就忘了，我曾经有过一个那么浪漫、那么不切实际的梦想。

我早就忘了，我曾经想去看天上的星星。

可是，我忘了。

她没有忘。

她一直都记得。

我发疯似的冲回我的卧室，那个我曾经住了十几年的小房间。

房间里的陈设，还和我离开家去上大学时一模一样。

我扑到床边，抬头看。

墙上，那张画，还在。

只是颜色已经很淡了，纸的边缘也卷了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揭下来。

在画的背面，我看到了我妈的字。

“我儿子的梦想。20万。”

后面，还有一些别的字迹，是不同时期写上去的。

“天文望远镜，好像很贵。要再多攒一点。”

“听说，去那些天文台，路费和住宿也不便宜。”

“如果他想出国去看呢？要准备更多。”

“60万，应该够了吧？”

……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图画纸，手却在不停地发抖。

这张纸，从来没有这么重过。

它承载的，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梦想最笨拙、也最伟大的守护。

那62万。

不是一串冰冷的数字。

是她一件一件没舍得买的新衣服。

是她一顿一顿省下来的饭菜。

是她一个一个捡回来的瓶子和纸箱。

是她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毛衣。

是她熬过的无数个夜晚，和淋过的无数场大雨。

是她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卑微和坚韧，为我那个被遗忘的梦想，筑起的一座通往星空的阶梯。

而我，这个梦想的主人，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

我甚至，还为此埋怨过她，伤害过她。

我跪在地上，把那张画紧紧地贴在胸口，像个迷路的孩子，嚎啕大哭。

我哭我自己的愚蠢和无知。

我哭她的固执和伟大。

我哭我们之间错过的那些岁月，和那些再也无法说出口的“对不起”。

原来，她不是不理解我。

她比我自己，更懂我。

她用她的一生，守护着我心里那个最纯真、最干净的角落。

她希望，当有一天，我被这个现实的世界磨得疲惫不堪时，还能记得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

还能记得，我曾经，有过一个那么美好的梦想。

几天后，我拿到了公证书。

我再一次，来到那家银行。

还是那个柜台，还是那个姓李的姑娘。

她看到我，眼神里有一丝惊讶。

我把公证书和所有材料，再一次推到她面前。

这一次，我没有说话。

她拿起公证书，仔细地看了看，又和其他材料核对了一遍。

整个过程，她一言不发。

办公室里很安静。

我能听到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沉重，而有力。

终于，她抬起头。

“先生，请您输入密码。”

我伸出手，在密码器上，按下了那串我再熟悉不过的数字。

是我妈的生日。

屏幕上显示：密码正确。

她开始办理手续，打印凭条，盖章。

最后，她问我：“先生，您是需要转账，还是取现？”

我想了想。

我说：“取现。”

她愣了一下。

“六十多万，现金有点多，您确定吗？”

“我确定。”

我要亲手，触摸到这笔钱的重量。

我要感受，我母亲这一生的重量。

她叫来了大堂经理，又请示了领导。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两个工作人员，提着一个黑色的箱子，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们当着我的面，把一沓一沓崭新的钞票，放进点钞机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哗啦啦的声音，响彻了整个银行大厅。

所有人都朝我这边看过来。

我不在乎。

我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红色的纸币，在机器里飞舞。

我知道，那不是钱。

那是我母亲的爱，是我母亲的生命。

手续办完了。

我提着那个沉甸甸的箱子，走出了银行。

阳光依旧刺眼。

但我没有再眯起眼睛。

我抬起头，看着那片被高楼大厦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空。

我知道，在更高、更远的地方，有无数颗星星。

其中有一颗，是我的母亲。

她正在看着我。

我没有把钱存进我自己的账户。

我用这笔钱，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基金。

以我母亲的名字命名。

这个基金，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和曾经的我一样，有天文学梦想，但家庭条件困难的孩子。

我给他们买最好的天文望远镜，送他们去参加天文夏令营，支持他们去追求那些看起来“不切实际”的梦想。

基金成立的那天，我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

我请来了那些受资助的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

我给他们讲了我母亲的故事。

我讲了那碗葱油面，讲了那些账本，讲了那张藏在画后面的梦想。

我讲到最后，已经泣不成声。

台下的很多家长，也都在抹眼泪。

有一个小男孩，大概七八岁的样子，跑到台上来，递给我一张纸巾。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他对我说：“叔叔，你别哭。你妈妈，变成了天上一颗最亮的星星，在守护着你呢。”

我摸着他的头，笑了。

是啊。

她没有离开。

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在我身边。

她变成了光，变成了风，变成了夜空中最亮的那颗星。

她用她全部的生命告诉我：

孩子，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就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

不要因为现实的苟且，就放弃了仰望星空的权利。

后来，我辞去了那份薪水很高、但让我疲惫不堪的工作。

我用剩下的一部分钱，在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山区，建了一个小小的天文观测站。

我买了一台专业级的天文望远镜，就是我小时候画在图画纸上的那种。

天气好的夜晚，我会打开观测站的穹顶，把望远镜对准深邃的夜空。

我会看到月球表面的环形山，看到土星美丽的光环，看到遥远的星云和星系。

附近的村民和孩子们，会经常跑到我这里来。

我会给他们讲宇宙的故事，教他们认识星座。

我会告诉他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几十亿年前的星尘组成的。

我们和星星，有着最古老、最浪漫的联系。

每当有流星划过天际，孩子们都会兴奋地欢呼许愿。

我也会在心里，默默地对我母亲说：

“妈，您看到了吗？”

“您的儿子，没有辜负您。”

“我正在，看着您为我守护的那片星空。”

“而且，我把这片星空，分享给了更多的人。”

我没有成为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

我只是成了一个，为孩子们讲述星星故事的人。

但我知道，我妈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因为，我终于活成了她希望我成为的样子。

一个善良、温暖、心里有光，并且愿意把光分享给别人的人。

那62万，我最终没有留下一分。

但我觉得，我得到了比这笔钱，多得多的东西。

我找回了我的梦想。

我理解了我的母亲。

我也终于，和我自己达成了和解。

有时候，我会给自己做一碗葱油面。

我还是掌握不好酱油的量，有时候会咸，有时候会淡。

但没关系。

每一次，我都会把面，连同汤汁，全部吃得干干净净。

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一碗普通的面。

这是我和我母亲之间，最温暖的连接。

是她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它提醒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永远是她的孩子。

那个曾经坐在小马扎上，吃着葱油面，眼睛里闪烁着星光的，小男孩。

来源：直率香瓜Dx82UJ